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能在自己的地盘任命刺史吗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大帝国之一，并且创造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引得无数文人骚客对于唐朝的思慕。但是唐朝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统治力度持续下降，藩镇割据，节度使掌权，对于唐代的中央统治莫过于一个灾难。那么唐代的藩镇究竟在当时的统治上算一个怎样的地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作用或影响？
一、唐代藩镇的历史地位究竟是怎样？
1、唐代的藩镇在经济上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中央的控制力度较弱
唐代的藩镇问题，一直是研究隋唐历史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唐代后期的藩镇问题正是前期的统治的一些疏忽而导致的最终结果，换句话说，唐代的藩镇问题在后期愈发不可收拾就是唐朝前期统治疏忽的反映，只不过在后期问题被暴露了出来。
唐朝原来实行的经济模式是“租庸调制”，也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按人口来分得土地；在军事上采取府兵制的模式，将军事责任划作人民的义务，采取“兵农合一”的政策。
唐朝质素一采取此政策，是因为在统治前期，的确需要平分土地来获得生产力的快速恢复，毕竟前期的战争实在是太过于频繁，对于经济上的额破坏也是异常严重。况且之前的北魏曾经运用过此制度创造了北方的经济黄金发展时期，综合上述，唐朝的经济制度采取此制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在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统治政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统治者并没有及时发现，故此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叛乱，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力强盛，统治力度较强，矛盾并没有很明显，故可以平定叛乱。
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迅速发展，使得唐朝原来的额统治问题暴露无遗。在地方上，节度使开始掌握主要的权力，运用中央给了军事独立权大肆发展自己的实力，其中就包括经济实力。之前的均田制因为唐朝统治力度的减弱以及不合当时的主要生产潮流，故被节度使抛弃。
当时的地方兴起了大土地的兼并，实行屯田制度，大部分的田地几乎都是在节度使的间接控制之下，有点像庄园的模式。“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京城邸第,田园水磑,利尽上腴”，“占良田数百顷，帝……目为多田翁”，“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际。”。
之前的地主因为实力的不够或者节度使的军事逼迫，使得大量的土地被迫送到节度使的手中。节度使对于中央进行财政方面的谎报，在地方上对于农民进行无限的剥削和压迫，以此基础上的物质资料来筹集节度使的军事等各方面的筹备。
2、唐代的藩镇在军事上属于完全的独立个体，不受中央的约束，有时候可以与中央对抗
不仅在经济上呈现与中央“不挂钩”的场景，就连军事上也是不与中央有较大的联系（表面上的联系还是有的，毕竟古代中国的正统意识太过于浓厚，体现在各个方面）。军事上，地方上有专门的牙兵，此等牙兵一开始其实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以及平定安史之乱的，但是发展到后来成为了地方统帅的私家军队。
在平定安史之乱后，统治阶级并没有及时去处理相关的问题，而是去对于安史之乱，进行功劳划分，导致此问题被耽搁了下来，进而“发酵”到不能挽回的地步。
其实在唐朝前期，就对于军队的管理制度并不是很严格，仅仅是在布置上做了明确的划分，对于实际的统治效力的分权平衡并没有很好的决策，以至于后来唐朝自身的军事人才不够用，还大肆招进外族人，后来的安史之乱不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外族人做的吗？所以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存在军事上的问题。
在安史之乱时期，节度使为了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军队的掌控性较强，以至于军队中的私人关系很快发展起来。
发展起来的军队为了避人耳目并且也加强统帅和士兵的关系，通常统帅都会将收下来的士兵名义上归为义子，这样以来即用了传统的血缘关系来巩固统帅与士兵的关系，也有了很好的借口去应对中央（虽然此时中央的实力大不如前，甚至有个别藩镇可以公然对抗，但是面子上的东西还是要做全的，毕竟唐王朝并没有真正灭亡）。
但是由于节度使太过依赖于牙兵，节度使并不能对于牙兵形成很好的控制，故此在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中，牙兵通常能够决定统帅的命运，对于统帅的位置争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来实现。
另外，除了实际的战斗劳动力——牙兵以外，还有一些战场上的脑力劳动者——藩镇统帅背后的幕僚，通常来说，藩镇统帅背后的幕僚集团都是无比庞大的，因为有无数的藩镇相互竞争，只要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被其他的藩镇给兼并掉，中央此时由于没有完全的控制力，故往往都是选择沉默或者默许的态度。
为了在混乱的局面中获得自己的优势，或者了解到别人的劣势，藩镇统帅都会拥有庞大的幕僚集团来出谋划策，有点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格。这群幕僚的出现也验证了地方军事上的独立性，地方“文臣武将”都拥有了，明显的官僚体系已经有了，地方的军事独立性也就明显了。
二、唐朝如此严重的藩镇割据带来了哪些作用？
1、阶级上升空间扩大，阶级之间的流通性增强
说起唐朝的藩镇割据，一般出来的都是消极作用，其实唐朝的藩镇割据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只不过消极作用仅仅只是对于唐王朝或者封建统治上来说。唐朝的藩镇割据在很大意义上扩大了阶级上升的空间，增强了阶级之间的流通性。隋唐时期虽然创造了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度并没有很大程度上实现其作用。
当时的科举制度由于是刚刚创建，很多地方都是不完善的，所以唐王朝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传统的一些恩荫和一些特殊的政策都是当时官僚选拔的主要工具
就算在已经实现的科举制度下，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从魏晋南北朝的家族观念中转变过来，科举中进士，也仅仅只是获得了做官资格，对于能不能真正做官，实际上还是要看传统关东陇西门阀家族的同意。
所以就算唐朝的意识形态通过后面生产力的提升逐渐转变过来，但是也要看实际存在陇西门阀家族对于此事的态度（明显不同意呀，谁愿意将自己手中的利益拱手让人）。
但是在唐朝后期，尤其是藩镇割据时期，传统的门阀家族早就已经腐朽，对于急需要新兴血液注射并存活下去的唐王朝来说，门阀家族不再是官僚的优先之选，统治者逐渐将目光放在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上。
此时不必看门阀家族的眼色，因为门阀家族由于过长时间的优越性，导致后来的家族内部腐朽，家族势力衰退，完全和唐朝前期的家族控制力不是一个档次的。由于官僚阶层的需要，统治阶级放宽了官僚的选拔标准，尤其是官僚家世门第的标准，使得大量的社会中下阶层人士大量涌入了当时的官僚阶层。
另外，除了中央需要一定的官员以外，地方上的节度使为了自己占有优势地位，需要“养士”，所以对于官僚的需求在不断上升，给了大量有能力的人绝好的机会。
并且在地方上为统帅办事，一旦有了明显的成绩就可以得到提升，这样的提升可要比在中央要快得多。当然，武官的选拔也是如此，不看家世，仅仅看能力大小，能者胜任。所以在藩镇割据时期，社会阶层在大量流动，为原本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无疑增大了其统治时期。
2、推动商品经济发展
原来的唐王朝采取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但是在地方藩镇上，很少有统帅实行此政策，很简单，物质严重缺乏。原来的唐朝可以实行此政策，是因为唐朝有全国的土地为其产生物质，物质肯定跟得上需求。
在地方藩镇上，本来藩镇就不大，并且这些年来的战争对于生产生活的破坏，使得地方上的生产力也往往不如之前，加上战争还在继续，所以对于物质的需求必然是急迫的。

　　放眼，不能不捕捉这样一个断面——藩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朝特色的历史现象。然而这个现象的褒贬之论，怎样评述呢？是毒瘤还是抵御外敌的堡垒？要辩证地看，更要客观地解读，功过是非都清晰地刻印在历史的碑石上。 >“武器”的开发和“武器”的异化世界上的事物都无法摆脱自身的两面性，藩镇割据也不例外。藩镇是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决当时社会危机和边疆危机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武器”发展到最后却成为颠覆皇权的因素。 >应景而生唐开元天宝年间，迫于当时的边疆形势，设立了缘边节度使。 　 　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 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唐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 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十六都督府、七十二州、一百一十县。最后，在显庆五年讨伐百济，总章二年平高丽，达到了巅峰状态。在这段时间，征讨是由行军总 管和大总管统领部队临时出征，事毕则解。所以杜佑说“……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 不虞而已”（参见《通典·兵典·总序》），和后来的缘边重兵的节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 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唐廷的目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从七世纪后期，唐廷对吐蕃连续两次惨败，甚至在仪凤三年时大将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怪重。从此时开始 才“少发兵募，且以备边”，“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到了武后时期，狄仁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要者， 莫若令边城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武威”。定远以及东中西受降城都是在此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由于奚和契丹在679年受到突厥的煽动诱惑，侵袭州 县，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和大同军镇之。特别是自奚和契丹号曰两蕃之后，唐廷多次调发大军与战，却是每战皆北，于是更加紧地方边区的军镇建设。范阳的清来 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都是此时陆续设置的。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唐朝内部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所以对外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此 外，就是都督府州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长足发展，使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到了玄宗年代正式设立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势的延伸。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八个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而且由于四面受敌，唐朝开始收缩战线，对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和奚晋封为王并施行和亲政策，以腾出兵力对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 　 　而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到安禄山反叛，便成为唐朝最难堪的时期，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北有突骑驰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 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再度“和亲”，但契丹、奚竟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 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军资，故范阳军能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其余边疆形势也不乐观，因此自开元以来，戍边军镇 日多，这些军镇设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行军留镇，一种是派兵镇守。天宝元年时期，缘边军镇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募兵制的抬头，军队素质也 随之变化，军队对将领有了更多的依附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系，就是这么逐渐演变，逐渐形成了节度使制度。 > 这时的节度使，均用忠厚名臣，并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高者则往往入朝为相，如、李、刘仁轨、郭元振等等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央对 边镇的控制，防止边将拥兵过重，尾大不掉。到了唐玄宗，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 　 　节度使在初期所统领的军队主要还是府兵和兵算等征点制军队，只是当边疆逐渐增设久镇长驻之兵时，它所统领的军队素质才为之一变。但就其权限来说，仍基本 上未超过唐初的都督：“都督掌管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只是节度使作为诸军统帅，所领兵更为众多些罢了，人们往往把节度使兼支度 营田使看成是“有其财赋”的证据，实则不然。支度使是管军资粮购的事务官，“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 准”。支度使由节度使兼任时，一般由副使、判官主其事。屯田或营田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供应问题，“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绝则没屯田，以益军储”。这种办 法自汉代已然，不足以说明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仅仅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费开支而已，而军资的支付则必须以中央度支所定“长行旨”为准。 这里就出现了采访使这一概念。 >采访使全称采访处置使，始置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身是唐初不时派遣的巡察等使。贞观十五 年，分天下为十道，朝廷巡抚使、存抚使的派遣络绎不绝，由于位轻职微，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在景云二年（711年），朝廷设置二十四都督府，每 个都督府相当于省长的地位，但由于考虑到权柄太重，容易造成太阿倒持的状况，所以这一实行办法还是搁浅了。但是由于领土内人口的急剧增加，所以在开元二十 一年（733年），关于设立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张九龄奏请设立了十五道采访使，朝廷要求采访使“准刺史例入奏”。到开元末年，采访使的 权限已经是“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了。 >初期的采访使是没有军队的，政权与军权没有合二为一，一样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天宝年间采访使和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常常是一个地区又有节度使又有采访使。但是随着边疆战争剧烈化，多元化指挥难以胜任，于是终于出现了采访使与节度使逐渐归一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