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出土的简帛古籍在哪些网站可以查阅到其全部的图文资料

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贾湖刻符经碳14物理测定，距今约7762年（±128年）历史；

还有上古时代的甘桑石刻字符、七千年前的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陶符、五千多年前青墩遗址刻符、连字成句的庄桥坟遗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号、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

早期的石刻字符与骨刻文就是丰富的文字系统，后期的属于初步成熟阶段。这些考古发现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也可能是各种文字发展的不同源流。

扩展资料

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汉字在古代已发展至高度完备的水准，不单中国使用，在很长时期内还充当东亚地区唯一的国际交流文字，20世纪前都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国家官方的书面规范文字，东亚诸国都有一定程度地自行创制汉字。

非汉语体系中，日本将部分汉字自行作简后成为现在的日本新字体，韩国也制定了官方的朝鲜汉字使用规范；而历史上曾使用过汉字的越南、朝鲜、蒙古等国，汉字现今已不再具有官方规范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字

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后来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至今普遍使用楷书，但仍未完全定型。

根据我国古文献文记载天皇氏时代已发明干支及相关记录文字，在后来的传承中，黄帝时代把干支之名简化为一个字。

在《史记》《尔雅》等均有对照关系的记载，不过《史记》与《尔雅》的版本不一样。发明数字：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廿、卅、卌、百、千、万。

传说仓颉造汉字。《说文解字》记载仓颉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

商朝，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甲骨文出现，稍后出现的钟鼎文虽有字数的增加，但形体并无大的变化。

周朝，由于疆域广阔且诸侯割据日久，汉字在春秋晚期明显出现诸侯国之间文字异形，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情况更重。秦统一后为巩固统治，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整理文字，以秦国大篆为基础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稍后，普遍又依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简便的字体隶书，并作为通用文字在全国广为流传。

扩展资料：

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曾认为是甲骨文。就所见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铸刻在青铜器上。

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4672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多字，只是商代文字的部分保留，名甲骨文，特有学科——甲骨学。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当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甚至语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

在古代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群岛，以及位于婆罗洲的兰芳共和国，汉字都曾是该国正式文书的唯一系统，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文明的传播分享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字

汉字有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大致是：商代之前为起源史，殷商甲骨文为成熟期。
此后出现一系列演化，特别是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
楷书到隋唐基本定型，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被美术化成为「宋体字」，后有模仿宋体字而来的仿宋体，大体就是我们今天所用字体。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发展的类型不一。悠久岁月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卓越的文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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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用过的文字：
1、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
2、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3、小篆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
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
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汉字有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大致是：商代之前为起源史，殷商甲骨文为成熟期。

此后出现一系列演化，特别是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

楷书到隋唐基本定型，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被美术化成为「宋体字」，后有模仿宋体字而来的仿宋体，大体就是我们今天所用字体。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发展的类型不一。悠久岁月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卓越的文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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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用过的文字：

1、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

2、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3、小篆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

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

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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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简帛出土文献以战国楚简、云梦秦简、居延敦煌汉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等最为著名。对此，李学勤先生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繁体版、韩国学研文化社1996年出版韩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简体版）对此有过比较系统的介绍。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十余万枚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其总数超过全国历代出土简牍的总和。据报道，2002年的夏天，在湖南里耶又发现了二万枚秦简。对于秦代历史、文化史的研究，这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现。上述出土古籍，里耶秦简尚在整理过程中，东吴的十余万枚简牍正在陆续出版，其他出土文献多已整理问世。文物出版社“秦汉魏晋出土文献”丛书系列已出版十余种释文。该社另有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释文及图录出版。中华书局有《尉缭子校注》、《帛书老子校注》、《孙膑兵法校理》、《尹湾汉墓简牍》、《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等书，书目文献出版社有《晏子春秋校释》等，军事科学出版社有《孙子校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敦煌悬泉汉简释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成都出版社有《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马王堆古脉书研究》等，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特别是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研究论著，更如雨后春笋，成为当代显学。

郭店楚简发掘报告在《文物》1997年第7 期上公布。时隔半年，也就是1998年的5 月，全部竹简照片及释文即由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包括《老子》甲、乙、丙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当年的六月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集北京部分专家学者举办座谈会。同时，该所主办的《简牍学论文集》第三辑又组织专门论文，对这批简牍作系统的研究。六月三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以“屈原墓古籍研究”为醒目标题，举办研讨会，更是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兴趣。此后，大量论著纷纷问世，就个人披览所及，主要有《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郭店楚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二十一辑，同上2000年版）、《经学今诠》（《中国哲学》二十四辑，同上2002年版）、《荆门郭店老子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我们知道，《郭店楚墓竹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儒家典籍，二是道家典籍。这批儒家典籍资料的可贵，首先在于它的年代的久远，据此可以廓清学术史上许多模糊不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以往出土的简牍，大多是汉简，至于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竹简，主要是关于政事和法律方面的内容，与传统的儒学研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据考证，郭店一号墓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地，其南面九公里便是楚国的都城纪南城。其下葬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具体说，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百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年代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要更早一些，至少是战国中期以前的文献。汉代以来，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这种局面的形成，最初当然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直接的关系。至此，中国学术史出现了断裂。此后重现于世的经书也罢，子书也罢，甚至史书在内，不管来自什么渠道，终究很难完全取信于后人。疑古思潮由此而起，确实也有它必然的因果关系。《郭店楚墓竹简》是秦火之前的珍贵材料，其特异的学术价值自然无与伦比。李学勤先生在《郭店与儒家经籍》一文中特别注意到下列三部与儒家典籍有重要关系的简牍：第一是《六德》。它与《五行》一样，曾为汉初贾谊《新书》所引据。《五行》出自子思，《六德》也可能属于《子思子》。《六德》有这样一段话：“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里提到《诗》、《书》、《礼》、《乐》、《春秋》，与《庄子·天运篇》的记载次序完全相同：“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这里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证实了秦火之前确有五经（或六经）之说。以往这个问题一直有人怀疑，如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孔门传经辨”云：“儒家六经之说，至汉初史迁、淮南、董仲舒之徒始言之。”《庄子·天运篇》虽然最早提到“六经”，但是《天运篇》在《庄子》外篇，有晚出的嫌疑。但是《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可以发疑解惑。反之，这条材料又可以证明《庄子·天运篇》确有所本，非后学缀拾传闻而成。是否还可以再扩而广之，对于《庄子》“外篇”的资料给予更积极的关注？第二是《缁衣》。李学勤先生认为：“梁代沈约说取自《子思子》，今存于《礼记》。篇内多引《诗》《书》，包括有《尹吉（告、诰）》、《君陈》、《太甲》、《兑（说）命》等佚《书》。”此外，这批竹简还有不少篇与《礼记》若干篇章有关。这说明《礼记》一书渊源有自，绝非后人猜测的那样，多是汉代学人的辑录，甚至是汉人所著。由此而推，这就影响到我们对“三礼”的重新理解和认识。第三是《成之闻之》。其中引到两条佚《书》。其一条为：“《大禹》曰：余才宅天心，曷？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于天心也。”李学勤先生认为：“《大禹》无疑是佚《书》《大禹谟》。《大禹谟》在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述汉代孔壁出佚《书》之中。”“《大禹谟》这条佚文不见于今传《大禹谟》，证明今传本确实是有问题的。佚文说‘余才宅天心’，如何解释还待研究。我们看《康诰》《立政》都有‘宅心’，可见‘宅心’是古语，但没有‘天心’。‘天心’只见于今传伪古文的《咸有一德》，这很需要吟味。”儒家学说的传承，先秦的传世文献，《论语》之后便是《孟子》。这中间相差一百多年。孟子虽然自称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因而孔孟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中间一百多年的变化链由于秦火而中断。《郭店楚墓竹简》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子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则孟子学说一定出于子思。孟子的生卒年虽然不详，古今各有各的推测。通常的看法，认为生于公元四世纪末（扬伯峻认为他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85年），这正是这批儒家资料下葬的年代。孟子很可能有机会读过这些儒家典籍。如果确如李先生所说，《六德》《五行》属于《子思子》，那么先秦儒学传承的这条线索就此可以连接起来。《郭店楚墓竹简》不仅为我们认识儒家经典的传承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其他传世文献也有重要的参照作用。这批竹简中有一些资料与《韩诗外传》、《说苑》、《淮南子》等书的记载颇相近。比如《老子》甲本第46章“罪莫大于可欲”一句，传世诸本均如此，就连汉初的帛书亦然。但是，《韩诗外传》卷九引作“罪莫大于甚欲”。“甚”字于义较胜，但是以往没有版本根据，只能存疑。而郭店竹简作“罪莫大于多欲。”“多欲”就是“甚欲”。这说明，西汉这些著述，许多资料确实来自先秦的典籍。犹记得《文物》1980年第8期上刊载《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中说到《儒家者言》的一段话：“绝大部分内容，散见于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但它比这些书保存了更多的较为古老的原始资料。”这里不但说明了《儒家者言》的文献价值，连带也说明了《说苑》、《孔子家语》等书的文献价值。近一个世纪以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许多书是被判为死刑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文子》、《尉缭子》，幸亏有了出土文献，否则永无翻身之日。问题是，这类冤案尚有不少，亟待我们缜密考索，充分发掘他们的学术价值。比如《说苑》、《韩诗外传》等，虽然没有断为伪书，但是他们的学术价值仍然是打了许多折扣的。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我们相信对秦汉以来的古代典籍会有更多的认识。这批儒家典籍资料的可贵，还在于它出土的地理位置。如前所述，荆门为楚国故地。这座楚墓正在楚国都城纪南城的周围。联系到1987年出土的包山楚墓，也在纪南城周围，而且下葬的时间可以确定在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与郭店楚墓大体同时。所不同的是，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多是楚国贵族卜筮祭祷方面的内容，说明楚国贵族每事必巫，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符。而郭店楚墓却出土了这样多儒家典籍，很值得深思。它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时楚国贵族除了巫筮的重视之外，儒家典籍也依然是他们的日常读物。按照学术界的通常看法，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此据姜亮夫师《屈子年表》。见《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至包山楚墓下葬之时的楚怀王十三年，屈原二十八岁。也就是说，作为贵族出身的屈原，在其成年之后，也应当阅读这些儒家典籍。过去我们都非常信奉《孟子》的话“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战国时代，中原已经成为诸侯纷争的场所，诸子百家文化大放异采。在过去的论述中，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化，是一个与中原文化迥异的相对独立的发展系统，所以在那里才会产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化和巫文化。在过去传世的文献中，我们只能看到《楚辞》中的《桔颂》还保留一点中原文化的影子，但是，也仅仅是一点影子。屈原的后期创作，就具有完全独立于中原的楚文化的色彩了。这些描述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界的一种思维定势。但是，郭店的竹简，却冲破了这一僵化的思维模式，它使我们看到，南方文化，不完全是独立发展的楚文化，它依然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韩非子·显学篇》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关于他们的传承，后来的资料较少，但是从《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典籍来看，孔子后人在传播儒家学说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其影响所及，遍于大江南北。

《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的发现，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众所周知，《老子》是道家思想的鼻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历史上，对于《老子》的整理和阐释，可谓不计其数，而最重要的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之时。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帛书《老子》和河上公注本就是明证，说明在西汉初年，《老子》传本非一。当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出土文献还仅限于南方的马王堆汉墓，但是从传世文献来看，黄老之学已经风行全国。汉代许多典籍徵引《老子》，成为一时风气。第二次是魏晋玄学盛行之后，《老子》被列为“三玄”之一，结果是王弼注盛行。第三次是在唐代，李唐王朝自高其门第，敬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在景龙二年在易州将五千《道德经》刻石保存至今。以后，尽管刻本钞本无数，但是没有超过上述三次整理的范围。也就是说，以往，我们对于《老子》传本的认识，最早上推到汉代初年的帛书，最晚下移到唐代的景龙石刻。但是，郭店竹简本《老子》的发现，又将《老子》的学术传承上推到一百多年前的战国中期。而且竹简本《老子》所存两千多字，约占今本的五分之二。这样，我们就具备了四种《老子》的权威版本，一是竹简本（《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帛书甲乙本（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三是王弼本（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四是景龙本（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95年版）。四种版本校读，尽管异文甚多，但是可以初步归纳出几点粗浅的认识：第一，帛书本与竹简本比较相近。通过竹简本和帛书本，我们可以知道，世传诸本《老子》已经过后人（很可能是魏晋时的王弼等人）整齐划一。古本则保留许多散句。第二，帛书与竹简不是同一传承系统。第三，据竹简本可订传世诸本之误。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振奋人心的考古发现———略说郭店楚墓竹简的学术史意义》（《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裘锡圭先生有《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均有论述，可以参看。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认为《老子》一书成于《荀子》、《韩非子》时代，也就是说是战国中后期的产物。钱宾四先生当时无缘见到帛书《老子》，更无缘见到新近公布的竹简本《老子》，否则，他还会这样坚持己见，出版《老子辨》这样的专著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2002年正式出版，上海书店当年即出版了研究论文集《上博藏战国楚竹书研究》。此外，国内外重要刊物也相继发表研究论文，如《文学遗产》就连续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新资料的问世，也得到了进一步研讨的线索。譬如贾谊的《诗》学传授问题，清末王先谦著《诗三家义集疏》认为贾谊的时代只有《鲁诗》，故凡贾谊之说并以为鲁说，就显得非常牵强。清代另一重要学者唐晏著《两汉三国学案》引录贾谊说《诗》十则，将其列为“传《诗》而不详其宗派”的第一人，说明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文献资料，我们发现，贾谊说《诗》不是鲁《诗》系统。西汉初年，学《诗》的人并不多。《新语·怀虑》就曾为“世人不学《诗》、《书》”发出很深的感慨。当时仅仅鲁地有《诗》学传授，很难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因此，王先谦等人说汉初的说《诗》者均习鲁《诗》，从逻辑上说是欠妥当的。其次，贾谊研习的也不是《毛诗》系统。至于贾谊《诗》学与《韩诗》、《齐诗》的关系，现在也找不到任何直接材料。贾谊《新书》中论及《大雅·文王》、《大雅·皇矣》、《大雅·灵台》、《大雅·敬之》与四家《诗》从文字训释到内容的解说是相同或相近的。这个现象说明四家《诗》同源而异流。虽然出现有先后，但是，越是往前推，相同的地方就越多。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举双古堆汉简《诗经》作为例证。此简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很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根据出土器物铭文等材料判断，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阳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因此，该墓出土的这些简书下限不能晚于本年。这正是贾谊生活的时代。由此看出，汉代初年的《诗经》传授中，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严密的所谓家学和师法，诸家《诗》学大体遵循着相近的文本，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细微的差异。贾谊《诗》说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雅”“颂”为主，所涉及的《诗经》作品，就有十首出自“雅”“颂”，论及“国风”的仅仅三首。这是先秦说《诗》的传统。这说明，贾谊的《诗》学源于先秦的说《诗》传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邶风·柏舟》和《小雅·都人士》的解说，前者悉本于《左传》，后者源于《国语》。而根据《汉书·艺文志》，《国语》也是左丘明所作。这就很容易叫我们联想起《史记》、《汉书》以及《经典释文》中关于贾谊的经学源于《左传》的记载。章太炎在《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叙录》、《春秋左传疑义答问》等多取《新书》作为佐证。徐复根据文字训诂方面的材料，认为“《新书》中征引《左氏》说二十四事，足以窥见书中所存古字。”（见方向东《贾谊集汇校集解序》，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材料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史实，即贾谊的经学源于《左传》系统。根据郑杰文教授的考察，记载西周人和春秋人说《诗》引《诗》的主要典籍是《国语》和《左传》。今本《左传》存与《诗》相关记载279条、《国语》存与《诗》相关记载38条。春秋及其前人说《诗》引《诗》已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的不同学术传统（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据此而知，贾谊《诗》更加注重礼学的精神，接受的是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的传统。这是新资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1: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字的载体及其主要内容
在春秋战国战乱不一诸侯割据的五百多年里,汉字的发展也受到了动乱的影响,文字异形、书体多样的景况日甚一日。从书法发展的多样化上讲不无好处。但语言文字毕竟是人们交流思想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对人们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是不方便的。因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之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在沿袭西周文字的秦系文字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国的文字。以小篆作为学童启蒙的识字课本，以为推广应用的楷模。从此，与大篆相对而言的小篆就成了秦代的通行书体。这种书体，比前代文字，有了书写线条圆匀，结构统一定型，字型呈纵势长方等特点。从汉字发展上讲，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秦代书体并不只此一种。东汉许慎说：“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说明当时与小篆并行的还有:大篆、隶书(称古隶或秦隶)。“虫书”又叫鸟虫书、鸟篆,以鸟虫头起笔,以虫身区曲为线的篆书美术字。是赵国越王勾践铭文一类书体的延续;“刻符”为小篆；“摹印”为结体方正的小篆，开汉印篆体的先河；用于门榜、封简题字的“署书”，刻于兵器的“＃书”，都是大篆、小篆或隶书应用范围的变化而已。许慎说的“秦书八体”，以汉字形体论，不外大篆、小篆、隶书三体。

2:新中国建立以后地下出土的简帛资料有哪些?
简帛墨迹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古代的简册，以竹质为主，编简的绳用牛筋、丝线、麻绳。考古发现最早的简帛墨迹，有湖北云梦出土 的秦简，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盟书即写于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中国书法经甲骨文、金文，至春秋战国时期，由於诸侯割据，因此殷商以来的文字，在诸侯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书法的形态和技巧亦呈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北方的晋国的"蝌蚪文"，吴、越、楚、蔡等国的"鸟书"，笔划多加曲折和拖长尾。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种浓厚的形态，替之以修长的体态，显示出一种圆润秀美，如《攻吴 王夫差鉴 》。这时期留存的大量墨迹，为简、帛、盟书等。

中医药文献包括古典文献和现代文献。在此主要介绍中医药古典文献。

一、古典文献概况

1．古典文献的时代下限。有3种不同的说法：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发端年限为界。②以1911年辛亥革命年限为界。③以1919年“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始年限为界。一般认为，1911年以前，凡是有文字记载，有某种载体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雕版、活字版印刷及手抄的各种图书典籍）、文件、资料，都可称为古典文献。而在此以后的文献，则称为现代文献。

2．古典文献的载体。即记录古代文献的物质材料，按时代先后有甲骨、青铜器、玉石、简牍、缣帛、纸（卷轴、册叶、线装书）。

3．古典文献的内容范畴。总的可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哲学、法学、军事、天文、舆地、术数、医药、农学、方志、民族、民俗及宗教等学科。

4．古典文献的文字。主要是汉文（包括甲骨文、金文、篆体等古文字及异体字、俗别字），还有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彝文、西夏文、朝鲜文、傣文、契丹文等，反映了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历史上藏、蒙、维、彝等民族都曾有本民族文字的医籍问世。

5．古典文献的数量。迄今为止，我国古籍的总数目尚无定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估计数字为八至十万种。

二、中医药古典文献概况

1．中医文献的数量。关于现存中医古典文献的数量，迄今未有准确的统计。据《全国中医图书 联合目录》（薛清录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收录全国113家图书馆所藏医书12124种，较接近目前我国现存中医药文献的实际，除去1911年以后的书籍，我国现存古医籍约有万种。

2．中医文献的载体。主要载体是雕版或活字版印刷的纸质线装书；另有甲骨、金石、简牍、缣帛、卷轴、册叶等文献载体，大多为近百年来所出土。

3．中医文献的文字。主要是汉文，另有少量用藏文、蒙文写成的医书。

4．中医文献的大致类别。如果以载体形式区分，可分为抄刻文献与印刷文献两大类。抄刻文献主要指甲骨、金石、简牍、缣帛、卷轴、抄本。这些文献除抄本外，主要是近代出土、发现的，大多篇幅短小，内容零残，但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印刷文献主要指唐以后雕版或活字版印刷的线装书籍，是中医文献的主体。

5.中医文献的继承性、实践性。中医文献与一般的古代科技文献不同，一般科技古文献仅具有一定的可资查阅、参考的史料性价值；而中医文献乃是数千年来无数医家代代相传累积起来的医学理论与医疗经验的结晶，它以中医理论体系为核心，记录了数千年来我国人民防病、治病的丰富经验，对现今的医疗实践与医药科研仍具有重要而有效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

历史上曾多次出土古代的简牍实物。据文献记载，清代以前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古代简策出土。西汉武帝时拆孔子旧居发现了《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儒家经典，即所“古文经”；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考订整理，得《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等，即所谓“汲冢书”，计10万余言。近百年来，古代简牍多次成批出土，其中有不少中医药文献。

1．《流沙坠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1 Stein）（1862～1943）在新疆及敦煌西北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内掘得两汉至西晋木简数百枚，盗运至伦敦。1911年罗振玉依据533枚木简照片，与王国维一起考释，按简牍文书的内容、性质进行分类，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类考释”、“屯戍丛残考释”、“简牍遗文考释”三部分，著成《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在日本出版。其中方技类有治疗人、马、牛的医方残简11枚（《流沙坠简·方技类·小学》），药物残简4枚（《流沙坠简·屯戍丛残·器物类》）。罗振玉按语对研究、释读这些古医简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居延汉简：居延为西汉县名，在今甘肃北部、内蒙古额尔济纳旗东南，是河西通往北漠之要冲，也是汉代防御匈奴南进的屯兵要地。因地处大漠，气候干燥，地下文物易于保存，故时有古代简牍发现。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F·Bergman）在今内蒙古额尔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隧遗址中，掘得两汉木简1万余枚。木简先运抵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再展转经天津、青岛迁移至香港大学图书馆。1941年再转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二战结束后，在胡适交涉下，居延汉简得以归还，现藏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著作有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1943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194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编》（1959年）、《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年）等。其中关于中医药的残简有七八十枚，记录了上百名患者的病案，大都是边防士卒的病案内容包括姓名、职务、病病证候、服药情况、针灸、诊治日期等，方案简练，涉及古病名、治法、方药和兽医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研究古医方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3．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期至秦代墓葬，出土了1155枚秦简。简文为毛笔墨书的秦隶，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少量涉及医政与法医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战国至秦始皇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情况。如《封诊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法医鉴定书，秦简中数处提到“疠迁所”，应是最早关于麻风病迁居隔离的记载。

4．武威汉代医简：甘肃武威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地下文物颇为丰富。1972年11月，在武威县旱滩坡发掘了一座东汉土圹墓，出土简牍92枚，计木简78枚，木牍14方。简质为松、杨木，与西北地区其他出土汉简相同。长度均为23～23厘米，折合汉尺1尺左右，属于“尺籍”、“尺牍”之制。原有三道编绳联缀，属于先编后写。简文单行墨书，每行20～40字不等，字体多为隶书，间有章草。尾简书“右治百病方”5字书名。另有木牍14方，长尺许，正反两面墨书，每面2～6行，字体同木简。简牍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方面的内容，经有关专家整理成《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武威汉代医简》共载录较完整的医方30余首，方中所用药物近百种（植物药63种，矿物药16种，动物药12种，其他药9种），并记述了药物的炮制、剂型及用药方法。剂型有汤、丸、散、膏、醴、滴、栓等，丸药的大小、给药的时间、内服方法（酒饮、酢浆饮、豉汁饮、含咽汁）、外用法（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敷傅）等均颇为详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古代经验方的继承与发展。

简牍中关于针灸的内容虽然不多，但也载录了穴位（三里、肺俞、泉水等）、灸刺的禁忌与年龄的关系等。有4块木牍约700字记录了专门治疗男科疾病的内容，提出了男子七疾、七伤及其治方，如第一方用栝蒌根、天雄、牛膝、续断、菖蒲6药组成，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治男性阳萎滑精之良方。其中还有关于当时药价的记录，为研究汉代药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对研究汉代的经济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马王堆汉墓医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医学简帛，其中医简共200枚（竹简189枚，木简11枚）。经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研究整理，编为4部书，即《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杂禁方》。前3种为竹简，以房中为主要内容，是现存最早的性医学文献。《杂禁方》为木简，内容是禁祝方术，属古代祝由一科。

《十问》篇幅最长。全书假托上古帝王、诸侯与方家术士互相质疑问难，探讨顺应阴阳四时，注意饮食起居，操练气功导引，注重房中养生等问题，体现了“节欲保精”的基本思想。

《合阴阳》属古代方技类书中的房中文献，集中讨论了男女交合及房中保健问题，皆属性医学、性保健的内容。

《天下至道谈》主要讨论房中养生之道，即性保健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曾提到的“七损八益”，后世注家各以意阐发，聚讼纷纭，千百年来莫衷一是。《天下至道谈》中，对“七损八益”进行了详细论述，原来是指男女性生活过程中7种于人体有损害的做法，以及8种于人体有补益的做法，是秦汉之际盛行的房中术的基本内容。由此，中医学中的千古疑案涣然冰释。

《杂禁方》记载了诸如用符咒法来防治婴儿啼哭、多恶梦、犬善吠等内容，是古代应用祝由禁咒疗法的反映。

6．阜阳汉简：1977年7～8月，安徽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出土一批竹、木简及木牍，大多残破，经精心整理，得10多种珍贵古籍。其中医药学著作两部：《万物》为药物学著作，《行气》为气功类著作。据考证，《万物》撰写年代在战国，早于《神农本草经》，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药物学著作。《万物》残简共133枚，叙事记物一句为一段，每段之间用墨点隔开，文义不相连贯，以文字可辨认者统计，载药物70多种，包括有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主治疾病30多种，涉及今之内、外、五官、神经科疾病。

7．张家山汉简：1983～1984年，湖北江陵县张家山发掘出3座汉墓。墓中出土竹简1000余枚，经整理得8部古书及遗册，内容为律书、历法、术数、方技。其中有两部古医籍--《脉书》、《引书》。《脉书》的内容较为庞杂，经今人马继兴氏研究整理，认为可将其分为5种医书，并分别命名为《病候》、《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六痛》、《脉法》。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脉法》3书与马王堆出土的3种同名医学帛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帛书的缺字，由于竹简的出现，基本能够补足。这是一种医书在同一时代存在不同传写本的现象。以《脉书》与《内经》比较，可以发现《脉书》应是《灵枢·经脉》所引据的诸多古医书之一。《引书》共113枚竹简，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四季养生之道，第二部分载录35个导引术式的名称、动作要领及功用，第三部分讲述了导引养生防治疾病的方法，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导引专著。

8．长沙三国简牍：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内出土十几万枚三国时期吴国简牍，总数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内容涉及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租税、户籍、司法、职官等，是本世纪中继甲骨文、敦煌石室文书发现以来，古代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但目前研究正在进行，是否有关于医药的内容，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