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财政收入如何

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明朝永乐年间的国家财政年收入约三千万两白银！靖难之后，中原糜烂。但是朱棣登基后，营建北京城，北征蒙古，南征交趾，疏通新开运河，郑和下西洋，还要修大典。上面每一件事都是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却少有人称永乐朝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说到这不得比提一个人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 　　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 　　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 　　“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 　　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 　　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

明代的财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供应北部边疆地区，防备今天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永乐时期还常常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往往耗费太多人力物力，游牧民族也不是待在某个地方等着你来进攻，所以永乐以后就基本不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了（除了那次意外的土木堡之变），在所谓九边地区建立大量的防卫体系和大规模的驻军。人数这么多，那么军饷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应付军饷主要采用几种方式：屯田；民运；京运。屯田主要是军屯，但永乐以后大量屯地被私人占据，军屯的收入也就急剧减少。民运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但边关一带的土地也比较贫瘠，民运一般是将粮食从数百里之外运到边地去。后来这些负责民运的人也嫌麻烦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雇佣专门的商人处理这件事情。再到后来民运也行不通了，就不得不依靠中央财政拨款，拿着银子到边关附近买粮食再供应当地的军队。中央的财政拨款到最后占了很大比例。那么银子从哪里来呢？江南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当然今天也是。江南的赋税收入占了明代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江南的税收得起来，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多一些。苏州府一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一些偏远地区的布政司（省）的收入还多。南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所谓的“江南重赋”，官田的租额要远远高于民田的赋。其实官田和民田都是私人占有的土地，只是历史上官田是宋末贾似道收购的宋代的国有土地，其地租很高，到明代的时候就延续了原来的租额。到正统年间，很多官田就因为天灾或者重赋等原因被抛荒或着以“飞洒”“诡寄”等方式隐匿了。这样一来官员为了达到“原额”就不得不将多余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土地上。如此循环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赋税。长此以往是容易出问题的，而且朝廷也很难收的起税了。所以正统年间开始有所谓的“周忱改革”，简单来讲这次改革就是不再区别官田民田，把赋税按照田地的肥瘠程度划分等则，以一定比例征收田赋，而且田赋的征收是以银子为结算手段的。从正统年间开始，以江南地区为主的财政改革就逐渐展开了。大体的趋势是实物折银，赋税的税种逐渐减少（实际上就是把赋税之外非法加派的杂税也算进去合为一种税）。同时劳役也按照一定比例折成银子结算，以每户所拥有的土地作为缴纳多寡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改革开始无意识地出现一种“量入为出”的观念，官员每年需要预估本年度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再按照这个额度征税。正统年间到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内容。所以，与其说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的发明，不如说只是张居正对之前的一系列财政改革的承认。明代的财政体系到张居正的时候已经较为完善了。可惜万历三大征，加上后金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加派”三饷“，在原有征税的基础上又增加赋税。地方不堪重负，农民暴动和奴变此起彼伏，明朝也就被李自成灭掉了（其实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盐法败坏，与盐法息息相关的钞法也很早就废弛了（就是纸钞）。现在研究盐法改革的人也很多，但是我不太懂不好瞎说。实际上学界对万历以后财政体系变化的了解也极少。因为万历时候申时行编了万历《大明会典》，因此这一时期以前的问题有完整的材料去研究。但万历后期到崇祯时候的情况如何就只好进到海量的史料里去碰碰运气了。

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白银左右。这个收入也是比较高的，在全世界也是排在第1位的。

明英宗时期，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是2295万两，比起永乐时期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很多。

我觉得应该是一年有400万两白银左右。因为明英宗时期国力衰退，并且朝廷中风气也不好，所以收入很低。

具体不清楚，对比其他记录好像就几百万两白银？看起来多其实很少，特别是英宗时期还有起义，重用宦官，这些都是导致国力衰退，国库空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