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论战分别是因为什么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曹聚仁之“挽鲁迅”

我向来认为，敌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你的朋友，朋友某种意义上也可成为你的敌人，观点相同，自然就容易成为朋友，虽然角度不同生出的意见相左，也很可能从原先的朋友演变成为你的敌人，而原先朋友的敌人，由过去的敌人，也很可能居然成为如今的朋友。

近日，部落里张耀杰先生写了篇关于鲁迅与韩寒的评骘文章，惹得部落里的何仁勇先生又写了一篇关于《鲁迅为什么要使用马甲？》文章，还有一位“妈妈同学”也“转载”了陈丹青先生论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抱着想为历史“正名”的真挚的良苦用心，从而惹得我这个极喜欢鲁迅，也从不鄙薄胡适的人也很技痒，于是关于他们这些一代文杰的“派别”或者“争议”，就着自己的一点浅薄的经验，谫陋的学识，呶呶不休的精神，铺张而不“扬厉”的作风，也跟风写了一篇，因为既涉及到鲁迅的朋友，也有他不少的“敌人”。因此，题目就干脆叫作《鲁迅的朋友与鲁迅的敌人》吧，当然，无须掩饰，从情感上我或者还是喜欢鲁迅的“马甲”多一点，但总体来说，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或狗尾续貂的意思，没有什么过多的偏向哪方的深意的，因为究其实，那种把鲁迅与胡适截然对立然后画地为牢的思维，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鲁迅先生一生，既有很多倾心相知的朋友，如许寿裳台静农曹聚仁之类，也有很多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敌人”，最有名的，当属因为“刘和珍事件”而“恶语相向”的陈源陈西滢，那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在我看来非常复杂，要想完全理清其中的藤藤蔓蔓，来个摸索会通以后好老吏断狱，我想非通人学士不能道，小可既非学士，更非通人，最好还是藏拙，翘首以待他人来彻底“辩诬”好了，虽然倒不是没有自己的一点意见。至少我觉得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似乎并不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势如水火”，或如有些“组织”强调的那么不可挽回。空说无凭，此中消息，那可真应了一句——“以文为证”。恰好手头上有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的《西滢文录》。里面附有“本书说明”里陈子善先生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述，或者移做“它山之石”，也未尝不可。

“陈西滢主撰‘闲话’一栏，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于学理和事实’批评规则，对当时时政、社会和文化发表尖锐而不流于刁钻的批评，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作家。但在次年的‘女师大学潮’事件中，陈西滢与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交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其曲折的经过，其隐含的意义，至今仍是中外学者不断探讨的课题。”

但我也要再次“客观”的说，陈西滢的“现代评论”与周氏兄弟的“语丝”，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导致很多问题的见解不同，而有一些意气，一些针尖对麦芒的地方，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比如文末《关于“新月社”——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中，在多年以后关于那桩“公案”的回忆里，似乎还是有点“耿耿于怀”：

“我与周氏兄弟的笔战，也始于《现代评论》、《语丝》等。那时的《语丝》及《京报副刊》，没有一天不见攻击我的文字，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写的，《现代》虽也有人投稿来，但取了正人君子的态度，不与计较，所以我那篇挖苦周氏兄弟的文字，也送到《晨报副刊》去发表。志摩向不骂人而常得鲁迅的骂者，一来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来鲁迅不喜欢他（鲁迅与人说，陈某我还与他拉过手，徐志摩我连手也不与他拉）”。

从这篇回忆“新月社”回信看，虽只是在最后顺带一提，但看起来似乎还很严重，可是在文集里恰恰还有一篇写于1941年的关于鲁迅《<明天>解说的商榷》，对于施蛰存的解读的牵强附会，也很下了点考研功夫的，虽然他觉得这篇小说“一向没有什么深奥意义”，却也不乏“它的动人处，就在单四嫂子的孤寂，空虚，无法解除的绝望。”（同上）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放大点说，放到当时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为首的英美留学背景，与以周氏兄弟郁达夫为首的日本留学背景，再涉及到比如“某藉某系”的地域之分，然后关涉到一些特定问题（比如对于政府的态度以及某些国是、学潮、主义上）的态度见解上，这些千百年来无论中西都是难免的“派别之争”，当然就会留给后来人钻研反思过后，为之扼腕的觉得“不和谐”的声音。但假如我们能够历史地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穿了也很正常，假如我们关于某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意气之争”的，好比是人，当然就有人之为人的情感用事的地方，也当然就会犯错误，闹意见，生偏见。比如我觉得鲁迅对于徐志摩的鄙夷与不屑，除了观点之争以外，徐志摩的那种受过西式观念（婚姻，穿着，娱乐方式，处世态度等等）熏陶的“浪漫习气”，自然会被内心颇有传统影子附体的鲁迅有所腹诽甚至溢于言表的，但这些只要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后来那种人鬼颠倒利欲熏心的无情无耻无顾忌的倾轧，我看也是学人之间文士之间彼此不投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没有什么大不了。好像陈丹青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你看看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甚至他们在理智匡护下的正常争论争议，只要——总能——匡扶在理智之下，不管多“凶”，也是他们修养学识的一种放到当代，很有对比意味的体现，像后来的文革时期，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性异化变态到了极点的鬼魅时期，恐怕是很难比拟也就不容易拿来说事了。

就是陈西滢嘴里火药味很浓的“周氏兄弟”之一的周作人，当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不是也有这样的发自肺腑的“挽词”吗：

“••••••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的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多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以从哪里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参见浙江文艺出版社《周作人散文》第303——305页之“志摩纪念”）

够了，要不是想弄点可以信服的“证据”，差点又要弄成“獭祭”长文了，不过为了以示公正全面，再找一篇鲁迅故去以后，林语堂先生对于他的追念。虽说他们都曾是“语丝派”的大将，还是逃不了有人所谓从“朋友”变成“敌人”的宿命，不过这个“敌人”，比起有些简直比敌人还敌人的——敌人，对于自己的政敌或者论敌，那种卑劣下作的手段，就要宽容得多。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一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海南出版社林语堂散文集《人生的归宿》第232页——233页之“鲁迅之死”）

再找个与两方都有交往的可靠人物来代为“说项”吧，郁达夫一代大家，既是鲁迅的老乡，好友，兼同志，是相知极深的人；同时他也是徐志摩的中学同学，交情非浅。甚至至死也不愿附和郭沫若等人对于周作人的“声讨”，觉得他很——“伪”。且看他怎么评说其间的“恩怨离合”。因为鲁迅甚至弄到后来，居然与自己的兄弟也很不愉快，于是还引来了很多不必要莫须有的嫌猜。“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在谈到林语堂时，“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后来为了鲁迅向“北新书局”讨版税而提起诉讼的事情（慕春按：梁遇春也抱怨过李小峰的对于稿费发放的拖沓，应非孤例。）二人闹了起来，郁达夫又如是说，“这事当然是双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曾有极悲痛的唁言发来的。”（海南出版社郁达夫散文集《归航》第322——344页之“回忆鲁迅“）

文中还有一些鲁迅与章士钊、与《现代评论》诸公、与要“狂飙突进”的高长虹、以及与“太阳社”的钱杏邨、创造社的叶灵凤（慕春按：据称他晚年还拜会过鲁迅的亡灵，这个当初准备用《呐喊》揩屁股的论敌）、成仿吾等人纠葛的一些也许是“护短”的叙述，我就不多引用了。如果要大肆搜罗的话，这样的例文还可在很多其他人的文章里找到很多。我觉得只要我们明白这或者都是上面所谓“观点角度”的不同就好了，也许大家都不是什么险恶的人，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险恶的用心，即使是政见之争，放到那个多元争鸣中西交汇的特殊时代，或者正体现一种如今想来，很是令人艳羡的“君子之争”的良好氛围，难道不是吗？我又想起陈丹青的那句“修养”了。

另外说起来，关于鲁迅胡适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态度来看，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不管其中有没有掺杂蒋中正个人的政治涵养，大致笼统上说，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人，是应该归于“体制内”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来看待，这于他们的受教体系也不难看出，从而就可进而体认，虽然他们对于当政者攻击起来还是不留情面的；而鲁迅虽然也任过教育部的佥事，毕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从《“友邦惊诧”论》这样的“露骨”文章我就可以估摸出，他的峻急，他的“从不宽恕人”的那份决绝，老实说从性格上说，他的确相当倔强，这或者是个人的性格决定了的，不能够放到另外的层面来过度引申。他所佩服的嵇康不是也很不好相处吗？难道嵇康还不如面团团的冯道式样的人物？但我以为，假如划分一下的话，他老人家应该是属于“体制外”的另一范畴，所谓“在野党”。那么，我认为体制内的相对来说，可以指名道姓，而体制外，可能就有所顾忌了，这也是正常的事情，无足为病，不须诧怪。就是从胡适先生对于“蒋公”的总体态度来看，也体现出极为复杂的方方面面：似乎既有希望自由宪政的一面，这是“主题歌”，也有某种程度上希望蒋公成立“贤人政府”的一面，这或者算是“插曲”，这一点，不管是殷海光雷震，还是写过《胡适评传》的李敖，对这些方方面面应该看得很清楚。

另外我还觉得，鲁迅与陈源的争论，徐志摩的争论，相对来说，是一个档次的，但对于邵洵美这个“潘安”式样的才子人物的争论，是不在一个档次的，当然我也不是认为邵洵美就“一无是处”，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就是周佛海汪精卫与胡兰成，也有自身不可抹杀的“特点”。虽然我也不怎么看重这个“绑着张爱玲一起成名的人”。

其实，与鲁迅发生“反目”情况的朋友，或是发生观点角度之争的“敌人”还有很多，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鲁迅论敌的书籍，来进行历史的梳理，不知怎么的，我倒更希望它成为当今时代面对历史的检讨与自我检讨。比如我还约摸记得他为什么与顾颉刚闹，与施蛰存闹，与废名闹，甚至与自家兄弟周作人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点点滴滴，其实我们大可以按照郁达夫话里所暗示的，对于这些本来就是很有个性，而且个个都是现代文化史上有数的人物，采取一种同情而宽容的态度，而无须上纲上线，过于吹求。从某种可以理解的层面上说，鲁迅也好，他的论敌也好，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或者都不是什么坏人，反倒都是那个时代“特别可爱”或“相对可爱”的人，就说他与施蛰存的争议吧，鲁迅反对年轻人读古书，是从“瞩目社会针砭现实”的角度来立论的，而施蛰存呢？提倡《文选》、《庄子》是从了解传统文化增加写作“词汇量”来说的，严格来说，两者都没有什么坏的用心；又如他与林语堂的争议吧，他劝林语堂多翻译介绍点西方的现当代的小说，而林语堂觉得这是“老年人才做的事情”，不然，他的《风声鹤唳》与《京华烟云》这样的创作也出不来；还如他与废名的不愉快，也是他要现实主义，要“为人生而艺术”，而废名从文学本身的角度，从杜绝陈词滥调空洞口号，又不屑于抹杀文学特性的宣传布道文章的角度来立论，或是理论的，现在看来，似乎也都有各人自家的一定的道理，反倒是废名先生作为周作人的忠实弟子，一个在那人鬼不分的特定时期经过血的考验的性情中人，又与鲁迅有过这样的隔阂，于是在文革时期与乃师一道遭到强烈的冲击，以致于双双于1967年含冤莫名，死于非“命”了。那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以后，值得警惕关注的。就是鲁迅与梁实秋的所谓人性阶级性之争，尽管老实讲我也不太懂地偏向梁实秋多一点，但对于鲁迅先生本人，我却还是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谨慎分析以后，有着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同情。

作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我始终认为，应该看到鲁迅先生那“悲天悯人”的一面，而“设身处地”的报以同情的了解与理解。于是——

无聊之中，随写几句想到的并不华丽的废话，算是一点自以为是的补充吧，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以及他们置身的那个也许无法断定的，相当意气的，所谓不是你拿“苏联卢布”，就是我靠“美元英镑”的“暧昧时代”，早已过去了，今日似乎也没太大必要再陷入那种“某藉某系”式的争论了，也许，这些名人之间的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在有些专门研究那一代人的谁谁谁的心头，或者心头还是非常雪亮的——只要他不怀有偏见的话。

应该是陈西滢、胡适、徐志摩、梁实秋，还有他的兄弟周作人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我看，当时能与之抗衡的那就是张爱玲了，这里不扯上政治

梁实秋？
其他几个都是由于私生活引起的

一

在鲁迅、许广平书信集《两地书》里，许广平经常亲昵地称呼鲁迅为“小白象”。这个昵称与林语堂有关。

1928年12月，林语堂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鲁迅》，将鲁迅形容为“一头令人担忧的白象”。这是因为，大多数大象都是灰色的，只有极少数大象是白色的，因而极为珍贵。鲁迅很喜欢林语堂这个比喻，在给许广平写信时，画一头大象在署名处。

鲁迅、许广平、周海婴

不仅如此，鲁迅还打算把这个外号送给儿子周海婴。只是由于周海婴出生时身体是红色的，便改成了“小红象”。红色的大象就更加稀少了。

二

鲁迅和林语堂的友谊，得追溯到1923年。

192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林语堂学成归来，接受北京大学教务长、代理文科学长胡适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任教。那时候，鲁迅也在北京大学担任兼职讲师。

后来，林语堂还担任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那时候，鲁迅也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兼职讲师。

他们有同事之谊。

林语堂

1924年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先后创办了两种刊物，一是《语丝》，以留学日本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为主要撰稿人；一是《现代评论》，以留学英美的胡适、陈西滢、陈翰笙等人为主要撰稿人。

林语堂是留学英美一派，又与胡适关系极好，在留学时接受过胡适的资助，可他除了在《现代评论》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外，还是站在了鲁迅一边，成为了《语丝》的主要撰稿人。

他们便有了战友之情。

三

1926年，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邀请林语堂来学校担任文学院长。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后，想起了鲁迅，特意向林文庆作了推荐。于是，厦门大学又高薪聘请鲁迅来任职国文系教授，月薪为400银元。

鲁迅

在厦门大学，鲁迅、林语堂相处得非常不错。可是，鲁迅与林文庆观念不合，发生了矛盾，林文庆有意将鲁迅排挤出厦门大学。鲁迅也曾经想过直接甩手走人，但他担心林语堂的面子上过不去：“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玉堂”是林语堂的本名。

对于鲁迅的窘况，林语堂也非常清楚：“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

四

然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在上世纪20年代底，鲁迅、林语堂都来到了上海，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天，鲁迅在林语堂家里做客，两人一边抽烟，一边聊天。鲁迅扔烟头时，一不小心将烟头扔到林语堂的床上，扫掉了蚊帐的一角。林语堂很生气，鲁迅却怪他小题大做，说“一床蚊帐才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

两人争吵起来。这件事虽然很快就过去，但为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

鲁迅、许广平与林语堂等人合影

1929年8月28日，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宴请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夫妇。此前，鲁迅与李小峰因为版税问题，闹了一场官司，在郁达夫的劝解下握手言和。席间，林语堂无意提起，说鲁迅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张友松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承诺决不拖欠作者稿酬。李小峰便怀疑是张友松从中搞鬼，害得自己与鲁迅发生版税纠纷。

鲁迅听了，立即怀疑林语堂这番话，是在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离间，用力一拍桌子说：“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回答：“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当场杠上了，这场宴会自然不欢而散。当晚，鲁迅在日记里写：“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林语堂也写日记：“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五

当然，鲁迅和林语堂关系的真正破裂，绝不会仅仅因为一床蚊帐，或者一场宴会上的误会。事实上，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出现的巨大分歧，才是他们彻底闹掰的主要原因。

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1934年，林语堂创办《人世间》。1935年，林语堂创办《宇宙风》。这3种刊物都提倡幽默文学，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林语堂由此成为“论语派”的领军人物。鲁迅却看不上这些小品文，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将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文讥为装点太平盛世的“小摆设”，“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萧伯纳访问上海，鲁迅、林语堂应邀陪同

对于鲁迅的批评，林语堂是不服气的，在《且说本刊》一文予以反驳，指责鲁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

两人唇枪舌剑之下，终成陌路人。

六

1936年8月，林语堂接受美国作家赛珍珠夫妇的邀请，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读书、写作。此后，林语堂和鲁迅再没见面。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病逝于上海，享年56岁。噩耗传来，林语堂深感悲切。一个月后，林语堂在纽约写下《悼鲁迅》一文。在文章中，林语堂将自己与鲁迅的交往描述为“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但无论如何，“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鲁迅

林语堂将鲁迅尊称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以81岁高龄病逝。两人相逢于地下，会“相逢一笑泯恩仇”吗？

鲁迅文字抨击过的同行有很多，例如：

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郭沫若、徐志摩、高长虹、周作人、胡适、施蛰存、张资平等。

这些人鲁迅抨击的原因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抨击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如郭沫若、叶灵凤。

（2）因政见不一互相攻击的，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胡适。

（3）因文风歧异，处世态度不一互相攻击的，如林语堂、高长虹、施蛰存、张资平。

当然，鲁迅一生与人论战甚多，我列举出来的也许只是被抨击的作家中知名度较高的一部分。

顺便简要介绍一下各被抨击者的归宿：

梁实秋：30年代鲁迅去世后，两人的文学论战结束，抗战后梁实秋入川，此后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集《雅舍小品》，建国后赴台任教，又相继写出《雅舍小品》续集，《雅舍小品》三集，还用二十多年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文笔圆润，颇为世人称道。

梁实秋与妻子程季淑生活美满，直至程季淑去世后，还写下了长篇的悼念散文。

梁实秋与冰心交情也甚厚，80年代初岛内误传冰心去世，他当即写下《悼冰心》一文，其情真切，催人泪下，后冰心来信澄清，他即相邀以后交通方便时两人重会，惜未能实现。

梁实秋于1987年在台北平静去世，享年84岁。

陈西滢：30年代初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后辗转海外，也曾在国民政府文化部门中任职。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能摆脱监视盯梢，平安回国，陈凌夫妇二人实有大功。

晚年陈西滢定居宝岛，也颇悔与鲁迅论战，60年代重印杂文集《西滢闲话》，他主动删去了所有关于论战的文章。

1970年，陈西滢病逝，终年74岁。

林语堂：30年代初与鲁迅论战后断交，同时创办《论语》、《宇宙风》等刊物，老舍的《骆驼祥子》全文最早即刊登在《宇宙风》上。

抗战后赴美，长期坚持用英语创作，先后写下了《京华烟云》、《红牡丹》、《吾国与吾民》等优秀作品，成为中美文化的传播使者。

50年代曾短期赴新加坡任教。

60年代后在台定居，其后作品大多收集在《无所不谈一集》、《无所不谈二集》、《无所不谈合集》中。

1975年，《京华烟云》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惜落选。

1976年，林语堂去世，终年81岁，葬于台北阳明山。

叶灵凤：三四十年代作品风格开始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痕迹，并开始转向学问研究，曾参加“左联”。

解放后赴香港，创办《星岛日报》，并长期主编该报副刊“星座”，并著有《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香港方物志》等考证文论。

1975年，叶灵凤在香港去世，终年70岁，家人遵其遗嘱，他珍藏的清版地方县志拒绝了外人的高价收购，所有藏书与史料尽献中山图书馆。

郭沫若：此人一生褒贬不一，但文学界内部普遍都比较鄙视，有“御用”之嫌，晚年不得不在众多运动中随波逐流，1978年去世，终年86岁。

徐志摩：1931年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年仅35岁，但生前众多作品，如《沙扬娜拉》、《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在向哪个方向吹》等诗歌终成脍炙人口的诗篇。

高长虹：莽原——狂飙社的骨干作家之一，30年代后湮没无闻，1949年去世，终年54岁。

周作人：作为鲁迅的二弟，30年代后的作品日趋颓废，抗战时曾有“附逆”的污点，抗战结束后被关押于老虎桥监狱，解放后获释，以后从事翻译工作和撰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主要作品有《鲁迅笔下的人物》和翻译作品《伊索寓言》等。

1967年，“浩劫”伊始，周作人平静去世，终年83岁。

胡适：30年代后主要以创作游记、自传、回忆录为主，建国后赴台，但很不得志，终生政治观念无法实现。

1962年，胡适在不得志中郁郁去世，终年71岁。

施蛰存：作为“海派”代表作家，心理分析小说大师，建国后因曾与鲁迅论争受迫害，不得不终止文学创作，转为从事翻译、古经文学研究等，一生学术建树颇丰，终成学术巨匠。

2003年秋，施蛰存在上海华东医院平静去世，终年98岁。

张资平：作为“创造社”作家和早期“海派”作家，30年代后文风日趋颓废，作品倾向粗制滥造，抗战时曾任伪职，建国后曾短暂参与制订《化工大全》和地质学教材，1957年被逮捕劳教，1959年在劳改农场去世。

胡适 梁实秋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他提倡白话文，建立了中国现代化的学术，政治上主张改良主义，要求政府容忍反对党和不同政见者。
林语堂，曾经和鲁迅一起主办《语丝》，同为语丝派成员，后来因为鲁迅的多疑，发生争吵，决裂。
陈西滢曾做《现代评论》的主编，该刊主张理性，反对一刀切地煽动民众，鲁迅兄弟等语丝派文人因次和他产生了骂战，连前来劝导的徐志摩等人也不幸成为鲁迅的谩骂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陈西滢并没有支持当权者，更没有污蔑学生的进步行动，当段祺瑞杀害学生时，他们也发出了严厉的谴责，但《现代评论》反对无条件赞美学生所做的一切（比如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就焚烧报馆之类），教科书由于政治原因，掩盖了部分历史真相。
徐志摩是著名诗人，在《现代评论.》与鲁迅的争论中，被鲁迅所攻击，他不仅是诗人，也精通政治和经济学，曾主编《晨报》副刊（该报报馆曾经被暴力的学生焚烧，仅仅发表了不同观点），胡适和徐志摩都反对这种焚烧报馆的暴力行为，主张不同观点可以在争论中澄清。
在二十年代末期，胡适和徐志摩等人组建了《新月》社，以此平台发动了人权运动，总的来说，胡适和徐志摩关系亲密，徐志摩把胡适视作大哥，尊敬有加。
最后，在三十年代中期，鲁迅攻击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为“伪自由”，但那个攻击接近于“污蔑”，鲁迅攻击自由主义者，原因在于，鲁迅和共产党合作，出于政治需要，把一些“罪名”强行扣在了胡适的身上。事实上，那些攻击胡适的文章是瞿秋白执笔的，完全是党的宣传需要，对这种政治目的的攻击，其公正性可想而知。（连署名权都可以出让，鲁迅和瞿秋白显然违背了基本的批评道德）

胡适说多干些实事，少谈些主义（大意），鲁迅反对；林语堂曾提议把humor音译为幽默，鲁迅反对（鲁迅提议意译为诙谐，觉得幽默会误导读者），还有林的其他一些主张鲁迅也大抵反对(参见《论语一年 借此又谈萧伯纳》)；陈西滢是鲁迅的主要敌人，因为陈为当权者辩护，污蔑学生的进步行动；徐志摩嘛，他是新月社的，他们社的观点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有区别，所以有时鲁迅反感。胡适和徐志摩什么关系不知道。

论战的起因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着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