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系统地说一下古代士农工商每个阶层追求的是什么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四民制度贯穿始终。所谓四民，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即士、农、工、商，除此以外，还存在许多“贱民”，他们比四民阶层更低，归为“贱籍”阶层。四民是古代中国政府对于平民职业的基本划分，同时它亦是国家百姓的总称，可以说，四民就是国家的基石。不过职业的种类极多，为何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专门将平民们划分为士农工商呢？

“四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其文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於管子。”顾炎武认为，齐国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农工商”说，所以四民制度起源于管仲，而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说法。管仲在齐国进行变法改革，“四民”制度是变法中的一部分，而这也被认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实践。除管仲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人提出士农工商说，比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荀子·王制篇》里也有按照士农工商排序的说法。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者”，与后世的“士农工商阶层”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管仲所提出的四民当中的“士”，不是读书人，而是军士。其次，管仲的这一政策是将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并按照其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里的划分只是职业上的不同，并没有尊卑之分。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是说四民都是国家基石，不可或缺。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社会并不轻视商人。在殷商时期，人们十分热衷于从事商业，商人之名由此得来。在商朝灭亡以后，周朝吸取商朝灭亡教训，认为商人过度热衷商业，荒废农业，导致国家不稳，最终灭亡。于是在周朝以后，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断打压，名义上的地位与奴隶等贱籍无异，被其他阶层鄙夷，比如《逸周书·程典》载：“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然而管仲在提出“士农工商”说的时候，虽然将商放在最后，但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贾出身，而在他的变法当中，他极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还颁布了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国策。所以说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没有问题，但若是将导致古代中国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实在是冤枉。

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因此“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一直强调“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打压工商之民，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那么，作为史家传奇的司马迁，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出乎多数人的意料！

所谓“士农工商”，出自春秋《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柱石，春秋之际四民平等，都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晚期，孔子并不轻商，孔门弟子颇有几个经商的，比如孔子徒弟子贡另一个身份就是商人，被后世誉为儒商鼻祖，可见儒家轻商是后来的事。

但到战国时期，随着列国纷争加剧，列国首先需要确保粮食种植，所以“奖耕战”、“抑商贾”一度盛行，尤其当时显学法家非常轻视商工，《商君书》中有“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韩非子将商工列为“五蠹”之一，“其商工之民……邦之蠹（蛀虫）也”。秦始皇时期，将一些罪人、无用之人等送去戍边，即“七科谪”，其中就包括商人，汉武帝也用过这一招。可见，秦汉时代虽然还未形成“士农工商”的排位，但“重农抑商”已然盛行。

那么，在这一社会思潮之下，司马迁如何看待“士农工商”四民呢？

肯定人欲，顺应人欲

作为司马迁的毕生之作，《史记》既整理记录了历史，更体现了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序文体现出来的思想颠覆传统认知：

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四民并重平等。所谓“虞”，就是对山泽的开发，包括木材的砍伐，在海里河里打鱼等的职业。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极致，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虽然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但却老死不相往来。但司马迁开宗明义就先批驳了老子治国思想，指出如今这么治国，几乎行不通。

太史公曰：历史上圣贤如何治国的呢？神农以前，已不可考，但根据《诗》、《书》记载，虞、夏以来还是能考证的，当时人们耳朵眼睛追求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心里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即便用妙论挨户劝说，也无法改变。

司马迁肯定人之欲望，指出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顺应人欲，其次因势利导，再其次进行教育，再其次制定规章限制发展，最差的是与民争利。

人各其能，自由经济

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后世儒家思想相比，司马迁提倡顺应人欲的思想，简直就是一个异端。

既然应该顺应人欲，那么就需要社会提供满足欲望的各种物品。东南西北各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民耕田种地，虞人开采山泽资源，工人制造器具，商人流通贸易，即各地农工虞出产物品，再由商人将之送到中国人民面前。“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努力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自然就会进行交易，自然定出价格贵贱，根本不是统治者教化而来的。总之，只要“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让百姓各行其业，犹如水往低处流，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可见，司马迁已经产生了朴素的自由经济思想，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

农工商虞，富国富民

大家都知道，如今“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高度赞同这一思想，并指出“农、工、商、虞”并重平等，是国家缺一不可的柱石，可惜却得不到儒家与统治者的重视，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文人，偏偏要将人分为三六七等。

《史记·货殖列传序》：《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司马迁赞同《周书》观点，认为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必不可少。不仅如此，“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可谓富国富民。

尤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对万民逐利、致富予以肯定，“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即便富有的诸侯大臣等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与其他二十多部“正史”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司马迁不畏强权、坚持实录之外，还有《史记》中大量描写的小人物，将之与帝王将相士几乎并列，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商人等社会边缘人物，其中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显示了司马迁平等对待万民的态度。

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令人遗憾的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盛行，四民次序彻底固定，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代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

士农工商，不是指地位高低，而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四个方面，又指轻重缓急。天下读书人安顿了，然后农民也就安顿了，士人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为百姓说话，这样天下自然安定。

古代的阶层是士农工商，士大夫阶层历来都是最高的阶层。但是看剩下的排名，就能体现出我国经济生产的特点，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一直都是奉行的小农经济，鼓励手工劳动。但是商人，古人认为都是不劳而获，用欺诈的方式来牟利。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1、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2、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3、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思迁，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4、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

在“士农工商”出处（《管子·小匡》）中并没有对其他行业的继续说法。士农工商是古人按着为社会贡献大小的顺序来排列的，其实并非如此。

士农工商，不是指地位高低，而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四个方面，又指轻重缓急。天下读书人安顿了，然后农民也就安顿了，士人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为百姓说话，这样天下自然安定。

古代的阶层是士农工商，士大夫阶层历来都是最高的阶层。但是看剩下的排名，就能体现出我国经济生产的特点，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一直都是奉行的小农经济，鼓励手工劳动。但是商人，古人认为都是不劳而获，用欺诈的方式来牟利。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1、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2、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3、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思迁，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4、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

古代提倡士农工商制度，将商人排到最低，是为了抑制商人的存在，是因为古代的生产力低的原因。

虽说商人可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我们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职业。但是在古代不一样，他们没有这么多需求，他们只需要吃穿住行，吃的他们自己种地，而行动的话，他们也不会离开太远，一般的老百姓，很少去其他地方。而住的地方，普通老百姓也是自己找匠人修一个。唯一的就是唯一需要买的就是穿以及食盐之类的东西。

而商人最开始卖的也就是这一类东西。在秦朝以前，商人还是挺受重视的，并没有这种制度来抑制商人的存在，但是从秦朝以后，也就是商鞅变法以后，当时的人们认为商人不劳而获，投机倒把。所以就提出了抑制商人的各种政策，不仅如此，因为这样还取得了很多发展，秦朝为什么这么强大？商鞅变法的功劳不可磨灭。

既然抑制商人取得了成功，那往后的朝代，肯定会选择效仿，所以商人的地位一向不高。在很多朝代，商人有时候拥有很多钱，卖了很多商品，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要时刻注意，不能逾规了，然后就会被人捉住，说不定就会被下狱，全部家当都会被充公，所以他们需要时刻注意，穿着打扮都跟普通百姓差不多，只能穿麻的，甚至有时候为了注意，专门把新衣服给剪个洞，换一块布，然后缝好。

当然在家里面可以过得很好，出门就要注意了。不过越往后以后，商人的地位也就渐渐提高了，很多时候往往离不开商人，特别是当天灾发生的时候，朝廷赈灾很难做到，大部分赈灾都是靠商人，毕竟趋利是人的天性，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