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理解施蛰存的《将军的头》

《将军的头》

花惊定是汉人的将军，他的祖上却是吐蕃人，他分明去戍边。他的汉人手下很散漫，不守军法，有个试图进女孩儿屋里的武士，将军派人杀了他，卸了他的头。但面对少女时，将军自己也心生邪念，被自己的军法约束了，少女明言拒绝。后来来了汉人，卑鄙贪婪想抢这个镇子，忽然吐蕃军来了，将军为了保护少女让吐蕃人砍了头，吐蕃人同样没了头。终于，少女在河边见到一个无头武士，一言既出，将军便死了，真正让将军死心的人正是他千方百计保护的人。我觉得这并不能称为讽刺，少女态度明确的情况下，豁出性命的保护不过是单方面的行为，见过以心换心的，从没见过以命换心的。

《梅雨之夕》

我在梅雨之夕撑伞送一位让我心动的女子回家。中间铺陈了大段的思想独白和对少女一举一动的自我猜度，或价值后，我骗妻子说路上遇到了朋友，也饭也吃得很少。此后又遇一女子，江南苏州人，自称姓刘，我固执地认为她就是当年的好女子。梅雨之夕，江南温婉，女子窈窕，是一种邂逅爱情的佳境，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你婚内出轨的理由。

《春阳》

婵阿姨在银行锁了保管箱，年轻的行员正对着她瞧。她心里一动，走到街上去，忽然发现自己这样苍老，不幸福。她精打细算去了冠生园吃了便宜的饭，总觉得旁边一桌的一家三口在打量她，在同情她，她心里失了勇气去打招呼。当一个有着文雅的手的年轻人没有在她对面的空位上坐下时，婵阿姨不满了，怕了，转眼间想到自己的保管箱没有锁，战战兢兢地观察后放心了，但年轻行员的称呼“太太”，称艳服女人“密司”，她赶到愤怒，被侮辱，出了上海银行的大门才发现，春阳不再，阴沉沉的天色显出要下雨的预兆。故事看是很好看的，也新颖，但是题目不太扣文，总是与人物搭不上边儿。

《鸠摩罗什》

自以为德高尊行的鸠摩罗什在经历一段与龟兹王女的孽缘后，来到了东土，遇见了重多纷繁的人世牵引，他的心不再安静下来，回不到修行人该有的心境了。谈到高僧，很难不将玄奘拿出来作比，玄奘大师不是《西游记》里懦懦无能的唐僧，他的勇气和意志力以及西行路上遭遇的种种磨难都不是一个小说人物的几句“悟空救我”比得了的，而与鸠摩罗什相比，唐僧唐长老的信念又略高一筹，所以依我看，鸠摩罗什是高僧中最像人的一位。

《石秀》

石秀因替杨雄教训了张保一顿，住到了杨家，但又一心惦记着神行太保所在的梁山泊。时日一久，石秀被杨雄的妻子吸引，虽有歪念，但顾及潘巧云是杨雄妻子的身份，没有行动，他的心思被潘巧云看出来了，并且主动勾引石秀，幸而石秀目光触及到大哥杨雄的东西，未曾就此放任自己。后来，石秀又发现潘巧云和一和尚勾搭在一起，心下失望愤怒又后悔，便找了一个粉头，行动间弄伤了女人的手，引起了石秀的变态心理。潘巧云和和尚通奸，石秀向大哥告发，不料女人却反咬一口，他便杀了和尚，也想杀了潘巧云。过了风头，石秀和大哥清楚了潘巧云的肮脏行径，杨雄亲手杀了并且肢解了潘巧云，让乌鸦吃了潘巧云的心脏，石秀心里变态地感慨，这一定是很美味的吧。这篇小说取材于历史，不过看到最后着实有些接受不了，血腥残忍又恶心，完全不像其他中规中矩的作者，并且每个角色都很招人嫌弃的，这或许也体现了作者的功力？还是说，作者本人的行个礼也隐藏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恶性因素？

《在巴黎大戏院》

心理分析类型的小说太无趣啰嗦了，通篇都站在上帝视角叙述分析男主人公的心思，试图暴露出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负和自卑，对我来讲，这种小说太缺乏吸引力了。

《上元灯》

我借着看灯的缘由去看她，去之前换了新的杭绸浅色皮袍。她扎了一盏精致的玉楼春，我约定元宵后来取，谁料再来时，那盏灯被她的表哥硬要去了，我又听说她表哥想娶她，虽然被她坚定拒绝了，但我还是很伤心。十五日，我应她邀请去吃元宵，她领我去闺房将一架淡青纱灯给送给我，我得到她的允爱，很光荣地回家了，穿着旧衣服。

按我所想，这段充满东方温柔气息、古典气质的故事并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也许她也会和子君一样，困死在茶米油盐里。

施存蛰,，小说家。他的小说想象丰富，是现在的作家所缺少的，确实值得一看。著有《唐诗百话》、《西行日记》等书----

摘自《唐诗百话》---《唐诗百话》

作者:施蛰存

1王绩：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龙门)人。隋大业末，官为秘书正字。因不愿在京朝任职，就出去做六合县丞。天天饮酒，不理政事。不久，义兵四起，天下大乱，隋朝政权，有即将崩溃之势。他就托病辞官，回到家乡。李唐政权建立后，武德年间，征集隋朝职官，以备选任。王绩还应征到长安，任门下省待诏。贞观初年，因病告退，仍回故乡，隐居于北山东皋，自号东皋子。王绩与其兄王通，都不热中于仕宦。王通隐居讲学，为河汾之间儒学宗师，著有《文中子》。王绩以诗赋著名，其文集名《东皋子集》。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统一了中国。南北两个文化系统，逐渐趋于融合。但是杨坚的政权，被他的荒淫无度的儿子杨广断送了。统一的新文化,没有来得及发展。在初唐的几十年间，唐代文化，特别是文学，基本上是隋代的继续。
王绩生于隋末唐初，文学史家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代诗人。我们现在选讲唐诗，也就从王绩开始。《野望》是王绩的著名诗作。这首诗一共八句，每句五字。古人称一个字为一“言”，故每句五字的诗，称为五言诗。第三句和第四句词性一致，句法结构相同。第五句和第六句也是词性一致，也是句法结构相同。这样形式的结构，称为“对字”，或称“对偶”、“对仗”。每二句称为一联。词性一致的对句，如“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称为“对联”。上、下二句不对的，如“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和“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都称为“散联”。每一联末尾一个字，都是“韵”，或称“韵脚”。这首诗第一联末尾是“依”字，于是以下三联末尾一字就必须用与“依”字同韵的字。
按照这样的规律结构起来的诗，称为“五言四韵诗”。后来称为“五言律诗”，简称“五律”。我国古代诗歌，最早的是《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四言诗。其后有了以六言句为主的《楚辞》。汉、魏、南北朝诗才以五言为主。这些古诗，都不在声、韵、词性、句法上作出严格的规律。因此，在唐代以前，还没有“律诗”。王绩这一首诗是最早的唐代律诗，但在王绩的时候，“律诗”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故一般仅称为“五言四韵”。
这首诗是作者在故乡北山下东皋上傍晚眺望时有感而作。东皋，即东边的高原。第一句“东皋薄暮望”，说明了诗题。地：东皋，时：薄暮，事：望，全都交代了。这种表现方法，叫做“点题”。五、七言律诗的第一句，或第一、二句，通常都得先点题。第二句是说出作者在眺望时的思想感情。如果从字面上讲，对照上一句，他是觉得转来转去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但这样讲却是死讲、实讲。他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而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物。一方面是没有赏识他的人，另一方面是没有他看得中愿意去投奔的人。因此，在社会上“徙倚”多年，竞没有归宿之处。这是活讲、虚讲。诗和散文句法的不同，就在这里。在散文里，“徙倚”必须说出在什么地方，“依”必须说出依的是什么对象：是人物还是树木或山石。象这一句诗，不增加几个名词是无法译成散文句的。因此，散文句子绝大多数不会有双关意义。
第三、四句，即第二联，描写眺望到的景色。每一株树都显出了秋色(树叶的黄色)，每一个山头都只有斜阳照着。这也还是按字面死讲，而其含蓄的意义却是：眼前所见尽是衰败没落的现象，不是我所愿依靠的和平、繁荣的世界。
第三联是描写眺望到的人物。牧人赶着牛羊，骑马的猎人带了许多狩获物，都回家去了。
第四联就接上去说；这些牧人和猎户，他们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们，彼此都没有相识的人。于是作者写出了第八句。在一个衰败没落的环境中，又遇不到一个相识的人，便只好放声高歌，想念起古代两个隐居山中、采野菜过活的伯夷、叔齐了。
一首律诗，主题思想的表现，都在第一联和第四联。第二联和第三联，虽然必须做对句，较为难做，但在表达全诗思想内容，并不占重要的地位。我们如果把这首诗的第二、三联删去，留下第一，四联，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并没有重要的缺少：
东皋薄暮望， 徒倚欲何依。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你看，这样一写，第二句的“依”字更清楚了。作者所要依的肯定是人，而不是树木山石。
学习一切文学作品，必须先了解这个作品及其作者的时代背景。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有一个成语，也可以说是文学批评术语，叫作“知人论世”。要了解一个作家之为人，必须先讨论一下他所处的是个什么时世。但是，了解一个作家的时代背景较为容易，这个作家的传记资料愈多，我们对他的“知人论世”工作便愈容易做。至于一篇作品的时代背景，就较难了解。因为一个人的时代背景是几十年间的事，一篇作品的时代背景，可能只是作者的一小段生活环境。对于一个诗人，我们要知道他的某一首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除非作者本人在诗题或诗序中自己交代明白，否则就很不容易明确知道。
王绩身经隋唐二代，对于他这首待，似乎必须失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才能了解它针对的是些什么。著《唐诗解》的明人唐汝询说：“此感隋之将亡也。”这样，他是把此诗的写作时间定在隋亡以前。这样，第二联就成为比喻隋代政治的没落了。清人吴昌祺对唐汝询的意见，表示异议，在《删订唐诗解》中加上一个批语：“然王尝仕唐，则通首只无相识之意。”唐汝询以为王绩感隋之将亡，因而，为了忠于隋代，有效法伯夷、叔齐，归隐首阳山之志。吴昌祺提醒了一句，王绩也做过唐代的官，不能把这首诗理解为有隐居不仕之志。唐汝询以“长歌怀采薇”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吴昌祺则以为诗的重点在“相顾无相识”，“徙倚欲何依”。何文焕在顾安的《唐律消夏录》中增批了一句“王无功，隋之遗老也。‘欲何依’，‘怀采藏’，可以见其志矣。”这样讲，就把诗的写作时间定在隋亡以后，而以为王绩是隋之遗老，所以赋诗见面表示要做一个“不食周粟”的隐士。
许多著名的唐诗，历代以来，曾经许多人评讲。同一首诗，往往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关于王绩这首诗，我选取了三家的评论，以为代表。何文焕的讲法，显然不是可取的，因为王绩在唐代做过门下省待诏、太乐署丞，虽然没有几年，已不能说他是隋代的遗老。至于他在贞观初年，已经告老回乡，这里很可能有政治上的利害得失，史书没有记录，我们就无从知道。
我以为这首诗很可能作于隋代政权将亡或已亡之时。但王绩并不效忠于这个一片秋色和残阳的政权。他的“长歌怀采薇”是为了“徙倚欲何依”，是为了个人的没有出路。待到唐皇朝建立，李渊征集隋代职官，王绩就应征到长安出仕，可见他并不以遗老自居。
我这样讲，完全是“以意逆志”，没有文献可以参证。但是恐怕也只有这样讲法，才比较讲得通。

一九七八年一月四日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 施蛰存
[1]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后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情状。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并因此中止了与舞厅老板签订的合同，也拒绝陪客人跳舞。恰在此时，她的情人破了产。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又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舞客打电话，陪笑脸，表示不再拒绝对方的邀请。素雯的前后变化，决不是她个人的品行不端，而是由于生活的折磨，她不得不去食自己泡制的苦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编辑本段活动年表
1905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水亭址。 1913年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 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戴望舒
1923年入上海大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撰《苹华室诗见》首次以施蛰存署名。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 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 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与戴望舒等合编《文学工场》、《无轨列车》，发表《妮侬》、《雨》等小说、新诗。 1930年与戴望舒等编《新文艺》月刊，刊载《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等小说，心理小说《将军的头》。 1932年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发表《创刊宣言》、小说《残秋的下弦月》、散发《无相庵随笔》等。短篇小说集《李师师》出版。 1935年应聘上海杂志公司，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主编《文饭小品》六期，编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译德国小说家格莱赛《一九O二级》，译美国里德《今日之艺术》出版。
1939年任教云南大学，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 1943年任教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札》等教材。 1952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1954年《轭下》新版于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1年编撰《后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 1963年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三国志征碑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北山楼碑跋》。 1964年编撰《云间碑录》等，续撰《北山楼碑跋》，辑录《金石遗闻》、《宋金元词十遗》。 1974年撰作《浮生杂咏》，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8年撰着《唐诗百话》，续撰《北山楼词话》。 1980年主编《百花洲文库》，译法国象征派诗人庞维尔、达尔尚、马拉尔美、孟代思、韩波散文诗编为 北山谈艺录续编
《法国散文诗十篇》。 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诗百话》、《北山谈艺录续编》。 2002年《施蛰存日记》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2003年11月19日病逝于上海。
编辑本段主要著述
短篇小说集 梅雨之夕英文版
《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 散文集 《灯下集》—《待旦录》 编译作品 《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劫后英雄》—《妇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外国文人日记抄》 学术著作 《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北山集古录》—《水经注碑录》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代表作品： 《鸠摩罗什》等

一个现代小说家

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3、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菱荡》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从多个视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菱荡人”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菱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菱荡意境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后起的汪曾祺的作品亦无波澜，几乎全无高潮，反映了他对“不像小说的小说”最早期的追求。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时又是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疏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获得较大文学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在追踪社会时代脉搏上的滞后特点。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在追寻人文理想、承接文学传统、融合艺术新机、开拓小说新文体等方面为现代小说走向成熟提供了多样的发展途径。 http://210.41.4.20/course/09/9/03130203.html 海派，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等。其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一、强调主观感受。 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现代风景和生活。以刘呐鸥为代表。他早年生活在台湾省，15岁赴海外求学，历时数载，较早就受到现代主义的熏染。从1928年起，先后在《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发表小说。刘呐鸥在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收1928至1929年所写小说八篇），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 二、情节结构独特。 小说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叠合交错的表达式，来反映都市的繁华和喧哗。以穆时英为代表。代表作是《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雕像》、《圣处女的感情》，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 三、描写手法新颖。 海派小说不断变换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人物的潜意识，表现人物“超我”与“原我”的冲突，显示心理分析的特征，有的还葆有古典的神韵。以施蛰存为代表。其心理分析小说堪称独步，并为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其最具流派特点的小说多收进1932至1933年出版的《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 http://www.cwi.org.cn/eastday/zfh/zfhgl/kxyj/lwjx/userobject1ai15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