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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商君书》和《君主论》

时间: 2022-02-06 15:00:27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0次

对比一下《商君书》和《君主论》

评价《君主论》(废话勿扰)

  “……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应该是统治者,而深深地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应该属于人民。”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今天,人们习惯于使用“现在时”说话——事务的价值就其衡量标准而言体现在对“现今”的价值。乌托邦被当作幻灭的代名词,人们相信“真实”胜过“理想”;憧憬“民主”胜过“自由”——更多的人喜欢用有命运的“遥控器”而非一叠厚重的“人生报刊”。

  《君主论》初读起来,似乎充满了带有“中国人气息”的奴性——一个盛世期盼明智之君,让人联想起身穿朝服,白须垂胸的官吏们。然而马基雅维利却并非如此“单纯”,细品《君主论》其中的思想,除了深蕴外,更多的是基于作者意识形态的矛盾。

  如果把《君主论》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样板加以研究,便可以看出其中的双层含义:乌托邦与现实的融合——即非冷漠的乌托邦,也非说理,而是通过创作具体的幻想,影响四分五裂的人民,唤起和组织他们的集体意识。

  《君主论》的乌托邦性质在于,那个君主其实并没有在历史现实中存在;他不是直接客观地出现在意大利人民的面前,而是一个纯理论的抽象,一个领袖的理想首领的象征。However,随着强烈戏剧效果的推进,贯穿着本书的激情和神化的因素在结尾部分,通过祈求“一位现实存在”的君主,被集中起来,获得了生命。

  纵观全书,马基雅维利讨论了君主带领人民奠定国家的必由之路,它在展开论证的时候逻辑严密,具有科学的公正性;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自己成了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但这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民,他成了他们的自觉的喉舌,并且他也感觉到这一点,他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认同。这么看来,整个“逻辑”过程不过是人民的自我反思,是在人民意识中做出的内在推理,到结尾发出情不自禁的呼号。激情,从对自身的推论,发展到“激动”、狂热和对行动的迷恋。正因为如此,《君主论》的尾声就不是僵硬的东西;必须把它理解为作品的必要成分,甚至必须把这一成分理解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

  回到前面的“集体意识”,我们便可以理解作者的“……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应该是统治者,而深深地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应该属于人民。”——统治者在这里已非单纯的征服着,它超越了“利益驱动的统治者”,超越了“利益集团”,甚至超越了“民主的选举制度”——它的植根于人民的“集体意识”;然而“君主”这时也回归了人民,因为他的“英明才智”是他成功的条件,而他的“集体意识”确实他能够成功的根本——“统治者”在这里确切地讲是一个代表:人民的代表。
  马基雅维利用“将来时”构造了一个完美的君主,确实用真实的笔描绘了一群“集体意识强烈”的人民。

  对于马基雅维利与其《君主论》与我来讲更多的并不是对于“统治者”的思考,或许更多的是对“反统治”的“民主”的思索——当人们赶走君主以后,如果像吴思所言中,这个国家便失去了最后一个“忠心的追随者”,人们守着一个可以从中牟利的城邦,力量强大者谋利于国家,此之者谋利于社会,再次者谋利于广袤土地……倒也算是各得其所么?
君主要有狮子般的雄心,狐狸一样的狡猾,对背叛自己的人要有蛇蝎一样的狠毒
这本书非常不错 值得阅读喜欢的话可以采纳

西方的《君主论》与中国的《韩非子》比怎么样?

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韩非的《韩非子》放在一起比较,看似有些无厘头,不过也并不是凭空瞎想。目前网络上很多的文章在对这两部著作作比较的时候,都是针对两部著作中思想性的观点来看的。比如说,一些文章中提出的,这两位作者都认为人生来就是非善的,利己的,功利的,不过对于韩非子来讲人只不过是遵从本性的趋利避害。

再比如说两个人都认为为了达到“正确”的目的,可以使用不择手段,强调作为王者的“驭下之术”,要善用权术、懂得维持君威、同时要有“识人之明”,总之从核心思想上来讲两个人都强调建立强有力王权的必要性。

为什么两个时间相差千年,距离两端的人在一些根本性的君王之道的问题上会有这样的一致性。这与这两个人生活写作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马基雅维利出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家族从父辈之前就开始没落了。这个时期实际上与韩非子所在的战国有很多的相似性。

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早就没有了古罗马先辈的荣光,亚平宁半岛上邦国林立,相互之间也并不和谐。随着西欧发展,意大利地区曾经拥有的经济贸易地位也受到威胁,在西班牙、法国、奥地利逐渐开始结成民族国家而不断强大的时候,意大利的各个公国则征战阴谋不休,反而受到了其他西欧国家的任意摆布。正是基于此,马基雅维利一直希望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形成,并且多次在战乱中为自己的国家佛罗伦萨进行游说。

韩非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出生在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家庭中,曾经是荀子的学生。他眼睁睁的看着战国后期自己的国家越来越积贫积弱,因此一直希望将法家思想中应用到制度的建立中,振兴国家。尤其面对不断强大的秦国,这种忧虑就越来越加深,却在韩国不受重视。反而是当时的秦王实际上很欣赏韩非,最终加以任用,却为了保存韩国而与秦相李斯不和,最终也因此而死。也许从这点历史背景上的比较也能了解一二两个人的思想背景。

谁能介绍一下从古至今的商君书的各个版本啊?

就我知道的说一下:
传说中的宋代木刻本(原本有木有存世不知道,清代有仿本)
传闻中的元刻本(原本没见过,秦代有以此为样本的再版)
明天一阁出范钦注《商君书》
明冯觐注本《商君书》
明秦四麟注《商君书》
明吴勉学校刊二十子本(含《商子》)
明绵眇阁本《商君书》
明嘉靖及隆庆年间天一阁出过孙星衍校刊的《商子》五卷
明嘉靖十六年(AD1811年)严可均校刊问经堂本《商子》,多称为严可均校本
明天启年间朱蔚然注杭州书局本《商君书》
明天启年间归有光本(AD1625年)
明天启改元(AD1621年)施全昌重刊绵眇阁本《先秦诸子合编》(含《商子》)
明万历辛卯(AD1591年)陈深刻《诸子品节》(含《商君开塞耕战书》)
明崇文书局板刻《诸子百家》(含《商君书》)
清程荣汉魏丛书本(含《商子》)
清四库钞本(含《商子》)》与《竹书纪年》合订本
清钱熙祚注,指海本
清孙治让本
清光绪二年有浙江书局版刻严万里译注本《商君书》
清光绪六年有光绪白纸版刻《商君书
清俞樾注本
清陶鸿庆本
清仿宋刻本(大开本,全套分上下两册)
清光绪年间(AD1875年)崇文书局刊《子书百家》(含《商子》)
民国陈启天本
民国朱师辙本
民国王时润本
民国蒋礼鸿本
民国高亨本
民国支伟成本(商君书标点注)
民国再版范钦本(AD1919年)
民国再版严万里校本
民国68年台湾鼎文书局再版朱师辙本《商君书解诂定本》
文革大字本(两种,一种为全文大字合为四本,一种为分篇目大字本) 繁体竖排,均无注释
文革再版高亨本
文革山东人民出版社 选注本
文革中国财经出版社 选注本

另:
AD1981年台湾商务书馆出魏征《群书治要》含《商子》数篇
宋刊本《太平御览》含《商子》

我大概知道就这么多了,希望予以采纳~
《商君书》的宋元刻本今已无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刻本。
流传在明清两代的《商子》一书,多是与先秦诸子的合刻本,无单行本。
全刻本
1.范钦本(天一阁本):刊于嘉靖年间,在范式所编的《范氏奇书》中,而且被《四部丛刊》影印发行。在众多明刻本中,流传最广。
2.冯观《点评》本:天启丙寅(1626年)冯观点评本
3.棉眇阁本:刊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在李茹更编校《先秦诸子合编》中(冯梦桢写序)
施氏《先秦诸子》本:天启元年(1621年)施全昌重刊《先秦诸子合编》本
4.吴勉学本:万历年间,在吴氏所编《二十子》本
黄之寀本:黄氏重印吴氏《二十子》本
5.程荣本:万历壬辰(1592年),在程氏所编《汉魏丛书》本
7.朱蔚然本:天启年间,杭州人编印的《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中(杨慎评、顾起元释、朱蔚然、朱锡纶订)
•秦四麟本:明秦四麟藏旧刻勘正本(刊刻年代不详)

选本
1.陈深本(品节本):万历辛卯(1591年)在陈氏所编刻《诸子品节》中
2.归有光本(文震孟本):天启乙丑(1625年),文震孟叅订校刊《诸子汇函》中,托名归有光蒐辑(但早有人认为此书并非出自归有光之手)
3.陈仁锡本:天启丙寅年(1626年)在陈氏所编《诸子奇赏》中

王志远本(合雅本):在王氏所编《诸子合雅》中
方疑本:在方氏所编的《且且庵初笺十六子》中
《褒异本》:《诸子褒异》本郑子龙、方疑本:批点的《十二子》本
陆可教、李延机本:的《诸子玄言评苑》本
张邦翼本:所选的《汉魏丛书选》本
李元珍本:《诸子纲目类编》本
李云翔本:《新镌诸子抜萃》本
秦骏生本:辑评的《周秦十一子》本

清代写本与刻本
一.《四库》本: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应根据《汉魏丛书》所抄校的《四库全书》本。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了台湾的影音本。

二.“严校本”(浙江书局本或二十二子本),清代严万里曾得元刊本,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取明代范钦本,秦四麟本加以校正。光绪二年(1876年),浙江书局取严万里校正本刊入《二十二子》。
不但后人的各种注本大都以此为底本,而且还常被翻刻。其翻刻本,如:
1.上海鸿文书局1893年辑印《二十五子汇函》、
2.上海图书集成局1897年排印《子书二十二种》、
3.育文书局1911年辑印《子书二十八种》、
4.上海五凤楼1920年辑印《子书四十八种》、
5.世界书局1935年辑印《诸子集成》、
6.中华书局1936年辑印《四部备要》
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了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

三.孙氏本:嘉庆八年(1803年)孙星衍、孙冯翼,四月校刊的《商子》,在《问经堂丛书》中。
严可均校本: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严可均曾校订过此本,由于其底本及校订文字与浙江书局所刊严万里校正本有异,故值得参考。
四.《指海》本:道光十九年(1839年)钱熙祚校刊的《商子》,载于《指海》第七集。
五.崇文本:光绪纪元(1875年),在湖北崇文书局刊行的《子书百家》中

本世纪除翻印浙江书局本外,又有一些注释本问世,现分述如下。
1915年由长沙宏文图书社刊行,王时润的《商君书斠诠》,在《闻鸡轩丛书》第一集中
1918年刊于武汉的尹桐阳《商君书校释》,此书为《起圣斋丛书》之一。
1921年上海广益书局刊行了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这是本世纪用力较深、发明较多的校注本之一。1935年华西协合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又在成都再版。后来作者重加增订,改名为《商君书解诂定本》,在1948年纳入《国立中山大学丛书》,由中山大学出版组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又据广州本重排出版。
1931年上海民智书局刊行了简书的《商君书笺正》。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启天的《商君书校释》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版的注本很多,如章诗同的《商君书》,高亨的《商君书注译》,集体所作《商君书评注》、《商君书评注》、《商子译注》,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等等。其中在校释上发明较多、贡献较大的当推蒋、高两家。
文章标题: 对比一下《商君书》和《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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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君主  商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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