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人知道中国的存在吗

十七世纪之前，促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原动力，是文艺复兴。

如果说旅行家们和商贾们的游记塑造了中世纪乃至十六世纪西方人的中国观的话，那么，到了十六世纪末，具体而言，到了1583年，随着传教士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他们的著述报道也源源不断地被发回西方.他们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在十七世纪便牢牢地控制了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想象和观念。

换言之，十七世纪之前，促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原动力可以说是文艺复兴；而到了十七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作用占据了上风，救世史思想泛滥一时，西方人对世界的观察几乎无法甩开《圣经》这副有色眼镜，对中国的认识当然也不会例外。甚至于，这副救世史的有色眼镜集中体现在了对中国的认识上。我们在前面说过，中世纪的冒险家一般还只是满足于捕捉些地理上和物质上的新发现，搜罗些奇珍异宝，以作回国后制造趣闻逸事之用。

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探索只能是走马观花，除了惊叹中国外表上的庞大和物质上的富足以外，很难有什么深入而细致的了解，更别说领会和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了。这样来看，对于马可·波罗在中国居留长达二十年，在其游记著作中对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成就的四大发明，尤其是举世闻名的长城，不是只字未提，就是一笔带过，便也不难理解了。

所以，难怪道森道森（Raymond Dawson）称这帮冒险家为"浏览者"（Observer），[1]在道森道森看来，他们只是匆匆而去的过客，追求的是也只是一饱眼福。十七世纪的传教士们就截然不同了。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人皈依他们的宗教。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坚信，中国人也会信仰基督教的真谛和普遍价值。为了实现其传教和救世的宏伟目标，他们自觉首先必须深刻而全面地了解中国及其内在文化。

为此，他们刻苦钻研中国文化典籍，深入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在此基础上，他们撰写了大量的书简、回忆录和论著。尽管他们的资料往往受到护教和宗教感化之成见即救世史思想的启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曲解，甚至他们自身也常常被斥责为"文化间谍"，但是，他们努力登堂入室，主动地接触中国文人，积极地研习中国经典，有意识地去领会中国文化的真义，并向西方介绍这个神秘的国度及其文化等行为，无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或者说，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传教士们"与文人阶层相结合，以欧洲科学影响他们并由此而从他们中获得前来中国传播真正上帝教义的人必不可少的权威，学习他们的知识传统以便能根据它们表现得与基督教真谛相吻合还是相悖而利用之或反对之"，[3]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布教策略。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不管传教士们主观上的动机如何，客观上正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的儒教、道教、瓷器、园林、艺术等各方面的文化成就才被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了西方，从而在他们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掀起了一股"东学西渐"的逆流，并造就出一个以救世史思想为依据，充满了《圣经》情调的中国形象，开创了中西文化关系的新篇章，也揭开了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的真正序幕。

文艺复兴导致了人文主义的滥觞，新大陆的发现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使天主教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不改革显然难以为继。于是，在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46）两位领袖的领导下，宗教改革运动蓬勃开展了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席卷了整个欧洲。

宗教改革运动提倡"因信称义"，即信徒可以不通过教会的神职人员，直接和上帝进行沟通。很显然，宗教改革运动的目的是要解决宗教的超验性与不断膨胀的世俗的个体性和主体性之间的尖锐矛盾。换个角度看，宗教改革并不是想彻底地推翻天主教，动摇其信仰的权威，而是要求天主教放弃其绝对超验性和神圣性，迎战世俗大潮中日益张扬的个体的要求。

宣传这种教义的结果只能导致天主教会发生分裂，削弱（而非颠覆）教皇的权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天主教进行了一次"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其目的是要在教会内部进行一次整顿，以便与宗教改革运动相抗衡，维护教皇的绝对权威，挽回教会在地域上和思想中的巨大损失。为了实现这种自我改造和自我强化的目的，天主教对内实行严厉的镇压，企图消灭异教徒；对外积极进行传教，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The Society ofJesus）便应运而生，并且充当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急先锋。耶稣会正式成立于1540年，其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伊格纳修·罗耀拉（Ignatius deLoyola，1491—1556）。

从历史角度来看，"耶稣会"的反动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也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一，耶稣会重视知识，提倡教育，创办了许多耶稣会学校，培养了一批名人学者。其二，耶稣会重视国外传教事业。在传教的过程中，将基督教以及西方的文明科学传播到全世界，同时也将非西方世界的文明顺便带回了西方。

因此，我们虽然丝毫不能否认，在耶稣会士传教活动背后作祟的是"为基督教征服全世界"[4]的救世史观念，但我们也绝不能无视耶稣会士传教活动所带来的客观的历史作用，那就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之西传的巨大促进作用。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是以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忽略（Francois Xavier），于1552年到达中国广东省的上川岛为开端的。沙忽略本来是受罗耀拉的派遣到印度去担任"教廷远东使节"的，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改道去了日本。

沙忽略发现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也唯中国是称，因此，他感到要想在日本传教最好先感化中国，于是他设法前往中国，于1552年8月到达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海禁严厉，沙忽略虽百般努力却始终无法进入中国内地，最后在绝望中病逝于上川岛。尽管沙忽略未能实现其传教中国的宏愿，但他毕竟认识到了中国在传教事业中的特殊地位。

因此，他实际上开了耶稣会传教中国的风气，被誉为"远东开教之元勋"。随后，耶稣会传教士不断进入中国。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3年进入中国。总的来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盛于十六到十七世纪，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时代达到了高潮。

我们这里无意于追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而是试图透过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来考察中德文化在十七世纪的互动关系。就中德文化关系，特别是就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是以下三位：利马窦、卫匡国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和汤若望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其中，利马窦和卫匡国卫匡国对德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影响更为深远。先来谈谈利马窦。利马窦既不是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先驱者，也不是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

之所以要在这里着重介绍他，主要是由于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利马窦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奠定了基业。正如法国学者伊莎贝尔·席微叶（IsabelleVissi-ère）和约翰-路易·席微叶（Jean-LouisVissi-ère）所说，利马窦是"传教事业中的勇敢改革者。

他在中国的长期居住期间，为耶稣会传教区确定了一直保持了两个多世纪的基本方向、一种传教政策、一种很高的科学水平、一种灵活的适应中国习俗的做法"。[5]概言之，利马窦替耶稣会创立了一种布教策略，促使其在华传教顺利而迅速地发展。其次，利马窦开创了中世纪晚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或者说，利马窦实际上是结束中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盲目和蒙昧状态、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景观的关键人物。因此，称之为"最有智慧的文化交流使者"，或许不是过誉。要不然，也不会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利马窦才堪称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

公元2世纪，罗马人包撒尼雅斯在他所著的《希腊志》中提到过一种生物：“他们（赛里斯）国内生存的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塞里斯国是公元6世纪之前古希腊人对中国的称呼，那么“赛儿”这种神奇的小动物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古希腊人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其文化构建了整个西方世界。古希腊的社会形态、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中国文明同样是一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那么，这两大中西文明，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在古希腊人眼中，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文明的呢？

▲古希腊文明遗址

01

两汉之时，西汉时期的张骞和东汉时期的班超都曾经出使西域，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便由此开启。也同时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对后来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其实中西方之间的丝绸交易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后来在考古和各种古代文献的记录中，可以得知，早在丝绸之路开启之前，中西方便已经有了丝绸交易。

1993年，一篇名为《古埃及丝绸的使用》的文章发表于《自然》杂志，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些关于丝绸的事，一具被发现于埃及底比斯的女性木乃伊的头发上发现了一块丝绸。而这具木乃伊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大约在公元前八、九世纪成书的古希腊经典《奥德赛》中也有一段关于丝绸的描述，说明那个时候，已经有丝绸从中国传到了西方世界。因为至少在公元6世纪之前，丝绸只有中国才有。

▲中国丝绸

02

所以古希腊早已知道东方存在一个盛产丝绸的国度，根据西方一些文献和史料记载，在古希腊人眼中的中国，非常“神奇”。古希腊人先以丝绸为名，给中国起了个名字——赛里斯国（Seres），也就是“丝国”的意思。虽然西方人十分喜欢丝绸，但那个时候要到中国实在太过艰难，

古希腊人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见过中国人，但是由于对丝绸的喜爱，将中国和中国人描述的十分神奇，甚至可以与神族媲美。

希腊人曾对塞里斯人作出这样的描述：他们远远比普通人高得多，大约身高有6米多，长着红色的头发，碧绿的眼睛，说话声音无比洪亮，而且赛里斯国人的寿命都超过了200岁。这样的身高和寿命真是跟神仙也差不多了。

▲古希腊人画像

在同时期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评价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希罗多德认为中国位于“北风以外”，在希腊人的神话中，北风以外的人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由此可见，当时虽然没有人见过中国人，但是由于丝绸的影响力，中国人在古希腊人眼中不但神奇，而且给予了非常夸张的赞美之词，现在的中国人看到了恐怕都要脸红。

03

在西方文献中，最早到达赛里斯国的记载，是在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中，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马其顿商人曾经派遣使者到达过赛里斯国。而非常幸运的是，这一次到访在中国的史书中也得以记录，《后汉书·和殇帝纪》中记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汉朝皇帝仪仗

虽然在公元2世纪已经有东西方人的直接接触，但是一直到4世纪，希腊人对中国依然有着深刻的误解。

公元4世纪的历史学家马尔赛林这样评价中国：“赛里斯人不喜欢进行战争，也不懂使用武器。他们最喜欢做的事便是安静的修身养性，赛里斯人非常容易相处。”甚至连塞里斯国的气候在马尔赛林笔下也可以形容为“月亮是外国的圆”，马尔赛林认为，中国即使刮风都不是凛冽的寒风，而仅仅是微风拂面。

马尔赛林的这些描述其实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普遍认识，这可能就是由于距离产生美。古希腊人对中国的想象无比美好，就连对蚕丝的蚕也有诸多发挥。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认为丝是生长在树上的，更有一位叫做波金尼阿斯的希腊地理学家，对蚕作出了极其详细的想象。

他认为丝是来自一种名叫赛儿的小虫，像蜘蛛一样长着8条腿，外形像一只大甲虫，波金尼阿斯甚至连这种赛儿的寿命、食物和死亡方式都一一描述详细，其想象力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丝绸的原料：丝茧

结语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眼中都是优雅而富足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汉唐时期中国文化和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顶峰，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强国。但从明清时代开始，中国便渐渐落后于西方，乾隆时期乔治·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中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