汉宣帝时谷价最低，设常平仓，为什么会“民多贫，盗贼不止”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霍光和汉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相关背景：“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实施方案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 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意义 汉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若问西汉极盛时期是什么时候？则首推“孝宣之治”，正如明朝名臣赵秉忠所说“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这个时候西汉在宣帝的励精图治下，呈现出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繁荣景象。而西汉也更是在对外战争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果，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俯首称臣，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统领天山南北，前60年置金城属国定西羌，自此四夷臣服于大汉，“强汉”之名响彻中外。“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这就是宣帝盛世的威名。

可以说汉之强虽始于武帝，却是成于宣帝。较之“汉武盛世”，宣帝的“孝宣之治”则相对更为的繁荣与昌盛，对于百姓来说也更为的安定。武帝一朝虽在军事上碾压周边的所有国家，更是直接面对面击垮了祸乱中原数百年的那个强大的匈奴王朝。但是在经济上，由于武帝的穷兵黩武，“县官大空”、“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等窘境却也始终都在困扰着武帝一朝。

在中后期，武帝虽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意图振兴经济和农业，如实施“代田法”、“盐铁官营”、“改革币制”、“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等。但是西汉国力的下降却已成定局，虽然在武帝一系列的操作下，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但是也未能恢复到往日的荣耀，甚至武帝晚期还出现过“人复相食”的惨剧。

而反观“孝宣之治”，在国家的治理上宣帝虽然依旧秉持着自武帝就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式。但是宣帝始终都不是那么热衷于对外的征战，在位26年，除了在前72年动用16万大军攻打匈奴外，其余的时间几乎从未对外发动过大规模的征战。也就是如此，在宣帝坚持执行“与民休息”的国策下，宣帝年间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更是创下了汉代的最低价。曾经“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繁荣之景在此时可以说又重回大汉。

当然“孝宣之治”的成功不仅仅只是宣帝的功劳，还有那些能臣干吏的功劳。而这其中就包括当时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正是因为耿寿昌所提议设立的“常平仓”，宣帝一朝的边防才得到稳固，社会才得到安定，百姓的生活才变的富足。也正是因为如此，宣帝对于国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才能得到彻底的落实。毕竟事实证明，在边疆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的改革往往都可以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效果如此显著，对宣帝“孝宣之治”有着如此突出贡献的“常平仓”，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政策呢？。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又是如何去实施的呢？

众所周知西汉虽在高祖至景帝这七十余年的“无为而治”下，出现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这样的繁荣景象。但是到了武帝一朝，由于武帝太过于“穷兵黩武”，数十年的对外征战早已将西汉七十余年所积累下的财富消耗一空，“县官大空”的局面更是司空见惯。再加上武帝的对外征战，将士们往往死伤惨重，如漠北一战，五万步骑十去九八，亦如初征大宛，数万大军归国之时仅剩不到一万人，而这样的悲壮的场景则是时常出现在武帝这数十年的征战当中。

正是如此，在那时候大汉各地经常出现“十室九空”的惨烈景象。而随着人口的锐减，再加上武帝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财政匮乏”的汉朝又无力救援，导致西汉的人口数量更是快速下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田地逐渐被荒废，没有了农民种粮，西汉的粮食产量更是锐减。而没有了粮食，百姓食不果腹，也就出现了“人复相食”的局面。

虽然这种局面，在武帝后期重新重视农业生产，并实现“代田法”等土地政策的情况下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无论如何粮食紧缺的问题却也还是始终困扰着大汉。直到昭帝时，虽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但是粮食紧缺的问题却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尤其是长安周边地区，粮食则更为紧缺。

于是在这个时候，朝廷为了解决长安缺粮的问题，就只得从粮食稍微富足的关东地区购买粮食，然后利用水陆路将其运送过来。但是这样做，花费肯定是极大的，正如耿寿昌所说“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想想看要用6万人才能从关东运粮到长安，这其中的花费是如何的高昂，我想谁都清楚。

于是到了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也就是宣帝登基的第20个年头，随着大汉在宣帝“用吏多选贤良”的治理下，百姓逐渐安居乐业了起来，而随之就是越来越多的田地被再次开垦起来，这样粮食也就变的日益富足。再加上大汉自元康年间又接连迎来数年的“岁数丰穰”，这个时候粮食则变的更为的富足了。

于是耿寿昌就借此奏请宣帝“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就是在长安周边的三辅地区，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购买粮食，这样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距离长安较近，且交通也更为的方便，所以只需用一半的人力来运粮就可以了，而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朝廷的开支。

当然耿寿昌之所以会建议从这些地方购粮，除了这些地方距离长安都很近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照顾这些地方的农民。在当时由于全国的粮食都变的充沛了起来，再加上宣帝元康年间又迎来数年的丰收，所以就导致粮食价格下跌的非常厉害，正所谓"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想想看粮价最低的时候一石粮食才值五钱，这样农民又怎么能赚到钱呢？

再加上农民在卖出粮食的时候，往往又会被一些奸商刻意压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一年的辛苦付出得到了往往就只会是"徒劳无功"。而耿寿昌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如果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则势必会出现“农伤国贫”的情况。毕竟谁都知道，如果让农民血本无归，那么来年的田地势必不会再有人去耕种，而如果没有农民去种田，朝廷就收不上赋税，就没有粮食可吃，没有了钱和吃的，你说会怎样？当然就是大汉国力越来越弱，随之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百姓举起造反的大旗，最终大汉灭国。

所以为了杜绝“籴贱伤农，农伤则国贫”情况的出现，耿寿昌就建议在确保长安地区粮食用度充足的情况下。再以高于市场的平均价大量购进农民手中的粮食，这样既可让朝廷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又可确保农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也只有这样，得到回报的农民才能在来年继续有能力的去开垦田地。只有如此，大汉才不会出现"农伤国贫"的局面。

此外耿寿昌与此同时还上奏宣帝，如果同意这个建议，希望朝廷能够拨款在长安周边地区大量设立"粮仓"，借此以备朝廷在大量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的时候，能有足够的地方用来储存这些粮食。

当然这些建议也并不是全无缺点。正如御史大夫萧望之当年劝阻宣帝所说“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也就是如果要完成耿寿昌的这些设想，朝廷至少需要花费近乎2亿的资金。而这些巨额的支出势必都是要朝廷的国库来负责的，虽然耿寿昌为此建议用“增海租三倍”的方法来弥补这个漏洞，但无论如何对于西汉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一旦在实施的过程中，西汉遭遇到外敌的入侵，亦或是自然灾害大规模的出现，恐怕朝廷又会陷入“财政匮乏”的边缘。

但是雄才大略的宣帝却并不在乎这些只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他在耿寿昌提出这个意见后，就欣然应允。之后在不到数月，耿寿昌的办法就收到了“漕事果便”的效果。当然之所以这个办法能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得到成效，这还要感谢宣帝的祖父汉武帝。若不是他在位时，在全国推行的“平准均输”(即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和运输货物)的经济政策，从而让“均输官”遍布全国，不然恐怕耿寿昌的办法也不会那么快的就得到彻底的落实。

此后数月，宣帝一朝呈现出了“国库富足，府库粮食充足"的大好局面。于是这个时候，耿寿昌又趁热打铁再次上奏宣帝，希望效仿在长安的做法于边郡设立粮仓，“以给北边”。同时建议赋予"粮仓"一个全新的职能，那就是“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民便之”，就是在粮食价格低贱的时候大量收购粮食，在粮食价格高昂的时候以平价大量出售粮食，因其有"常平"之意，故取名"常平仓"。后宣帝也随即同意此项建议，自此“常平仓”遂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开始推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

耿寿昌的“常平仓”实际上是借鉴了战国时魏国李悝所推行的“平籴(dí)法”，即由朝廷出面来调节粮价，及调剂粮食的供应。“常平仓”的核心就是“籴”和“粜(tiào)”，先是在市场粮价低迷的时候，朝廷就适当的抬高价格从市面上大量收购粮食，即为“籴”，以此避免“谷贱伤农”。而当市场粮价过高的时候，朝廷就可以将“常平仓”中的粮食低于市场价将其卖给百姓，即为“粜”,这样就可避免“谷贵伤民”。也就是如此，“常平仓”的推行让当时西汉社会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也就在“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的情况下，西汉的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当然“常平仓”的作用远非如此，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让朝廷的粮食储备变得十分的充足。当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之景不但重回大汉，更甚着连边郡所建立的“常平仓”也是“仓廪充盈”。而随着边疆粮草的充足，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边防的稳定，毕竟士兵顿顿能吃得饱饭，也就有了力气去应对各种的战事。

同时因“常平仓”的缘故，西汉的国库收入也得到进一步的增加。实际上我们想想看就知道，朝廷是在丰年的时候收购粮食的，而粮食多了，那么市场的平均价格自然就会低。而到了荒年的时候，朝廷即使是以低于市价抛售粮食，实际上也根本不会吃亏，因为此时卖出的价格也绝对要比在丰年时收购粮食时的价格要来的高。就这样一来一回，朝廷肯定能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也就是如此在那个“以农立国”的汉朝，“常平仓”的作为和效果可谓是非常的突出。朝廷粮仓的储备因它变得日益充足，国家因此得到了安定。农民因它的出现，利益得到了维护，而不再被奸商欺压，生活也越过越好，这样也就有精力在来年继续开垦田地，国家也能在来年继续获得稳定的税赋。城中的百姓也因它无论是在丰年还是灾年都能购买到平价的粮食，而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帮助汉朝做更多的事情，西汉的国力也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边疆的将士也因它的存在军粮变的日益充足，从而有了更充足的体力去应对边疆更多潜在的威胁。

可以说“常平仓”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宣帝所治理出的“孝宣之治”。因为“常平仓”的存在，宣帝时期才不至于出现大规模“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情况，从而也就了保障农民和百姓的利益不会出现太大的损伤。而这样百姓们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替西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西汉的国力因此才变得越来越强大，正所谓“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也就是如此，“孝宣之治”才成为了西汉最极盛的时期。

不过作用如此大的“常平仓”最终还是在元帝初年五年被废除。究其原因在于，它出现了“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端。而那些本来就反对这个政策的儒臣们，也就趁机以“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的借口向元帝提出了废除的建议，最终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平仓”遂被废。当然“常平仓”虽被废，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政策有问题，而在于实施这个政策的那些官员有问题。因为他们滥用国家的权力，贪污国家的钱财，最终才让“常平仓”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更是变成了剥削农民的“帮凶”。

但是实际上“常平仓”这个政策本身对于国家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在国家的维稳上它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西晋立国之后，晋武帝就下诏“复立常平仓”，而随着“常平仓”的建立，那个曾经遭遇百年乱世的西晋天下也逐渐的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就这样直到明清时期，“常平仓”也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常平仓”就在恢复唐朝的经济和社会的安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从以上种种我们就可以看出“常平仓”绝对是利民、利国之策。正如《齐民要术》所说常平仓乃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它在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诸多领域中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它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维护自身统治最不可或缺的经济政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