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什么宁可哀求大臣和亲戚、最后自尽了也没有抄他们的家

崇祯帝缺钱的时候，宁肯哀求大臣们还有亲戚们捐点钱，也不愿意抄他们的家。那是因为崇祯帝不敢那么做，崇祯帝对未来还是有幻想的，他觉得以后还需要和大臣们好好的一起打理江山，如果一下把大臣们都得罪光了，以后谁还和他一起共事。

明朝末年的时候，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崇祯帝还想要挣扎一番，因为他不想成为亡国之君，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帝低声下气的找大臣们借钱，可是这些大臣们一个比一个贼，早就为自己找了退路，崇祯帝找他们借钱他们也都是在敷衍，不愿意拿钱，就连崇祯帝的岳父都不肯出力，那么崇祯帝作为一国之主，为什么宁肯低声下气的求他们，也不抄他们的家呢。

第一，崇祯帝不敢抄他们的家。

有人问了，崇祯帝作为皇上，怎么就不敢抄大臣的家了，这就不得不说封建帝制下皇上和大臣们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皇上和大臣其实是一体的，如果没有大臣拱卫皇上，没有大臣为皇上服务，那么皇上就算身份在高贵，他又是谁的皇上呢，所以有时候皇上看上去高高在上，无所不能，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要受臣子们掣肘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崇祯帝不敢硬来。

第二，就算是抄家也要事出有因才可以。

换个层面来说，崇祯帝敢抄他们的家，可是那也要有个由头不是吗，不可能说上来平白无故就去抄家，而且抄家也是有一定程序的，要看一下这个官员犯了什么罪，到没到要抄家的程度，而且还要搜集罪证等，但是崇祯帝能去低声下气的借钱，肯定也是到了非常着急用钱的地步了，也来不及去抄家了。

第三，贸然抄家怕引起哗变。

本来那个时候明朝已经内忧外患摇摇欲坠了，而且很多大臣们甚至都给自己找好退路了，说难听点，他们就等着明朝彻底瓦解，他们也好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所以崇祯帝借钱，他们也就象征性的给了一点点钱，没有拒绝，但是也没帮到崇祯帝，让崇祯帝有苦说不出，可是如果崇祯帝强制执行的话，这些人很有可能会发生哗变，直接翻脸走人，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崇祯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一生奔波劳累，每天从早忙到晚，几乎就没停过，但是却仍然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感叹道“朕非亡国之君，尔等皆亡国之臣”。实际上，他到死都没有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丢了江山。

世界上有4种领导，聪明而勤奋的，如朱元璋；聪明而懒惰的，如明仁宗；愚蠢而懒惰的，如刘禅；愚蠢而勤奋的，如崇祯。聪明勤奋也好，聪明懒惰也好，一般在他们的治理下，国家都能发展的很好。愚蠢而懒惰，也就不太管事，也不会给国家造成太大的问题，问题就出在了愚蠢而勤奋的，即管不好事情，又啥事情都要来管，最后全部管城了一团糟。

那么下面我说一下崇祯的缺点在那里：

刚愎自用，不懂权衡

崇祯非常刚愎自用，自以为自己非常聪明，但实际上他并不会做一个皇帝。就拿袁崇焕的事情来说，作为当时明朝唯一能够和清军主力抗衡的大将（当时与清军主力作战也只有袁崇焕能赢下来），他竟然可以在没有人能替代他的情况下杀了袁崇焕。

虽然袁崇焕许下了五年下辽东，虽然袁崇焕没有守住关宁防线，让皇太极打到了京城，但是袁崇焕也打退了皇太极的进攻，而且当时所有的明朝将领，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卢象升等人，当他们遭遇清军主力的时候都赢不下来，当时能赢下清军主力的也只有袁崇焕，也就是说，袁崇焕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崇祯却把他杀了。

让皇太极打到了京城确实让人可气，但是作为一个皇帝是不能意气用事的，还是要懂得权衡。比如刘邦，在自己被项羽打的满地找牙的时候，韩信找他要齐王的王位，虽然刘邦很生气，但还是咬牙给了韩信，因为当时的韩信没人能替代他，也是刘邦打下天下的关键。很多君王，在遇到非常生气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忍气吞声，暂时忍住，等到问题解决了再秋后算账的也有。

但是崇祯没有等到问题解决，当问题还存在的时候就杀掉了能解决问题的人，这就是不懂得权衡的体现。

袁崇焕这人究竟如何，朝中的大臣们心理都明白。他的死给很多大臣心理都埋下了阴影，以至于崇祯要人帮他到前线御敌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后期大将全死光的了时候，就没人愿意站出来替他去打仗了。

刻薄寡恩，死要面子

崇祯非常刻薄，比如他经常问一个大臣，你解决某地的叛军需要多久？大臣是不回答不好，回答也不好，如果说的时间长了崇祯会很不高兴。于是大臣只能给个较短的时间，说半年把，崇祯说，好，就半年，结果到了半年，崇祯准时准点地拿下了没办完事的大臣。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那个大臣只要再多给一点时间问题他就解决了，经常是还差半个月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崇祯从不多给大臣多一点点的时间，完全较真。

对于手下大臣办事，办好了是他皇帝的功劳，如果办不好，他全部甩包给了大臣。比如他想和清军谈判，就派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去谈。这本来是皇帝授意手下大臣去谈的，陈新甲就照着崇祯的意思去办了，快办好了，结果走漏了风声，泄露了出来。于是朝中大臣集体上表说不能和谈，和谈就是卖国贼。崇祯马上就把责任全部推给了陈新甲，把他杀了，自己则把问题甩的一干二净。

所以到了崇祯晚期，他手下的大臣都不敢为他办事，也没有人敢为他去承担责任。

就拿他最后的两个首辅大臣陈演和魏藻德来说，到了1644年的时候，明朝在关内已经精锐丧尽，李自成要打到京城了，崇祯就找这两个首辅大臣商量要他们拟诏书迁都南京。但是陈演和魏藻德不拟诏书，他们知道，如果有人反对，那么崇祯就会把责任推给他们，到时候他们就得被砍头；后来为了对付李自成，崇祯要调山海关的吴三桂到京城与李自成作战，要这两个首辅大臣拟诏书召回吴三桂，他们又不干。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把吴三桂召回来了，到时候山海关丢了，就是他们的责任，要砍头，所以他们不干；后来李自成打到京城了，提出了条件，这个条件对于崇祯来说非常优厚：封他为王，给他一百万两白银的军费，他撤回西安，同时为崇祯剿灭其他起义军。可以说李自成兵临城下，他随时可以拿下京城，在这种情况下给了崇祯这样的条件，崇祯应该马上答应呀，于是他又找到了这两位首辅大臣，要他们拟诏书同意，可他们还是不拟这个诏书，还是怕担责任。

到了崇祯晚期，君臣之间的关系到了这个地步也真的是够悲哀的了。

其实，无论是迁都也好，还是最后答应李自成的条件也好，如果大臣不同意，作为皇帝完全可以站出来说同意，或者与清廷议和，作为皇帝也是可以同意的，但是崇祯要面子。与清廷议和怕别人说他卖国；迁都怕别人说他放弃了大好河山；与李自成议和又怕别人说他畏惧李自成。

但是崇祯却从来不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人替他去承担责任。

只能说崇祯缺乏作为一个皇帝的素质。比如你要别人帮你干脏活，是有人会给你去做，但问题是出了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把责任往干脏活的人身上推，杀了干脏活的人，而是要想办法打个圆场，最好是自己面子不丢，干脏活的人也没什么事，这样自然会有人为皇帝干脏活。就拿陈新甲与清廷谈判的事情来说，即便泄露了消息，一般来说一个会做事情的皇帝会先把陈新甲罢官，过了段时间风声过了，再重新启用陈新甲，如此一来皇帝的颜面保住了，干脏活的人的性命也保住了，可他偏偏要用极端的方式，杀了干脏活的人，所以到了后期就没人替他干脏活了。

急功近利而吝啬

崇祯非常急功近利，比如他派洪承畴去参与松锦会战，实际上洪承畴知道与清军主力决战没有胜算，他也只是利用清军在部署上的漏洞，集中兵力发动了一次进攻，消灭了一部分清军取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这就把崇祯冲昏了头脑，命令洪承畴马上与清军主力决战。洪承畴不肯决战，他还连着发了N道命令到前线命令洪承畴进军，结果洪承畴一进军就被清军击败，自己也被清军俘虏，明朝在辽东的主力几乎一战而基本所剩无几。

再如孙传庭去陕西当总督，负责对付李自成。孙传庭到了陕西发现军队兵员不足，士气涣散，装备不齐，粮草不济。他便想多休整一些时日，等军队打造好了再出战。但是崇祯非常急性，在孙传庭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强令出关作战，结果孙传庭部最终败给了李自成，孙传庭本人也战死在了战场上，崇祯亲手葬送了明军在关内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

而崇祯也非常地吝啬。在李自成要进攻京城的时候，他打算调集关宁铁骑到京城作战，需要一百万两白银。于是他就搞了摊派，要朝中重要的大臣没人拿出几万两银子。结果朝中的大臣没拿出多少，也就几百两，气的崇祯最终搁置了这个方案。

后来李自成打进了京城，从崇祯的内府中搜出了3000多万两白银（也有说7000多万两白银的），很难想象，到了生死关头，100万两白银能救命，而手上有3000多万两白银竟然不愿意拿100万两出来救命，也真实吝啬到家了。

崇祯为何哀求大臣，大臣也不给银子呢？

为何崇祯到了最后关头，为了调集关宁铁骑到京城与李自成作战，需要100万两白银，哀求大臣捐钱大臣们都不肯呢？

原因上面也说清楚了，崇祯刚愎自用不懂权衡，刻薄寡恩死要面子，急功近利而吝啬，所以在他的摧残下，17年下来整个朝廷只剩下了善于推脱责任，善于虚与委蛇的大臣，没有有责任心的大臣，也没有有能力的大臣了。

在这些大臣眼里，他们已经没有了皇帝，只有自己，只有保住了自己的利益，财产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朝廷，就管不了了，能过一天算一天了。

崇祯自继位以来，铲除魏忠贤一派的同时，不听劝告启用东林党，并且废止此前的一切政令，使得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很大问题。而新上任的东林党，因为此前很大的一段时间里都处在政治上被打压的地位，乍一登台，开始想方设法的把国家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此为前提。

明代皇帝必然和大臣、勋贵、外戚、宦官、武将等等组成的统治集团一起治国，其中享有世袭爵位的勋贵和外戚更是皇室倚重的“自己人”。除了天顺和正德时期有边将石亨、江彬等人入掌兵权外，明中后期的京营、侍卫将军等部队都是由勋臣和外戚担任将领的，这恐怕也是保证皇权稳固的一大因素。

中国的皇帝说白了就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说他神圣，那是对老百姓而言的。对于利益集团来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从来只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没有与泥腿子共治天下，崇祯的基本盘就是官僚和地主，没有人傻到对自己的基本盘开刀，你敢做，人家就敢另立新君。

很多大臣和亲戚都和皇室家族有关系，怎么杀得动？

崇祯何德何能，有多少一起创业过，忠心耿耿的军队，扛得住内部一波爆破？家天下就是这样，驾驭不住狗官们，皇权也只不过是个空架子。

再者，即便是想要找人抄家。抄谁呢？派谁去抄呢？当时家中有钱的不过东林党，而朝中所有位置的重臣也都是东林党，相互之间，盘根错节，即便皇帝有心，人也调不动。等到后来城破，崇祯自尽，大臣颠儿颠儿的迎接李自成，被搜刮8000万，那就是后话了。

个人认为，崇祯宁可自杀也没抄大臣们的家是因为缺乏了魏忠贤一样的人物，他可以比较残忍的做帝王的鹰犬，而崇祯皇帝这个比较合格的曾经的儒家愤青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儒家教育他的信徒要成为“好人”，只能做“好事” ，不能做“坏事”。

但作为一个领导者，为了维持整个管理体系的运作，既要做“好事” 也需要做得罪人的“坏事”。

《道经》中对这种情况开篇就有论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就是被领导的国人的心态是会给我们的统治带来危险的，做领导的唯一正确的处理方式是谨小慎微，小心翼翼，这当中最为核心及精要的，就是保持“好人”与“坏人”，“好事”与“坏事”的平衡，这样国家才能够正常的运行，因为“阳极不生阳而生阴，阴极不生阴而生阳”。

崇祯皇帝作为小人儒家的帝王，本来就不被文士儒家看得起，这就是君权与相权的基本矛盾，明王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深知这一点，对文士儒家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也没有从骨子里面改变文士儒家的骄傲。

与君王对付外戚专权一样，小人儒家帝王不可避免的想到了身边可供利用的太监力量，朱元璋的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太监力量组合成为太监特务机构，常规性的对相权进行制约，这样，“好事”有东林党人去做，“坏事”有阉党去做，他们都是“有为”的，小人儒家帝王就可以“无为”了。

所以，不能让东林党人对阉党赶尽杀绝，也不能让阉党对东林党人摧残殆尽，就像猫不能把耗子拿完，耗子也不能把猫反过来赶尽杀绝，这样才能够维持国家管理体系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