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宗教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有唐一代是我国宗教活动活跃、宗教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一方面，两汉之际自天竺传来的佛教，以及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这时都已进入鼎盛阶段；另一方面，其他世界性宗教如摩尼教、火祆教、景教、伊斯兰教也于这一时期在我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宗教，在其所扎根的局部地区也表现出蓬勃的生机。这一时期宗教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有紧密的联系，其影响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所以唐朝宗教画会得到发展 ···

有唐一朝，除了武氏当政时期，皇帝都是崇信道教为主的，大唐所朔愿之祖即为先秦老子李耳，为道教太上老君的化身之一，依道教说法，说老子是老君与老君即是老子是不准确的，此不赘述。
唐皇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此是其一。太宗皇帝有《令道士在僧前诏》，以此确定道教的政治地位。李氏复权后玄宗皇帝对道教的崇信更胜前朝，钦作道乐，为后世传颂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见哪得几回闻”《霓裳羽衣曲》即是玄宗为道教斋醮道场所作的科仪音乐之一。
诚然，唐朝是个佛教泛滥的时代，所以后来唐武宗在会昌年间下令毁佛。唐武宗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为了平衡政局与正统。
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
那么为什么在大唐政府如此之多的保护与提升之下，道教人气还是比不上佛教呢？
有一句俗话“佛度愚，道度贤”，且不论此话的正确与否，但看起来却是有几分道理，佛教是以向下发展为主的，道教学说则是以向上发展为主的，换句话说，就是能够了解道教教义的主要是上层人士。而佛教教义则深入民间。这就大大地提升了佛教的基础人气，加上上层士大夫阶级也对佛教青睐有加，所以佛教的信仰就显得泛滥不堪。
而道教虽然在上层社会扮演的是修身养性，祈福迎祥，多修斋设醮，形象还是比较清雅的。但在民间的形象就大相径庭，因为民间的巫性还没有完全脱离道教，即使现在也没有，所以民间对于道教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理解，只与一般巫医神汉相提而已。
“知佛不知道”的现在也是大有人在。每每把道教的神当成佛菩萨来拜。
所以关于道教与佛教的抗衡与疑问现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以最低最基本的方面来做分析的突破口，而不是说佛法无边，唯道独尊之类的空话，应为作为宗教，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原则与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本来是与宗教没有关系的，只是自己在宗教的某个角落找到了共通之处，因此观点就随着宗教走了。

主要是唐朝比较富，人民大多吃得饱，于是有精神追求。

佛教在整个隋朝时期都处在发展时期.隋文帝和炀帝本人与佛教关系亲密,隋文帝从小在尼姑庵里由尼姑带大,此尼还给他起了佛名"那罗延"(梵语端正猛健之意).隋炀帝也有关系至密的僧人为师,曾亲自受戒于当时的高僧智.由于有封建皇帝的支持提倡,佛教在隋代得到很大发展,仅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就在全国修建一百一十三座舍利塔.隋炀帝时僧尼受到和贵官一样的尊重,凡在宫廷设宴,除帝后一席,亲信权贵一席外,僧尼道士也都另设一席.到唐朝时,虽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上曾几度有所曲折(如唐太宗,玄宗时对佛教的禁令,以及唐武帝灭佛),但实际上佛教势力仍在迅速发展.例如唐太宗时,一次下令剃度天下僧尼即达一万八千五百余人.武则天时代,因为篡政的需要,更是借用佛教压制道教,于天授三年(691年)下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到唐武宗时,佛教已经发展到"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寺院众多,寺院经济发达.隋朝文帝,炀帝二君,三十七年间全国寺院达到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开皇年间,有个山西蒲州僧人,他在长安住持的清禅寺,规模大得惊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园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实是一个非常不小的僧侣地主庄园.到唐朝,规模更加庞大,到武宗灭佛前夕,捡括全国大,中寺院竟达到四千六百所,小庙宇尚有四万所.当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唐武宗灭沸之后,从寺院地主那里刮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之多.所以唐时有人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 第二,僧尼数多,而且僧侣地主的上层人物和隋唐王朝常有密切关系,他们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其中有不少是政治上很有实力的代表人物.据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计算,隋朝一代剃度僧尼达三十万人.到唐朝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天下申请为僧尼者,更有七十万人之多.寺院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仅直接夺走了国家收税的民户,而且有些佛教首脑人物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隋朝智,本人即为南朝贵族世胄,从南朝陈开始,他成为佛教著名宗派天台宗的祖师爷.隋王朝时,文帝刚刚灭陈,便给智一封口气十分尊重的书信,表示对他"敬信情重",要求他的政治上的合作,后来炀帝杨广更从他"受菩萨戒",登门拜师.所以智一直很自豪地对门徒们吹嘘:"我与晋王(杨广)深有缘契".唐朝太宗,高宗时,玄奘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唐太宗称赞玄奘"夙标高行,早出尘寰",亲自为他译的佛经写序,即有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盛赞玄奘为"沙门之领袖",其功"将日月而无穷","与乾坤而永大"武则天时代的薛怀义,则更是在政治上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出家后被武则天任命为洛阳白马寺主,并让驸马薛绍认其为"季父".《旧唐书·薛怀义传》称他得势时,"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憧仆之礼以事之,为其执辔",他"纵横犯法,人莫敢言","气盖一时,出百官上".这当然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但说明了当时僧侣地主政治地位确实很高. 第三,隋唐时期佛经翻译数量之多,和佛教各宗派形成之众,是以前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根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隋代共有佛经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共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之多;唐代时比前更为增多,据德宗时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共为二千四百四十七部七千三百九十九卷.从230唐高祖武德里德宗贞元年间共一百八十多年,我国共译出佛经总数达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翻译家共四十六人.所以,隋唐时期是我国佛经翻译史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我国佛教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教派,也大多数在隋唐时期形成.比如,前面提到的隋朝时形成的天台宗,和唐朝形成的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律宗等,皆是.这些佛教宗派各有高僧,如天台宗的智,唯识宗的玄奘,华严宗的法藏,禅宗的慧能,密宗的不空,净土宗的道绰,律宗的道宣,怀素,义净等等,皆是当时学问很高深的佛教大师. 隋唐沸教的发展,对我国文化史有深远的影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曾指出:宋明道学正是佛教华严宗,禅宗和唯识宗主观唯心主义思潮的"延续",该书认为"佛学在开始时是与玄学合流,而最近则通向道学".宋朝的许多道学家和理学家,常常深通佛学,程颐,程颢所说的"理"和"事"常常和华严宗所谓"理事"共通.史称宋朝大政治家和大学问家欧阳修,临终时是读了八卷《华严经》"倏然而逝"的,可见当时佛学对知识界的深刻影响.禅宗对宋朝理学家影响也很深,以至明人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一时讲究禅机,参禅成为宋代文人们的风尚.佛教对唐宋的文学也有极大的影响,盛唐时候先于李白,杜甫成名的王维,曾被文学史家称为"诗佛".他对佛学有较深的研究,在他的诗中有不少是谈佛理的.他的诗恬淡闲适,是与他具有佛学修养分不开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信仰佛教,是天台宗的信徒,虽然在哲学上他有许多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在某些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上仍摆脱不了佛家的超脱人世的世界观.唐朝另一位杰出诗人白居易,也受到佛教影响,晚年当他结束了宦途生活后,退休隐居,和僧侣们共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佛教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影响尤其深远,唐人传奇小说里有不少故事是讲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此外,我国后来发展成为演史,俗讲,长篇章回小说和戏剧等文艺形式,其始源,都莫不与隋唐时代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佛曲,讲经,变文有关.据向达先生考证,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提到的"俗讲僧"和在敦煌所发现的《降魔变》,《目连变》,《维摩经》变文故事,都属于早期的演义小说的内容.到宋朝,这类俗讲文学才由佛堂转到市井,又分成"说经","讲史"等数大类,终成为后来的白话小说.在我国绘画史上,佛教也有很大影响,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创作的作品大部分为寺院绘画佛教故事,据统计,仅在长安,洛阳寺观中所绘宗教壁画,即达三百多壁.这也可以看出佛教在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至于敦煌莫高窟艺术和洛阳龙门石窟中唐朝雕塑艺术,就更明显可以看出佛教文化方面的影响了. (选自《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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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颁布废佛诏令，当其时，全国佛教遭到巨大的打击，佛教界称之为“会昌法难”。同期波及到其他各宗教，如来华的基督教景教、波斯的摩尼教、拜火教等。
这个应该算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他的那些只能说是宗教活动，而非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基本都是同等地位，如果从中国的宗教史说，玄奘取经和新翻译佛教，开创唯识宗，是大事；从世界文化史说，鉴真六渡日本最终成功，传去律宗和大唐文化典章，对日本是重要的大事。

1、玄奘到西域求取佛经；
2、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法；
3、唐朝历代帝王迎送佛祖灵骨。

鉴真东渡
经过十二年努力,鉴真终于在753年(唐天宝十二载)冬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东渡,同行弟子中包括尼三人和胡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占婆人善所。鉴真所乘船于754年1月17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到达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秋目浦),一个多月后(754年3月2日)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进入首都奈良。
当年(日本天平胜宝六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日本僧人在称为“三师七证”的十位和尚参加下出唐招提寺鉴真墓塔日本奈良家受戒,此为日本正规受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759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他建立的唐招提寺开基。鉴真携带不少佛经﹑佛像﹑佛具等到日本,虽已双目失明,还能协助校订写本佛经的讹误,用嗅觉鉴定草药。同行弟子有的擅长雕塑﹑绘画﹑建筑等,传播了唐朝文化。
763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广德元年)鉴真圆寂。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弟子为他所塑干漆夹像,一千二百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曾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
玄奘取经、不用多说了吧

隋唐时期，佛教有了更大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佛教影响扩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维护封建制度、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得力工具。

玄奘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说明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佛教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布施得福等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做奴隶。净土宗说：“富贵贫穷由宿造。”穷人贫贱受苦，是前世不肯为善的报应；富人锦衣玉食，乃是过去“慈孝”、“修善”、“积德”的结果。以此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时又编造十八层地狱的极苦吓唬人，说地狱黑壁千重，铁城四面，刀山剑树，烈焰冲天；下地狱者，死去活来，惨痛难言。并宣传西方净土的安乐，说那里“地是黄金山是玉”，是解除人生一切苦难，享受永世极乐的地方。每个人只要诚意信佛，不厌其烦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罪病消除，福命长远”，临死时，阿弥陀佛就会在香花和仙乐中将其迎往“净土”。这些说教的目的都是为了掩饰社会上尖锐的阶级矛盾，诱骗劳动人民甘当统治者的顺民，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恩赐上。当时一个深懂佛教作用的官吏，在为唐宣宗重兴佛教大造舆论时说，有些人反佛，是只看到它雕饰彩绘的小费，却不明白其扶世助化的大益。他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他说出了佛教的本质和隋唐统治者扶植它的居心。佛教又说布施可消除全部宿债，可得福报，成佛。犯过滔天大罪的人，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使统治阶级感到，从剥削所得，拿出一点来修功德。不仅今后可以恣意作恶，还可保证来世的荣华富贵。正因为如此，佛教得到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扶植而进入鼎盛时期。

北周武帝毁佛时期，佛教严重受挫。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巩固统治，积极实行崇佛政策，以振兴佛教为己任。为了神化自己的权力，他利用曾抚养过他的尼智仙编造出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的预言，宣称他当皇帝是“蒙三宝福祐”。他三次下令修建舍利塔，征召北周毁佛时潜藏的僧徒，准许修复废毁的寺庙，重新雕撰废像遗经，明令“境内之民，任听出家”。隋政府赞助翻译新的佛经，恢复佛教义学的研究。隋炀帝继续奉行崇佛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续修旧经，翻译新经，立寺度僧，行道造像。佛教势力迅速增长。在隋代三十多年间，全国度僧236200名，建寺3985所，造像20余万躯，建塔100余座，译经82部，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为佛教在唐代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唐朝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政策，利用其矛盾，调和其纠葛，倡导所谓三教归一，即要他们都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只是出于各时期不同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更多尊道，有时更多崇佛。唐朝建立时，李渊曾舍宅建寺，写经造像，并按佛教说法，每年规定一定时间禁止行刑屠钓。全国统一后，为恢复经济，招抚流亡，曾一度下令限制佛教，但未认真执行。唐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更多地利用佛教。他在战争中杀死许多人，亲手斩杀的就有一千左右，于是在过去作战的战场上，大修寺刹、伽蓝，说是给死者超度，使他们走向菩提之道。在打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在镇压窦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在镇压刘黑闼的沼州立昭福寺，表示愿死者脱离苦海，得到甘露，借以收揽人心。他支持建寺度僧、译写佛经。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国后，唐太宗不仅资助他译经，还为他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经常召他入宫谈论，优礼备至。这都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他们还是尊道抑佛先道后佛的。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上疏主张明令禁佛，他认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并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证论狂骂傅奕。唐太宗敕法琳说，你著辩证论在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七日期满，问他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苦思救命之计，答道，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问何故？说陛下功德巍巍，照佛经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以谄谀奉迎免死，流放远州僧寺，病死途中。唐太宗一面压制反对先道后佛的僧徒，一面又向僧徒私下表白说：佛老尊卑，不以谁暂时在上为胜，我修佛寺比立道观早，你们应该理解我的用心。这充分表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

唐代第一个崇佛高潮出现在武则天时期，武后载初元年（690）七月，僧法明等进献所撰《大云经》四卷，中有太后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为天下主，这正迎合了武则天图谋称帝的欲望，她即命长安、洛阳及诸州立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部，置高座宣讲。据考古资料，远在帕米尔的碎叶镇和海南岛，当时也设置了大云寺。武则天耗巨资在洛阳龙门雕大佛像高十多米，用以崇佛。出于巩固武周政权的政治需要，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从于阒请来名僧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并亲自过问译务，撰写序文，强调自己当女皇符合天意，向朝臣宣讲。僧徒法藏奉命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为反李唐皇室和鼓励为她效劳的僧徒，武则天诏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徒处道徒之前。“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在武则天的尊崇下，影响深远的禅宗，道门兴旺。因法藏得到武则天的宠幸，华严宗形成一大宗派。在武则天的资助下，曾赴天竺求法的义净，从事译经，弘扬佛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第二个崇佛高潮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那时正值安史之乱，躲在灵武的唐肃宗祈求佛保佑朝廷，请密宗僧人不空率百名和尚住进宫中，晨昏念经，为朝廷祈福。郭子仪等力战并请回纥援兵收复长安，肃宗却归功于不空诵经。代宗时一遇朝廷同回纥、吐蕃有战事，代宗就请僧众在宫里诵经。战争结束，即认为僧众退敌有功，益加宠信。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加深，统治者既需佛教寄托自己空虚的灵魂，更需佛教帮助消除蓬勃发展的人民反抗斗争。他们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把大量财物馈赠寺庙，将许多官爵封赠僧徒，以政府的力量维持寺产，支持佛教的各种活动。元和十四年（819），宪宗遣中使率僧众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掀起了崇佛狂热，充分表现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扶植下，隋唐时期佛教获得巨大的发展。一批又一批虔诚的僧徒，为了解决佛学上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不顾艰难险阻，从陆、海两路前往天竺，仅唐初半个多世纪里，就有数十人。他们携回大批麓本佛经、佛像和舍利，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作，对中西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涌现出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和般若等著名翻译家，有了完备的译场制度，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佛学家们开始用儒家注经的方式，撰述了浩如烟海的解释佛经的疏论，编纂了工具书，开创了翻译和研究佛经的新纪元。

南北朝的佛教理论研究者已发现佛教许多流派的思想分歧，有些讲经法师只讲自己熟悉的经典，对于和自己学派不同观点的其他经典，一般是存而不论。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时代佛教适应封建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演变，有些学派不仅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而且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他们模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每宗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开始形成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凯（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建基地而得名，因崇奉《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这一派着重宣传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体是空无的，故又被称为空宗。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的内容为宗派名称。这种学说以论证“万法（事物）唯识（心识，精神本体）”、“心外无法”为宗旨，认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为真实存在，但那不过是由“识”幻现出的影相。教义烦琐，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只在唐初兴盛了几十年便消沉下去。华严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法藏（643-712），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主要是论证所谓“尘是心缘（辅助条件），心为尘因（主要条件）。因缘和合，幻相方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由主观精神（心）产生，是“幻相”。又提出“理事无碍”说，即“事”（物质）是“理”（精神）的体现，而“理”又体现在“事”中，两者互相融通，互不妨碍，但“理”却是第一性的。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638-713），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而得名。“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为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相传“禅宗”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的。五祖弘忍有两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有四句诗偈归纳它们的主张。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意即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成佛。这是渐悟。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对神秀的渐悟说，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即可成佛。这是顿悟。渐悟是客观唯心论，顿悟是主观唯心论。慧能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陷于水深火热中而看不到出路的劳动人民深具欺骗性；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地主官僚们的空虚灵魂得到寄托，又可帮他们消除人民的斗志，自然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因此南宗终于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禅宗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几乎取代了佛教各宗派，垄断了佛坛。

佛教的流行，造成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位的恶性膨胀。隋唐时期几乎历代皇帝都赐予著名僧徒和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各种财物。如隋文帝曾给少林寺地100顷，封民户五十供宣州妙显寺“洒扫”。唐王朝给长安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疋”。各寺院根据均田令和赋役令，可请授土地和蠲免赋役。当时达官贵人，舍宅为寺，长安的近百所壮丽寺庙，许多就是他们捐赠的邸宅。寺院还兼并土地，强夺民产，到代宗时，京畿地区的丰田美利，私宅公田多归僧徒所有。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进行封建剥削。寺院土地由奴婢耕种，或租给农民，灵隐山一寺，岁收租谷竟达万斛。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苛，人民相继流亡，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剥夺了官府控制的纳税人口和财政收入，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正如辛替否尖锐指出的：“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自开元以来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限制，但朝廷的禁令不绝于上，佛教势力发展于下。武宗即位后，曾愤然指出：“穷吾天下，佛也。”佛教与唐王朝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唐武宗大规模禁佛毁寺事件。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贞的劝助下，会昌五年（845）七月颁发诏令，先毁中小寺院，敕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左右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诸州各留一寺，上寺留僧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余寺庙，全部限期拆毁，僧尼一律还俗；田产没收，铜像钟磬熔铸钱币，铁像熔铸农器。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监督禁佛毁寺法令的执行。僧徒平日作威作福，贫苦百姓十分憎恨，闻朝廷下令毁佛，纷纷涌入寺庙，御史未出潼关，各地寺庙已拆毁一光。八月宣告中外，凡毁大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院4万所，勒令260500僧尼还俗，150000奴婢改充两税户，没收良田数千万亩。继又颁布诏令东都只留僧20人，诸州留20人者减其半，留10人者减3人，留5人者改不留，史称“会昌废佛”。这次禁佛，给佛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也遇到阻力。藩镇割据的河北地区，朝廷政令久已不行，对毁佛公然抗拒。尤其是武宗死后，宣宗一登皇位，立即复兴佛教，佛教势力逐渐复苏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