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历史时期土地政策的解读

1.新三民主义：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

2.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3.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4.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为适当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实行这个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一边。

5.《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其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绝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方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

6.《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将自己的力量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7. 1950年至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这次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改中对待富农的政策，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8.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由此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9.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广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土地革命时期 打土豪，分田地。其他的跟楼上差不多。

1.三民主义时期：平均地权，核定地价，涨价归公。
2.新中国建国后：分土地。
3.土地改革：收归国有，公有化，集体化程度大大提高。
4.人名公社化运动：公有程度大大提高。
5.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有化程度降低。

土地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土地税收制度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因此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说一直都在进行。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

中国历史上三次土改，三次之间的区别：第一次是民族主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全国一致反抗日本侵略。第二次是阶级斗争时期，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实行有阶级区分的土地政策，联合贫下中农对抗资产阶级。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措施，所以保留了富农经济，减少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为经济恢复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常识经济篇。

中国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
一、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期间，国家陆续制定了一些土地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15章60条，简称六十条。有关土地方面的政策规定有：保护人民公社各级所有权；国家和集体建设占用土地，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并尽量不占耕地；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有宜农荒地的社队，在不破坏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条件下，经县批准，可以有计划的开荒；一切宜林荒山、荒地、沙区，都要有计划造林种草，封山育林，扩大覆盖面积；农田基本建设以改土治水为中心，遵循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原则，认真搞好规划，有步骤地进行统一治理，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大力改良土壤，定期进行土壤普查，建立土壤档案，根据土壤状况采取改良措施；不断改善水利条件，搞好水土保持；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有：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用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社员自留地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部分；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因地制宜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耕地，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围海造田，社队所造耕地从收获之年起，五年不计征购，垦荒、围海造田要注意生态平衡，不准破坏森林、草原、水产资源，不准妨碍蓄洪泄洪；基本建设要节约用地，尽量不占少占耕地；尽快制定土地法；运用现有大城市力量，逐步建设卫星城镇和小城镇；加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领导。

1979年4月1日，由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开荒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公社开荒应当采取小片、就近、自办为主的方针；开荒社、队一定要种好现有耕地，确保开荒种地两不误；开荒要发挥自有资金能力；完成当年开荒任务后，要登记造册上报验收，不得不报、少报或以少报多。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同年12月4日，修订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第13条关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规定，恢复了原来的乡、镇、村体制，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
二、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演变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20年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带有浓厚的人民公社色彩，后20多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这后一时期的土地政策代之以土地承包为特征的新政策模式，使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回顾这20年的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暨土地承包政策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突破阶段（1978.12—1984.12）。这一阶段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体制特征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全面解体，新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基本确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虽然肯定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责任制，但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并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将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改为“不许分田单干”，初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办法。同时，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包产到户。这就在政策上放宽了一步。1980年春，关于是否包产到户问题，争议比较激烈。5月31日，邓小平同志正式表态：“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③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推进。9月，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该文件不仅强调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础，而且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并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作了基本的肯定。中央指示下达后，生产责任制推广范围迅速扩大，各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发展更快。到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中，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已占97.8%，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到50%。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联产到户，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进一步消除了人们的思想疑虑，促进了包产到户的迅速发展。据1982年11月统计，实行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到总队数的78.8%。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中，指出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要求“凡是群众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地方，都应当积极支持”。在这一政策指引与召唤下，包产到户不仅在一般地区已经普及，而且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东北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了迅速发展。到1983年末，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到总队数的97.8%。此后，家庭承包经营进入稳定完善阶段。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进一步规定了土地承包政策问题，主要内容有：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农民向土地投资应予以合理补偿；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为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体制，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放宽政策，加速对山区、水域、草原开发，鼓励种草种树，改良草场，发展水产养殖，保护天然资源。
第二阶段是大磨合阶段（1985.1—1991.12）。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其体制特征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转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领域，向计划经济时期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统购统销制度”发起冲击。1984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的出现，宣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政策的成功。这一时期，主要是贯彻落实第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且又有所创新。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文件。文件指出：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以后，农村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以这个文件为标志，我国农村开始了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指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个政策文件实际上讲的是土地承包经营问题。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该通知指出：要完善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对农村各类自营专业户、个体经营者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充实了这一阶段土地承包政策的内涵，使土地转包从理论走向现实。
1984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的出现，宣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政策的成功。但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了一些人的非难。在这种情况下，从1985年到1988年的几年里，土地承包政策有些“动摇”，个别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任意改变承包合同等，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这些思想上和实践中的混乱现象，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两个文件：一个是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继续把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摆在首位，认真抓好“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六项工作。另一个文件是1991年11月25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次明确规定：“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加以完善。”
第三阶段是大转型阶段（1992.1—1996.12）。这一阶段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开始转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并逐渐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农村经济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帷幕。这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主要有下述几条。
1993年4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对1988年修正后的《宪法》进行了又一次修正，该次修正第一次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的范畴，使其成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从而解决了多年来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议与非难。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大转型的重要支撑。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根据中央的政策精神，1993年全国各地区先后开始了第二轮土地承包，落实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1995年3月28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切实维护农业承包合同的严肃性，积极、稳妥地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领导。1997年8月27日，为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两办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该通知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四阶段是大发展阶段（1997.1—2002.12）。这一阶段是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初步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全面开始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并向现代市场农业转变的过程。这一阶段的主要土地政策有下列几条。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该报告强调，要“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这一鲜明的指导性政策，为土地政策的大发展开了个方向性的好头。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该法第一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这个党的土地政策上升为法律。这是我国土地政策法律化的一个典型例证，它使“土地承包期限30年”具有了法律保障。
199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划时代的农业政策，在充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对土地承包政策提出了跨世纪的政策方针与政策要求。该决定的政策方针是：“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这个方针当然也适用于土地承包政策。199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1999年农村和农业工作的意见》在1998年土地延包工作的基础上，对土地延包工作又作了进一步规定。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法制化建设，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世纪之交对家庭承包政策的新要求。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法制化建设，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对土地承包政策进行了规定。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二是依法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是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五是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三、土地管理政策的演变
土地管理政策是相对于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而言的，它包括农村土地管理政策与城市土地管理政策两大块。1982年以前的土地管理政策主要是农村土地管理政策，1982年以后农村、城市土地管理政策两者开始并重发展。这里重点探讨1982年以后的土地管理政策。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扭转多头管理阶段（1982.1—1985.12）。1982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土地分割、用地部门分散管理的体制，1982年以后，农业部成立了土地管理局，形成了农村土地由农业部管理，城市土地由建设部管理的格局。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主要有：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该条例第3条规定：“我国人多地少，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是我们的国策”。1983年9月20日国务院发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该条例第七章对场地使用权及其费用的政策问题作了专门规定。1983年11月19日，针对一些企事业单位或个人非法买卖租赁土地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制止买卖、租赁土地的通知》，要求“必须坚决制止”；1984年12月25日，农牧渔业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征用土地费用实行包干使用暂行办法》，该办法对土地征用费用包干的有关政策作了具体规定。1985年10月5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布了《集镇实行统一开发、综合建设的几点意见》，该意见专门规定了集镇用地的相关政策。
第二阶段是城乡统一管理阶段（1986.1—1996.12）。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城乡土地分割、分散管理的体制极不适应我国耕地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1986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立城乡地政统一管理新体制的决定。到1996年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县（市）、乡（镇）五级管理体系。这一时期的土地管理政策是比较多的，主要有：1987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该条例对耕地占用税征收、缴纳及使用的政策问题作了规定；1988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该条例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税的征收、缴纳及使用的政策问题作了规定。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该条例对城镇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规定。1994年7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该条例对基本农田的划定、保护、监督等具体政策问题作了规定。
第三阶段是体制转轨阶段（1997.1—2002.12）。随着改革深化、形势发展，现行土地管理体制下的土地管理政策已难以满足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改革现行“条块结合体制”，又要改变现行滞后实践的土地管理政策。这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主要有：1997年4月15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1998年3月29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通知》；1998年6月16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此外，还有1997年5月20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等发布的《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规定》；1998年2月17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1999年5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1999年4月28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1999年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工作的通知》；2000年1月6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建立土地有形市场促进土地使用权交易的通知》；2000年9月1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2000年11月8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12月29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复垦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4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资产管理“十五” 计划纲要》。这里着重介绍三个政策文件：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亦称中央（97）11号文件），这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政策文件。该通知主要政策内容为：加强土地的宏观管理；进一步严格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加强对国有土地资产的管理；加强土地管理的执法监督检查。2000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小城镇而制定的土地管理政策。主要内容为：发展小城镇要统一规划，集中用地，做到集约用地和保护耕地；小城镇建设用地要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小城镇建设用地，除法律规定可以划拨的以外，一律实行有偿使用。2001年4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国有土地资产而制定的土地管理政策。主要内容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严格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大力推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加强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加强地价管理；规范土地审批的行政行为。
四、几点讨论
改革开放24年来，土地政策较之改革开放以前的28年发生了巨大的、惊人的变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一是土地政策的制定越来越缜密，土地政策的执行和监督体系越来越健全。二是土地政策的数量越来越多。三是土地政策的质量越来越高。四是土地政策的内容越来越全面。五是土地政策的体系越来越完善。这些成效对改革和完善土地所有权制度及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增加土地税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总体上看，24年来土地政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富有创新性。如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就是一个创新的政策。二是富于探索性。如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就是一个探索性的政策。三是善于和敢于借鉴。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就是一个借鉴性的政策。具体地讲，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继续推行人民公社条件下的土地政策；二是开始注意土地合理开发利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三是确立了新形势下的土地国家所有和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公有制。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创造性。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创造性地发明了“包产到户”的“土办法”，当年就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但这个“包产到户”只是局部的、区域的，而且毕竟还是一个“土办法”。因此，要想大面积的推广和获得合法性，还必须依赖国家的有关政策文件加以规范。这一点，1982年中央1号文件、1983年中央1号文件和1984年中央1号文件，对此进行了改造、概括与升华，使家庭联产承包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二是渐进性。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发展不是 “一插到底”，而是逐步推进的。1979年9月，中央初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办法，1980年9月，中央基本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1981年1月，中央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至此，“包产到户”政策才算成为 “正果”。三是阶段性。家庭联产承包政策不是一下子就在全国推开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定为30年，而是分阶段进行的。在第一轮承包时，虽然1979年中央就开始推进“包产到户”工作，但真正在全国推广是在1983年末。1993年11月，中央要求第一轮承包15年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一工作从1994年初开始实施，但直到1998年6月，才完成了70%，尚有30%没有完成，差不多到2000年才基本完成。如果一开始就把土地承包期定为45年显然不合适宜，也无法让人接受。中央的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分为两个阶段，一个为15年，一个为30年，则顺应了时代潮流，也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四是带动性。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问世与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土地开发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土地保护政策、粮食流通政策、房地产产业政策等政策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政策发展的源动力。土地管理政策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自下而上。如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先是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地区推行，而后才上升为通行全国的政策。二是借鉴移植。如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土地批租政策、土地整理政策、土地用途管制政策等都是借鉴或移植的产物。三是先国有再集体。如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就是先规定城镇国有土地可以出让转让，待条件成熟后再对集体土地作规定。四是先试行再推广。如土地登记政策、土地规划实施政策、集体土地流转政策就是先试点，然后才向全国推广。五是由政策变法规。如土地基本国策、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土地登记政策、土地有偿使用政策等都是典型例证。
就当前来看，土地政策主要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宏观的土地政策较多而微观的较少。二是土地抵押政策尚不完整。三是土地产权政策过于原则性，缺乏操作性。四是集体土地流转政策不完整。

一、 土地革命（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土地革命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县(市)，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这些起义，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来源。
二、 三次土改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意义：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意义：
1.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3.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
4.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5.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6.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
7 巩固了国家政权。
三、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
第一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3月26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
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1955年4月，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4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
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意见。6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 加速发展。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
第三个阶段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农业合作化的起源可追溯到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时期，那时许多农村组织了互助组进行农业生产。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的矛盾，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如何加强农业发展问题。1953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1954年农业合作社的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15倍，已大大突破了原定的发展计划。1954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1955年合作社要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1954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在1955年春耕前将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于是，1954年冬、1955年春全国农村掀起建立合作社的浪潮，1955年3月全国农业合作社达到67万个，经过整顿仍然达到65万个。由于农业合作社短期内增长过快，不少新社在生产经营方面出现许多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整顿和巩固合作社。1955年3月，毛泽东同意农业合作社“停、缩、发”的方针。但他在1955年四、五月外出考察后，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发展合作化方针产生不同的看法。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政策，提出农业合作化不是下马的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报告，推动全国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
1955年的土地集体化，变土地的农民个人私有为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分配，取消土地报酬。农民既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经营权。这种所有制的经营方式，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生产力也遭到破坏。
四、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有利有弊。
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中国大陆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1984年的8146亿斤。我国农业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农业的发展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利益的内在推动，使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从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总之，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选择，该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与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大集体时期)相比具有较大的进步，在改变农村经济格局的同时，奠定了经济发展和后续改革的基础，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为我国农民脱贫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被邓小平同志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三次改革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意义：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意义：1.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的农民分到了土地；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3.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4.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5.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6.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