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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管仲之前没有人提出“官山海”政策

时间: 2022-03-02 08:01:30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7次

为什么在管仲之前没有人提出“官山海”政策

为什么古代贩卖私盐是死罪

因为盐是重要的生活用品和必需品。贩卖私营直接影响了国家收益,同时有人恶意抬高食盐价格,会引起国家的动荡。

中国古代私盐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的直接产物,有盐业专卖就必然有私盐,盐业专卖越严,私盐越好卖,利润越高。

私盐得以盛行的原因还在于供求关系。人口激增,盐为生活必需品,食盐的需求也大增。盐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但由于盐业专卖,政府控制了盐的运销,人为地造成了盐的供求失衡,价格上升本来供求可以平衡的盐业由于受政府控制而失衡。既有需求,又有供给,这样私盐就有了发展的条件。

扩展资料:

私盐日渐成为中国古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中唐以后的事。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不断发展和强化,国家机器也越来越庞大、复杂,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思想也愈益膨胀,两税收入已远远不能满足专制统治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多种巨额的财政开支。

于是,专制国家便凭借其政治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茶、盐、酒等物品的垄断和控制,禁止私人自由经营,其中尤以对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盐的控制最为严格。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私盐

  私盐在正规的政府制度,基本都会被认定为非法。量刑不一。其缘由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政府为打击富商大贾,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对盐和铁的垄断经营政策。

  政府主要收入是税收,而为了提高政府收入,抑制私人财力,且保障关于民生的盐铁通道。采用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

  所以,对此政策的挑战,犯罪是很正常的。

  盐铁专卖制度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

  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

  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三国、两晋注重专买,南北朝时征税制复起。

  隋至唐前期,取消盐的专税,和其他商品一样收市税。唐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盐专卖又开始实行。

  此后历朝历代,都加强了盐专卖,对铁则实行征税制,不再与盐同例看待。盐铁专卖使封建国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特别是盐,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其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

  
  中国古代私盐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的直接产物,它的出现大约在春秋末和战国时期。其发展可以中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唐以前的初步发展时期和中唐以后的泛滥时期。中唐以前,私盐问题虽已出现,但并不突出,这与这一时期政府财政对盐利的仰赖尚不强烈和制盐技术的不发达,制私成本较高有很大关系。而中唐以后,私盐之所以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经济问题,则主要在于政府对盐利控制的加强、制盐技术的进步和制私成本的降低。

  一、中国古代私盐的产生

  所谓私盐,是指违反官府有关禁令而私自生产、运输、销售的食盐。私盐的产生和泛滥通常同官府的食盐政策,特别是食盐专卖政策关系密切。一般说来,在食盐由民间自由生产、运销的时期,既不存在为官府垄断经营的官盐,自然也就无所谓私盐了,所以,私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食盐专卖制度(政策)的直接产物。所谓食盐专卖制度,就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食盐的生产和运销,垄断盐利的制度。

  中国古代为法所禁之私盐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何类人所为,史无明载,一般认为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食盐官卖,严禁私煮之后,"盐始有官、私之分"。鄙意以为,私盐既与官府对盐利的垄断有关,则它的出现当在政府实施食盐专卖政策之后,而中国古代实行食盐专卖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就开始了,齐桓公时的管仲被认为是中国食盐专卖政策的创始人。

  那么,食盐专卖是否必然导致食盐的制私贩私呢?那倒不一定,如果食盐专卖政策对民众利益无损或在民众尚能容忍的限度内,盐商也有利可图,则私盐自无滋生的条件。管仲推行的食盐专卖政策,是一种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政策。这种食盐政策规定,在食盐的生产环节许民自制,官给价收购或征之以低税,使生产者有利分沾,从而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是有效的。据《管子·戒》篇形容,齐国自许国人煮海水为盐,"盐者之归也。譬若市人",即煮盐者之多,有如赶集似的。而在食盐的运销环节,虽统由官府经办,实行计口授盐,然所收盐价并不高,通常是在每升盐的成本价之上加收一二钱,也有只加收半钱者。这种取之无形而有度的做法,既使盐利"百倍归于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消费者不易感到盐税成为他们的一种过重负担。

  由于管仲的食盐专卖政策较充分地考虑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故深得民众欢迎。史载: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私盐产生的可能性。试想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都能得到较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违禁制贩私盐还有什么市场可言?什么利润可图呢?唯一的只是高风险和高成本。所以,我们翻阅了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实在找不到齐桓公时齐国境内有制贩私盐的文献记载,也无相关的禁私条文。可见食盐专卖政策能否导致私盐的产生,关键要看这一制度是否提供了滋生制贩私盐的条件,即是否过度侵害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以下的事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同样是在齐国,但时间是在春秋末年的齐景公时,由于景公的暴虐贪婪,欲尽括天下财利以俸一己之私,乃对包括食盐在内的山海之物实行完全的官府垄断,"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改以往食盐民制之例为官制,尽夺民利,而对广大消费者则征敛无度,以致"民人苦病"。此情此景,欲民之不冒险制贩私盐,可乎?尽管尚无确切史料予以证明,但齐景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私盐存在的可能性极大。

  我们还可以战国时期的秦国为例。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实行了比齐国更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不但课以重税控制了食盐的生产和流通环节,而且还置"盐铁市官"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加强对食盐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控制和管理,防止私煮私销。直到秦灭六国而一天下,商鞅以来的食盐官营等"峭法"之政一仍其旧。对盐利的控制施之以"峭法",不仅反映出秦国民间在食盐的产运销方面存在违法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严重。

  因此,我国古代私盐的产生很可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并非到西汉武帝时才有官、私盐之分的。另外,根据以上叙述,我们还得出,私盐是食盐专卖制度的产物,但非必然产物,只有那种违背民众意愿,损害百姓利益的食盐专卖制度才会导致私盐问题的出现。

  二、私盐在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

  中国古代私盐产生以后,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唐中叶以前的初步发展时期和中唐以后的泛滥时期。

  (一)传统社会前期私盐的初步发展

  自西汉迄唐中叶,是我国古代私盐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就政府的食盐政策来看,西汉前期行征税制,食盐的产运销听由私人经营,官府征之以一定盐税。自武帝起,改行专卖,盐利归官,食盐的产、运、销悉由官办,私人不得违禁经营,被称为直接或全部专卖制,该制度历西汉后期迄新莽不仅未改,且变本加厉。东汉复行征税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专卖、征税二制并行。隋及唐前期盐法较为宽松,食盐的产运销主要采行无税制,征税制仅在唐玄宗开元初短暂实行过。

  由上可见,我国传统社会前期的食盐政策极不稳定,征税、专卖"两种制度此消彼长起伏不定,两头征税,中间专卖",被称为"赋税专卖循环时期"。而在这长达96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实行专卖制的时间并不长,"专卖还未占绝对优势"。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可从政府对盐利在国家财政中地位的认识不足及无力垄断盐利两方面来考虑。

  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对盐利的依赖尚不强烈,因而政府对盐利的控制并不特别在意。除非有重大军事行动而致国家财政确实吃紧,或出于限制豪强大族和富商巨贾势力的目的,方行专卖制。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支援抗击西北匈奴的战争,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坐大,防止其危及西汉政权的稳定。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以,传统社会前期的食盐专卖政策表面上是中央与地方豪强大族和富商巨贾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实际上它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正因为如此,西汉前期和东汉以后有些政权在对盐利的控制方面就显得不如传统社会后期的一些王朝那样专注,推行食盐专卖政策的愿望自然就不那么强烈了,这是就中央政府有能力推行专卖制而不必采行的情况而言的。

  当然,事实上在传统社会前期的许多时候,中央政府对盐利的控制是欲有所为却不可为。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盐的生产、销售主要为世家大族和豪商巨贾所把持和垄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特别是世家大族,他们是传统社会前期专制政权的统治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直接把持着各级政权,这样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怎么愿意让出盐利、支持朝廷的专卖政策呢?朝廷行专卖制岂不是与虎谋皮?特别在中央权力衰落时,朝廷既不敢得罪,也奈何不了这些人,在中央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食盐专卖与反专卖的斗争中,朝廷最终屈从这些人的利益而放弃对盐利的垄断,只象征性地征一些低微的盐税,从中分得一杯羹。

  由于以上因素,传统社会前期绝大多数时期的食盐政策主要采行税率不高的征税制,甚至无税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私盐问题是不易出现的。而在推行食盐专卖,特别是官盐价腾贵的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受盐利的诱惑,制贩私盐的现象就会趁机而兴。但在传统社会前期,受资金和生产条件的限制,制贩私盐成本较高,普通民户无力具备制贩私盐的各种条件,因而违禁制贩者盖多为那些势要有力之家。遗憾的是唐中叶以前,有关私盐的文献记载很少,对这一时期制贩私盐的情况莫可得而详。尽管如此,制贩私盐的现象一定存在,而且肯定较先秦时期为多。要不,政府何必制定一些量刑看起来并不轻的禁私法令呢?如汉武帝时规定盐铁官营,"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人其器物"。西晋的规定更严厉:"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主吏二岁刑。"不仅要处罚制贩私盐的当事人,就是主管官吏若失职不察也要追究其责任。当然,在传统社会前期,由于盐利尚未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在食盐政策上虽推行专卖制,且制定有相关禁私法令,但真正为此而陷罪者并不多。因为普通民户多不具备制贩私盐的种种条件,而制贩私盐的势要有力之家则可以通过各种渠道逃脱官府的制裁。所以自汉以来至唐中叶前,私盐现象虽较先秦时期有所发展,但尚未泛滥成灾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二)传统社会后期私盐的泛滥

  私盐之日渐成为中国古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中唐以后的事。其所以如此,与唐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代表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均田制"瓦解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得到迅速发展,此前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法"也随着国有土地制度的破坏而合乎逻辑地丧失了它存在的理由,代之而起的主要是按田亩、资产征税的"两税法"。"两税法"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的实施却使原来国家田厂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地主手中,使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在国家财政总收人中的比重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专统治的不断发展和强化,国家机器也越来越庞大、复杂,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思想也愈益膨胀,两税收入已远远不能满足专制统治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多种巨额的财政开支。于是,专制国家便凭借其政治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茶、盐、酒等物品的垄断和控制,禁止私人自由经营,其中尤以对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盐的控制最为严格。自西汉以来时兴时废的对食盐的禁榷,至唐中叶以后便在制度上日趋严密和完备。唐后期食盐专卖的结果,使得盐利在当时的国家财政结构中比例大增,地位越来越重要,唐代宗大历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利成为唐后期专制统治的重要财政支柱。

  另一方面,随着唐中叶以来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广大劳动者因失去土地而遭受的各种封建剥削日益加重,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农民大批破产或流亡。他们中的不少人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成为地主土地上的佃农;有的逃人深山老林为"盗"或"寇";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涌人城市,成为商贩、杂役、雇工或无业游民。

  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唐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的弊病却不断暴露出来,盐价高涨,"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至第五琦变更盐法,盐价每斗更猛增至110钱,普通民户很难购食,造成食盐供需之间的严重脱节。但盐是一种缺乏需求弹性的不可替代食品,人们不能一日或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此外,盐作为一种商品性物品,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盐的交换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得社会各阶层都把眼光聚集到盐的上面,利之所在,人所共趋。而食盐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制贩私盐的成本大为下降,于是一些不法之徒便利用社会上许多人缺盐而又无力购买高价官盐的空当违禁制贩私盐,官府虽报之以酷刑,也不能禁止。相反,私禁愈严,则私盐愈盛。因为官盐价愈高,则私贩愈多,禁私愈严,私贩之利愈厚,利愈厚则制贩私盐的活动愈不能禁,并往往朝着对封建统治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唐末农民暴动的领袖黄巢、王仙芝就与私盐有关。

  有关唐后期私盐的材料,文献记载是比较多的。作为食盐生产者的"亭户冒法,私鬻不绝",亭户是社会土私盐的主要提供者。贩私者为了逃避和对抗官府的缉捕,往往"多结群党,并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一些列入官府盐籍,资金雄厚、世代贩鬻官盐的合法盐商,为了获取暴利,也常常扯着贩卖官盐的幌子夹带贩卖私盐。更有一些势要之家加入到贩私行列,恃势"私贩茶盐",使食盐贩私活动更加盛行。

  五代时期,制贩私盐的活动不仅甚于唐末,且私贩成份较以前更为复杂,除那些穷困潦倒的普通民户外,官吏、押送纲船军将、驾船梢工等都参与了贩卖私盐。五代军人专横跋扈,更是公然兴贩私盐,且数额相当多,如后汉时的青州节度使刘铢"有私盐数屋"即是一例。

  到宋代,随着食盐专卖制度的进一步强化,违禁制贩私盐的活动无论其规模还是其严重程度都发展到一个空前阶段,远非唐末、五代所能及,给宋代政治、经济以巨大影响。参与制贩私盐者不仅成份复杂,且人数众多,遍及各地。在福建路西部的上四州地区(建、剑、汀州及邵武军),"地险山僻,民以私贩(盐)为业者,十率五、六",即当地居民的百分之五、六十常年以贩私为生。江西、两广一带也有类似的情形,有时甚至整个村落的人都外出往返兴贩。史载:"赣、广间,(民)常以岁杪(年底)空聚落往返,号盐子。"北宋时,毗连西夏边境地带,边民"多阑出塞贩青白盐"入境,"虽严禁所不能止"。而河北代州宝兴军的民户也常"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盐"以食。四川地区由于井盐的熬制成本较高,情况较特殊,有关私盐的材料记载不多,但这不等于该地区就不存在私盐问题。事实上,还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就曾出现过"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的情势。至南宋时,随着赵开盐法的推行,川盐贩私问题也很严重了。

  为了对抗官军的缉捕,私盐贩子往往结伙而行,除了几人、几十人、上百人一伙聚众贩盐外,好些地方动辄就是千百为群,持械贩私,如江西、福建等路的徽、严、衢、婺、建、剑、虔、吉诸州民户"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这还仅是陆路的情形,再看水路。南宋初年,浙江温州常有"私盐百余舰往来江中,杀掠商贾"。而在广南沿海,自北宋以来就常有大棹船往来海上,兴贩私盐,迄南宋不衰。宋高宗绍兴四年二月八日,监察御使广南宣谕明橐言:"臣自人广东界,闻大棹船危害不细。其大船至三十棹,小船不下十余棹,器杖锣鼓皆备。其始起于贩鬻私盐。力势既盛,遂至行劫。"宋代私盐之盛,不仅表现在广大乡村和一般州县城镇,到南宋时,就连行在临安(今杭州)城内外也是"私盐盛行"了。

  可见,宋代私盐问题是唐末、五代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贩私活动的一个高峰。

  自宋以降,历元、明而迄于清,可谓中国古代私盐最为泛滥的时期,亭户枭商官宦兵弁等制贩私盐的活动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清代的食盐贩私,"其种类之多,规模之大,区域之广,危害之烈,第积历代盐弊渊薮"。

  元明清时期私盐的泛滥突出表现在:

  一是贩私人数众多,结构复杂,贩私活动的地域广泛。元明清时期私盐活动的猖獗,就其涉及的人数和人员结构来看一如唐宋时期的情形,即人数众多,结构复杂,但在贩私活动的地域分布方面,则唐宋就不如元明清时期了。就前者而言,如元朝统一全国之初,江浙一带就有很多人卷入了制贩私盐的活动,官府仅在松江府上海县一地就先后捕获"盐徒五千"。到元朝中后期,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和民众生存条件的恶化。各地特别是沿江并海一带更是私盐公行了。明代前期,自江苏"仪真抵南京,沿江上下,自芜湖至湖广、江西等处,盐徒横行",这种情况到明末更为严重,发展到了"盐徒充斥,无处不闻"的地步。不少"贫穷老少男妇"也加入到了贩卖私盐的行列。如清朝苏南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老少男妇背负筐提之盐,接踵连肩,城乡村镇,沿途摆卖",此种现象不独江浙如此,就连"江广(江西、湖广)等处情形大致相同"。就私盐活动的区域分布来看,宋代虽然贩私活动也存在于各地,但以东南诸路海盐产销区为盛,而解盐和井盐产销区的私盐活动相对较少。元明清时期,不仅东南各省私盐问题一仍其旧,就是在宋时私盐问题尚不严重的湖广一带和川盐产销区也是私盐盛行了。清朝雍正时就有人指出:"湖广之川私、粤私为害更甚。"

  二是贩私数额越来越大。如果说唐宋时期私盐的泛滥还更多地体现在人数众多方面的话,那么,元明清时期则主要反映在私盐的量上面。在宋代,参与制贩私盐的人数虽然不少,但一次贩私数额动辄上万斤的情况并不多见,而元明清时期这种情况则相当普遍。如元顺帝至正年间,山东、河北沿海私贩勾结盐场官吏、灶户,用海船公然贩私,"每船少者买贩数百引,多者千余引(案:每引400斤)"。八年(1348年)淮东捕获私盐"多至万余斤,少者数十引"。内地陕西、山西一带的私贩无东部沿江、沿海船运之便,则多以驴马等牲口贩私,其"赶喝驴马,多者不下百十头匹"。陕西仅兴元、风翔等州府及所辖县分,每年官府捕获的私盐都在数万斤左右,足见数额不菲。到了清代,不仅"贩私盐数千斤及万余斤之案甚多",就是一次贩私盐在数万甚至数十多万斤的情况亦不少。如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两江总督孙士毅奏报:捕获私枭船20只,私犯30人,盐10余万斤。二十四日,再接奏报:连日捕获私枭70名,盐17万余斤。特别是两广地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还在乾隆九年十一月,两广总督那苏图就奏称:"今自十月以来共报获大小私贩五十八起,计私盐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余斤。"一个月间捕获私盐如此之多,足见广南私盐之盛行。直到嘉庆年间,广南大额贩卖私盐的情况仍未得到丝毫遏制。如嘉庆十三年,新安县船户"吴美复贩卖私盐七千六百四十斤,温组发贩卖私盐六千六百四十斤"。嘉庆二十四年,东莞船户黄亚大一次出卖私盐二万二千三百斤。为数已属不少,而嘉庆十六年,船户梁兴利和陈辉泰一次分别出卖私盐五万斤和十二万斤,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

  三是持械聚众贩私成为经常和普遍的现象。元明清时期,私盐贩持械聚众贩私无论其人数、规模都比唐宋时期更加突出,并发展为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记载相当多,如元朝时,广东"奸民以私贩梗盐法,往往挟兵刃以自卫,因而构乱,有陈良臣者,众至万人"。又据《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八》记载:"各处私盐、犯界,白昼公行,无所畏忌","其盐徒动辄百十,结连群党,持把器仗,专一私贩"。明代宗景泰年间,扬州一带"土豪纠合势要,持兵挟刃,势如强贼,夤夜贸易,动以万计"。宪宗成化时,"各处逃囚不逞之徒,私造遮洋大船,兴贩私盐,每船聚百余人,张旗号持兵器,起自苏扬,上至九江、湖广发卖,沿途但遇往来官民客商等船,辄肆劫掠,所在虽有巡检巡捕,官兵俱寡,弱不能敌"。清代长江中下游各省仍是私盐最为泛滥的地区之一,大江南北"私盐充斥,盐徒聚众贩私",或数十人,或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一伙"成群贩卖,一遇巡捕人役,自恃枭众捕寡,执械敌巡盐人役,轻则带伤。重则致命"。广东沿海一带盐枭"各带大船,携带器械,满载私盐,往来兴贩"等等,不胜枚举。许多这种有组织的持械聚众贩私到后来往往成为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造成元明清时期私盐严重泛滥的主要原因,一是苛重的封建剥削使得盐民农户的生计日艰,不得已铤而走险,冒法制私贩私。二是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所造成的食盐供需之间的严重脱节,为贩私活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需求市场,从而刺激了一些人对盐利的追逐,利之所在,人所共趋。三是制盐的进步,使得私盐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

  四是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和贩私经验的丰富,使得贩私成功的可能性增大。此外,封建官场的黑暗和制度的无效也是这一时期私盐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代万历年间,不准卖私盐。贩卖私盐者抓住一律斩立决。明代开始禁止卖私盐,明代的盐不含碘。所以,明代开始就禁止买卖私盐和购买私盐。卖私盐者被官府抓到的话斩立决
因为在当时,像盐和铁等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已经收归官办,所以民间是禁止私自生产的。

关于经济管理的典故

国内的政策引导体现在方方面面,从2021年的高考作文题中,也能管中窥豹。

全国卷I的命题:

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他们。管仲带兵阻击小白,用箭射中他的衣带钩,小白装死逃脱。后来小白即位为君,史称齐桓公。鲍叔对桓公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非管仲不可。于是桓公重用管仲,鲍叔甘居其下,终成一代霸业。后人称颂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司马迁说:“天下不多(称赞)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要求考生据此故事自选立意写一篇作文。

从经济角度来看,管仲注重经济,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为发展齐国经济,他提出“官山海”的垄断集中的经济政策,首提盐铁国有。盐铁经济关系到民生的稳定性,管仲的提出的官营盐铁政策,实际上是掌握了齐国经济的主命脉,构建了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奠定了齐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现在的中国同样也有官营资产,即我国的国有经济。我国的国有经济具有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控制重要稀缺资源的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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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所包含的范围来考察,则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
(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考察,又可分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等。
经济结构是个经济系统,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互相关联、互相结合,有着数量对比关系。研究任何一个经济结构,不但要重视它的要素特性及其结合形式,同时也要重视它的比例关系。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一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客观制约性,不是随意建立任何一种经济结构都是合理的。影响经济结构形成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而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长期形成的,其是否合理,主要看它是否适合本国实际情况;是否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可能性之上;能否充分发挥一切经济优势;能否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能否合理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
A. 一农户在杀鸡前的晚上喂鸡,不经意地说:快吃吧,这是你最后一顿!
第二日,见鸡已躺倒并留遗书:爷已吃老鼠药,你们别想吃爷了,爷

他妈也不是好惹的。

当对手知道了你的决定之后,就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纳什均衡理论

所以保密、信息安全很重要

B. 鱼说:我时时刻刻睁开眼睛,就是为了能让你永远在我眼中!

水说:我时时刻刻流淌不息,就是为了能永远把你拥抱!!

锅说:都他妈快熟了,还这么贫!!!

约束条件变了,原来的收益,一下子都变为成本。生命如果架在锅上,成本自然也

就很高了。

C. 男人为什么喜新厌旧?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戈森法则可以解释

——同一享乐不断重复,其带来的满足感会不断递减;同一享乐不断重复,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获得的满足感最大。

D. 男人和女人,谁更容易在感情上受伤?

所谓受伤,应该就是投入太多,收获太少,也就是产生了亏损。一个企业亏损,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没有竞争力,如果绝对优势不足的话,发掘一下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中国企业往欧美国家卖纺织品,自然是手到擒来,如果非要往欧美卖汽车,肯定要受伤了。

如果一个人能够不计亏损的话,应该就不会受伤了。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在困难,只有我们的某些国有企业可以做到。

E. 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

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会打破市场的均衡,有些又帅又有钱的王老五可能会形成市场垄断,从而像电信、铁路一样,成天被人骂娘。轻则引起内分泌失调,重则引起和谐社会失调。

一夫一妻制已经形成了帕累托最优。

F. 飞机上,

乌鸦对乘务员说:给爷来杯水!

猪听后也学道:给爷也来杯水!

乘务员把猪和乌鸦扔出机舱,

乌鸦笑着对猪说:傻了吧?爷会飞!

外界因素是一种约束条件,自身能力也是一种约束条件,往往更重要。所以,别人能成功的事,未必自己就能成功。

G. 黑猩猩不小心踩了长臂猿拉的大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她擦洗干净

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猿粪!都是猿粪那!

路径依赖在经济学里说的是,你当下的选择是被你的前一个选择决定的,如果你要改变路径,成本将会高到你不愿意改变。

古代盐为什么重要

我国人民很早就懂得制盐和用食盐调味,相传在夏朝(公元前2140~前1711年)我们的祖先就会用海水煮盐。《尚书·说命》中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之说,说明古代最早的调味剂是咸(盐)和酸(梅)两种,尔后才有了其他诸多味道。盐不仅是百味的基础,而且作用是最重要的。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强调说:“五味之中,惟此(盐)不可缺”。盐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按照《淮南子·修务训》的说法,盐的发明可能在伏羲与神农之间的年代,是一个叫宿沙氏的诸侯从海水中煮出来的,这恐怕是最早的海盐。井盐大概出现于秦始皇时期四川的临邛地区(今邛崃县),《华阳国志·蜀志》中有“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豆斗盐”的记载。近代在成都出土的汉代“井盐画像砖”也验证了这一说法,画面上显示的正是古人以天然气(井火)煮卤水(二水)以获取盐的场面。关于古代制盐工艺的记载,以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咸篇》所叙述的最为详细,这种制盐工艺虽然是从宋元或更早以前传流下来的方法,但至今基本上仍在沿用。总之,我国有着悠久的制盐史,是产盐最早的国家。

为什么盐在古代那么重要?

一.每个人都必须吃盐,不吃会生病。
二.如果允许私盐,则奸商就会抬高盐价,截取利润。很多人就买不起盐了。
三.如果百姓都没钱吃盐,那样就会民不聊生,国势日下。回造成政局动荡,威胁国家政权。

四.盐,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其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

盐与铁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府实施专卖的。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为打击富商大贾,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对盐和铁的垄断经营政策。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三国、两晋注重专买,南北朝时征税制复起。隋至唐前期,取消盐的专税,和其他商品一样收市税。唐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盐专卖又开始实行。此后历朝历代,都加强了盐专卖,对铁则实行征税制,不再与盐同例看待。盐铁专卖使封建国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特别是盐,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其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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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对人的生存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没有盐,人体的代谢紊乱,会体乏无力,出现各种疾病症状。
  在古代由于运输难度大,体制不便流通,盐的取得非常困难。内陆百姓吃盐贵过吃米。
  一般有青海的池盐、四川的井盐和安徽山东的海盐。江南的海岸线虽长,但气候潮湿,不利于晒盐。
  
盐在农业社会的重要性堪比石油对工业社会的价值

今天的人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古人对于盐的依赖程度,对中国古代老百姓而言,年代越久远调味品越匮乏,而且相应的粮食作物及烹饪手法也更少,再加上古代的天灾人祸横征暴敛,古代老百姓想饕餮一顿美味是非常困难的。

而盐的出现给了食物更多的鲜美味道,和其它的调味品相比,盐获得渠道更加简单成本更便宜而且非常便于保存,适合在民间大量流通,况且从食物制作角度而言,盐还是保存菜、肉类、鱼等材料的重要防腐原料,对于一些容易腐烂变质的食物,中国古人将其制作为腌制品,可以将其保质期延长至数月甚至一年,这对中国古代面临青黄不接时节的老百姓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在一万年前人类进入农业时代,驯化麦子和水稻成为中华文明面临的当务之急,古人从动物中摄取盐分的习惯只能转移到矿物质盐身上,适量的摄入盐对于重体力活的古人而言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是生存的必需品。

商业时代的来临使盐的地位攀跃飞升

古代商人首次尝试将盐在全国进行交换,于是大量的社会孤立系统被迫产生相互连接,而作为连接优势的商人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常年的远距离贸易运输过程中,商人们无意之间构建起复杂的物流数据网络,人和货物、信息都成为了流通的一个环节。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的比重最大,而粮食作为古代贸易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商品,往往和盐并肩共存,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一旦掌握了盐,就相当于控制住了当时的农业贸易。而且相当于历史中的其它垄断商品而言,盐的生产更加集中化,非常适合区域化集中化管理,盐商或政府只要控制住盐的供应和价格就可以向全天下的消费者征税,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上,盐税向来是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之一。

天下金帛皆来自盐

公元前685年,管仲将盐和铁从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并且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度,由此开辟了历代王朝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而齐桓公正是通过盐铁政策,再借助齐国商人在各诸侯国建立的庞大贸易网,实现了全天下人向齐国交税。《管子·地数》中就这样记载:“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作为春秋时代第一个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齐国的国运自此飞黄腾达,拥有了充足财政收入的齐桓公,不近投入巨资用于扩军备战,而且修建了巨防和齐长城(比秦长城早400年),并且大量对外用兵。

整治盐业有利于社会维稳

从历朝历代的兴亡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朝代的更迭往往伴随着大量私盐及非法盐商的活跃兴起,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他们家时代都是盐贩子,在唐朝时私自贩卖盐是死刑,而黄巢一家以此为业其实力可见一斑。

而贩卖私盐之所以量刑这么重,主要就是因为盐业的利润奇高,所以作为盐商的黄巢家里从不缺钱,但是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寄希望于仕途,但是最终黄巢落榜梦想灰飞烟灭,所以他只能走上造反的道路。对于封建政府而言,控制盐业一方面能够使得国家经济有着稳定长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民间私企的壮大,更有利于中国集权的统治,所以整治盐业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有必要。

盐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战争几乎是常态,而维持大量军队征战的根本正是微不足道的食盐,两军交战一旦有一方的食盐补给被垄断,那么就将面临兵败垂成的局面。那美国的南北战争来举例,当时美国南方的港口被封锁,盐供给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随着战争的延续南方的饥荒爆发,战败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而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件可谓是屡见不鲜,所以历朝政府都致力于控制盐业,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维护自己的主权以及争夺在对弈中的绝对优势。

从以上这些因素来看,封建王朝控制盐业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反对抽人口税的大臣管仲,是怎样保证财政收入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的时期,由于铁器的出现和普及,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除了传统的为农耕社会服务的农业、手工业外,商业也由于其具有物资交互作用而慢慢成为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段时间内,历史的主要脉络是晋楚争霸。晋国作为中原地区的最强国,不仅守护着日渐式微的周王室,还屡次击败觊觎华夏神州的狄戎部落,维护了华夏文化的正统,堪称华夏文化起步阶段的守护神。


春秋时期周天子得到了晋国的保护

之所以晋国具有如此强大的国家实力,真正原因在于其三军六卿制度可以在每次战争时调动起全部国家资源,力往一处使;而楚国则是因为占领了大量蛮荒之地,并且趁着铁制农具普及的时候扩建了大量城市,养活了大量人口,凭着资源丰富和人口众多取得了霸业。

除了这两国之外,远东巨无霸齐国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春秋时代开创首霸的国君就是齐桓公,他在被后世称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的帮助下成功成就霸业,而他成就霸业的重要原因就是管仲将齐国打造成了商业强国,因此有能力和军事强国相抗衡。那么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管仲是如何进行齐国的治理工作呢?接下来笔者就带领大家了解管仲治国方针中的税收政策,来了解这位名相的治国思路。


华夏第一相管仲

管仲反对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在封建社会,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一直是老百姓头上一把悬挂的剑,随时随地取人性命,齐桓公曾经想巧立名目征税,但是被管仲拒绝了。据《管子·海王》中记载: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可以看出管仲很反对巧立名目的横征暴敛,以极其尖锐的话语否定了齐桓公。

其实管仲反对的并不是税收,只是认为单纯的人头税是对百姓极其不友善的征税方式。在他的心中,税收是调节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合理手段,其正确用途应该是改善民生和国防建设为主。


春秋时期六畜都是税收来源

因此要让人民体会到税收为他们生活的改变,而且就算收税,也尽量以温和的形势来进行,而不是看见百姓家中有树就去收树税,有鸡就去收鸡税,有人就去收人税,这样只会激起百姓的愤怒情绪。

所以他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希望将百姓的五花八门的税赋取消,只保留山海税。何为山海税,山海税就是盐税和铁税,将这二种税融入在无形之中,但是又能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去,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

由此可以看出,管仲之所以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的重要经济手段,不光是他意识到了民众会对巧立名目的横征暴敛存在抵触情绪,不利于本国的稳定;更是因为齐地有优厚的自然条件可以出产铁和盐,这正是他因地制宜,懂得变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从接下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以看出,他的山海之谋确实为齐国崛起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沿海地区晒盐景象

税收取之于民也是用之于民

而在成功地收取到了盐税和铁税后,管仲也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将他们通通放入国库,相反他还拿出大量的税款补贴贫穷百姓的生活。据《史记·三十世家·齐太公世家》中记载: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为什么齐人都感到欢喜呢?正是因为管仲用国家财政合理地赡养贫穷人口,奖励贤能的人才,所以才能得到众人的好评。

在春秋时代,盐和铁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源,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不管是百姓日常生产和军队的物资,都少不了这两样资源,而且是一丁点也不能缺少,供应紧缺和不提供供养基本没有区别。保障能产出食用盐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内陆地区出产井盐的魏地,另一个就是出产海盐的齐地;


战国时代武器

而保障能产出优质铁的也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身处四战之地的韩地,而另一个就是有泰山济水之险的齐地了。所以说如果无法合理使用上天的这种恩赐,简直是暴殄天物了。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赐不受,必受其咎的意识。


人头税的本质是剥削富农阶级

而看到管仲对这种资源的使用,不得不为其竖起大拇指,大大夸赞一番,在两千年前,彼时的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候,但是不管是何种社会性质,百姓的性命对于统治者来说都不过如草芥一般,绝大多数国君和士大夫都是想尽方法盘剥百姓,而管仲却能清晰的认识到税收取之于民也是用之于民,收放之道是一种循环,如果缺乏了放的一面,那么最深受其害的其实必定是收,让百姓看到自己的税款被用作改善百姓的生活,那么百姓自然更愿意积极主动缴纳税款,形成良性循环,起到帮助国家平稳发展的作用,这就是他被称为华夏第一相的重要原因。


国防力量的建设离不开财政保障

看不见的税收保障国防力量

我们在文章开篇曾经提到过,管仲将齐国打造成了商业强国,因此有能力和军事强国相抗衡。那么商业强国是如何和军事强国分庭抗礼的呢?难不成是在战场上用钱去砸人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经济强国是如何提升国防实力的。

那么当时齐国的实力是否真的可以和晋楚两大王者并肩呢?我们可以给出肯定的答复。据《史记·三十世家·齐太公世家》中记载: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彊。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

可见齐国对得起强国之名,而他强大的原因,正是由于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税收保障)从而能顺利地整饬国防力量。

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发现战争史中记载双方参战规模动辄就达到十几万,几十万之众,可是从当时的人口结构来看,根本无法供养如此庞大规模的军队,这是因为当时武器装备和战术素养比较落后,通俗地说是个人长着胳膊提刀就能上战场砍人,因此全民皆兵,看着轰轰烈烈几十万士兵打的热火朝天,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齐技击士兵以单兵作战力强而闻名

不过因为齐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所以管仲改进了齐军中的专业士兵,大力提高士兵的武器和防具装备的水准,并且给予专业士兵大量的物质保障,可以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训练,因此打造了春秋战国四强之一的齐技击部队。这种专业的特种部队面对全民皆兵的凑数部队简直就是碾压,以几千胜几万甚至十万都是正常现象。

笔者认为,后世的人们皆称赞管仲会治国,通经济,是难得的人才,这是因为他在经济上的贡献独树一帜,千古一份,光芒耀眼。其实大家也忽略了管仲善于治军、重视国防的功绩,而想打造强大的战斗部队和稳固的国防,没有经济基础支撑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管仲能善用经济手段来保障国防力量,也是齐国能成为春秋首霸的重要原因。


春秋首霸齐桓公

结语

税收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税收工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绝大部分的税款都是用来保障民生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比如我们出门就有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一张价格极其便宜的高铁票就可以跨省穿市,各种补贴和保障金让我们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可以尽全力地建设祖国。

但是在两千年之前,在统治者普遍认为盘剥百姓是理所当然的奴隶社会晚期,有人能清晰认识到税收工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免让我们感到震惊。震惊的原因是今天的人们有足够的历史可以参考,学习并领会其中的道理,而管仲则是无中生有,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人生阅历悟出了这个道理,因此才会令人肃然起敬。


管仲墓

而他施行的官山海之谋,既打造了由国家建设、民众参与经营的国企的雏形;又完美地实现了用行政手段调控税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取消了大量当时别国普遍存在的人头税;且仍然能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可谓一箭三雕。不仅让国君满意,也让百姓得利,至于齐国,也在管仲死后仍然重视商业,从而延续了长达八百余年的国运。

管仲提出礼义廉耻是出于什么目的?

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可能要说最聪明之人,管仲当列其中。文治武功,皆有管仲。对于辅佐齐桓公治国之事,已为后世公认。而在当年管仲还是公子纠的辅臣之时,曾经箭射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而且一箭即中,说明管仲的弓箭之术也颇为擅长。文也行,武也行,自然受人推崇,可能齐桓公对管仲之名也是有所耳闻,才在后来的鲍叔牙力荐之下来到齐桓公的身边,辅佐其成就霸主之业。管仲在齐国人的心中,如果是第二,那就没有人敢自称第一。在管仲的治国之道中,除了经济、外交、军事等政策,还有很多管理臣民的理念,其中就有所谓四维,即是礼义廉耻。那么,为什么管仲会提出礼义廉耻之事呢?

当时的齐国经齐僖公而后,因齐襄公的执政,齐国外灭纪国,内逐诸公子,可谓霸权独揽。但是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齐襄公因暗杀鲁郑君主,还与自己的妹妹鲁国桓公的老婆文姜私通,又严酷的对待公族子弟和朝臣,内外忧患不断,齐国的社会舆论可能发生着某种剧变,潜藏在齐国霸业之下的暗潮可谓汹涌澎湃,公孙无知弑杀齐襄公而自立,其后公孙无知又为朝臣所弑,而齐桓公也是从国外归来,在高氏等家族的支持下成为齐国君主。整个数年之间,齐国国内的乱局自上而下,从宫廷到民间皆可能有所影响。


社会的动荡、思潮的迭起,都让管仲不得不对齐国主流思想进行拨乱反正,作为在市井长期混过的管仲,对社会舆论的厉害之处是深有感触的。作为贵族后裔,管仲又深刻明白权力对管理国家的重要性。孟子曾说过“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用现代话说就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既要依法治国,又要用道德来管人,这就是管仲提出礼义廉耻的历史背景。

但事实上,也就是管仲才能够想的出来如此好办法,因为管仲本身就是个较为功利的人,当年与鲍叔牙相交的时候,两人合伙做生意,鲍叔牙出钱多,管仲却分利多。管仲出去冲锋陷阵的时候,鲍叔牙带着人往前冲锋,而管仲却是左右躲闪,逃跑的时候也逃的最快,这就说明管仲本身并非是个简单的人,心中是很有盘算的,就说是狡诈也是可以的。管仲推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将都城划分为21乡,士农工商各居其地,又将都城之外的城池划分为五个部门管理,主要管理县、乡、卒、邑四个级别的行政区划。这个制度将齐国的百姓完全控制起来,彻底革除了当年的具有叛逆条件的部落管理模式,行政区域的组织架构更加容易被控制,整个齐国的格局得到稳固。而经济政策中的发展农工商等行业,便是成为齐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有效引擎。

管仲之功利,即是将齐国作为其变革之实验品,在这之前的诸侯列国可能并没有过这样的变法,这种变法突破了原有的周天子礼乐制度,或者本身就是寻找到一种与周天子管理臣民类似的方法,对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样的说法,在后来对整个封建时代的王朝都具有影响,而礼义廉耻也成为士农工商们通行于世的行为准则,也是基本准则,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所谓价值观,每个人要在春秋战国时代真正的生存下来,就必须要尊重这个四维,毕竟这个四维是在齐国国家层面上所弘扬的。

在后来的大多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们,皆在推广这种管理模式。当然唯独秦国的商鞅,对这种并重的方式进行了再次修正,即是将法制凌驾于礼制之上,把法家那种独尊一家的思想贯彻到了国家管理中来,并在数年之间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运转的法制在秦国这个中原边陲之国得到了极大推广,并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奠定根基。可是,这种制度的问题也在后来彰显,即法治的过于严酷终究惹怒了民间百姓,最后兴兵灭秦,而致汉王朝建立后,法治与德治的模式又为汉朝皇帝们所推崇,这当然是管仲为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文章标题: 为什么在管仲之前没有人提出“官山海”政策
文章地址: http://www.xdqxjxc.cn/jingdianwenzhang/134109.html
文章标签:管仲  山海  提出  有人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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