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社会风气到底有多糜烂

明朝中后期在社会各个领域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政治领域上，朝廷上派系林立，官员谏言之风盛行，士人公开议论朝政，文人结社发展到一个高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变异。经济领域上，农业的不断发展完善，手工业的工匠人身依附关系的脱离，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商业也日趋繁荣，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产生。思想领域上，明朝中后期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他们以某些方面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手段，辅之以一些西洋的奇巧物件，受到了当政者的赏识。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和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一定意义上冲击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同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发展下，渐成晚明学术主流。王阳明的思想强调个性自由，解放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这些社会各个领域上的新变化导致了明朝后期社会新现象的形成，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风尚的变异。明朝前期的高压统治氛围下，社会风尚是敦厚朴实、诚朴、俭约乃至刻板的。由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提高了消费水平，影响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特别是冲破了原来的思想观念的禁网。大抵在正德年间，重利趋商、浮靡奢侈、违礼逾制的习气逐步蔓延。

思想上，理学的衰微和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宣扬个性自由，都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变迁。这种变迁尤以嘉靖、万历朝以后变得更为突出，人们互相效仿、攀比，铺陈、挥霍财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引发大量逾越礼制的现象。

家族制度的下移。明代家族制度是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其突出特点是明代中期以后祠堂、家谱和族田逐渐由社会上层向民间深入，并开始普及化，从而使明代家族制度呈现下移的特点，家族制度开始走向庶民。这对于明代家族体系的强固以及维护专制统治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明代祠堂的祭祖礼俗在传承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宗祠开始普及。明代以乡约推行为背景，促使家族组织化。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乡约的时代，形成了通过乡约治理基层社会的教化特色，给予明代以后社会历史以深刻影响。

士绅阶层的兴起。“士绅”作为明代准官僚阶层与官僚集团的合称，比较明晰和全面地概括了形成于明代的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特征。“士”即举人、监生、生员等拥有科举功名而待入仕者，“绅”则指现任或离职的官僚。

明代士人成为官学生，也就同时取得了科举的第一级功名，获得了伴随终身的身份。具有这种士人身份，其地位就高于一般百姓，享有政府赋予的种种政治、经济、法律特权。例如，士绅见礼于官长，遇地方政府词讼有案牵涉到自己，不行跪拜，免于笞捶，且在势力极盛时也常把持官府、包揽词讼，与地方政府合谋。

明代士绅居于乡里，则为“乡绅”。乡绅为“官之在民者”，既是官僚集团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相对于国家来说又是基层社会的代表，具有两重性，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媒介。

市民阶层的初成。古代的市民阶层，主要是中小商人、手工业工人等，他们是明代城市的基本群众。明代后期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将一大批地主、农民从土地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之投入到城市、城镇的工商业之中，推动了商业和手工业的高度繁荣。

海内外贸易的繁盛，城市经济的发达，商人资本的积累，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均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城市的发展，是市民阶层形成壮大的前提和基础。明代已处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开始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换，其性质与功能均开始改变。

明代大部分城镇不再是以往军事政治型或纯粹消费型的城堡，而是新的工商业城市。这个变化表明，中国的城市经济，经过了几千年的艰难跋涉后，在明代终于步入一个新的里程。

明朝中后期，虽然政治上有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但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促成了明朝后期社会新现象的形成，影响深远。

经济领域上，农业的不断发展完善，手工业的工匠人身依附关系的脱离，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商业也日趋繁荣，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产生

明朝后期在政治领域上，有很多人公开议论朝政，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农业的发展也不断完善，有很多手工业的工匠艺人，社会经济繁荣，在思想上面有很多的天主叫人来华，来了很多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也有很多的稀有的玩物，明朝后期社会相当的繁荣昌盛。

后期变化主要出现在5个方面，从开始的情节节约，变成了后期的奢侈，家族制度也发生了改变，使政权与族权的互动更为突出，而且士绅阶级崛起，文人的活动比较活跃，引导社会舆论，这些新现象都是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产物。

明朝后期的社会现象是政治体系越来越完善了，在朝田上有很多的派系林立，这也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开放，文人发展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思想领域也越来越开放。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兵进军河南后，受到广大饥民的热烈欢迎，儿童们高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吃他娘”三字，耐人寻味。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贫民刮起的一场大规模吃喝风的真实写照。民变队伍所到之处，把官府、豪绅的酒肉狂饮大嚼，甚至在攻克洛阳后，将福王朱常洵的血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如此近乎恐怖的吃喝风，不能不说是对上层权贵及富豪穷奢极侈、大刮吃喝风的惩罚。
　　豪门权贵奢靡的生活
　　皇帝富有四海，享尽人间美味，自不待言，而官僚阶层的大吃大喝，同样令人瞠目。嘉靖时权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日享珍馐百味，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的。而万历初年的名相张居正，被史家公认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严嵩之流逊色。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时，“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内无下箸处。”他因姬妾众多，生活荒淫无度，大吃补药、丹药；彼时肉食者将海狗肾奉为至宝，守海名将戚继光与张居正有谊，送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据说，张居正“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
　　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自然竞相效尤。吃喝风盛行的结果，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六千三百四十八名，成化十年（1475年），又添五百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一千名，真乃何其多也！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真是夜以继日了。有些地方的官宴，是摊派地方承办的，敲诈勒索，危害多端，小民不胜其扰，悲剧迭相发生。如：“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有统属，凡有宴席，皆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此日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要钱一吊，总用钱一万三千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房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如此吃喝，简直与吃人无异。
　　中下层士绅吃喝也讲究排场
　　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嘉靖时文人何良俊曾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唯大宝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时人谢肇的记述，最为生动：“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从正德、嘉靖开始，凡宴集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luǒ)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水，蔬以兵抗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优佳。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菜、果子，竟摆下十六碗之多。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宝，多至十余日，少亦不下五六日。无怪平时人有十贫十富之说，其中的“九要贫”，就是“宴贵宾”。
　　社会风气的败坏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山”，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
　　吃喝风加速了政治腐败
　　吃喝风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加速了政治腐败。明代官俸最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余递减，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作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濬，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好……非宰相事也！”
　　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有专家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
　　（摘自《人民论坛》）

明清两朝初期 ： 都有过永乐和康乾的盛世安定之际 风气较好
在大背景下（我国封建制度高度集权时期，也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君王荒淫无度，奸臣，奸相把持朝政（以明朝中后期最为特殊），文化上的八股取士，及文化高压（文字狱） 风气日下 人心不古。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当时的执政者管理是否完善而造成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