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最富裕，科技最发达，有超级名将狄青，还是会灭亡

因为在皇帝可以肆意生杀掠夺的时代，战功并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因为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

纵观历史长河，多少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被杀，多少持有免死金牌的重臣被戮，狄青于他们相比又如何呢？没有建国大功，没有被赐免死金牌，他只是个替哥哥顶包，然后被判充军的犯人，依靠着自己勇猛和智慧才得以步步高升。功劳没有开国功臣那么大，也没有什么身份背景。

其实狄青也算不得被吓死，他被罢黜枢密使的官职，离京出任陈州知州，心思忧虑加上嘴上生毒疮，最后抑郁而终，不过他自从离开军队，到中央任职后，从大字不识的文盲，到研习《春秋》，甚至还会作诗，也确实如履薄冰。加上宋仁宗对他颇为信赖，赏赐又极为优渥，引得众大臣的妒忌，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欧阳修的参本。

欧阳修是文官集团的代表，说话很有分量，不过得说明他参狄青，跟秦桧参岳飞可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宋朝重文轻武，向来很防备武将，而狄青在军队中很有威望，战功赫赫，又被宋仁宗提拔为枢密使，掌了兵权又受将士拥戴，难免会有重蹈宋太祖“陈桥兵变”的嫌疑，故此才会参他。

而宋仁宗也为了稳住江山，就将狄青外放了，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而是你具备了这个条件，就有可能，身为皇帝是不应该允许这个条件出现的，皇帝需要绝对的统治权。

可怜狄青，从行伍做起，戴着面具在战场奋勇杀敌，披肝胆为宋尽忠，最后还是不得善终，不过相比岳飞，他的结局还是要好很多的。

中央集权制度最大弊病。一旦最高决策机构，不行。你这个国家就算有几万个岳飞那样的忠臣良将，也不过多几场政治清洗的莫须有而已。最后该死的，怎么样也活不了。最多苟延残喘几年罢了。宋朝的衰亡，不是权力集中的问题，而是思想中过度自信，是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胡乱猜度，和极度的轻视，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类比人家的价值观而受到的报复。

一个好斗的民族，一个将四周少数民族弹压得住的民族，随时准备将邻居灭掉的民族，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嗜血的民族，才是你心中向往的民族。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的存在将是多么的无趣，多么的晦涩，多么的灰暗，多么的单调，和多么的憋屈啊！中央集权，造就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风流人物，但是也造了无道昏君，这是集权的错，不集权就可以将每个国人都造成秦皇汉武吗？不集权，成吉思汗就瑟瑟发抖，龟缩于大漠永远的喝他的西北风。不集权，岳飞就可以直捣黄龙，燕然山勒名，然后皇帝也流芳百世，双双成为万古佳话。中国历经二十四朝，只是得出集权错了这样的成果，这也太那个了。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龙多不治水。儒家思想集权或者如西方契约民主，都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除开对科学技术的定位和重视程度，儒家思想高。儒家将士管理国家之士放各行各业的首位，西方将科学家，这些研究自然的学者，作为崇敬的对象。上帝创造了世界，科学家告诉大家，世界是什么样子。儒家认为学而优则仕，士而忧则学。一个学字，贯穿所有人，集权者，获无权者。

我觉得，有道理。宋朝用儒家思想，将人口红利，国土利用，农业文明，发展到不知道该怎样发展的地步。发展到不将西北荒漠那些蛮人当成人看的高度。不错，只要他们愿意，只要这些蛮子愿意，宋王朝可以将这些人全部无偿的养起来，满足他们想得出来的所有愿望。但是，他们显然小看了这帮蛮子的愿望了，他们用自己的普通百姓的想法来猜度别人的愿望，，有活路，有住的地方，只要衣食无忧，有家有口，生活安定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这一切是宋王朝的绝大多数人绞尽脑汁，所能想到的人生意义了。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得到的这些是多么的脆弱而已。

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兴亡，应该是不同的。中国的中央集权，肯定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如果你把秦始皇的集权和后世的集权等同，那你就大错了，中国人利用历史，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不断的丰富了对中央集权的认知和实践，不断的完善国家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这不是一小撮自以为是无耻胆大之徒想钻营，想骑在百姓的头上，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确需要管理。西方挟持新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强力，创造了富有活力的崭新的现代社会，催生了民主管理，当然有他的长处，这不用你提醒，这是事实。

但这不能表示西方就能够将其他所有文明的缺点和他们的有点一起埋葬，将他们的所有的好的和坏的东西都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当然，他们的子孙和没有思想的某些原始部落除外。况且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反当成熟的文化，他不固步自封，他用历史教训所有的所谓所谓强权和归于他麾下的所有的人民，其实她具有现时一般人头脑的民主的一切特征。中国的专制是从汉到清逐渐加强的。专制的程度，并不只是光看一个朝廷里，皇帝与大臣的话语权分配，同时也需要考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在汉初，制度是有些类似现在的君主立宪制，汉武帝因为自身野心巨大属于特例。

至于王安石这事还是太偏颇吧，只能怪徽宗不争气。当时的情形，在战争状态下事权分散确实效率太低，更别说没有集权，改革能不能推行都难说。当然，变法有些事有些想当然，但是没有变法，说不定都撑不到徽宗。如果想找资料，其实非常多，只不过每个人估算的数字都不一样，差别较大。大体就是三类：唐高于宋，唐宋略等，唐低于宋。我取的是最有利于宋朝的说法，即唐低于宋，但即便如此宋朝的人均GDP也并不比唐朝高。至于你说的宋朝的面积和耕地面积比唐朝小，这个不能确定。宋朝的国土面积比唐朝小是毫无疑问的，但耕地面积是否小就另说。原因有二：其一，唐宋之交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育种技术或者繁育技术，也没有引进土豆地瓜这样的高产作物，换句话说宋朝粮食的平均亩产不会比唐朝高太多，要维持比唐代高得多的人口，就只能开垦更多的耕地。

其二，虽然宋朝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些战略要地，但一方面自两晋以来人口南移就已经是一个大趋势，二来在同等条件下北方粮食的产量本来就不如南方，燕云十六州这些地方虽然战略位置重要，但粮食产量并不高，换而言之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农业和经济中心就移动到了南方。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是所谓“扬一益二”，唐代最繁华的大城市基本都在南方。到了宋朝更是如此，汴梁固然是首都，但在宋代文人的笔下还是苏杭之地最吸引人。归根结底，如果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钱上面，其实问题就很好理解。设若宋朝能够以一半的国土面积——或者说你认为的耕地面积，养活远比唐朝多数倍的官和兵，那么普通百姓的赋税会高到什么地步呢？

北宋本来的体制应付战争没有问题，从雍熙北伐到澶渊之盟已经验证过了：会犯错误，会达不到最理想的战略目标，但是决不至于把国家玩完了。另外徽宗不争气这个无异议，但是光他一个人那样的话，北宋也完不了。所以最后最需要探讨的问题还是为什么当时能凑齐那么一帮烂人一块作死。这个就必须往前追溯了。靖康之变宋军对金军是占绝对优势的，而且中间错过了无数战机。实际上就是最后东京城被攻破以后金军也迟迟不敢入城，因为自己这边人太少，而东京城内军民的战斗热情依然很高。

但你能想象北宋的一些官僚在金兵围城的情况下不打金人反而镇压屠杀城内反金的老百姓和士兵吗？所以军事、财力、人心都不是问题，问题就出在顶层的奇葩上。另“专制”和“中央集权”其实不是一个范畴的政治概念，这个涉及到很多政治学名词的引入、使用和诠释的问题。不过确实比较混乱，在一些媒体平台上的使用就更加混乱。但这个要铺开说太麻烦，可以给本科生开一学期课了。简单说的话，中央集权和专制没什么联系，而且现实中大部分大国或多或少的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中央集权。

我觉得宋朝比前朝富的论据仅仅是“收税达到几千万贯”挺立不住脚的。我国一直是个农业国，民间一直是小农经济，除去少数大城市，占国家90%九十以上地区的农村大多数时候都是以物易物、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古代（清朝除外）朝代，税收也是以各种实物税、农业税为主。唐朝货币经济很不发达，比宋朝差很多，无论是史书还是各种文人作品里都表现了这一点。

唐朝的收入也主要是记载收粮食多少，布匹多少等。而宋朝则喜欢折算成钱多少贯来算。计算方式根本不一样啊！那拿宋朝收税收的“钱”比前朝多来论证宋朝朝廷比前朝朝廷富裕，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网上随便找的数据，唐朝天宝某年间，收税粟两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二千七百余。宋朝元祐元年谷米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绸绢一百五十一万匹。这样对比，两朝收入其实差不多，就算大宋剥削百姓，农业社会产出就那么多，加重剥削会导致底层百姓破产流亡，官宦地主隐藏土地，加加减减，估计还是差不多吧？

第一个原因是，外交政策的多变。北宋的外交政策，实在是变化多端，不能有始有终。当时，环伺于中原的外族势力主要有西北党项族建立的夏国、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和后来在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与西夏的交往，一直处于被动地被党项族左右的局面，西夏边事一起，便打打和和，打则有胜有败，和则输钱送帛，被动的局面持续百年，被西夏牵着鼻子走，让西夏主导了政策方向，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与辽国也是，宋朝先是主动出击，想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常常落败，本来在澶州之战后，双方缔结“澶渊之盟”，边境友好，互通商贸，但金国一强大，进攻辽国之时，却落井下石，与金签订“海上之盟”，联金灭辽，最后唇亡齿寒，引狼入室，自取其祸。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策的弱化。北宋的军事政策，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因害怕武夫乱国，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的兵权，又通过收精兵，将地方精锐收归中央，中央再派通判到地方，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权。同时，还收掉了地方的财政权。

唐代以来，地方节度使不仅掌握着兵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包括所有的赋税收入也全归节度使掌控，偶尔向中央政府缴纳部分，也不过意思意思，稍事进贡而已。宋太祖时，朝廷开始将各州每年所收民租，除日常开支外，其他征收的钱粮、布帛，全部收归中央，后来的转运使，就是专门负责此项工作。通过这三个手段，地方上就没有了主动权。地方上既没有主动权，地方无论军事、经济，都处于相当弱势的境地，地方的积极性也严重受挫，所以外敌一来，除了边境和京城，其他地方几乎一打即溃，金兵一来，如入无人之境。

第三个原因是，军事政策的僵化。在军事上，北宋建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制。三衙分别是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侍卫亲军马军司。枢密院相当于现在的总参机构。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将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管军队，三衙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中央任命将领领兵出征，实现了“发兵之权”同“握兵之权”的分离。这样安排，就将兵权收归了中央即皇帝的手中。前线的行军布阵，往往要向枢密院和皇帝报告后，才能实施。然而，前线打仗，瞬息万变，千里之遥，却得听从安坐于京城的皇帝的指挥，一来一往，决策和命令传递的速度极慢，贻误战机肯定会成为常态。所以，北宋很多动辄调动数万、十数万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常常被辽军或金军一击即溃，便是这个僵化的指挥体系的问题所导致的。

所以，北宋轻易被金国灭亡，不是没有道理的，哪怕有杨家将、岳家军这样强悍的军事集团，哪怕有狄青、杨业、岳飞这样的军事天才和拼命猛将，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