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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震,字百里,1882年出生于杭州府海宁。清末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盛京将军赵尔巽处充任幕僚。辛亥后,曾短暂担任保定陆军学校校长之职,期间还闹出自杀的新闻。随后多年四处漂泊,先后追随过袁世凯、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北伐后,曾与自己保定陆校的学生唐生智关系亲密,最后则投奔到另一位“蒋校长”蒋中正麾下效力。
蒋百里虽从未实际指挥作战,却享有民国军事大家的美名。去世后,还被国民 *** 追赠了上将军衔。不过,相较于军事专业,蒋百里生前似乎更爱著书立书乃至闲来赋诗。除了写过《国防论》这类军事理论专著外,还写过《欧洲文艺复兴史》、《日本人》这样与军事专长并无直接关系的大作。蒋介石则看重蒋百里曾留学日本并游历欧洲多国的经历。抗战前夕,曾派其前往德国、意大利洽谈军火合作事宜。
蒋百里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似乎是其早年留学日本之时,蒋方震在日本士官学校“获毕业首席,夺天皇赐刀”的故事历来都是国人津津乐道的美谈。这则轶事在蒋百里1938年11月去世后便已成为各类纪念文章中必谈的佳话,如《蒋百里抗战纪念文集》(1939年版)收录的各篇文章,均提及此事。
此后数十年间,不少文人骚客更乐于在大众舆论层面传播此事,如陶菊隐在《蒋百里传》(1942年初版)中栩栩如生地加以描绘,“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他们又不免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1963年初版)关于此事的描写也大致雷同。时至1990年代,大陆出版的《蒋百里先生纪念册》(海宁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军学奇才:蒋百里》(李娟丽、包东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都毫无例外地讲述了“首席夺刀”的故事。近年来,关于这段经历的描述在网上也越来越多,而各类“惟妙惟肖”的细节居然也变得丰富起来。
不过,无论是先前的传记,还是现今充斥网络的野史,似乎都存在一些史实上的硬伤乃至臆想。实际上,蒋百里留日期间的真实情形,仍有较多问题有待厘清,或需通过原始档案来进行考证。
问题一:蒋百里是否拿过天皇赐刀?
赢得天皇赐刀是蒋百里人生传奇中最亮眼的场景。获得如此殊荣,自然能让国人扬眉吐气几十年。在当时日本的军校系统中,的确有“天皇赐刀”(恩赐 军刀)的传统。不过,此“殊荣”只有陆军大学毕业的高级指挥官才能享受,而赏赐褒奖陆军士官学校的礼物则以望远镜、银怀表之类物件为多,绝无军刀一说。
蒋百里留日前后,由于日俄战争的缘故,1905年3月和11月各有一批学生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17、18期)。虽然各类关于传记都未澄清蒋百里究竟是1905年的哪一期毕业,但从日本陆军省所藏档案中仍可查到这两期优秀毕业生奖品是什么。
根据《士官学校生徒卒业优等者 赏品下赐 件》(明治38年3月2日、明治38年11月12日)的记载,这两期的赏赐品都是银怀表(恩赐 银时计)。换言之,无论蒋百里是不是优秀毕业生,是否获得毕业第一名,均不可能获得天皇赐刀。因为那一年天皇根本就没有赐刀。其实,在此前后几届的赏赐品都是银怀表。
问题二:蒋百里是否以第一名毕业?
关于此问题,国内传记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很笼统地称其“试第一”,一是称其为“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同样,根据《士官学校生徒卒业优等者 赏品下赐 件》历年档案,在上报优秀毕业生时一般会根据不同军种分别列出,因此不可能出现所谓全员“试第一”的说法,
1905年第17、18期步兵科首席分别为篠冢义男与安井藤治。前者官至第十师团长在中国作战,电视剧《亮剑》中曾出现他的形象;后者官至第二师团长,后曾出任铃木贯太郎内阁的国务大臣。
问题三: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否与日本学生采取同样的学制?
以蒋百里为例,通过查阅日方档案可以发现蒋是在1902年7月以自费生的名义正式申请就读日本陆军学校。次年3月,日本陆军省在征求外务省的意见后予以批准,同批申请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共有20人。同期入学的还有许崇智,不过他是官费派遣。另外,蔡锷是在1903年11月递交入学申请,晚于蒋百里。
然而,在翻阅日本国立图书馆所藏历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名录时,会惊讶地发现其中居然找不到蒋百里的名字。不仅蒋百里的大名寻觅不得,其他中国留学生及韩国留学生的姓名均不得见。莫非真如陶菊隐所言,“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
此答案或可在士官学校编印的官方校史《陆军士官学校一览》觅得。1901年7月的大事记中提到,第13期学生与中国陆军留学生的毕业仪式共同举行。此间透露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所谓毕业仪式共同举行,反倒说明两者学制并非完全一致,留学生的确是分开授课的。但此时蒋百里尚未就读于士官学校,所以日人此举还不可能是“以防中国学生再夺锦标”。考虑军校的特殊性质,或许是从军事机密的角度来作出如此安排的。所以,在正式的士官学校毕业名录中无法查到其他国家留学生的姓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不少文献还称蒋百里与荒木桢夫、小矶国昭等人乃士官学校同期。但是,荒木桢夫早在1897年就已毕业,小矶国昭则是1900年第12期毕业,两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蒋同届。若蒋是1905年毕业,那么同届倒可能是东条英机(第17届)、阿南惟几(第18届)、山下奉文(第18届)。不过,鉴于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学制有别,估计也难有交集。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生平,得用一本书来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得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陆军士官学校関系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使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热闹,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象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 *** 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是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中国兵学巨擘蒋百里,早年曾因一次自杀事件引起轰动。其后养伤期间与一位日本女子相爱而终成百年之好,亦为人们所乐道。
蒋百里名方震,浙江人。清末举人 ,上世纪初年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年31岁。不久,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这名日本女护理名佐藤屋子,当时性情刚烈的蒋百里伤势虽已无性命之虞,但其心已死,执意不愿留在人世。美丽而善解人意的佐藤小姐对其照顾看护则无微不至,她对蒋说:“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佐藤小姐以日本“忍字诀”规劝他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蒋百里。蒋于万念俱灰之际,得此红颜知己的一番劝慰,不禁油然而对面前这位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情。
蒋百里此前原尊父命与一位大家闺秀结婚,其妻为蒋父的世交查某人之女,应属门当户对,但该女子目不识丁,与蒋百里文化差异太大。蒋百里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婚后不久就离家北上了。查夫人不育,一直居住在硖石镇侍奉蒋母杨太夫人。1939年逝世,享寿59岁。
佐藤屋子小蒋百里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学习过5年,来华派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担任护士长。蒋百里养伤期间与之朝夕相处,深深爱上这位佐藤小姐。他对她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一语双关,已经表明心迹。佐藤小姐心领神会,低头不语,含情脉脉。数周后,蒋枪伤痊愈,佐藤小姐也深深体会他的心意,同时对蒋的品德才华也极钦佩,很愿与之结好,但云家有父母,更兼彼此为异国人,终身大事,确是不敢自主。临别,两人各留下了通讯地址。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使佐藤屋子的父母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持反对态度。然而蒋百里对佐藤深爱不稍懈,鸿雁传书,更是不绝于途。后蒋专赴日本面见佐藤父母求婚,佐藤父母看到这个中国青年这么爱他们的女儿,遂同意了两人的婚事。这样,在1914年秋,蒋百里终在塘沽码头迎来新娘,假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
婚后,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还在家乡浙江硖石东山西麓购地数亩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以备二人终老归隐之用。左梅夫人深爱她的中国丈夫,婚后她不再说日语。他们生有五个女儿,但左梅夫人从不教女儿们学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交谈。抗战军兴,左梅夫人说:“中日交战,是日本军阀侵略的过错!”1937年,蒋百里将自己的轿车捐给国家支援抗战,而左梅夫人变卖了许多首饰等值钱之物,买来布匹、纱布,与女儿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赶制军衣及绷带纱布,送往前线,救护我伤病员。
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操劳过度,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57岁。蒋百里去世以后,左梅夫人与女儿相依为命。五个女儿之中,二女蒋雍、四女蒋华定居在美国;五女蒋和居住在北京。他们的三女蒋英曾在德国学习音乐,她在1947年与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结婚,同样也成就了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百里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窗,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蒋家的女孩们也都与钱先生的独子钱学森为竹马青梅之交。蒋英与钱学森各自在国外学习有成,结为佳偶,并携手回国报效。当时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他们的回国之途由于受到重重阻挠而艰难曲折。蒋英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左梅夫人则一直住在北京女儿的家里,直到1978年去世,享年88岁。
左梅夫人曾在抗战胜利后,雇船将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运到杭州安葬。1984年,蒋英护送母亲的骨灰至杭州,将其与父亲合葬于凤凰山下南山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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