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发现唐代 15 岁阎大娘墓志铭，这一发现对历史研究有哪些意义

是的，这是相关报道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京发布重大考古发现——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 　　这座墓葬是怎样被发现的？墓主人又是如何确定的？　　抢救性考古的意外发现　　墓葬占地约740平方米，出土器物250余件　　据出席发布会的专家、学者介绍，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曾多次被盗。为及时有效地予以保护，2008年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发掘发现，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　　该墓虽被多次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随葬品。共出土器物250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枕、刻铭石牌等，其中以刻铭石牌和遗骨最为重要。　　此次共出土刻铭石牌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8件圭形石牌极为珍贵，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学依据。　　除上述器物外，该墓还出土有大量画像石残块。这批画像石画工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咸阳令”、“纪梁”、“侍郎”等文字，堪称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在墓室清理中，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3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　　六大依据锁定墓主人　　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墓室或藏曹操遗骨　　有关专家对这些考古发现进行了多次论证，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　　首先，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　　其次，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　　综合这些因素考虑，专家们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　　树立汉魏考古年代标尺　　发掘工作仍在继续，保护规划着手进行　　有关专家介绍说，曹操高陵的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　　千百年来，这些问题扑朔迷离，异说种种，疑雾重重，并由此产生了对曹操的许多怀疑和曲解。　　曹操高陵的确认，解决了诸多历史悬案。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将获得新的突破，也必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　　目前，曹操高陵的发掘，尚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调查等。同时，保护展示规划也已开始着手进行。　　河南省文物局供图　　曹操陵墓不会进行商业开发　　就此次考古重大发现的发掘过程、意义及下一步的研究保护规划，记者采访了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孙英民。　　记者：曹操高陵是怎样被发现的？　　孙英民：曹操高陵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盗；最近被发现，是当地村民在给当地砖瓦厂取土时，挖掘暴露出墓葬顶部，当地文物部门才发现了这座墓葬。　　记者：墓葬被破坏的情况怎样？　　孙英民：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盗墓主要造成了一些汉画像石的破坏；此外，还造成了一些文物的丢失和位置改变——具体丢失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统计。　　记者：这次曹操高陵的发现，在考古学界占据怎样的地位？　　孙英民：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考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次曹操高陵的发现，应该说是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历史人物考古发掘方面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记者：下一步，针对墓葬的研究保护会采取哪些措施？会否进行商业开发？　　孙英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进行考古发掘。目前，我们对整个地葬结构、陵园范围以及是否有随葬墓等情况还不能完全掌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将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发现。　　其次，将尽快制定保护规划，当地政府将根据考古发掘情况建设永久性的博物馆，更好地进行保护；并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展开一系列历史研究。　　曹操高陵的发掘，以保护和研究为目的，不会用于商业开发，也不会允许进行任何商业活动。

12月27日，曹操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获悉，曹操墓位于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至此，曹操墓到底在何处这一千古之谜终于被破解。　　历史上关于曹操墓众说纷纭，七十二疑冢、许昌城外、漳河水底、铜雀台下，1000多年来，曹操墓到底在那里，谜团重重。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二号墓地的考古挖掘最终解开了这一千古谜团，专家的主要依据是一块珍贵的石牌。　　12月19日和25日，记者两次来到发掘现场高穴村二号墓地??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地一片开阔的田地里，了解了“曹操墓”的来龙去脉。曹操墓规格相当高，呈中字型土坑式砖石墓室，墓室分为前室和后室，中间有甬道相通，前后室顶部为四角攒顶，甬道为砖券拱形顶。前后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耳室。两座墓室最深处距地表16米，属于典型的深埋墓葬。墓道长35米，宽9.6米，呈阶梯式内收。　　在这座墓里出土有金、银、铜器，陶器、兵器等，但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最让专家兴奋的就是这块写有“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的石牌，专家介绍，“魏武王”三个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因为这和曹操的身份相符合：曹操生前为王，他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他才被追封为魏武帝；“魏武王”完全与他死时的身份相符。这块写有“魏武王”的石牌确切的证明了墓主人身份。同时，在挖掘过程中还出土了三具骨架，经专家鉴定，一具为男性，约为60多岁，另两具为女性，分别为20多岁和40多岁，男性死亡年龄与史书中记载的曹操死亡年龄极为相符。　　
曹操墓　　

曹操墓　　
　　与出土的文物共同指明这一古墓为曹操墓的还有一块在1998年被该村村民徐玉超起土时挖出的一块鲁潜墓志，志文提到了鲁潜墓距魏武帝陵的方位与距离：“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里所说的魏武帝陵应该就是高陵（西陵），高决桥应该为高穴桥，古代“决”通“穴”，这说明曹操的墓地应该在西高穴村附近。　　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这大概是曹操预感寿命将尽时才颁布的。西门豹祠在今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一处临公路的高地上，祠堂早已不存，只留下三四通古碑，其中两通字迹已经漫漶不清，而另两通则为民国和清朝道光年间的。另一部文献的记载，更具体地点出了西门豹祠与曹操墓的关系。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提到相州邺县时说：“故邺城，县东五十步。”也就是说，唐代的邺县在故邺城（曹魏邺城，北周焚毁）西五十步的地方。这是个很短的距离，这就更显示西门豹祠的坐标意义了。漳河南距邺县三十里的地方应该在今安阳县的西北部。这可以根据唐代的碑刻和墓志铭来证明。在唐朝开元三年有《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开元七年有《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修定寺就是今天的安阳县西北的清凉山东侧的修定寺，说明邺县在唐代的地界往西到达了今天的清凉山（古代叫天城山），所以应该说安阳县的西北部在唐代是属于邺县的。　　根据出土“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的石牌、鲁潜墓志、以及西门豹祠位置，经过多位专家充分论证，最终确定西高穴村就是曹操墓所在地，千百年来所有的猜测所有的争论终于停止，千古谜团终破解。

曹操在丧葬上有别于历代帝王，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了“薄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当时，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与地位不比帝王低，为什么他不但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呢?

据说，曹操一生提倡节俭，他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他儿子曹植的妻子因为身穿绫罗，被他按家规下诏“自裁”。宫廷中的各种用过的布料，破了再补，补了再用，不可换新的。有个时期，天下闹灾荒，财物短缺，曹操不穿皮革制服，到了冬天，朝廷的官员们都不敢戴皮帽子。

又据传，曹操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为防止自己死后出现这种惨状，他一再要求“薄葬”。

为了防止盗墓，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布置疑冢，当然也和他生性多疑有关。生前，他因多疑，错杀了许多人；死后，他的多疑也不例外。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抬出。

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

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传说，军阀混战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古董商人为了寻找曹操的真墓，雇民工挖了十几座疑冢。除了土陶、瓦罐一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

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说，“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关于疑冢的说法便被确证不是准确的了。

但是，关于曹操尸骨到底埋于何处，仍然是个谜。据诗曰：“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

又据《彰德府志》载，魏武帝曹操陵在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据考察，这也属假设。那它还有可能在哪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

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做，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这也算是他的明智之举吧。

关于曹操的陵寝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是个谜，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参考资料
http://bbs.sports.163.com/board/index.html?url=http%3A//bbs.sports.163.com/board/rep.jsp%3Fb%3Dguanshui%26i%3D25936%26p%3D0

真的呀，在河南安阳，已经找到可有名称的墓志碑类和遗骨了，报道很多啊，有兴趣看看。

胡扯的，曹操死的时候，称谓是魏王。而出土的所谓专家的证据碑铭上面写的是，魏武王。 魏武王这个称谓是曹丕当皇帝时候追溢的，曹操死的时候曹丕可不是皇帝。而且再曹操死之前确实有一个朝代的王侯就是魏武王，是个小国家的

这次发现可以让我们对颜真卿本人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还有他的书法可以增加我们对古代书法的认识，对于考古行业研究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13日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目前首例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墨书书丹墓志，这对于研究颜真卿本人及我国中古时代书法艺术意义极大。丰富了我国中古时代书法的历史

陕西考古发现颜真卿真迹，在我国书法史上可谓是一次重大发现，书法家们可以进一步研究“颜体”了。

根据现有信息所知，这是科学考古首次出土发掘的颜真卿的早期文字真迹，以前的颜真卿的字都是来源于收藏家的收藏或者是博物馆的遗留。这一次的发现，可以说能够为颜真卿字体的传承提供非常宝贵的资料。

其实陕西考古学家发现的只是落款为颜真卿的墓志铭，到底是不是颜真卿的真迹还真不好说。另外，由于墓志铭已经经过工匠了二次加工。即使是颜真卿的真迹，对于研究颜真卿的书法结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发现的署名为颜真卿的墓志铭，对于书法界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一、颜真卿“早期真迹”

按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的说法，考古学家发现的是颜真卿38岁所写的墓志铭。由于发掘的是唐代贵族的墓葬群，如果这个墓志铭说是出自颜真卿之手，还是基本符合历史实情的。

毕竟，当时的颜真卿不仅是一个大书法家，也是朝廷中的官员。唐朝的贵族，还是请的动颜真卿为他们的书写墓志铭的。

二、与“颜体”风格差异明显

这次发现的颜真卿“早期真迹”，从书写时间来看，介于《多宝塔》和《王琳墓志》之间。但是，从整体风格上看，颜真卿的这个“早期真迹”不仅和《王琳墓志》差异明显，就是和《多宝塔》也是迥然不同。

不知道是二次加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还是这个墓志铭虽然署名是颜真卿，却也不是颜真卿的真迹。所以，这个墓志铭对于研究“颜体”的意义也是大打折扣。

三、碑刻没有精气神

如果颜真卿的墨宝被发现，那才真的会在书法界产生巨大的轰动。必究颜真卿的历史地位，仅次于“书圣”王羲之。

即使发现的墓志铭是颜真卿的真迹，但是，由于碑刻并不能完成展现颜真卿书法的精气神，对于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限。

各位，对于陕西考古学家发现颜真卿真迹对于书法界的意义，您有什么不同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可以给我们这些普通人带来学习书法的勇气，那时候的颜真卿水平还未成熟，然而通过自己的努成为一代宗师。

陕西考古学家发现颜真卿真迹，这对研究古代书法艺术有很大的帮助，颜真卿在书法界的地位很高，这次真迹的发现，可以很大程度上推动书法界的发展。

会使得整个书法界轰动，因为他是中华书法的鼻祖，大家还是很爱戴他的。

陕西考古学家发现颜真卿真迹，对书法界的影响是让科学家可以更好的去研究这份真迹，从而让历史真相还原到我们面前。

　　石景山地区出土了清代李绶墓志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如4月20日的《北京日报》第五版“石景山工地挖出清代墓碑”一文讲：墓志铭是在鲁谷地区的道路施工中发现的，分为篆盖和正文两块，墓志以纪晓岚撰文和刘墉书写为最大特点。
　　“五一”期间，笔者与李新乐先生前往模式口田义墓看到了该墓志。墓志的志盖和志石均为上等的汉白玉石质，正方形，长宽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细。志盖阴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诰授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铭”，涂朱，书写者叫董诰，书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蝇头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风镌”，叙述了墓主李绶的生平。
　　李绶是什么人呢？据纪晓岚所撰墓志讲：李绶，“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岁。他“字佩廷，号杏浦，又别号竹溪”，是受到当时学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从山东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后来因为他的名气，祖先们“皆以公贵，覃恩赠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
　　李绶从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顺风。他22岁从科举起步，从地方小官做到巡抚，两次外任奉天府丞（相当于今沈阳市长），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从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汉人做到如此职位，已是罕见的奇迹。
　　李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学问好，喜读书，“作诗不下数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过进士，做过翰林，编写过史书，任过内阁学士。还做过主考官，提督过学政，制订过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学者。所以，人们才尊称他“杏浦先生”，纪晓岚、刘墉才会给他撰写和书写墓志！他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区的黄庄呢？推测应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景色优美。黄庄在今鲁谷小区的东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现存的碑文说那一带“有田可耕，有园可种，果木绕于墙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几案间。”二是传说五代时的大教育家窦禹钧在那里开办过著名学校“五花院”，窦禹钧就是《三字经》中“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燕山”。从李绶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学者心目中的又一个“窦燕山”！
　　李绶的人品也好。经过他的努力，哥哥、弟弟们有了功名。他帮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时不愿意显山露水，但关键时刻却敢做敢为。如“官奉天府丞时奏毁前明违碍碑碣，官湖南巡抚时奏赈茶陵水灾、奏增衙郴诸路驿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谕允。官御史时奏吏部胥魁受贿、奏浙江巡抚匿灾，并邀褒嘉”。那些事，没有些胆量是做不来的。李绶有2子7女，他去世时已有7个孙子和2个重孙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
　　李绶墓志的撰写者纪昀，字晓岚，比墓主李绶小11岁，就是演员张国立在电视剧里扮演的与奸臣和珅唱对台戏的历史人物。《清史稿》上说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沉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有趣的是，他也当过与李绶一样的“左都御史”。他给李绶写墓志，可能是职责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对李绶的敬重。
　　李绶墓志的书写者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比李绶小7岁，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子”。他的书法受到清代学者的特别喜爱，他为李绶书写墓志，无疑给墓主抬高了身价。
　　李绶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鸿章编《畿辅通志》卷165载：“国朝李绶墓在黄庄。”并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其墓志，与出土的志文比，仅少3行字，估计是采用了纪晓岚文集的内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辅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为考证清代历史显现了更直观的资料，十分珍贵。
　　李绶墓何时被毁还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书写、名家镌刻于一身，说它是清代的“三绝碑”不算过誉，文物品位极高，也是北京市考古发现的一大惊喜！

　　近日，林埭镇发现5块明代墓志铭，据有关人士反映，尽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陆续发现一些墓志铭，但在同一个地方发现5块墓志铭还是比较少见。
　　这5块墓志铭是林埭镇共和村一农民从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石块呈正方形，由于受风化，刻在墓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体清楚。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分析，这5块墓志铭大致是明朝中期的。
　　从依稀可辨的字体中可以看来，中间大的一块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铭。据史料记载，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443年前后考中进士，是平湖建县以来考取的首批进士。大儿子官至广州知府，二儿子官至山东道监察御使。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5块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当地的一些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墓志铭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当今收藏的门类多种多样，其价值也各有不同，如果能对墓志铭加以收藏，更会别具一格。

所谓墓志，是古代埋在墓内的刻石。《神僧传》云：“宝志公殁，梁武帝命陆�制铭于冢内。”指的就是墓志，一般是在安葬时和棺椁一起埋在墓内。上面刻有死者生平梗概，主要是姓氏、世系、官衔、事迹、出生及卒葬年月等，故墓志又有“埋铭”“塘铭”“塘志”“葬志”等名称。墓志铭也有刻在砖上，叫塞砖铭。因墓志文后多用四言铭赞颂死者，故称墓志铭。 墓志是由墓碑发展起来的。前些年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延平三年（公元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据考是我国最早的墓志。由此可见，墓志至迟在东汉时就已出现，一直沿袭至清末。墓志的形状各异，有圭首碑形、梯形方版、方形等等，一般用两块石板上下相合，平放置在棺椁前，上石为志盖，刻有标题，即某朝某官墓志，有的还饰有花纹、神象，盖文多为篆书，故又叫“篆盖”；下石为志底，刻有志铭，主要内容有死者的姓氏、籍贯、官阶、事迹等。

墓志可以说是地下档案，资料最原始、最真实。对于研究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均有较重要的价值。首先是考古价值，可以补充或纠正历史文献中的阙遗和错误，如1974年河南省浚县出土的唐代上柱国邢国公李密的墓志铭，弥补了新旧唐书无李密安葬记载的缺陷，同时纠正了旧唐书中关于李密安葬地点的错误。其次是艺术价值，历代许多墓志铭堪称文物珍品，撰刻墓志铭的作者，多系历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文学家，素为学术界所重视。因此，它也是研究我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不但文笔生动，感情丰富，堪称千古脍炙人口的绝作，而且书法拓片至今仍是人们临摹的字帖。

总之，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收藏墓志铭或是墓志铭拓片，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同时还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一、邓茂钏墓志铭

该件系1973年10月间在浔中公社高蔡大队(今高阳村)后晏岭开山造田时出土。

墓志用砖制成，高、宽各0.31米，呈四方形，厚0.035米。砖版完好，表面已有风化，有些文字已模糊不清。

据铭文记载，邓茂钏生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卒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墓志系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正月所立。铭文计312字，墨写楷书。

二、郭兰庭与妻刘氏合葬墓志铭

该墓在浔中镇仙境村塔仔岐锦坑头。墓志铭系墓葬被盗挖后丢弃山上。1989年12月18日由村民送交县文管会办公室。

郭兰庭(公元1544—1591年)，明处士，本县盖德村人，其妻刘氏(公元1547—1625年)，墓志铭系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刘氏柩合葬时所立。铭文为兰庭堂弟奉政大夫直隶扬州府同知晋阶朝列大夫郭维翰撰，户部主事郑扬题篆额，用贝页岩刻制，高0.63米、宽0.34米，已残断，部分铭文已无法查补。在尚存的788字中记载了郭兰庭夫妇的生平事迹。

三、张九娘墓志铭

该年系1973年9月20日三班公社三班大队29生产队社员在蜈蚣山泗滨分支山开山时出土。

墓志用白瓷版制成，釉色白略带乳黄，高0.11米、宽0.11米、厚0.007米。铭文共127字，分别阴刻在版的两面。其中正面89字，背面38字。字迹清楚，保存完好。
据铭文记载，张九娘生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卒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墓志铭系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即清顺治二年十月所制。

四、孙醇宇与妻周氏合葬墓志铭

该件系浔中村民在尾糍棨开山种茶树时出土。

墓志用黑色贝页岩刻制，宽0.5米，高0.75米。额中部竖刻“皇清”篆字，两旁刻有对称的云龙，额下从左至右横刻篆字“诰封武德将军醇宇孙公暨配诰宜人勤顺墓志”。铭文坚刻楷书1083字。字迹工整秀丽，有些部位因损坏文字不清。

根据铭文记载，孙醇宇生于明天启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627—1707年)；周氏生于明崇桢元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28—1680年)，两人合葬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墓志铭为安葬时所立。

五、僧会司静正和尚墓志铭

1973年12月18日下午，县农械厂(程田寺旧址)修理铸工车间至翻砂车间路面时出土。

墓志铭用砖制成，高0.265米，宽0.263米，厚0.03米，铭文共284字，用红漆写在砖上，大部份文字尚可以认清。

根据铭文记载，静正和尚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卒于咸丰三年(公元1773—1853年)，葬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墓志为安葬时所立。

六、昊缉堂墓志铭

该墓志为1984年12月19日在浔中镇浔中村双鱼山(俗称必石贡)北侧基建平整土地时出土。

墓志用瓷版制成，分为铭文版和底座两个部份。铭文版正面釉色白略泛青，背面露胎，呈扇形。底座粘墓室，出土时与铭版脱离。铭版中部最高处(包括连接底座的插版)高0.247米，两旁高分别为0.145和0.15米，上额呈微圆形，下端左右各有斜角，角长分别为0.03和0.035米，总宽为0.205米，其中插版宽0.09米，铭文版厚0.011米。

铭文共512字，为釉下青花楷书，色泽鲜艳幽菁。字的颜字浓淡不均，字迹尚端庄清晰。

根据铭文记载，吴缉堂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卒于光锗十六年(公元1816—1890年)，葬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墓志铭为安葬时所立。

七、郑二常与妻黄氏合葬墓志铭

墓葬在龙门滩镇硕儒村龟山，墓志铭于1989年龙门滩引水工程基建时出土。

郑二常讳耀伯，卒子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其妻黄卒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二柩合葬并附志铭。铭文用贝贡岩刻制，共489字，记载死者生卒时间和生平事迹。

八、连逊斋墓志铭

该墓在龙门滩镇硕儒村，墓志铭于1989年龙门滩引水工程基建中出土。

连逊斋，清岁进士例赠修职郎，卒时88岁，墓志铭长0.6米，宽0.29米。用贝页岩双面刻制，已残断。赐进士文林郎湖北郧阳府郧西县知县兼署竹溪县知县丙子科湖北乡试同考试官王必昌撰文，乡进士文林郎吏部拣选知县郑秉钧篆额，儒学训导侄孙天手书。正面铭文235字，背面357字，尚有一部分铭文刻在另一方贝页岩上。现存残断的铭文记载了连逊斋的简历。

因为只能写一万字，故一下部分继续~

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译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时常出现的频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

一腔爱国的热情
满肚子的悲愤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