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东南互保」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东南独立」

在朝廷与各国正式宣战之前，以刘坤一、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督抚感到大局已难挽回，于是开始大胆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张之洞、刘坤一多次与外国驻汉、驻沪领事馆和有关洋人联络，一再表示决不愿与洋人开战，坚决保护洋人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一方平安的主张。英国担心他们无力保持局势稳定，提出可以派军舰进入长江协助，但为张、刘拒绝，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保持长江流域稳定。同时，张之洞还致电一些驻美、日大臣，要其劝说两国仿效英国，不对中国东南动武，“共保东南大局”。在刘坤一、张之洞的指示下，早有此意的盛宣怀在东南官员之间、在中外之间四方联络，积极奔走，成为“东南互保”的穿针引线者。李鸿章、袁世凯也对东南互保表示坚决支持。

就在东南督抚开始与列强接触、谈判的关键时刻，6月21日慈禧向各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同时，朝廷还在20日、21日先后下达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的谕旨。

刘坤一、张之洞知道事关逆旨抗上，非常担忧，而盛宣怀也担心宣战上谕一旦公开，谈判将功败垂成，立即建议刘、张令各电报局不准公开宣扬此谕，只能“密呈督抚”。

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对盛的主张表示支持，刘坤一派沈蔼苍，张之洞委托陶森甲为全权代表，会同上海道余联沅与在沪各国使节交涉。盛宣怀担心清朝驻外公使探到宣战诏书后立即回国，他认为这无异于宣战，所以建议他们不要“下旗回国”，而驻外公使们也极力赞成东南互保、不赞成“宣战”。6月22日，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以东南无义和团义民，不能执行宣战谕旨为由，要求解散义和团，保护使馆，公开表明了他们与朝廷截然相反的立场，举起了东南互保的旗帜。

但当时东南地方官僚内部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原来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于1899年末担任“长江水师巡阅使”的李秉衡，在1900年5月下旬行抵江苏省会所在地苏州，虽然他在江南五省的总督巡抚联名反对招抚义和团，并在发往朝廷的电文上名列首位，但他却主张炮击长江上的外国军舰，并从苏州赶到江阴炮台，做炮击准备。盛宣怀得此消息大惊失色，他知道如果炮击长江外舰，东南互保将功亏一篑，立即电告刘坤一、张之洞。此时恰逢朝廷要各地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北上增援，如有疏失，唯各该督抚是问。刘坤一借机以李秉衡“威望素著”为由，令其马上从江阴赶到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命令他带兵北上保卫朝廷。李素忠诚，立即带兵北上，刘坤一就此名正言顺地排除了东南互保的一个“障碍”。

6月23日，盛宣怀、余联沅、陶森甲和沈蔼苍四人通过总税务司赫德的帮助，同驻沪各国总领事举行正式会谈，商讨东南互保的总体策略和具体方针。谈判内容有保证东南地区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有要列强约束各自军队和船只水手的内容。盛宣怀唯恐夜长梦多，6 月24 日又电告李、刘、张，劝他们在未正式接到朝廷宣战上谕之前赶快与各国领事订约，主要内容是“ 挽救时局” ，“ 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 。他进一步分析了形势：“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此电一是提出了东南互保的基本原则，二是以救社稷苍生、尽力挽回全局等“大义”打消李、刘、张等地方大员对抗旨的顾虑，使这种战时地方公开不服从中央、明显抗旨的行为具有某种“合法性”。李、刘、张阅后表示同意。

从最早接触、谈判开始，外国官员对中国地方官员能否违背朝廷旨意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大有疑虑，直接问即使订立条约互保安全，但如果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是否又遵旨照办？中方代表谎称此次订约系奏明办理，一再强调是奉旨办事。

经张之洞、刘坤一指派，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盛宣怀为帮办于6月26日在上海正式就“东南互保”与上海各国领事谈判。会议通过了盛宣怀草拟的《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保证东南和平的《东南保护约款》，又称《中外互保章程》，共9款，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严拿土匪，保护各国商民和传教士产业；各口岸已有外国兵轮的，仍照常停泊，但水手不得上岸，如果不与中国督抚商允，各国不得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兵轮不得在吴淞及长江各炮台附近停泊；各国兵轮不得往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游弋停泊，而中方保证制造局军火专为防剿土匪和保护商民所用。

《中外互保章程》在上海签订后，刘坤一、张之洞分别致电驻欧、美、日使节，要求他们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递交东南互保条文，陈以利害，促成在上海的谈判。地方督抚，直接染指、参与本应是中央政府才有的外交权，直接向驻外使节发指示，这也是督抚权力扩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东南督抚紧锣密鼓地商议东南互保，彼此沟通既要迅速，又要保密，电报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880年10月，经过李鸿章十数年不懈努力，清廷终于允准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李鸿章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天津为“总局”，上海“副之”，盖因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并且上海也是外国在华电报的汇集之地。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二十年来电报线路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电、电线、电报局都是团民眼中最主要的“洋”物，必须铲除。在此期间，北方的电报通信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隶、京津线路破坏尤其严重。直隶线路的破坏，使北京与武汉、西安的通信不畅。京津线的破坏，后果更加严重。因为该线路连通北京天津，又通过海底电线接通上海，是清政府对外通信联络的主要通道。但北方各省严控义和团的只有山东袁世凯，在山东境内保护电线电报局，还能保持线路畅通。这样，朝廷与东南诸省的许多信息，彼此都要通过袁来转达。

当宣战上谕正以“六百里加紧”的传统方式传送全国各省，山东巡抚袁世凯是除直隶总督外最早接旨的。接旨后，他用电报率先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四人通报了中外决裂的消息。此四人得到消息后，开始了东南互保的谋划。电报局总办盛宣怀严令各电报局封锁宣战谕旨，并且规定东南督抚之间的密切商议一律用密码转盛本人，保证了各省官员电报信息传递的秘密性和安全性。如果没有电报这项新技术，或电报被朝廷掌控，东南互保也很难成局。

东南互保正式成立后，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以及陕西巡抚端方等均对东南互保表示赞同，远远超出了长江流域的互保范围。

东南互保”与朝廷的“宣战”谕旨显然相悖，所以张之洞、刘坤一在签约的同一天就会衔电奏慈禧，力陈苦衷，有理有据，使朝廷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此奏由张起草，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同朝廷向各国宣战和招募义和团民的政策，并劝朝廷改变政策：“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拳会仅持邪术”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躯战胜列强的炮火。“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结果必然是“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呕思变计者也”。而且，长江沿岸只有抢劫偷盗的“会匪”“拳匪”，“并无拳会之党可招”。

在论证了朝廷面临可怕的局面后，他们自然得出为全国计、为朝廷计应实行“东南互保”的结论：“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由于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矛盾严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他们坦承，在长江流域如果只与一国开战，有可能支撑半年，但如果说可以抵抗多国，则“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

他们抓住谕旨中有“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尽量将东南互保说成是符合圣旨的“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之举。当然，他们不能不表示：“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最后，他们特别强调朝廷不要将驻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后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尽量为朝廷日后议和留下后路。

6月28日，即东南互保的“章程”签订两天后，朝廷的“宣战”谕旨才在上海公布，张之洞、刘坤一向盛宣怀等保证，一切责任都由他们两人承担。但慈禧在“宣战”后给他们的上谕中对他们的违旨不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并且朝廷“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狼狈逃出北京，最后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清廷统治摇摇欲坠。这场战争看似是清朝和列强的全面战争，但是最后却演变成了北京的皇族势力与列强之间的较量，因为当时清朝南方各省督抚与英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南方各省不但不支援清廷作战，甚至于给列强提供了便利。“东南互保”可以说是一次地方实力派公然反抗满清朝廷命令的事件，使得清廷威信扫地，地方独立倾向大增，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

因为列强包庇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反对废黜光绪帝，慈禧太后一直怀恨在心；后来在毓贤、刚毅等守旧大臣的忽悠下，慈禧相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枪炮不伤”、能消灭洋人的话，因此慈禧妄图利用义和团打击列强势力，中外冲突不断加剧，眼看着战争就要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互保”出炉了。

从列强的角度考虑，在当时中国南方地区是当时列强在华的核心利益区，在此地有大量的人员滞留和投资，因此需要避免战争在中国南方爆发。从以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为首的地方督抚角度考虑，第一李鸿章等人清楚列强联合有多么强大，清朝打不赢；第二李鸿章等人都是汉族地主出身，受的是儒家教育，对于义和团这种借宗教迷信发展的组织天然仇视。

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在大买办盛宣怀的牵线搭桥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广东巡抚德寿等人联合与各国列强签订协议，保持东南各省的稳定。而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甚至于慈禧的亲信荣禄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也表示支持，称清政府向十一国列强宣战是受到义和团胁迫的“矫诏、乱命”。

“东南互保”实质上就是地方实力派抛开清廷单干了，不再遵守朝廷的圣旨行事。“东南互保”协定主要有9条，总结起来就是清朝督抚和列强划分了势力范围，双方各自守护自己的地盘，保护中外商民人命、产业安全；双方的部队不能随意靠近或进入对方势力范围，有调动要提前告知；双方共同镇压义和团，防止义和团势力蔓延到南方等等。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密约，就是一旦开战后列强攻占北京而且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全部死亡，就建立以李鸿章为总统的新政府出面与列强谈判，支撑局面。

对于“东南互保”这件事是很难下定义的，要是从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角度看，张之洞等人私下和列强签订协议绝对算是卖国行为；但是从长远看，张之洞等督抚的行为保证了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稳定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推动中国走进新时代。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清廷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全国统治者，但是因为“东南互保”的存在各地方实力派开始自行招募部队，发展成了后来的军阀武装；同时清廷再也不能随意任免地方督抚，必须要尊重各省份地方势力的意见。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部队对于清廷也是听调不听宣，这才有了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天下十五个省纷纷宣布独立的盛况。

东南互保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法子，人家八国联军都要打到家门口了，为了减少更多的损失，东南一些省份的总督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和美英帝国共同起草了一份协定，做出退让尽力保护更多的省份免遭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打慈禧可以，但不能挥兵南下，殃及东南各省。

中央权力变小，地方派系拥兵自重，已经脱离了清政府的管制，这就是东南互保的原因。1900年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十一个国家宣战，与此同时，英美帝国主义因为担心此次战争会波及到他们所涉及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便谋划着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展开合作，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在自身不太强大的同时，还要向同时11个国家发难，着实是一件很不理智的事。当然，东南各省的官员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保护他们所管辖的地区，河北，山东以外的地方，让他们免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争的侵害，于是他们和让各国达成了协议即东南互保。

面对清政府下发的作战任务，各省官员皆声称所谓的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所以不予遵从，这一举措虽然让河北山东地区得到了安稳，但却也让地方的政治与军事实力进一步扩大，也意味着中央权力的下降。东南各省在名义上违抗清政府的命令，实际上也是否定着清廷的管理，让清政府顿时颜面扫地，而此时各地的革命势力也逐渐发展起来。后来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更是让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则每况愈下。所以说东南互保其实也意味着大清权力地位已逝。

至于慈禧为什么不许追究，其实不是因为她不想追究，而是因为这时的慈禧也无能为力。其实早在清政府还没有向各国宣战之前，东南各省的地方政府就已经针对地方的稳定想好了方案，而这里面还包含着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后不测这种状况，要知道，如果是在往常，他们的想法可是要杀头的，而现在他们却可以堂而皇之的谈论并思考后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于各地的管制已经不起什么效果了。所以面对李鸿章在清政府宣战时的覆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的消息，慈禧除了气愤，更多的却是无可奈何。

后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城各种奇异宝均被列国抢掠带走，而慈禧太后只能和光绪皇帝逃跑以保护性命，在这次战争后，清廷的损失甚是严重，没钱没势的他们，只能凭借皇帝皇太后这个头衔下发着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诏令，像剿灭义和团的命令。但同时和列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越来越多，这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同时，也让这个政府摇摇欲坠，根本在无暇顾及其他。所以说当时的慈禧根本就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再去对付东南各省的地方势力，况且他们也都可以强大到能够与清政府抗衡。

再者东南各省势力虽然说违抗了清政府的命令，但是确实也保护了方土地的安稳，而且再怎么说，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此时她更需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来自其他领土的侵略者。

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下，再加上外敌入侵，这时候才出现了东南互保，抗旨不遵的情况出现。其实虽然从表面上看，东南各省的行为是违抗了慈禧太后的圣旨，但是从深层次来看，其实这个现象让当时的清朝延长了统治。而东南各省当时的行为，也只不过是符合当时百姓的意思而已。

在19世纪末的时候的，当时的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不断战败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变得更深了。这时候的百姓生活在苦不堪言的生活中，同时对列强也有很大的仇恨。而且在列强入侵的时候，东北地区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长久持续的战败之后，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很难抵抗这场变革了。

而且义和团运动也在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于是为了抵抗义和团，当时的东南地区发展的比较好，各方势力都想要占领这个地方。于是为了保住这个地方，才出现了东南互保的行为。虽说东南互保的行为表面上违抗了慈溪的旨意，但实际上是默许的。而这也是清政府对抗义和团的筹码。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很多地方都掀起了抵制洋货的运动，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当时的人们抵制洋货，并且还影响了清政府当时生产的棉布以及茶叶等很多商品的出口。后来，当时的很多商人找到清政府后，希望清政府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而在东南互保期间，当时的江南地区创办了很多的企业，并且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些企业都是直接由国家管控的。因此，东南互保在一定程度避免了列强对中国全境的侵略，同时也让当时的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东南互保只不过是地方和西方势力直接斗争的联合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