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东亚近古最后1次回光反照 理论上明和日本都有探索东南殖民的本钱 那么请解惑详写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船队编制】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1、人数众多,组织严密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第一次:27800人

第二次:27000人

第四次:27670人

第七次:27550人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我们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 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发展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每到一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向他们表示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还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平等贸易，购回当地的特产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

【航海装备－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

肯定派
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质疑派
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
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四十四丈“宝船”。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 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发现美洲论：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 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他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郑和赠给各国国王厚礼，以示友好，船队带去丝绸、瓷器、铜铁器、金银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当地特产。随行官员随时记录见闻。回航时，各国派使同来，赠珍宝特产给明皇帝，并与中国商人交换。友好的交往，扩大了贸易，也增进了了解。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目的及意义:

目的:
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宣扬国威,另说还有一个目的是寻找建文帝的行踪.当时明朝相对于周边和西欧国家来说是发达的,为了宣扬明朝的繁荣明成祖才让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力昌盛富强与海外各国交流.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西方开辟新航线的目的不同,单求政治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但他下西洋的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将我国的文化和技术传到了海外,宣扬了国威.同时也取的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和经济交流.但经济收益是很少的.

意义:

郑和下西洋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宗教文化为先导，打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在主题为《人类历史转轨时期伟大的和平实践》报告中提出，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序幕。郑一钧说，由于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洲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从此进入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轨时期。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让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以伟大的和平实践，谱写了十五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篇章。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王桂岩与郑一钧观点相近。王桂岩说，郑和率领两百余艘船只、两万七千余人员的庞大舰队出使远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将海上交通推上高峰，震惊了西洋的航海冒险家，激起了他们东来的欲望，进而使世人认识了海洋，开辟了海上航道，增进了世界经济繁荣及文化交流。

尝试建立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

专家们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是为了以中国人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郑一钧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是以“仁”、“恕”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郑和使团在海外努力传播中华文教，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大同”与“和谐”的理想，也是各国人民向往“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海外各国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儒学会会长林义彪从自己家乡人民对郑和的崇拜来表述郑和下西洋和平之旅的意义。林义彪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外关系的丰碑。郑和航海图也被以后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他说，郑和下西洋，向各国推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先进技术，传播了文化文明，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播撒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

郑和下西洋，固然有其贸易上的贡献，因为当时明代的陶瓷、丝绸、钱币等，多为东南亚各地人民所喜爱及需要；而产自南洋各地的香料、染料等，也为国内所需要，这种各取所需的现实，使郑和的远航彰显了贸易的重要性。但专家们认为，郑和远航影响之持久深远的，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海洋科技系教授琼斯把郑和下西洋传播东方文化的旅程称为传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称其比穿越中亚的丝绸之路影响更为深远。王桂岩则认为，一方面，就中华文化的西传而言，郑和所到之处，往往立石纪功，宣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西洋基督教大量传入中国，同时使西洋的数学、理化、天文等学术教材也随之传入，使西洋现代化的科技学术启蒙了当时的高级官员及知识分子，这也是郑和出使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敢于探索的精神。也促进了我国与中非国家的友好交往，经济文化交流，是一件壮举。直到现在有关国家还流传着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

哥伦布和郑和都是著名的航海家，但在当时种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之下，出现两人远航的不同结果：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确立了其在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地位；郑和七下西洋却对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没有多大的贡献。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
1 两者身份不同：郑和是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其远航的经费由国
家承担。哥伦布则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4期《航海家郑和与哥伦布》作者叶洵灶]
2 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中国当时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
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西欧处于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和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航海家郑和与哥伦布》作者叶洵灶]
3 两者航海目标不同：郑和远航本质上看是为了强化和巩固明初中央集权统治，出使他
国目的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与所到国家恢复和发展政治上的藩属关系，旨在通好他国，怀柔远人。哥伦布的远航从根本上说是西方要求与东方直接交往的产物，意在征服和扩张，是为了寻找一块新的地域或一条通往某地之航线。[《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郑和与哥伦布比较研究》作者彭顺生]
4 两者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中国当时明王朝仍处于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主
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迟缓，尚无大规模进行海外贸易的迫切需要，
当时明统治者“重本抑末”的传统，严禁“私出海”和“私自下番”，限制民间对外贸易，压制了发展海外贸易的社会需求。西欧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并迅速发展，琳琅满目的商品购买，货币地租的交换，使得西欧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无不对黄金充满渴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比较研讨》作者陶松云 郑家红]
[杨昆标摘]
文摘2

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布远航所望尘莫及，
背景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他们两人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经济后果不同：郑和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历史功绩：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
航海史方面：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
总之，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

参考书目： 《郑和与哥伦布比较研究》 彭顺生《广东社会科学》1995、6
《郑和与哥伦布》 叶洵灶《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哥伦布与郑和的比较》陶松云 郑家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主旋律》钱明德 《世界历史》1994、3
[蔡仟仟摘]

文摘3

15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它是从欧亚大陆两端——远东和远西——几乎大致同时向海洋大进军，郑和下西洋远远早于哥伦布“下西洋”。但这一共同的历史机遇对欧亚大陆两端的历史发展却导致了大不相同的结局。我国杰出史学大师梁启超曾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没以俱逝……”究其因，就要对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的航行进行比较。
如果仅从航行技术与开拓新航路的角度来看，两者大致相似的。但如深入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郑和航行方式与哥伦布的航行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
对东方的香料和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而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郑和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藩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航海的壮举尽管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航行的组织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
探险活动。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求助与商人，是一种契约式的利益结合。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只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舰队。郑和的远洋航行，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权、财力雄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第三，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王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哥伦布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贸易。从表面上看，郑和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然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海事业发展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
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所以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附——
航行目的 航者身份 航行经费 航行结果 航行队伍
中国 确立海外册封制 使者，官员 国家支付 导致后来“禁 官员
度，朝贡贸易 海”
西方 寻找黄金 剥削者 自发筹集 发展了西方资 自发组织
本主义
资料来源：
《历史研究》92年1—3期
《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罗荣渠）
[陈玉霜摘]
文摘4

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出现了奇迹，从而造成了16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其中最为伟大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和哥伦布四次西航到美洲。但这两位举世闻名的航海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远航的目的和性质，规模和影响各不相同。以下是所做的一些比较：
一． 身分不同
郑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宝船”，携带的贸易物品都由政府提供，参加的人员也有政府委派，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行动。哥伦布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的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员来源广泛。所以，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
二． 时代背景不同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为基础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阶段。哥伦布西航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可见两者有共同点，即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三． 目的性质不同
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为了巩固明朝，显示国威。哥伦布远航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原始积累的结果。
四． 规模大小不同
郑和下一次西洋所用的船只比哥伦布四次所用的总船只还要多好几倍。
五． 结果影响不同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里程碑，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西欧早期殖民侵略和殖民征服的开始。

参考文章：《航海家郑和与哥伦布》叶洵灶
[唐烨雯摘]

文摘5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
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进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海进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同时也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他们对郑和的不满，集中在两点上：一个是太缺乏主权意识和领土观念了。他们说，倘若郑和当年也能像哥伦布、麦哲伦们一样，自己的船航行到哪儿，就把明朝政府的管辖权划到哪儿，想想中国现在的版图该有多大？另一个是太缺乏经济头脑了。欧洲历史上那些航海家太贪财，一个个比海盗还海盗，固然不可取；郑和却又太视钱财如粪土了，为了宣示大明的浩荡皇恩，只知散尽千金买个“八方来朝”的虚名，毫无通过市场交换聚集财富的意识。他的航海活动付出的实在太多，收获的实在太少，终因耗资巨大，国库难以承受，导致中国远洋航行从此夭折，留下了不少的历史遗憾。
只不过当时，我也是这些观点的积极鼓吹者。认识到郑和所作所为，绝非他的个人行为，有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秦始皇开始，虽说他也是个航海的热心人，几次组织船队出海采长生不老药，还让徐福稀里糊涂飘到了日本。但他最热心的还是修万里长城，这实际就为中国播下了封闭的种子。到了明清时期，只不过将这堵篱笆墙扩大到海岸线，以大海为樊篱，可谓一脉相承。1996年，我在美国雷鸟大学国际工商管理班结业的演讲中慷慨陈词：中国历史上，如果不是驾驭海洋的意识与驾驭海洋的能力反差太大的话，那么发现美洲的就不会是哥伦布，而是我们中国人。举座的美国教授，听得目瞪口呆。
与哥伦布们相比，郑和七下西洋的的意义，关键还不在时间上、规模上超出他们，而在于他的航海体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海洋观念，传播的是另一种海洋文化。一句话，哥伦布们驾驶的是掠夺之舟，郑和统帅的是友谊之舟。郑和七下西洋，最远航程达6000海里以上，到过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表达明朝政府愿意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愿望，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虽然也有动武的时候，但一般都是不得已进行武力自卫，最终结果还是言归于好。因此，他所到之处，都给那里的人们留下了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的形象。不少地方为他建寺立庙，至今香火不绝。
----节选自：艾剑，《漫议“两郑”的新评说》
http://go4.163.com/lhxw/hyys/fzzl.htm
[邵泽权摘]
文摘6

1.历史背景
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对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东方香料与金银尤为诱人。而当时正常的东方贸易,受到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重重限制。打破这种局限，开辟新航路成了历史的必然。
航海探险家作为一种新的，拥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力量应运而生。西欧封建君主因封建领主经济结构多方面限制了其对财富的榨取。而议会又限制了其征税能力，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国内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极力推崇的特点。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采取支持和鼓励政策。
郑和所处的成宣时期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其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比较繁荣，但在重本轻末的政策下，仍以自给自足为主。郑和下西洋的动力在于政治而非经济。
2．组织形式
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到：
航海船队 经费来源 主要目的 扮演角色
中国形式 皇朝特谴队 国库拨付一切 对海外藩属确立 官方外交
开支，指派官 册封和朝贡制度 册封使团
营机构造船， 宣扬国威 朝贡贸易
办货 使团
西洋方式 王室特许私 以股份公司和 探寻新土地、岛 征服者
人航海探险 私人集资为主， 屿、新航路，搜 基督教
队 王室或贵族赞助 寻黄金、香料， 传播者
或直接参与 猎获战利品 殖民者
通商者
海盗
导致这种不同的根源是不同的经济制度。欧中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已出现了王权向私
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这是西方所有权的结构开始改变的一个重要开端，而中国仍是在传统制度结构中发展。
3．结果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还有让所有人欣喜若狂的黄金，把贸易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带来了一场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重商主义下大开放和海外殖民成为发展主流。
郑和下西洋是遵循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厚往薄来”，并没有带来什么热潮。朝廷一方
面对海外奉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中国走出了南洋，没有走向世界！
择自图书：《历史研究》92年（1-3期）
文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趋向的对比与思索》作者：罗荣渠
[彭珏妮摘]
文摘7

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某些相似机遇，引起中西发展的对比，在极其相似的历史表象下常常掩盖着极大不同的历史本质，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的航行的比较也正是如此。
首先，哥伦布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对东方的香料与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西欧航海家深入大洋的探险活动具有不同于封建阶级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创新活动，那些支持和鼓励哥伦布们的航海的西欧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义，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商人出海，以达到增加王室金库收入和壮大国力的目的。
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在成宣30年间的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而关键则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封建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蕃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大航海的壮举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式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航行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探险活动。为筹资远征的资金，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宫廷求助，以获取特许状，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形式的利益结合，哥伦布出航的船只和人员不多，正符合商业资本主义远洋探险的性质。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大不相同。它是由中央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队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航行。
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形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主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以权和特权的趋势，这是西方所有权都制度结构开始改变的一个重要开端，而中国却仍然是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行事业发展引起迥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
资料摘自《历史研究》1992年 罗荣渠
[曾健茵摘]
文摘8
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出现了奇迹，从而造成16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其中最伟大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和哥伦布四次西航到美洲。但这两位举世闻名的航海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1、出航的社会背景不同
郑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各地，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宝船，所携带的“赍债”或贸易的物品皆由政府提供，参航的人员也由政府各部门抽调。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活动。
哥伦布是一个私人航海家，远航的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员有招募的，有政府委派的，也有由从监狱提取的，所以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结合的产物。
2、目的和历史意义不同
郑和出使西洋是和平友好的使者，访遍亚洲三十余个国家，为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①但他开创的事业没能进行下去,是由于：一方面下西洋中,官方所垄断的朝贡贸易主要是围绕“宣德化”，“扬国威”，“柔远人”，“示富”等政治目的进行的，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是明王朝一贯推行的海禁政策。②
哥伦布出航是为了寻求黄金，追求财富。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的巨大作用在于：促成中西文化的汇合，新旧大陆的联系，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崛起和封建主义世界性的衰落，给世界带来巨大的近代文明，同时又使古老文明的东方世界变成落后苦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更使印第安人及其灿烂的文明造成空前的浩劫。地理大发现形成东西差异、南北差距的基本格局。③
参考资料：
①摘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 《郑和是和平友好的使者——驳潘辉黎、阮文胜等人的侵略论》王民同
②摘自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郑和开创的事业为何没能坚持下去》刘璞
③摘自科学学研究1995年03期《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宋正海
[黄雪薇摘]

文摘9

1403~1433年中国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组织之严密，气魄之雄伟，历时之久远非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方船队所能比拟。然而，郑和没有继续向西航行，也没有继承者拓展他的事业，他的业绩很快被西欧人开辟新航路和地理大发现的业绩所掩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两者的目的不同
促使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三次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一是因为明成祖为了寻找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而失踪的建文皇帝，以防止其潜伏下来图谋复辟的可能，以及联印抗蒙。二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声威，扩大其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促使海外诸国来朝。第四次至第七次下西洋是为了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和朝贡贸易，同时寻找麒麟（其实是非洲带来的长颈鹿），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明代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朝贡关系实际上的不平等，对中国来说得不偿失。另外，远洋航行耗资巨大，国家经济负担沉重，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来的第三年，统治者就明令禁止继续制造海船，郑和的庞大船队也被搁置在海滩任其腐烂，航海事业更是后继无人。
而哥伦布等欧洲航海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黄金和香料，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非政治目的。在西欧形成的重商主义的理论，认为利润是从流通领域创造的，工商业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黄金白银是一个国家不可少的财富，如果没有它就要通过海外活动获得它，这种理论引导人们到海外寻求财富，所以他们在中国人大规模毁海船时开辟了新航路。
二．科学发展程度不同
古代中国天文学对天体的观察，一直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因此，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一直处于前科学状态。地理学也一样，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同世界等同起来。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天圆地方，中国处在大地的中央，其他国家不过是应臣属于皇帝的蛮夷之地。地理学的任何新发现，对他们的这种理论都构成挑战，所以他们不会像中世纪末期西欧国家的统治者那样去支持航海，探险和海外商业活动。
到了哥伦布时代，佛罗伦萨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堪纳所绘的世界地图，已经把中国和印度标在大西洋的对岸。“极东便是西”，已经成为西欧谚语。许多航海家坚信从欧洲一直西航可以达到亚洲东部，所以说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航行成功是科学的胜利。
三．国民价值观念不同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主义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在精神方面，君主们只提倡人民对统治者无条件尽义务，当时的取士制度很大程度上使到整个知识界思想僵化，是人们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任何兴趣。道德家们特别推崇孙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这种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渗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处，加上自古以来的种族偏见（所谓华夷之辩）和乡土上的观念的影响，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
而西欧的文艺复兴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积极的冒险精神，其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当时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希望超越原来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获得更完美的生活的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去进行艰苦的探险，当然促使他们的还有殖民掠夺的愿望。
所以，郑和虽然航海史上的先驱，但地理大发现却最终完成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资料：黄增强，《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之比较研究》，（学术探索1996年02期）；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01期）；赵志辉、 郭琳 ，《郑和下西洋目的辩析》，《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郑颖摘]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1.扬我华夏国威，
2.开通宋朝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
3.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世界第一，不过目的却不是海外殖民。这和封建专制本质分不开。这次航海的性质没有太大的进步意义，反而消耗大量人力财力。国库负担不起，到了明中后期，就渐渐取消了。

郑和下西洋的行为是不记经济收益的单纯为政治目的,由于封建社会对与海外通商的限制他不能发展成为大的经济交流.单纯依靠明朝国力支持这样肯定是不能长久的.

从影响和后果来看，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人民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赏赐式的贸易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给明政府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海内外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在这种宏伟目标的指引下，郑和奉明成祖朱棣的旨意出使海外诸国，为实现世界“大同”与“和谐”的理想追求作了不懈的努力。在处理与海外国家关系方面，始终是站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立场上，致力于在亚非沿海诸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和平局势，并通过提高一些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岛国的文明程度，推行睦邻友好、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方针。郑和下西洋，除了用发扬中国的文教礼仪的方式之外，还通过发扬海外国家中优良的传统文化和礼俗的方式来“敷宣教化”，充分尊重各国固有的文明，并给予发扬光大。

其次，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发展和扩大海外贸易。郑一钧介绍说，中国周边的海外国家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一地区，尤其是南洋一带，散布着众多的岛国，南洋与大陆的空间不协调，地理的分散、不连续，缺乏进一步联结的基础。海洋空间上的限制，国与国之间难以沟通，是造成海外各国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也是郑和下西洋致力于建立中国与海外各国间和谐友好关系的障碍。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经济交往为纽带，将分散于大洋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结起来，为郑和使团致力于中国与海外各国关系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郑和下西洋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在人类历史上进行的从未有过的伟大和平实践。

郑一钧表示，郑和下西洋伟大的和平实践，是郑和远航对十五世纪初期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六百年前，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为“静海”奋斗了一生，最后以身殉职。郑和下西洋以后，西方殖民者的对外扩张，东西方一些海洋强国大搞海上霸权，无不导致“乱海”，一直到今天，郑和下西洋时期“静海”的局面没有再出现过，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莫大遗憾。我们今天纪念郑和，就要传承文明，发扬郑和为“静海”而奋斗终身的精神，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为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为最终实现祖辈们向往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中新社记者韩胜宝)

什么交换物资，寻找建文帝啥的，都是虚名，他下西洋的根本目的就是四个字：宣扬国威。说白了就是显摆，朱棣夺位，自己又觉得文韬武治很成功，国家又物阜民丰，他很想显摆一下，但是显摆给谁呢？就派了郑和下西洋，说什么索取朝贡朝拜麦加寻找朱允炆，都是顺手的活，主要就是显摆，好听点就是宣扬国威。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有12万人参与，航程十余万里，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少华人是随郑和船队而来，并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的。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骛，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1 “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在十万人以上。”2可以这样说，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门，而且间接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提升了人们对移民收益预期，促成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等地经商和谋生，对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郑和下西洋的后续效应

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动机，不论是宣扬“王道”（天朝声望）、“安外”（安定海外），还是为了“绝患”（寻找文帝，杜绝后患），均可视为 明朝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调整，客观上对打通中国的对外通道， 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藩属关系，促进 和平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着悠久的后续效应 。

首先，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天朝”声望。《皇明祖训》说过：“四夷顺则中国宁”，因此，明政府将朝鲜、日本、大梳球国、小梳球国、安南、真腊、占城、苏门答腊、瓜哇等15国列入“不征之国”。明成祖素有“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思想，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满足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可见，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性质，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意义。在 郑和 下西洋的过程中，曾经 三次用兵击溃偷袭的海盗集团和图谋不轨者，以珠宝交易和自卫枪炮捍卫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扬了国威，提高了“ 天朝”声望；通过“怃外夷以礼，导人以善”，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进而对中国海外移民产生深远影响。据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郑和下西洋产生的示范效应，为中国移民大量地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郑和的深远的社会基础。

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发展。据史料记载：中国人到海外，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秦朝徐福带领三千人东渡日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华人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却是出现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并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已经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血腥盘剥，加之政局长期地动荡不安，尤其殖民资本的大举渗入，导致地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纷纷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到处是民不聊生的惨象。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已元气大伤，几乎是处于苟且掺延。为了维持落后的封建专治制度，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包括割让土地，开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认西方列强招收华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条约也在事实上被裁除，进一步加剧了海外移民潮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外华人社会。

第三，郑和下西洋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知道，自从宋代发明了指南针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就有了很大进步。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海外通道，开辟了沟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航线，而且留下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对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很大帮助。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设立“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用于专门培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国家的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通过解决边患，设立宣慰司，扶持旧港宣使司，敕谕暹罗国王等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华人海盗集团和锡兰山的海寇，基本上消灭了海盗和 图谋不轨者 的威胁，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海外侨民的利益， 有利于华人来往南洋群岛，使中国沿海地区居民的大量向外迁移成为了可能。这样，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为主，广大的贫苦农民纷纷踏出国门，被迫到海外谋生。有人估计，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出国人数估计不少于1500万人。

二、郑和下西洋有利于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著名的历史学 家吴晗 先生曾作过如下的评价：（1）经济上的收获。郑和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3）文化上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4）华侨移民增加及其势力的发展。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华人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渐得当地人的信仰。3应该说，吴晗先生的评价相当的在理。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生存空间，保证了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航道安全，对中国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岛一带。 明朝开国后，积极地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主要通过互派使团，外国“朝贡”方物，明朝政府“赐赉”礼品等方式进行的，素有“厚往薄来” 特征，明朝政府对朝贡使者均是“以礼待之”，即使“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而郑和下西洋，正是贯彻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远人”，“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达到了鼎盛时期，东南亚国王先后访华，促使他们实施比较宽松的华侨政策。据史书记载：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郑和已经完成四次出访任务后，就有古里、爪硅、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技、沙里湾泥、彭享、三佛齐等十多个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来华。“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厅”。5郑和下西洋后，就在东南亚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发、瓜哇的锡顺、中瓜哇的三宝垄和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设立了下西洋的转运站，作为船队休整、补给、收容疾病随员以及接待华侨华人的停留点；并以 满刺加为贸易中心，建立了开展下西洋活动的中心据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之后就有大批的华侨移居南洋的 说法。“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6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这样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一千乃至上万的华侨。

其次，郑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先是“开招、颁赏”，按照国家礼节拜访国王，并送上从中国带来的珍贵礼物。每当郑和的船队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岛的华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着“三保太监”来了，“三保太监”专程看我们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华人深感郑和带来了国威，而当地人看到了郑和庞大的船队后，也认为华人移民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自然不敢对他们产生轻视。 东南亚国家也因有郑和的访问，对中国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从满刺加和苏禄王率团访华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赐以来，从永乐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满刺加国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来华访问，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热情款待，加深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华侨在满刺加受到了重视，如满刺加国王任命华侨担任港主，负责处理中国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郑和下西洋后，苏禄王知道了中国疆域辽阔，物产富饶，是个强大而友好国家，于是便携带王妃、王子和随从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了中国。苏禄王到达中国后，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国的繁华景象更使他们流连忘返。在回国途中，苏禄国的东王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国继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后都不愿意回国，最终卒于德州。他的后人定居在山东德州的北郊，安、温二姓成了他们的姓氏。文莱华人也认为说“自（郑和）王景弘到文莱后，华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永乐初年，中国的粮食、棉花、布匹供给充裕，手工业兴旺发达，造船、冶金等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与当时仍然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郑和下西洋后，带去了中国精美的工业制品，据《瀛涯胜揽》、《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等书记载：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盘碗、麝香、烧珠、樟脑、橘子、茶叶、漆器、雨伞、金、银、铁鼎、铜钱、湖丝、绸缎、丝锦、铁制农具以及金属制品等。9在按国之礼仪谒见国王后，郑和便将带来的商品与当地人进行交易，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深受他们的欢迎，郑和船队“所至皆有遗迹，凿山开路，掘地取泉，” 10 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对东南亚的当地垦荒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来，在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中国货”的品牌效应，对经营着的当地华侨来说，无疑是在免费为他们打广告，培植了当地华人的发展能力，打开了中国货的市场空间。广大的华人移民也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中国进货，使他们所在的地区，很快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第四，郑和下西洋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结力。郑和下西洋除了“开招、颁赏”与进行贸易外，遵循“敷宣教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理念，率领船队“周游南洋群岛，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抚慰士人，”11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敷宣中国教化，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改变落后发展面貌，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至今英荷二属均有三宝井留存。”12当地人也乐意中国人移居其地，共同地发展生产，华侨华人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3而华人与当地女子成婚，开始形成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因此，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除了形成商业意义上的“唐人街”外，华人移民还按照祖籍地习俗，修建了宗祠、寺庙，成立各种宗乡社团会馆，设立私塾学习中文，使之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唐人街”挂着的“天涯海角饮水思源，入乡随俗落地生根”楹联，就表达了海外华人 以中国为荣，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发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广大华裔诚信经商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产物，它成了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对增强华族的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 郑和下西洋采取 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 维护了华人移民 的正当权益。明朝初年，海盗为害情况已相当的严重，特别是一些贡使与商旅必经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盗所居，“凡有经过客人船只，便劫夺财物”，致贡使、商旅“来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共进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领船队返航经过旧港的时候，遭到以华人头领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的突袭。这支海盗集团以抢劫过往的客商和贡使的财物为生，企图“诈降邀劫”，抢夺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宝物。郑和船队击溃偷袭者之后，活抓了海盗头领陈祖义，并将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当时虽然只是个别人从事不法勾当，但已损坏了华人形象，也累及到许多的无辜。陈祖义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后，在海外和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震撼，这种“镇怃”行动，铲除了海盗集团的势力，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郑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经斯里兰卡时，该国的王子把郑和骗到了京城，强行勒索财物，并暗中派兵抢劫，企图一起虏获郑和船队，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抓获了，郑和就将他们带回北京献给明成祖。但明成祖实行了宽大政策，将斯里兰卡国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国，不仅对海外国家起到震慑和怀柔的双重效应，也维护了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郑和下西洋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及其促进民间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发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向外追求财富的欲望，直接提高了人们对移民收益的预期，有利于华人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自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时至今日，郑和下西洋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走出去”来发展自己。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激发了人们“走出去”发展的渴望。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超过了13亿人口，其中的劳动力人口达到7.4亿，比欧美发达国家的4.3亿劳动力还多3.1亿人。据有关的资料报道，“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15今后，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断深化，未来几年内将释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力，从而形成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事实上，人才流动总是与劳动力、资本的流动相伴随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移民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数量上统计， 中国的移民数量还比较少，人口流动仍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当 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继续放宽出国渠道，让更多的国人通过合法的渠道走出国门，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各涉侨、涉外部门也要不失时机地“走出去”，加强与海外的华侨华人联系，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华侨华人真正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其次，鼓励华侨自愿地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地参政议政。移民的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居住国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力量、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我们争取海外“侨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将加大引进移民力度，通过不断地调整移民政策，避免外来人口对社会系统造成的冲击。据有关的资料估计，在今后的20、30年间，如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数量，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居发达国家的新移民可能达到2000—3000万人，在数量上直逼现有的华侨华人规模。如果考虑到再移民，以及两岸关系可能导致的移民影响，估计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规模还会更大。因此，要密切关注住在国的局势变化，加强与住在国政府的沟通和友好关系，认真地汲取经验教训，鼓励华侨华人抛弃自我的孤立心态，在当地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 参政议政，努力捍卫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在华社的传承与发展上，要尽量地减少磨合期，做到取长补短，互相提携共同地发展，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发挥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真正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三，实施睦邻友好政策，为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郑和下西洋后，始终坚持睦邻、善邻的友好政策，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建筑文化、陶瓷文化和丝绸文化，推进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共同发展。时至如今，东南亚国家仍留下众多的郑和事迹，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传说（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表明郑和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伟人。东南亚人民把郑和视为神明，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墩”、“三宝洞”、“三宝井”顶礼膜拜，充分展示了“郑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交流和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国发展的正当权益，我国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发达国家新移民已占到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 80% 。如果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没有大的变动，那么估计在未来的 10 多年内，新移民人数将占到发达国家华侨华人总数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延续，他们的发展壮大，将从根本上改变华侨华人的地位，对我国的安全、富强和发展都有利。因此，我们要继续贯彻睦邻、安邻、富邻的对外友好政策，促进我国的和平崛起，积极地改善华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对我们增强海外侨界的后续力量，进一步发挥侨的优势，更好地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有重要意义。

第四、发挥海外社团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有着很强的黏合性和渗透力，它是联接海外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桥梁”和重要纽带。近年来，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万人，如果加上技术移民的话，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及其家属有数十万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学有所成的居留者，他们的政治敏锐，善于交际，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其实力和表现也逐步得到了当地华社和主流社会的肯定。华侨华人社团是团结海外乡亲，凝聚爱国力量，联系祖国和家乡的重要纽带。这年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不少的海外华人开始关心、参加甚至组建当地的华人社团组织，涌现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社团领袖。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工作将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要鼓励新移民积极地参加老一辈组织的各种华人社团，积极融入当地华社，从中发现、培养有代表性的华人“新人”，有意识地支持和引导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国内的各种群团组织中，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切实引导华社的团结和有序发展。

郑和作为世界公认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作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永远值得世人纪念的。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我国政府为纪念这个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及其为人类文明交流所作的巨大贡献，决定在全国开展以“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此次开展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弘扬和培育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增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

一、郑和及其下西洋的历史背景、任务与概况

（一）郑和其人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郑和本人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明洪武四年（1371年），郑和出生。那时，元朝已被推翻，可是云南仍处在元朝所封的梁王的统治之下。就在郑和出生的那一年，明朝收复四川，明升（当时割据四川的夏国国主）投降，云南的政治局势即刻紧张起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郑和一家共有兄弟姐妹六人，其生活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以博友德、蓝玉、沐英为首领，开始进入云南。次年，明军平定了云南。正在这一年，郑和的父亲病故，这时他才十二岁。由于地方上新经战争，创伤未复；加上它的家庭又遭大变，生活更加艰难困苦。在这种境况下，郑和被送到北平，成为北平燕王朱棣家的一名奴隶，做了宦官。

在封建统治下，宦官是被人鄙视的。郑和在做宦官期间，因为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勤劳谨慎，取得了燕王的信任。此时，明朝皇室内发生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从1399年8月燕王朱棣起兵到1402年6月攻破南京，史称“靖难之役”。在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他一心想要巩固自己的皇位，接连削废了五个藩王。面临削藩威胁的燕王朱棣，靠自己拥有的一支强大军队，以“靖难”为名，兴师南下，渡淮河、跨长江，双方经过激烈交战。朱棣攻取了南京，王宫起火，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在“靖难之役”期间，郑和跟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因此，朱棣登上皇位（明成祖）以后对郑和愈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年）初，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并提升为内宫兼太监。由于郑和小字“三保”，所以人们也叫他“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郑和的原祖是从西域来到云南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航海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郑和希望长大了也能出海远航。后来他替燕王效力，航海的愿望却一直埋在心中。当时印度洋沿岸各国都信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两个宗教，懂一些航海知识而且又担任管理宫廷事务的大太监，因此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领船队去完成这一光荣又艰巨的任务。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比世界上所有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

（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

1、宋元以来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为郑和航海奠定了基础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发生在世界变革“序幕”尚未到来的十五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与宋以前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特别是宋元以来我国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唐以前的对外交通以陆路为主，那么入宋以后，特别是到南宋，就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交通为主了。元代又开创了对外交通史上的新局面。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第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日益发达，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物质前提。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由于战争的破坏，萧条至极。而南方经济，由于相对安定，却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经过“五代十国”到北宋，尤其是在宋室南渡以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已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成为全国的经济命脉。

第二，科学技术上的成就，造船工艺的进步，尤其是罗盘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技术保证。指南针的应用，使船行速度加快，而且较前安全，这就大大推动了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宋船性能比唐舶大有改进，宋船在当时处于世界船只的前列。

第三，陆海交通比重发生了变化，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外交通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南宋中西陆路交通几乎完全断绝，海路交通空前发达，市舶收入已成为国家重要财源。元朝政府先后在泉州、广州、温州、杭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等七个港口设置市舶提举司，管理海外贸易。由于海陆交通比重的变化，宋元时期，中国通过南洋地区、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地区的海路已经畅通，商船往来频繁。东西海路的畅通，正是后来郑和航海到阿拉伯世界以至东非的基础。

2、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明成祖时期和平友好的对外开放政策

经过明初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人民的辛勤劳动，明初社会由洪武初年的荒凉面貌逐步恢复和发展，到永乐时代已达极盛时期。郑和下西洋是以国内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没有这种物质条件，那样大规模下西洋是不可想象的。

明洪武时期对外的总原则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明成祖在外交上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睦邻友好政策。除了坚持“厚往薄来”的精神外，永乐一朝是积极推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的。其目的是不仅要将中华民族文明远播于海外，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所谓“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义”，加强与海外各国的文化联系。
明成祖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控制了全国政权，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内部。但在国外仍不安宁。洪武末年以来，因流逋、海盗对海路的阻塞，各国朝贡不至，中外联系减弱，明朝在海外诸国中的威望降低。明政权的更换，海外诸国还不了解，需要遣使诏谕。所以明成祖在基本上稳定了内部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外交活动。永乐初期频繁的外交活动和东南洋各国的朝贡，加强了我国与海外各国的联系，为郑和下西洋铺平了道路。

（三）郑和出使的目的和任务

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随行舰船和人数惊人，据资料统计，船队每次均由200多艘巨大的“宝船”组成，人数约二万七八千人。这样一个庞大使团所耗之巨当可想见，再加上大量交换物品和赐品，则郑和使团的每一次下西洋都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历史早已证明了郑和下西洋并不是以侵占掠夺为目的，那这样一个劳民伤财、虚空国库的举动为什么可以持续近三十年，明王朝或者更准确地说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因何原因要这样做，它的价值何在呢？在不为战事的情况下，这样大规模的连续多次远洋船事，在中国史上只有一次，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原因，这向来是史家争论不休的焦点，至今尚难定论。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期大力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产物。明朝初期，尤其是永乐大帝朱棣执政时期，明朝政府对海外诸国所奉行的方针政策，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和目的，归根结底，主要也是为贯彻实行明初的对外政策。郑和的七下西洋，与在他前后的其他使者下西洋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他率领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船队。郑和船队的出使，旨在用事实向西洋诸国显示中国的富强，宣布即使在倭寇未靖西北尚存强敌之际，朱棣治下的中国依然非常强大，有能力派出一支“多赍金币”和“不服则以武慑之”的船队，敦促各国朝贡。“耀武异域，示中国富强”以使西洋诸国来朝进贡实是郑和下西洋最明显的动机和最可了解的目的。

（四）郑和下西洋概况

1、郑和初次奉使，是在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此行历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及旧港等国家和地区，于永乐五年九月二日（1407年10月2日）还朝。
2、第二次奉使，是在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经历之地较前次大为增多，计有占城、爪哇、满剌加、暹罗、渤泥、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加异勒等国。回国日期是在永乐七年夏末。
3、第三次奉使是在永乐七年九月。此次所历国家，据《明实录》载：“……太监郑和赍敕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把里诸国，赐其王锦绮纱罗。”其还京日期则为“永乐九年六月乙巳（即十六日）。”
4、第四次奉使，据《明实录》称：“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诸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惟《天妃灵应之记碑》载为永乐十一年。可知前述十年十一月，乃奉使日期，出国之期则在次年。
5、第五次奉使之期，据《明史》记载，“在（永乐）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
6、第六次下西洋的日期，据一些学者认为应在永乐十九年春，于永乐二十八年八月返回。所经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占城、满剌加、苏门答腊、暹罗、锡兰、溜山、小葛兰、加异勒、柯枝、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剌撒、阿丹、木骨都束、竹步、天方。
7、第七次出使的时间是宣德六年十二月（1932年1月），于宣德八年七月返回。此次下西洋主要访问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苏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 不幸的是，在归途中郑和于1433年4月初在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逝世。

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成就及其影响

郑和下西洋主要为贯彻执行明初对外的方针政策，致力于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友好关系，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与西方早期殖民者在亚、非、美洲疯狂进行掠夺和厮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 郑和下西洋的成就
1、圆满地完成了明王朝所赋予的使命
郑和肩负的使命，是承担了明朝与西洋诸国通好的外交使命。明初的政治，是建立在经过17年全国规模的内政之后，由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这就是，在国内推行予民“休养生息”、全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在国外实行和平外交、确保国际环境的安定，以利于国内治国方针的实现。经四年“靖难之役”的剧烈战争而夺得帝位的朱棣，面对社会生产遭到的破坏，内外臣民离心的局面，仍持乃父的内外政策，力争迅速安定社会，巩固自己。郑和的奉命出使，就是在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下，为与西洋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活动的。
2、亚非国际间和平局势的建立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郑和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众多小国，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以及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相互间常起冲突，不时发生纠纷。郑和来到南洋以后，凭借强大的武装力量，通过崇扬佛教或传播伊斯兰教，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强暴，来平衡各国之间的关系，缓解因为宗教信仰等问题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促成了各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
在永乐、宣德两朝，经过郑和使团全体成员不懈的努力，亚非海外远国相继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
郑和下西洋对当时国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出使西洋而大规模建造海船的过程，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使明朝的造船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品，在客观上为扩大这些手工业品的生产开辟了道路。郑和下西洋扩大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中外物品的交流。
4、亚非国际贸易的发展
亚非各国，尤其是南洋国家，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航海贸易已很发达，南洋诸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并且是有计划地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更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郑和使团与亚非各国进行贸易，既符合各国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又能与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
5、文教的传播与中国人民海外知识的增长
在十五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郑和在亚非各国进行访问时，努力宣传文教，向亚非国家敷宣中国的教化，以提高文化的程度，改变其落后的习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文化教育，为改变海外国家落后的“夷习”，促进其社会的安定，作出了贡献，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
郑和使团在海洋上活动了近三十年，既使亚非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又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亚非国家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于海外的地理知识。郑和船队中的航海人员，在途径亚非诸国时，不断地观察天象，测量星辰高度，既能利用星辰定向，度量远近，又大大开阔了眼界，突破了仅限于本国范围内观察的界限，增长了科学知识。郑和下西洋使人们观察天象的范围空前的扩大了，增长了人们的天文知识，纠正了在天文方面一些传统的错误见解，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不为传统观念所囿，努力去探索新知。
6、建立亚非交通网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稳定东南亚局势，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打通南洋通道。经过几次下西洋后，这一目的圆满完成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

（二）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1、郑和下西洋在国内的影响

随着郑和船队航海范围逐渐扩大，就在南洋、印度洋沿岸，开拓了愈来愈多的海外市场。海外贸易的激增，货源供不应求，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内官私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当时，中国的青花瓷器、绫绢、纱罗、锦缎、文绮、袭衣、布匹、铜铁用具、铜钱、烧珠、漆器、麝香、樟脑、干鲜果品等等，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漂染业等等，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郑和下西洋在加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方面，在历史上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除了第一次下西洋是在九月回到国内，其余六次均是在七月返回。很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下西洋，经验不足，发生了被风吹至台湾，“越数旬”归国之事，结果预定应七月返回，因在台湾耽误了数旬，回到国内便延迟到九月了。郑和使团在台湾停驻数旬之久，必同当地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传播了大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还得秉公处理使团成员同当地居民交往中产生的若干事务性问题，这就大大扩大了明朝政府在台湾的影响，增加了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密切了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感情。
郑和在国内有许多遗迹和遗物，数百年间，始终为人们所纪念，成为人们缅怀和宣扬郑和下西洋光辉事业业绩的场所和信物。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使中华民族的声望远播于海外，它的历史影响，就必然是这样，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

2、 郑和下西洋在国外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为亚非国际间和平局势的建立，为促进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郑和使团在亚非各国访问时，给当地人民作了大量的好事，如给人们医疗疾病，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让人们学会建筑城市和掘井取水的本领，教给文化和文明生活的知识等等。东南亚有些国家，甚至由于受到郑和的影响，形成了新的风俗习惯。如泰国的水浴、爪哇国的“禁食”的风俗习惯都是受郑和的影响后才有的。郑和下西洋实行和平外交方针，以睦邻为宗旨，给各国人民带来福音，这再好不过地说明郑和下西洋在历史上的意义，确实是值得亚非国家人民永久纪念，值得炎黄子孙“盛称和以夸示外藩的”。

3、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开发南洋的影响
郑和七下西洋，完全打通了由中国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建立起中国的威望，为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郑和使团努力在南洋诸国敷宣中国的教化，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收到显著的效果，显示出这是大有潜力可挖、大有发展前途的地区，就更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到南洋去。在十五至十七世际之际，南洋华侨的增多，分布范围之广，是历代所不能相比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二、三百年间，由于“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愈来愈多的华侨献身于开发南洋的各项事业中，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当地人民融合、同化，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生活水平，对南洋各国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郑和精神的当代意义

郑和下西洋不单在当时影响中国及南洋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其影响深远至今，其为人类进步事业所提供的有益的东西，是值得我们继承并应予以发扬光大的。我国政府确定了“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作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庆祝活动的主题，其宗旨就是要弘扬郑和精神。那么，怎样概括郑和精神呢？

（一）什么是郑和精神

郑和作为一位世界伟大的航海家，为什么六百年来仍然受到全球各界人士的尊重和敬仰？除了他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所表现出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外，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作为东方男子伟大的人格力量和所体现出的郑和精神。
1、对外交流中的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精神
郑和下西洋,到了 30余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侵略行为,而是友好交往、文化交流、除暴安良,创立“海上丝绸之路”。使各国感到中国可以信赖,是可靠的朋友和邻邦。中国的道德观不同于西方,主张世界大同,平等待人。郑和始终贯彻“怀柔远人”、“和顺万邦”、“共享天下太平”的宗旨;在经济利益方面,一直坚持“厚往薄来”,向他国让利;他所代表的中华海洋文化,以和平友好,互通有无,共享人类物质文化成果为深刻内涵。因此,要肯定郑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更要弘扬这种精神,努力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环境作出贡献。
2、面对未知、科学航海、发展造船、征服海洋、探险敬业的精神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 34岁,第七次下西洋已是62岁了。那时的航海各方面条件和环境之差、之恶劣 ,是可想而知的,而他坚持了28年。每次出航前,组织修造船舶,把明代造船技术工艺和规模推向世界的顶峰。出海后,率领庞大的舰队,探险走过广阔的大洋和复杂的沿岸海区,绘制了人类第一部精密的“航海图”;他以科学的编组,利用多种通信手段,克服种种困难,灵活地指挥舰队的各项海上活动;他使用当时的各种定位方法,包括地文航海和天文航海,保证了舰队安全航行,达到预定目的,等等。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从多方面创新发展了科学航海与古船文明,为中华和世界古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3、热爱中华、面向世界、崇尚开放、传播文明、造福人类、共同繁荣的精神
郑和舟师所访问的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了中国人民的美好印象,当地人民长期怀念郑和所代表和传播的中华传统文化。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自豪的历史伟业,特别值得全球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学习继承发扬。

（二）郑和精神的当代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六百年后仍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强劲的激励和无尽的沉思。

1、继续“和平之旅”，传承中华美德
一四○五年即中国明朝永乐三年，郑和奉命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首次出航西洋，此后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远航，航迹遍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航海史创造的壮举，更是一次和平之旅，其和平主题也是六百年后的今天，中华儿女乃至全球人士学习之典范。
当年郑和率船队下西洋时没有任何抢掠他人、他国财物行为，始终奉行厚往薄来，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这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所在。郑和出使西洋是中国古代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范例，我们弘扬郑和的外交业绩是为了反对霸权主义，发扬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中国优良外交方针。
2、发展“海洋经济”，开启强国之路
六百年前，郑和出使西洋开拓了海外官方贸易，而如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力开发海洋资源、拓展海洋产业的时代，人们更深切意识到海洋经济的无限魅力。郑和不畏艰险的航海精神是激励中华民族努力进取的动力源泉，中国在太平洋东岸拥有广阔的海岸线，海洋是民族生存的根本命脉，因此要进一步培育民族海洋意识，保护海洋资源。中国是海洋大国、也是航运大国，尽管近年来中国海洋经济不断发展、对国民经济贡献日渐突出，但民众对航海知识还比较淡薄。通过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推进民众了解航海与海洋，从而形成全社会支持航海与海洋事业的氛围。
3、弘扬“中华文化”，凝结民族之魂
六百年前，明政府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的任务是宣扬国威和开拓海外官方贸易，而与此同时，在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也被一路“播撒”。六百年后的今天，炎黄子孙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作为凝结民族之魂的“中华文化”也一直萦绕在全球华人心间。今天我们应借庆祝郑和首航，发扬郑和精神，振奋华人在国际社会里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寻根溯源，再创东西方文化等交流的新高峰。

（三）学习和发扬郑和精神

郑和的一生是感染力与震撼力的有机融合，他的强大影响力辐射四边，其硬汉与强人精神，其受世人称颂的文韬武略，其崇尚力量的品格，其强烈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其激情与浪漫，其壮美心态，深受世界各地有识之士的肯定与认同。郑和精神是历史长河中的巨帆，是经天纬地的丰碑，是磨不掉的文化印记，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扎根历史，直指未来，贮藏着永不贬值的文明瑰宝。郑和精神是一种强力粘合剂，历史悠久、薪火相传的郑和精神是一种凝聚力的纽带，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日益繁荣昌盛，始终成为凝结人心的强大力量。21世纪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学习和发扬郑和精神，对中国来说，应借鉴历史的经验，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和平崛起中把中国推向繁荣富强。

第一，学习和弘扬郑和精神，应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需要相适应。从郑和下西洋至今的六百年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亲眼目睹并记忆犹新的是最近几十年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逐渐形成，由过去的“两霸相争”变成“一超多强”。在解决国际事务过程中，不时有强权意志表现出来，如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告诉我们，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有国际话语权，才能免受屈辱。由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最终还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和平协商和友好合作。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我们树立了和平友好、公正合理处理国际事务的典范。

第二，学习和弘扬郑和精神，应与国际贸易新趋势的需要相适应。如果说明代初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朝贡贸易”的话，那么今天的形式则已完全不同，全球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总趋势。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贸易总量在不断上升，现已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当年，郑和船队的贸易首先开始于南洋，继而扩展到南亚、西亚等地。六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贸易正呈现出新局面，2004年11月上旬在广西南宁举行的首届中国—东盟国际贸易博览会上，人们看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而同年11月下旬在老挝万象举行的第十届东盟首脑会议则再次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人们纷纷看好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目前是“十加三”，但很明显，不久印度将加入，会变为“十加四”，甚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加入的迹象。

第三，学习和弘扬郑和精神，应与世界文化交流新形势的需要相适应。随着全球化潮流的日益迅猛和信息革命的突飞猛进，世界文化交流呈现出崭新的形式与特点。当年，各国人民的交往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高山大海也无法泯灭人们开展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正说明了这一点。郑和与他的同行者所到之处，看到了各种民族文化，接触到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各种信仰的人民。这就告诉我们，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存形式；各个民族都有生存的权利，各种民族文化都具有同样的存在理由，因此，世界文化必然是多样共存、相互交融的；信仰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宗教的或者是非宗教的，不同信仰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如果六百年前能够做好这一点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喧嚣中，郑和的遗产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当人们都在高声颂扬郑和的航海成就时，我要说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即郑和对海外华侨社会及其文化架构的非凡意义。在我看来，郑和不仅是中国海洋叙事的最高代表，而且是全球华侨社会及其文化的奠基人。

　　尽管宋元两朝都有华人流落海外，从事“非法”的民间贸易，但真正形成华侨社会，当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它是郑和舰队的杰作。郑和在马六甲海域击败了陈祖义的私贩武装，剿灭了早期自由的民间华侨社会，而后，一种与大陆国家关系更为密切的新华侨社会在那里呼之欲出。

　　在七次大航海的进程中，马六甲和巨港等地成为海军基地和货物转运中心。士兵们在这里度假，推销、采购，赌博，搜集漂亮的女人。作为宦官的郑和不需要女人，但他并未阻止下属的寻花问柳。据郑和的翻译马欢和费信所撰的游记声称，那些身材高大的北方水手深受当地女人喜爱。

　　按照当地的浪漫风俗，一些好客的主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一个中国情人，这样可以使他感到非常体面。郑和舰队的到来，除了刺激当地贸易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促成了色情业的繁华。多情的女主人与船员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郑和的士兵原先都是帝国的囚犯，远航是囚犯与帝国的某种生命交易，他们是一群亡命的赌徒，籍此从皇帝那里换取第二次生命。但舰队的减员情况非常严重，据说最多的一次有一万人死在海上，人数超过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远征者的家属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已经葬身大海的尸体。他们的恸哭淹没在皇帝胜利的笑声之中。

　　但这些死亡者的名单却充满了猫腻。在经历了多次性交易或真正的浪漫爱情之后，一些士兵中在南洋滞留不归，成为幸福的逃亡者。出于政治和贸易战略考虑，郑和没有深究他们的叛国罪行，反而默许了这种逃亡行径。为掩人耳目，他们被戏剧性地加入了死亡名单，而他们却已改名换姓，与当地女子通婚，生儿育女，经营中国杂货，形成第一个具有国家主义特征的华侨社会，并成为郑和舰队和当地土著社会间的政治纽带。

　　郑和时代建立的南洋华侨社会，具有下列四项基本表征：

　　第一，它从事中国货（丝绸、瓷器、茶叶、生姜和蔬菜等）的经营，而这正是郑和舰队携带或贩运的主要货物。这种杂货市场就是唐人街经济的主体。

　　其次，郑和为华侨社会还提供了核心文化符号。今天出现在各地唐人街的各种中国文化符号，从石狮、牌坊、琉璃瓦顶、红色灯笼、舞龙到中国草药，都是明成祖朱棣和郑和的联合杰作。朱棣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集大成者，紫禁城不仅是皇帝的壮丽家园，而且也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最大展厅。它们被镶嵌在紫禁城建筑群里，成为权力美学的象征，而郑和则奉命把它们输送到南洋，成为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支柱。这些符号以后又飞越南洋，成为美洲、澳洲和欧洲唐人街的鲜明标记。

　　第三，在泰国境内有着南洋最大的郑和镀金塑像，它揭示了南洋华侨对郑和所代表的帝国的持续性效忠。在拥有仇恨宦官传统的中国，除了郑和，没有任何人享受过来自人民的这种敬意。这种文化忠诚是华侨社会的普遍特征；他们是永远的“侨民”，保持着中央帝国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当地土著的轻蔑。这一坚硬的民族信仰削弱了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600年以来，他们与南洋原住民的文化隔膜和冲突变得旷日持久。作为最大的种族异端，他们不断成为原住民排挤、清洗和屠杀的对象。

　　郑和还是妈祖崇拜的始作俑者。郑和12岁被明朝军队虏获，在割除生殖器后沦为朱棣的家奴。他的父亲死于战乱，而母亲两年后也病逝于云南故乡。郑和从此面对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障。他毕生都无法摆脱恋母情结的纠缠。他在福建长乐等待东北季风时，曾经遭遇一位要饭的老妪，背影酷似他的母亲，他下令收养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丐，为她打造一座云南样式的木楼，供养她的衣食。这座风格奇特的木楼叫做“梦母楼”，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矗立于长乐县境内，像一座木质的纪念碑，诉说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长达500年的思念。

　　但郑和恋母情结的主要投射对象并非无名老妪，而是海神妈祖。此前，妈祖只是一位地方小神，主管福建东部沿海渔民的局部信仰。郑和扩大了她的权能及其接受崇拜的区域。她不仅是郑和舰队的保护神，而且成为整个海外华侨社会的最高神祗。郑和在沿海各地打造了多座规模宏大的妈祖庙，并且请恳请皇帝朱棣敕封她为“天妃”，把它提升为国家级神祗。至此，妈祖作为唯一的海洋女神，填补了中国神谱的最后空缺。她是郑和的精神母亲，不倦地庇佑着这个毕生漂泊的男人。

　　贸易市场、民族符码、国家信仰和妈祖崇拜，这是支撑唐人街的四大支柱，也是唐人街文化的最大秘密。

　　但由于海盗猖獗，明帝国开始实施海禁，皇帝被迫放弃了朝贡贸易，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郑和的宝船舰船被拖回，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在文官集团的声讨下，郑和留下的大批档案不翼而飞。有关航海大发现的知识和技术被彻底清洗。伟大的梦想被悄悄埋葬在皇帝的后花园里。

　　郑和的航海遗产遭到了彻底湮灭。只有他的文化遗产被海外华侨所秘密继承。全球各地的唐人街上，到处弥漫着郑和的气息，但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也没有人把它们与郑和的名字挂钩。作为历史悲剧主角的郑和，至此走到了命运的尽头。（作者：朱大可，原载《东方早报》）

是世界上空前的主动的和平外交，加强了我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当皇帝的最喜欢到全世界吹牛，劳民伤财，聪明的做法应该到全世界建特区，开发资源，只可惜我国没有这样谋略的人，开疆拓土的奸雄被当作海盗处死，无依无靠的海外子民任外族任意欺凌，什么大国雄风，狗屁雄风，该清醒了，该放眼全世界，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才能具有领先全球的文明体系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船队编制】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1、人数众多,组织严密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第一次:27800人

第二次:27000人

第四次:27670人

第七次:27550人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我们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 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发展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每到一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向他们表示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还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平等贸易，购回当地的特产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

【航海装备－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

肯定派
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质疑派
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
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44丈“宝船”。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 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发现美洲论：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 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他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郑和赠给各国国王厚礼，以示友好，船队带去丝绸、瓷器、铜铁器、金银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当地特产。随行官员随时记录见闻。回航时，各国派使同来，赠珍宝特产给明皇帝，并与中国商人交换。友好的交往，扩大了贸易，也增进了了解。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郑和共七次下西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有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郑和七下西洋 七次下西洋编辑本段【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郑和七下西洋 船队编制编辑本段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1、人数众多,组织严密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第一次:27800人

第二次:27000人

第四次:27670人

第七次:27550人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我们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 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郑和七下西洋 发展海外贸易编辑本段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每到一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向他们表示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还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平等贸易，购回当地的特产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

郑和七下西洋 航海装备－宝船编辑本段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

郑和七下西洋 肯定派编辑本段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郑和七下西洋 质疑派编辑本段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
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44丈“宝船”。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郑和七下西洋 航海技术编辑本段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 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编辑本段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发现美洲论：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 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他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郑和赠给各国国王厚礼，以示友好，船队带去丝绸、瓷器、铜铁器、金银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当地特产。随行官员随时记录见闻。回航时，各国派使同来，赠珍宝特产给明皇帝，并与中国商人交换。友好的交往，扩大了贸易，也增进了了解。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七下西洋的时间

永乐三年（1405）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五年（1407）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

永乐五年回加不久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回国。

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真家属”。

第四次，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10年（1412）“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第二年（1413），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

第五次，永乐15年（1417）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成祖的赏劳。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癸巳，“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郑和“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不久，约在宣德十年（1435），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沿，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

明朝祝允明记载的

第七次下西洋航程

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1525年刻)详细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行程日期及各地停留之日期，可供参考：

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史、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27550员名。

里程：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1431年1月19日)龙湾开舡，十日到徐山，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1431年12月16日)到福斗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注：自福建五虎门至占城共行船16日。)

七年正月十一日开舡，二月六日到爪哇。(注：自占城至爪哇共行船25日。)

六月十六日开舡，二十七日到旧港。(注：自爪哇至旧港共行船11日。)

七月一日开舡，八日到满剌加。(注：自旧港至满剌加共行船7日。)

八月八日开舡，十八日到苏门答剌。(注：自满剌加至苏门答剌共行船8日。)

十月十日开舡，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注：自苏门答剌至锡兰山共行船36日。)

十日开舡，十八日到古里国。(注：自锡兰山至古里国共行船9日。)

二十二日开船，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鲁谟斯。(注：自古里国至忽鲁谟斯共行船35日。)

八年二月十八日(1433年3月9日)开船回洋。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注：自忽鲁谟斯至古里国共行船23日。)

二十日大综船队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剌。(注：自古里国至苏门答剌共行船17日。)

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共行船9日。)

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到占城。

六月一日开舡，三日到外罗山。(共行船2日。)

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碕头洋。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京。二十一日关赐奖衣宝钞。

船号：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

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

备注：郑和第七次大航海于1431年1月19日离开南京龙湾港，于1432年1月12日离开福建五虎门，途径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国，于1433年1月17日到达忽鲁谟斯(位于今伊朗东南米纳布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共用两年时间到达目的地忽鲁谟斯。1433年3月9日，离开忽鲁谟斯，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回程共用了4个月时间。

七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办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

七次（1405-1433），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我写的也是这个梗概。

简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