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安史之乱河北人不支持安禄山的怎么看待安史旗下汉人士兵将帅居多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

确切的说，安史之乱中唐廷和叛军打了七年零两个月。说起来很有意思，安禄山造反一年后就去世了，之后的叛军又接连换了三个领导，而且都是暴力夺权，可以说叛军内部一直处在内乱中，但就是这样看似很容易平定的叛乱却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目光再次聚焦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名曰“清君侧”，实为叛乱。河北从沉静中被打破，它的身份从“帝国顺地”变成了“叛乱之地”。

安禄山兵锋所到之处，各州郡县皆闻风而降，跟安禄山预想的一样，攻取行动进展顺利。但两颜的起兵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喜悦，安禄山不免有些心梗，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河北在安史之乱初期就坚定站在朝廷呢？

一、河北的基本情况。

首先明确来讲，虽然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经营之地又在幽州，但是他对河北全境还是不能形成有效的控制力。

各州郡的人事首先就是其一，“士族”的普遍存在，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浸入骨髓，都对安禄山的实际控制力形成挑战。军事力量的胜利，仍然无法撼动李唐皇室的正统合法地位。即便在唐朝后期，各地藩镇割据，中央朝廷实力衰弱的情况下，李唐皇室仍具有一定的权威。

更何况此时刚由盛世转为乱世，安禄山的身份仍是叛军，朝廷实力尚存，旗帜未倒，对地方具有极高的号召力。这便是为什么两颜虽然是关中人，但起事的大旗一扯起，就受到了六郡的大量回应。

其次再来讲讲文化，《安禄山事迹》中，将两颜等人称之为“燕南豪杰”。“燕南”在唐代指的就是河北南部。注意看，河北北部与边境诸胡接壤，浸染胡风已久。

但南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不仅“礼乐兴盛”且“儒风深沉”。百姓也好，官吏也罢，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

所以当安禄山起兵造反，虽然他们看似诚服，但实际上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心里更希望的是安禄山失败。所以才会有《资治通鉴》中“料丁壮，实仓廪”的记载。

安禄山之所以能快速拿下河北，其倚仗的还是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们为了保全只能选择暂时的投降，但这绝对不会意味着，没有任何反击手段。

二、河北的军事部署。

安史之乱以前，河北最大的威胁就是两蕃（突厥，奚）的崛起，而武则天万岁通天时代，又爆发了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唐廷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平静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东北的压力。

李孙之乱，唐廷失去了营州和安东都护府，整个战线直接被推到了幽州一带。为了缓解压力，武则天于万岁通天元年，在河北河南一带设置了“武骑团”。

唐玄宗又在开元十四年，设置了“五军”。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防备东北异族，而且部署靠后，都在“次边州”地区（第二道防线）。

既然第二道防线部署如此繁多的兵力，那么在第一道防线上，当属于“军镇”。而“军镇”的核心主力部队，就是安禄山起家的资本。陈寅恪先生指出，随着突厥的衰落，大批东北外族迁徙到河北北部，由此开始了这一地区的胡化过程。朝廷又采用了羁縻州的安置，使之安息繁衍，安禄山的粟特部族也得以于此成长起来。

安禄山的叛军部队中，主力当属蕃将和部落兵，其次便是边州军镇军队，最后才是燕南的“团军”。回过头来看两颜的起事，他们手下的兵力，也是“团军”。换言之，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军队，被摆上了生死存亡的前台。

从军事方面而言，正是安禄山对燕南地区军队把控力弱，以及唐廷为了防备东北边境巨大的压力，而所设置的独特军政结构，才会使得两颜等人和六郡，手里有了反击的实力和底气。

三、结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燕南局势的剧变，在于“团军”对唐廷和安史两方的军事力量上所做出的选择。

立场的不停变动，反映出双方力量的快速变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颜等人的起事举动背后，是对唐廷的绝对看好与信任，他们深信，叛军只能盛于一时，而非一世。这便是他们有别于燕南诸军的一个重要特点。

说到底，还是“奉王事，尽臣节”的理想，以及百姓的“臣民”情节，在支持着他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而在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以后，安禄山迎来了灭亡时刻，唐廷终于取得了胜利，不过胜利的背后，却是无法挽回的衰颓景象，对于河北百姓而言，更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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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也指安庆绪），史指史思明（也指史朝义），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背景
　　唐代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 安史之乱交战方路线图
　　鼎盛状态，属史无前例的盛世。安史之乱发生后，对中国后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藩镇设立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了东、西突厥、吐谷浑等，使盛唐建立了一个极为辽阔的边境。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室隐忧。
　　军事格局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将相不和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编辑本段乱经过
　　禄山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唐军抵抗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接着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长安失守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 安史之乱
　　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室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与杨国忠想尽快平定乱事，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
　　肃宗即位
　　安史之乱后孤守西域的唐军
　　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区），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禄山被杀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北临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思明复叛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思明称帝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 安史之乱
　　九节度使之60万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平定乱事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
　　涉及重点人物 *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 安庆绪：安禄山之子。 * 史思明 * 史朝义：史思明之子。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陈玄礼 郭子仪 李光弼 许远 张巡 颜杲卿 鲁灵 张介然
　　编辑本段根源
　　大唐中兴颂(拓片)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编辑本段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 书本《安史之乱》
　　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 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史称“安史之乱”。战乱持续八年之久，最后在郭子仪、李光弼等唐朝将领的镇压下，叛乱终于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