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的发展起源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为残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的文字狱古已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古代的文字狱是怎么回事?
文字狱的意思其实挺好理解的,简单说就是“因文字而入狱”,详细点说就是:古代的统治者以文字罗织罪名清除特定的知识分子而设置的刑狱。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文字狱是清朝特有的产物,但实际上文字狱在封建历朝历代都有过,只是程度和影响不一而已,其中清朝的文字狱在历史上是比较出名的。史料记载文字狱最初是从西汉汉宣帝(刘病已)时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清代嘉庆年间才逐渐消失。当然,清朝的文字狱是历代中最严重的,尤其是康乾时期。
文字狱应该算是古代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可以说是比较“卑劣”的一种手段,因为统治者是故意从特定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摘取一些文字,加以断章取义甚至扭曲夸大,以此来给知识分子定罪,这种做法本身就带着很强的“缺德性”,而且往往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就拿清代的文字狱来讲,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主要目的就是压制汉人的民族意识和“反清复明”的意识,以此来加强中央的权威性。但是大兴文字狱的结果往往会造成社会恐慌、文化凋敝、人才凋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清朝自从大兴文字狱开始就没有诞生过大师级的文学巨匠,而且因为文字狱而被毁被修改的古书典籍不计其数,这种情况甚至在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也有发生,不得不说这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大浩劫。从这点来讲大兴文字狱的清代帝王甚至算的上是民族的罪人。
乾隆皇帝驾崩后,清仁宗嘉庆皇帝继位,他意识到文字狱对社会、文化等领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决定取消文字狱甚至为前朝的文字狱平反,这点算是嘉庆皇帝的一大功劳!
文字狱往往是古代皇帝对文人的一种迫害。从一些文人所写的文章里面找出一些反动言论,然后以此为理由杀死这些文人。是古代皇帝想从思想上文化上控制老百姓的一种手段。
文字狱是执政者为了更好的统治百姓,麻痹读书人的思想,对读书人的言论进行曲解文意,一旦发现可以曲解,进行抓捕。
文字狱是古代的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统治百姓,麻痹读书人的思想,利用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
说简单点就是该说的说,该用的言辞用,不该的可别让皇帝知道,否则一家人大难临头
“文字狱”是什么?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俣俣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参考资料: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1102/12463271.html
20回答者: maoailaoshu - 一级 2005-11-4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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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一柄锋利的龙泉宝剑,被善辈操持定能斩妖斫魔,被恶人掌握就有人文学士遭殃。于是就有了诗文的光华,就有了文字狱的冤苦。文字狱这一怪胎的诞生,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摧残,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文字狱这一文人学士的浩劫。夏朝末年至清朝末年,时代长达三千余年,一串串的文祸都是统治者操演。
文字狱的根源主要来自谏和谤。谏是臣民向君主正式提出批评或建议,谤是臣民私下对君主加以议论批评,二者有一定的牵联,但有不同的动机,谏是以救正事为主,谤以宣泄感情为主。作为臣民向君主表达一定的意向本是好事,明智的君主把它当作治国的福音,一代谏官魏征便成了李世民的镜鉴。昏庸的君主将它当作刺耳的嘈音,纣王根本就不能让比干进谏忠言。
“不平则鸣”原本是做诗为文的宗旨。唐宋的文化高峰使文字成为人情感表达主径,所以构成文字狱的原因,有的确实是故意吟诗填词以寄讽谕,有的纯粹是“用词不当”招来的无妄之灾。
文字狱走上“正轨”的朝代是隋代,隋代士风承齐梁之弊,文人学士自负有加,浮躁褊狭,文学风气比较污淖,隋炀帝虽有一定的文学才华,但嫉妒成性,人家吟出一句好诗他也不舒服。他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命文士步韵,名士薛道衡所和《昔昔盐》的诗最佳,当他吟出“空梁落燕泥”之句时,众人都拍手称赏,炀帝便妒火中烧,借故诛杀薛道衡,临刑时他嘲弄薛道衡说,你还能吟出“空梁落燕泥”吗?文字狱大兴却是清代, 以极少数的满人统治绝大多数的汉人,这本身就有一种不安之感,这份不安又升级为更深的猜疑,这份猜疑缘于神经的敏感。加强君主专制度成了统治大手腕,使得这种集权专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程度。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骑在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头上发号施令,造成的印象是前者自卑又自负,后者气愤而不服,汉人歧视满人已是在所难免,抵抗异族的情绪日益高昂,于是高压政策来了,在军事上,李自成、张献忠先后遭清军袭击而遇难。在文化领域,是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对满朝表现出极为不满,清王朝自然不会放过,对付他们的就是百用不衰的文字狱。
康熙朝有“庄廷铣案”、“ 胡中藻案”、“ 戴名世案”;雍正朝有“汪景祺《西行随笔》案”“查嗣庭案”; 乾隆朝有“王锡侯案”。其间的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
于是,在一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吟诵声里掉下的是一大堆喷着热血的头颅。
文字狱是一种集权的手段,它禁锢了思想,毁灭着人性,最终将中国一步步迫入一个文化封闭,社会僵化的境地。中国落后,罪在文字狱也!
因诗词文章等触犯统治者忌讳而引发的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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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古代有文字狱,为什么没有音乐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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