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有没有公武合体成功的可能，如果有，新政权将如何推进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的改革

历史背景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弹。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新政府的改革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 五条誓文 》，6月11日公布《政体书 》。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1871 年 ，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文明开化的口号下 ，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 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天皇制专制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神化天皇的绝对权威，建立“华族”制度以维护旧藩主、公卿的特殊地位，并把维新功臣、财阀列入华族，培植特权阶层；在经济上扶植带封建性的财阀和寄生地主；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神道、皇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 。1890 年发布《 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财阀紧密勾结的萨摩、长州等强藩出身的军阀、官僚贵族长期把持政柄，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过程中推行“藩阀政治”。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发生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和政治分化瓦解了这一运动，并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从而确立了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在对外关系方面 ，随着国力日渐充实 ，不断进行交涉，要求修改条约。从1894 年开始修改条约，至 1911 年终于全部废除 。明治初年 ，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至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自90年代中期起，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历史意义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现代文学与欧式风格建筑）。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另外还统一了货币。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行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实行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

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造成了日本的落后，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封建领主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渐形成和初步发展，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西方资本主义西方列强加紧了侵略，使闭关锁国的日本民族危机逐步加深，社会危机空前加剧。日本各阶层联合起来，进行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成立了明治政府，从而为明治维新创造了条件。

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2：幕府腐朽统治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3：西方列强殖民侵略进一步加剧社会危机
4：倒幕运动的成功和明治政府成立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弹。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新政府的改革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 五条誓文 》，6月11日公布《政体书 》。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1871 年 ，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文明开化的口号下 ，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 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天皇制专制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神化天皇的绝对权威，建立“华族”制度以维护旧藩主、公卿的特殊地位，并把维新功臣、财阀列入华族，培植特权阶层；在经济上扶植带封建性的财阀和寄生地主；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神道、皇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 。1890 年发布《 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财阀紧密勾结的萨摩、长州等强藩出身的军阀、官僚贵族长期把持政柄，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过程中推行“藩阀政治”。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发生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和政治分化瓦解了这一运动，并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从而确立了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在对外关系方面 ，随着国力日渐充实 ，不断进行交涉，要求修改条约。从1894 年开始修改条约，至 1911 年终于全部废除 。明治初年 ，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至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自90年代中期起，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历史意义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现代文学与欧式风格建筑）。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一、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德川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日本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德川时代，日本农业的发展虽然十分缓慢，但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商业性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的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等城市）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世纪上半期已超过稻米的种植面积。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经营“木棉寄屋”的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商业资本进一步控制生产的形式是“换棉”和“出机”。“换棉”即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出机”是指商人供给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手工工场，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幕末，由包买主直接控制生产从事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经营方式，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陆续在制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如浓尾、泉州地区的棉织业部门，工场手工业已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总的说来幕末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是不高的。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但对现存的旧体制是不满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一些农村的富裕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通过抵押或典当的方式非法占有农民的份地，转化为地主。他们或者雇用工人自营耕作，或者把土地出租给佃农征收封建地租，同幕藩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些被称为“豪农·豪商”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处于幕藩领主封建统治下的广大农民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在德川时代日本共发生2809次农民暴动，幕末农民暴动更加频繁，仅1801—1867年就爆发了1169次，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统治等级的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

在德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幕府禁止土地买卖，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因此，领主阶级不仅不能将他们包容进自己的队伍之中，相反却将其推向反对派的怀抱。就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日本是一个封建的幕藩制国家，它既有作为中央政权的幕府，又在地方保留了由领主——大名自行统治的二百几十个藩国。一些藩国的领主，主要是外样大名，对幕府的统治心怀不满。这不仅会导致领主阶级的公开分裂，而且为倒幕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他虽被剥夺了统治大权，但历史的传统使他仍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可以成为革新势力反对幕府统治的有力政治工具。在德川时期，日本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实行的是世袭门阀制。幕府和诸藩的各种官职，均依武士等级身份的高低来分配。“权门武士”把持了政府要职，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则无缘获得较高的职位，对上层武士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幕藩体制和武士等级的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一方面使幕府的统治易于陷入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便于在旧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

在德川时期，全体武士的年均收入为35石，下级武士的收入自然要比这个数字还低得多。从18世纪中期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将军和大名“皆感国用不足”，常采用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对门阀制早已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武士，由于经济地位的急剧恶化而“恨主如仇”。这就使武士等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另外，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则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正是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这就使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一支船队来到日本江卢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同美国友好相处，缔结通商条约。在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答应在1年内给予答复。1854年2月培里再次率船队来到浦贺港。3月幕府被迫在神奈川同培里举行谈判，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英、俄、荷等国也先后援例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和好条约”。1856年8月，美国任命的驻日本总领事来到下田，同幕府进行谈判。他利用英、法在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恫吓，终于迫使幕府于1857年6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年，英、法、俄、美也同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通称“安政五国条约”。西方国家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幕府同意开港通商，还取得如下特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同待遇、认定关税权、建立居留地权等等，使日本的国家主权遭到破坏。从1859年7月起，日本据约正式开港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被迫开国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对革命的爆发起了催化作用。首先，幕府因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胁而被迫开国，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虚弱。开国所带来的严重民族灾难与社会灾难，又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这就使幕府已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其次，开港通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反封建的斗争空前高涨。1863—1868年共发生370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其中仅1866年便发生141次。由于开国而受到打击的工商业者和下级武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就是以他们为社会基础而形成的。最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随着开国而逐步加深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使一些出身于下级武士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在日本“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为此就必须首先以武力打倒幕府的反动统治。他们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正是他们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

二、倒幕运动

幕府在开国问题上屈辱和无能的表现，引发了早已不满幕府专制统治的强藩大名主要是西南外样大名的反幕活动。他们乘机抬出天皇，围绕缔结通商条约和因将军家定后嗣而引起的继承人问题对幕府施加压力，以图改革幕政、参与中央政权。于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发生了公开的对立。一些主张改革的志士和浪人，也标榜“尊王攘夷”，积极配合强藩大名进行反幕活动。但幕府竭力维护它的专制统治，拒绝实行任何让步。1858年7月，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一意孤行，未经天皇批准便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同意开港贸易。同时他还决定由血统最近的德川庆福继任将军（就任后改名家茂）。接着就在1859年10日（阴历）发动“安政大狱”，逮捕了从事反幕活动的志士百余人，将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等处死。主张幕政改革的一些公卿和大名也受到了处罚。为了替被害者复仇，水户和萨摩两藩的18名志士于1860年3月24日（阴历）在江户的樱田门外刺死了井伊直弼，给予幕府的专制统治以强烈的冲击。“安政大狱”和“樱田门之变”是幕府专制势力同反幕势力之间公开冲突的开端，从此斗争便日趋激化了。

井伊的后继人久世广周和安藤信正为缓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巩固幕府的统治地位，策划将天皇的妹妹嫁给将军家茂，实现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①。强藩大名也接过“公武合体”口号，以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为首，积极推进他们自己的公武合体运动。目的是利用天皇的权威，迫使幕府进行改革，建立以将军为首的雄藩联合政权，使整个幕藩领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克服所面临的内外危机。但因受到坚决维护幕府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的阻挠，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虽曾在1862年7月和1863年底迫使幕府作出一些让步，但终于还是破产了。

在两种对立的“公武合体”运动交错展开的同时，以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为主体、得到“豪农豪商”支持的尊王攘夷运动也迅速兴起。对领导这一运动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先进分子来说，尊王是借“王政复古”之名，行改革幕府专制制度之实；攘夷则已不是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是为了反对列强的殖民侵略政策，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他们一方面通过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人把孝明天皇争取过来，并利用他的权威迫使将军同意在1863年5月10日（阴历）开始实行攘夷；另一方面又鼓动天皇“亲征攘夷”，企图借机发动政变，举兵讨幕。5月10日傍晚，长州藩的尊攘派率先实行攘夷，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一艘美国商船，随后又炮击了法国和荷兰的军舰。但长州藩很快就遭到美、法两国军舰的报复。1864年9月英、美、法、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再次炮击长州藩的下关（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惨败后宣告投降。

在攘夷遭到失败的同时，尊攘派的反幕活动也受到挫折。孝明天皇虽然是个狂热的攘夷分子，但他不愿使封建秩序遭到破坏，暗中把尊攘派的政变计划告诉了幕府。于是幕府便联合公武合体派大名，于1863年8月18日（阴历）先发制人，用武力把以长州藩下级武士为主力的尊攘派尽行逐出京都，史称“八一八政变”。而早在同年7月，长州藩尊攘派的著名领袖高杉晋作便被藩政府起用，负责守卫下关以防西方列强进行报复。他建立一支由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组成的武装队伍—奇兵队，到1864年已发展到4000余人，在经济上得到豪农豪商的有力支持。此外，长州藩还出现了一些效仿奇兵队而建立的名目繁多的武装队伍，泛称为“诸队”。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加，长州藩的尊攘派产生了急躁冒险的情绪。为了报“八一八政变”之仇，他们不顾高杉晋作的反对，于1864年7月（阴历）向京都发起进攻，在宫门外与幕府军发生激战，结果遭到惨败，史称“禁门之变”。幕府随即联合萨摩藩的公武合体派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尊攘派的势力。长州藩的保守派借机重新掌握了藩政实权，并向幕府谢罪投降。幕府在同尊攘派的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下关战争、“八一八政变”和“禁门之变”中遭到的挫败，使长州藩尊攘派认识到，在与外国武力悬殊的情况下，实行攘夷是轻率无谋的；只有推翻幕府的反动统治，实行“开国进取”的方针，使日本真正富强起来，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为此，必须“联合草莽志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倒幕阵线，以实现武力倒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倒幕便取代攘夷成为尊攘派的首要战略目标，尊攘派也就开始转化为倒幕派了。

1864年12月（阴历），高杉晋作等人以藩内最大的商业城市下关为据点，依靠豪农豪商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藩政实权。随后，他们就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开港贸易”的近代化方针指导下，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把长州藩建设成为“割据倒幕”的根据地。这时，萨摩藩的实权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也因岛津久光的公武合体路线失败，转化为倒幕派。这就使萨、长两藩开始接近。因此，当幕府打算再次发动征讨长州的战争时，萨摩藩不但表示拒绝参加“私战”，而且经土佐藩坂本龙马从中斡旋，在1866年1月（阴历）与长州藩结成倒幕的军事联盟。萨长联盟的建立改变了幕府与倒幕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倒幕派开始占据优势。

幕府一意狐行，于1866年6月（阴历）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争。但因萨摩藩拒绝参战，幕府直辖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以及长州藩全体军民的奋勇抵抗，幕府遭到失败。在战争进行期间，德川家茂突然去世，德川庆喜继任将军职。1867年初，他接受法国公使的建议，进行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图重振幕府的权威。与此同时，萨长两藩也在积极进行讨幕战争的准备。英国看到倒幕势力壮大，决定支持他们倒幕，积极出售武器给他们。不久，安艺藩加入讨幕联盟，土佐藩也约定响应，进一步扩大了倒幕阵营。这时，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席卷了包括京都、大阪、横滨、江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幕府管辖区；幕府的根据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幕府统治势力薄弱的边远地区斗争更加激烈。这一切使幕府统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庆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867年10月24日（阴历）向朝廷提出辞职报告，将“大政奉还”于天皇（孝明天皇已于1866年底死去，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即后来的明治天皇），企图以此来剥夺倒幕派起兵的借口，继续维持其反动的统治。

但是，萨长两藩的倒幕派并未因此而动摇。他们向京都集结兵力，于1867年12月9日（阴历）发动宫廷政变，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并正式成立设有总裁、议定和参与3种官职的新天皇政府。当晚新政府举行会议，决定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交出“兵马之权”和领地、领民。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立即奔赴大阪，纠集幕府军向京都进发，于1868年1月3—4日（阴历）同以萨长为主力的政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发生激战。幕府军失败后，德川喜庆由海上逃归江户。4月（阴历），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被迫开城投降。占领江户后，政府军继续征讨东北地方的叛乱诸藩，于10月初平定了这一地区。第二年3月又出兵北海道，在5月18日（阴历）攻下幕府残余势力固守的军事要塞五棱部。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争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因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三、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1867年12月倒幕派在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时，建立了以天皇（1868年9月改年号为明治）为首的“三职”政府。从1868年4月（阴历）起，又改行“太政官制”，一直到1885年始为内阁制所代替。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显要职务均由亲王、公卿和藩主担任，但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实际负责处理政务的主要是出身于下级武士的倒幕派领袖。他们在中央政府的不断改组中，逐渐排除了官居显位的公卿和藩主。1871年后，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是公卿外，担任参议和省卿（相当于部长）的实权人物，几乎都是萨、长、土、肥4藩的倒幕派领袖。

早在1868年3月（阴历），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便宣布了它的政治纲领——《五条誓文》，其内容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甚至还具有一些军国主义的色彩，但却表明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和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因此，这是一个引导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然而，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仍然是模糊的。于是决定到西方去考察。1871年11月（阴历），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大型使节团赴欧美考察。使节团通过考察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为了日本的独立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改革，并找到一条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归国后，大久保等人于1873年10月掌握了政府实权，建立起所谓“大久保体制”，进一步推进了资产阶级改革。

明治政府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

1869年6月（阴历）新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诱使各藩藩主自动“奉还版籍”于朝廷，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地方官）。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1871年7月（阴历）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免除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一律迁往东京居住；废除藩制，把全国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免知事。这就一举夺得地方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废除封建身分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

在“奉还版籍”时，新政府就废除了公卿、诸侯之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改称为士族和卒（后一部分编入士族，一部分编为平民）。1872年3月，正式确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分制，在幕藩体制下处于被压迫等级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随后，又逐渐剥夺了旧统治等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废除了对平民的各种封建性限制，并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

旧统治等级——武士的特权主要包括：统治权、封建财产特权和垄断军职的特权。在推翻幕府的统治和夺得地方的政权之后，明治政府又废除了一般武士均可对平民“格杀勿论”的特权，从而彻底剥夺了武士等级过去享有的统治权。在幕藩体制下，将军和大名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均享有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的权利，隶属于他们的武士也通过领取俸禄的形式参与了对农民的剥削。这成为新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它便逐渐减少俸禄总额，最后于1876年8月用发给“金禄公债”的方式赎买了武士所享有的这种封建财产特权。武士垄断军职的特权也早在1872年随着征兵制的实行而被剥夺了。这样，武士作为一个特权等级被消灭了。其上层因领取高额的“金禄公债”，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广大的下级武士则沦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3.土地改革

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新政府便着手确定土地所有权。1868年12月（阴历）新政府宣布：“各村地面均应作为农民占有之土地”。1872年2月（阴历）又明令解除幕府颁布的永世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宣布“自今以后，允许四民买卖和私有”。同年7月（阴历），进一步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发给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以土地执照，确认其土地所有权。接着在1873年7月发布“地税改革法令”，规定：取消过去封建贡租按村摊派，由实际耕种者缴纳的办法，改为由持有土地执照的土地所有者交纳；不再以土地收获量作为征收贡租的标准，改为以土地的法定价格为标准；废除贡租按四公六民、五公五民等不同税率征收的规定，新地税的税率一律定为地价的3％。此外，政府还按地税的1/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附加税—村费；将旧税法水田交纳实物，旱田交纳货币或实物的规定改为一律用货币交纳。上述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自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明治政府实行的土地税制也属于近代税制，地税额虽不下于封建时代的贡租，但却成为明治政府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4.殖产兴业

岩仓使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认识到：迅速建立近代大工业是日本的当务之急。大久保利通回国后，立即设立内务省，亲自担任内务卿，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政府利用国家的资金，采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创办了一批官营的“模范工厂”，“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目的是把私人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为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官营企业转让给同它密切勾结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下，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产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得异常迅猛。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近代大工业便首先在这一部门占有了统治地位。5.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80年代推行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培养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在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于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了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创办机关刊物《明六杂志》，积极宣传改革思想，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启蒙教育。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改历”，“易服”、“剪发”等，以改革中世纪的风俗习惯，提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6.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

明治政府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但它的统治方式却是专制主义的，从而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在日本掀起一场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即自由民权运动。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明治政府于1889年颁布了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第一届帝国议会。虽然人民还享受不到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毕竟确立了有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使统治者在施政时不得不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比之于“朕即国家”的绝对专制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之，通过倒幕维新运动，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使日本由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一、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德川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日本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德川时代，日本农业的发展虽然十分缓慢，但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商业性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的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等城市）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世纪上半期已超过稻米的种植面积。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经营“木棉寄屋”的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商业资本进一步控制生产的形式是“换棉”和“出机”。“换棉”即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出机”是指商人供给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手工工场，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幕末，由包买主直接控制生产从事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经营方式，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陆续在制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如浓尾、泉州地区的棉织业部门，工场手工业已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总的说来幕末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是不高的。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但对现存的旧体制是不满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一些农村的富裕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通过抵押或典当的方式非法占有农民的份地，转化为地主。他们或者雇用工人自营耕作，或者把土地出租给佃农征收封建地租，同幕藩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些被称为“豪农·豪商”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处于幕藩领主封建统治下的广大农民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在德川时代日本共发生2809次农民暴动，幕末农民暴动更加频繁，仅1801—1867年就爆发了1169次，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统治等级的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

在德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幕府禁止土地买卖，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因此，领主阶级不仅不能将他们包容进自己的队伍之中，相反却将其推向反对派的怀抱。就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日本是一个封建的幕藩制国家，它既有作为中央政权的幕府，又在地方保留了由领主——大名自行统治的二百几十个藩国。一些藩国的领主，主要是外样大名，对幕府的统治心怀不满。这不仅会导致领主阶级的公开分裂，而且为倒幕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他虽被剥夺了统治大权，但历史的传统使他仍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可以成为革新势力反对幕府统治的有力政治工具。在德川时期，日本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实行的是世袭门阀制。幕府和诸藩的各种官职，均依武士等级身份的高低来分配。“权门武士”把持了政府要职，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则无缘获得较高的职位，对上层武士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幕藩体制和武士等级的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一方面使幕府的统治易于陷入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便于在旧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

在德川时期，全体武士的年均收入为35石，下级武士的收入自然要比这个数字还低得多。从18世纪中期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将军和大名“皆感国用不足”，常采用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对门阀制早已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武士，由于经济地位的急剧恶化而“恨主如仇”。这就使武士等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另外，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则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正是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这就使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一支船队来到日本江卢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同美国友好相处，缔结通商条约。在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答应在1年内给予答复。1854年2月培里再次率船队来到浦贺港。3月幕府被迫在神奈川同培里举行谈判，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英、俄、荷等国也先后援例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和好条约”。1856年8月，美国任命的驻日本总领事来到下田，同幕府进行谈判。他利用英、法在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恫吓，终于迫使幕府于1857年6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年，英、法、俄、美也同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通称“安政五国条约”。西方国家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幕府同意开港通商，还取得如下特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同待遇、认定关税权、建立居留地权等等，使日本的国家主权遭到破坏。从1859年7月起，日本据约正式开港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被迫开国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对革命的爆发起了催化作用。首先，幕府因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胁而被迫开国，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虚弱。开国所带来的严重民族灾难与社会灾难，又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这就使幕府已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其次，开港通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反封建的斗争空前高涨。1863—1868年共发生370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其中仅1866年便发生141次。由于开国而受到打击的工商业者和下级武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就是以他们为社会基础而形成的。最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随着开国而逐步加深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使一些出身于下级武士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在日本“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为此就必须首先以武力打倒幕府的反动统治。他们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正是他们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

二、倒幕运动

幕府在开国问题上屈辱和无能的表现，引发了早已不满幕府专制统治的强藩大名主要是西南外样大名的反幕活动。他们乘机抬出天皇，围绕缔结通商条约和因将军家定后嗣而引起的继承人问题对幕府施加压力，以图改革幕政、参与中央政权。于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发生了公开的对立。一些主张改革的志士和浪人，也标榜“尊王攘夷”，积极配合强藩大名进行反幕活动。但幕府竭力维护它的专制统治，拒绝实行任何让步。1858年7月，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一意孤行，未经天皇批准便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同意开港贸易。同时他还决定由血统最近的德川庆福继任将军（就任后改名家茂）。接着就在1859年10日（阴历）发动“安政大狱”，逮捕了从事反幕活动的志士百余人，将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等处死。主张幕政改革的一些公卿和大名也受到了处罚。为了替被害者复仇，水户和萨摩两藩的18名志士于1860年3月24日（阴历）在江户的樱田门外刺死了井伊直弼，给予幕府的专制统治以强烈的冲击。“安政大狱”和“樱田门之变”是幕府专制势力同反幕势力之间公开冲突的开端，从此斗争便日趋激化了。

井伊的后继人久世广周和安藤信正为缓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巩固幕府的统治地位，策划将天皇的妹妹嫁给将军家茂，实现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①。强藩大名也接过“公武合体”口号，以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为首，积极推进他们自己的公武合体运动。目的是利用天皇的权威，迫使幕府进行改革，建立以将军为首的雄藩联合政权，使整个幕藩领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克服所面临的内外危机。但因受到坚决维护幕府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的阻挠，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虽曾在1862年7月和1863年底迫使幕府作出一些让步，但终于还是破产了。

在两种对立的“公武合体”运动交错展开的同时，以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为主体、得到“豪农豪商”支持的尊王攘夷运动也迅速兴起。对领导这一运动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先进分子来说，尊王是借“王政复古”之名，行改革幕府专制制度之实；攘夷则已不是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是为了反对列强的殖民侵略政策，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他们一方面通过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人把孝明天皇争取过来，并利用他的权威迫使将军同意在1863年5月10日（阴历）开始实行攘夷；另一方面又鼓动天皇“亲征攘夷”，企图借机发动政变，举兵讨幕。5月10日傍晚，长州藩的尊攘派率先实行攘夷，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一艘美国商船，随后又炮击了法国和荷兰的军舰。但长州藩很快就遭到美、法两国军舰的报复。1864年9月英、美、法、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再次炮击长州藩的下关（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惨败后宣告投降。

在攘夷遭到失败的同时，尊攘派的反幕活动也受到挫折。孝明天皇虽然是个狂热的攘夷分子，但他不愿使封建秩序遭到破坏，暗中把尊攘派的政变计划告诉了幕府。于是幕府便联合公武合体派大名，于1863年8月18日（阴历）先发制人，用武力把以长州藩下级武士为主力的尊攘派尽行逐出京都，史称“八一八政变”。而早在同年7月，长州藩尊攘派的著名领袖高杉晋作便被藩政府起用，负责守卫下关以防西方列强进行报复。他建立一支由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组成的武装队伍—奇兵队，到1864年已发展到4000余人，在经济上得到豪农豪商的有力支持。此外，长州藩还出现了一些效仿奇兵队而建立的名目繁多的武装队伍，泛称为“诸队”。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加，长州藩的尊攘派产生了急躁冒险的情绪。为了报“八一八政变”之仇，他们不顾高杉晋作的反对，于1864年7月（阴历）向京都发起进攻，在宫门外与幕府军发生激战，结果遭到惨败，史称“禁门之变”。幕府随即联合萨摩藩的公武合体派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尊攘派的势力。长州藩的保守派借机重新掌握了藩政实权，并向幕府谢罪投降。幕府在同尊攘派的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下关战争、“八一八政变”和“禁门之变”中遭到的挫败，使长州藩尊攘派认识到，在与外国武力悬殊的情况下，实行攘夷是轻率无谋的；只有推翻幕府的反动统治，实行“开国进取”的方针，使日本真正富强起来，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为此，必须“联合草莽志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倒幕阵线，以实现武力倒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倒幕便取代攘夷成为尊攘派的首要战略目标，尊攘派也就开始转化为倒幕派了。

1864年12月（阴历），高杉晋作等人以藩内最大的商业城市下关为据点，依靠豪农豪商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藩政实权。随后，他们就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开港贸易”的近代化方针指导下，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把长州藩建设成为“割据倒幕”的根据地。这时，萨摩藩的实权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也因岛津久光的公武合体路线失败，转化为倒幕派。这就使萨、长两藩开始接近。因此，当幕府打算再次发动征讨长州的战争时，萨摩藩不但表示拒绝参加“私战”，而且经土佐藩坂本龙马从中斡旋，在1866年1月（阴历）与长州藩结成倒幕的军事联盟。萨长联盟的建立改变了幕府与倒幕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倒幕派开始占据优势。

幕府一意狐行，于1866年6月（阴历）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争。但因萨摩藩拒绝参战，幕府直辖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以及长州藩全体军民的奋勇抵抗，幕府遭到失败。在战争进行期间，德川家茂突然去世，德川庆喜继任将军职。1867年初，他接受法国公使的建议，进行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图重振幕府的权威。与此同时，萨长两藩也在积极进行讨幕战争的准备。英国看到倒幕势力壮大，决定支持他们倒幕，积极出售武器给他们。不久，安艺藩加入讨幕联盟，土佐藩也约定响应，进一步扩大了倒幕阵营。这时，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席卷了包括京都、大阪、横滨、江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幕府管辖区；幕府的根据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幕府统治势力薄弱的边远地区斗争更加激烈。这一切使幕府统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庆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867年10月24日（阴历）向朝廷提出辞职报告，将“大政奉还”于天皇（孝明天皇已于1866年底死去，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即后来的明治天皇），企图以此来剥夺倒幕派起兵的借口，继续维持其反动的统治。

但是，萨长两藩的倒幕派并未因此而动摇。他们向京都集结兵力，于1867年12月9日（阴历）发动宫廷政变，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并正式成立设有总裁、议定和参与3种官职的新天皇政府。当晚新政府举行会议，决定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交出“兵马之权”和领地、领民。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立即奔赴大阪，纠集幕府军向京都进发，于1868年1月3—4日（阴历）同以萨长为主力的政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发生激战。幕府军失败后，德川喜庆由海上逃归江户。4月（阴历），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被迫开城投降。占领江户后，政府军继续征讨东北地方的叛乱诸藩，于10月初平定了这一地区。第二年3月又出兵北海道，在5月18日（阴历）攻下幕府残余势力固守的军事要塞五棱部。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争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因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三、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1867年12月倒幕派在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时，建立了以天皇（1868年9月改年号为明治）为首的“三职”政府。从1868年4月（阴历）起，又改行“太政官制”，一直到1885年始为内阁制所代替。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显要职务均由亲王、公卿和藩主担任，但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实际负责处理政务的主要是出身于下级武士的倒幕派领袖。他们在中央政府的不断改组中，逐渐排除了官居显位的公卿和藩主。1871年后，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是公卿外，担任参议和省卿（相当于部长）的实权人物，几乎都是萨、长、土、肥4藩的倒幕派领袖。

早在1868年3月（阴历），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便宣布了它的政治纲领——《五条誓文》，其内容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甚至还具有一些军国主义的色彩，但却表明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和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因此，这是一个引导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然而，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仍然是模糊的。于是决定到西方去考察。1871年11月（阴历），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大型使节团赴欧美考察。使节团通过考察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为了日本的独立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改革，并找到一条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归国后，大久保等人于1873年10月掌握了政府实权，建立起所谓“大久保体制”，进一步推进了资产阶级改革。

明治政府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

1869年6月（阴历）新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诱使各藩藩主自动“奉还版籍”于朝廷，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地方官）。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1871年7月（阴历）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免除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一律迁往东京居住；废除藩制，把全国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免知事。这就一举夺得地方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废除封建身分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

在“奉还版籍”时，新政府就废除了公卿、诸侯之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改称为士族和卒（后一部分编入士族，一部分编为平民）。1872年3月，正式确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分制，在幕藩体制下处于被压迫等级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随后，又逐渐剥夺了旧统治等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废除了对平民的各种封建性限制，并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

旧统治等级——武士的特权主要包括：统治权、封建财产特权和垄断军职的特权。在推翻幕府的统治和夺得地方的政权之后，明治政府又废除了一般武士均可对平民“格杀勿论”的特权，从而彻底剥夺了武士等级过去享有的统治权。在幕藩体制下，将军和大名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均享有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的权利，隶属于他们的武士也通过领取俸禄的形式参与了对农民的剥削。这成为新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它便逐渐减少俸禄总额，最后于1876年8月用发给“金禄公债”的方式赎买了武士所享有的这种封建财产特权。武士垄断军职的特权也早在1872年随着征兵制的实行而被剥夺了。这样，武士作为一个特权等级被消灭了。其上层因领取高额的“金禄公债”，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广大的下级武士则沦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3.土地改革

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新政府便着手确定土地所有权。1868年12月（阴历）新政府宣布：“各村地面均应作为农民占有之土地”。1872年2月（阴历）又明令解除幕府颁布的永世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宣布“自今以后，允许四民买卖和私有”。同年7月（阴历），进一步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发给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以土地执照，确认其土地所有权。接着在1873年7月发布“地税改革法令”，规定：取消过去封建贡租按村摊派，由实际耕种者缴纳的办法，改为由持有土地执照的土地所有者交纳；不再以土地收获量作为征收贡租的标准，改为以土地的法定价格为标准；废除贡租按四公六民、五公五民等不同税率征收的规定，新地税的税率一律定为地价的3％。此外，政府还按地税的1/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附加税—村费；将旧税法水田交纳实物，旱田交纳货币或实物的规定改为一律用货币交纳。上述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自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明治政府实行的土地税制也属于近代税制，地税额虽不下于封建时代的贡租，但却成为明治政府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4.殖产兴业

岩仓使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认识到：迅速建立近代大工业是日本的当务之急。大久保利通回国后，立即设立内务省，亲自担任内务卿，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政府利用国家的资金，采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创办了一批官营的“模范工厂”，“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目的是把私人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为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官营企业转让给同它密切勾结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下，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产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得异常迅猛。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近代大工业便首先在这一部门占有了统治地位。5.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80年代推行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培养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在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于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了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创办机关刊物《明六杂志》，积极宣传改革思想，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启蒙教育。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改历”，“易服”、“剪发”等，以改革中世纪的风俗习惯，提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6.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

明治政府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但它的统治方式却是专制主义的，从而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在日本掀起一场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即自由民权运动。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明治政府于1889年颁布了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第一届帝国议会。虽然人民还享受不到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毕竟确立了有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使统治者在施政时不得不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比之于“朕即国家”的绝对专制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之，通过倒幕维新运动，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使日本由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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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维新是幕府内部要求变革,而发动的维新,几乎与尊王攘夷同时开始,随着幕府于1868年彻底垮台而结束.
倒幕运动由中下级武士发起,是"尊王攘夷"的延续,但又有所发展."尊王攘夷"并没有彻底打倒德川幕府的意思,其中排外的成分比较多.而倒幕运动则改变了排外,转而主张吸收先进西方文明.同时,倒幕运动明确反对德川幕府.最后,经过1867年"大政奉还"与1868年戊辰战争,终于彻底打败了幕府,建立起了明治新政府.

历史背景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抗。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 ，主要集中在长州( 今山口县 )、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 今高知县 )、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 ，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 、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倒幕经过

1863 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 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

1867 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 )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1868年( 戊辰年 )1月3日，天皇发布《 王政复古大号令 》，废除幕府 ，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8日及 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 王政复古大号令 ”为非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 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鸟羽、伏见之战 )，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 年 5月 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 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畯廓( 在函馆 )，戊辰战争结束。

新政府的改革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 五条誓文 》，6月11日公布《政体书 》。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1871 年 ，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文明开化的口号下 ，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 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前三杰：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这个是官方没有的）后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
高杉晋作（1839-1867）主张废藩置县，加强集权。提倡大力发展军备，开放口岸，加强工业化。
坂本龙马（1836-1867）主张将强天皇的权利，可以说是一个君主集权论的人，在倒幕运动中促成萨摩藩长州藩的结盟，可以说是倒幕运动的军事力量的主要缔结者。“大政奉还”也离不开他的幕后推动。
吉田松阴（1830-1859）教出了一堆非常优秀的弟子啊。。。可以说是明治维新的教父级别的人。主张武力讨伐幕府，还政天皇，加强对外的军事扩张，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弟子大久保，伊藤博文等。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的铁血宰相。主张对外侵略，对内全盘西化，加强本国工业化，努力开拓殖民地，后被刺杀。
木户孝允（1833-1877）是萨长同盟的主要推手之一，在倒幕战争中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手腕。后来由于反对大久保利通的对外扩张政策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是日本“鸽派”的代表，随着鸽派首领的他的郁郁而终，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
西乡隆盛（1828-1877）典型的鹰派任务，为了征服朝鲜不惜与好友木户孝允决裂。后来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在家乡发动叛乱，被政府剿灭

百度。都有的。不过官方说法只有三杰。孝允，利通，吉之助。前三杰是网友自己加的。一般室龙马和晋作。不具备学术性。说到贡献，象山和松阴，敬亲等人不可谓不大。所以前三杰一说楼主可以不用提了

很复杂，不过有专著。中国的戴季陶曾专门分析过，可以一看

明治维新简史

一、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德川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日本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德川时代，日本农业的发展虽然十分缓慢，但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商业性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的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等城市）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世纪上半期已超过稻米的种植面积。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经营“木棉寄屋”的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商业资本进一步控制生产的形式是“换棉”和“出机”。“换棉”即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出机”是指商人供给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手工工场，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幕末，由包买主直接控制生产从事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经营方式，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陆续在制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如浓尾、泉州地区的棉织业部门，工场手工业已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总的说来幕末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是不高的。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但对现存的旧体制是不满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一些农村的富裕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通过抵押或典当的方式非法占有农民的份地，转化为地主。他们或者雇用工人自营耕作，或者把土地出租给佃农征收封建地租，同幕藩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些被称为“豪农·豪商”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处于幕藩领主封建统治下的广大农民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在德川时代日本共发生2809次农民暴动，幕末农民暴动更加频繁，仅1801—1867年就爆发了1169次，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统治等级的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
在德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幕府禁止土地买卖，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因此，领主阶级不仅不能将他们包容进自己的队伍之中，相反却将其推向反对派的怀抱。就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日本是一个封建的幕藩制国家，它既有作为中央政权的幕府，又在地方保留了由领主——大名自行统治的二百几十个藩国。一些藩国的领主，主要是外样大名，对幕府的统治心怀不满。这不仅会导致领主阶级的公开分裂，而且为倒幕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他虽被剥夺了统治大权，但历史的传统使他仍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可以成为革新势力反对幕府统治的有力政治工具。在德川时期，日本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实行的是世袭门阀制。幕府和诸藩的各种官职，均依武士等级身份的高低来分配。“权门武士”把持了政府要职，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则无缘获得较高的职位，对上层武士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幕藩体制和武士等级的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一方面使幕府的统治易于陷入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便于在旧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

作者： yangharrylg 2007-4-4 19: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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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治维新简史
在德川时期，全体武士的年均收入为35石，下级武士的收入自然要比这个数字还低得多。从18世纪中期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将军和大名“皆感国用不足”，常采用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对门阀制早已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武士，由于经济地位的急剧恶化而“恨主如仇”。这就使武士等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另外，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则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正是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这就使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一支船队来到日本江卢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同美国友好相处，缔结通商条约。在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答应在1年内给予答复。1854年2月培里再次率船队来到浦贺港。3月幕府被迫在神奈川同培里举行谈判，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英、俄、荷等国也先后援例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和好条约”。1856年8月，美国任命的驻日本总领事来到下田，同幕府进行谈判。他利用英、法在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恫吓，终于迫使幕府于1857年6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年，英、法、俄、美也同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通称“安政五国条约”。西方国家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幕府同意开港通商，还取得如下特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同待遇、认定关税权、建立居留地权等等，使日本的国家主权遭到破坏。从1859年7月起，日本据约正式开港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被迫开国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对革命的爆发起了催化作用。首先，幕府因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胁而被迫开国，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虚弱。开国所带来的严重民族灾难与社会灾难，又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这就使幕府已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其次，开港通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反封建的斗争空前高涨。1863—1868年共发生370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其中仅1866年便发生141次。由于开国而受到打击的工商业者和下级武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就是以他们为社会基础而形成的。最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随着开国而逐步加深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使一些出身于下级武士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在日本“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为此就必须首先以武力打倒幕府的反动统治。他们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正是他们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
二、倒幕运动
幕府在开国问题上屈辱和无能的表现，引发了早已不满幕府专制统治的强藩大名主要是西南外样大名的反幕活动。他们乘机抬出天皇，围绕缔结通商条约和因将军家定后嗣而引起的继承人问题对幕府施加压力，以图改革幕政、参与中央政权。于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发生了公开的对立。一些主张改革的志士和浪人，也标榜“尊王攘夷”，积极配合强藩大名进行反幕活动。但幕府竭力维护它的专制统治，拒绝实行任何让步。1858年7月，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一意孤行，未经天皇批准便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同意开港贸易。同时他还决定由血统最近的德川庆福继任将军（就任后改名家茂）。接着就在1859年10日（阴历）发动“安政大狱”，逮捕了从事反幕活动的志士百余人，将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等处死。主张幕政改革的一些公卿和大名也受到了处罚。为了替被害者复仇，水户和萨摩两藩的18名志士于1860年3月24日（阴历）在江户的樱田门外刺死了井伊直弼，给予幕府的专制统治以强烈的冲击。“安政大狱”和“樱田门之变”是幕府专制势力同反幕势力之间公开冲突的开端，从此斗争便日趋激化了。
井伊的后继人久世广周和安藤信正为缓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巩固幕府的统治地位，策划将天皇的妹妹嫁给将军家茂，实现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①。强藩大名也接过“公武合体”口号，以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为首，积极推进他们自己的公武合体运动。目的是利用天皇的权威，迫使幕府进行改革，建立以将军为首的雄藩联合政权，使整个幕藩领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克服所面临的内外危机。但因受到坚决维护幕府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的阻挠，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虽曾在1862年7月和1863年底迫使幕府作出一些让步，但终于还是破产了。
在两种对立的“公武合体”运动交错展开的同时，以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为主体、得到“豪农豪商”支持的尊王攘夷运动也迅速兴起。对领导这一运动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先进分子来说，尊王是借“王政复古”之名，行改革幕府专制制度之实；攘夷则已不是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是为了反对列强的殖民侵略政策，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他们一方面通过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人把孝明天皇争取过来，并利用他的权威迫使将军同意在1863年5月10日（阴历）开始实行攘夷；另一方面又鼓动天皇“亲征攘夷”，企图借机发动政变，举兵讨幕。5月10日傍晚，长州藩的尊攘派率先实行攘夷，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一艘美国商船，随后又炮击了法国和荷兰的军舰。但长州藩很快就遭到美、法两国军舰的报复。1864年9月英、美、法、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再次炮击长州藩的下关（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惨败后宣告投降。
在攘夷遭到失败的同时，尊攘派的反幕活动也受到挫折。孝明天皇虽然是个狂热的攘夷分子，但他不愿使封建秩序遭到破坏，暗中把尊攘派的政变计划告诉了幕府。于是幕府便联合公武合体派大名，于1863年8月18日（阴历）先发制人，用武力把以长州藩下级武士为主力的尊攘派尽行逐出京都，史称“八一八政变”。而早在同年7月，长州藩尊攘派的著名领袖高杉晋作便被藩政府起用，负责守卫下关以防西方列强进行报复。他建立一支由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组成的武装队伍—奇兵队，到1864年已发展到4000余人，在经济上得到豪农豪商的有力支持。此外，长州藩还出现了一些效仿奇兵队而建立的名目繁多的武装队伍，泛称为“诸队”。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加，长州藩的尊攘派产生了急躁冒险的情绪。为了报“八一八政变”之仇，他们不顾高杉晋作的反对，于1864年7月（阴历）向京都发起进攻，在宫门外与幕府军发生激战，结果遭到惨败，史称“禁门之变”。幕府随即联合萨摩藩的公武合体派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尊攘派的势力。长州藩的保守派借机重新掌握了藩政实权，并向幕府谢罪投降。幕府在同尊攘派的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下关战争、“八一八政变”和“禁门之变”中遭到的挫败，使长州藩尊攘派认识到，在与外国武力悬殊的情况下，实行攘夷是轻率无谋的；只有推翻幕府的反动统治，实行“开国进取”的方针，使日本真正富强起来，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为此，必须“联合草莽志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倒幕阵线，以实现武力倒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倒幕便取代攘夷成为尊攘派的首要战略目标，尊攘派也就开始转化为倒幕派了。
1864年12月（阴历），高杉晋作等人以藩内最大的商业城市下关为据点，依靠豪农豪商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藩政实权。随后，他们就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开港贸易”的近代化方针指导下，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把长州藩建设成为“割据倒幕”的根据地。这时，萨摩藩的实权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也因岛津久光的公武合体路线失败，转化为倒幕派。这就使萨、长两藩开始接近。因此，当幕府打算再次发动征讨长州的战争时，萨摩藩不但表示拒绝参加“私战”，而且经土佐藩坂本龙马从中斡旋，在1866年1月（阴历）与长州藩结成倒幕的军事联盟。萨长联盟的建立改变了幕府与倒幕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倒幕派开始占据优势。
幕府一意狐行，于1866年6月（阴历）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争。但因萨摩藩拒绝参战，幕府直辖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以及长州藩全体军民的奋勇抵抗，幕府遭到失败。在战争进行期间，德川家茂突然去世，德川庆喜继任将军职。1867年初，他接受法国公使的建议，进行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图重振幕府的权威。与此同时，萨长两藩也在积极进行讨幕战争的准备。英国看到倒幕势力壮大，决定支持他们倒幕，积极出售武器给他们。不久，安艺藩加入讨幕联盟，土佐藩也约定响应，进一步扩大了倒幕阵营。这时，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席卷了包括京都、大阪、横滨、江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幕府管辖区；幕府的根据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幕府统治势力薄弱的边远地区斗争更加激烈。这一切使幕府统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庆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867年10月24日（阴历）向朝廷提出辞职报告，将“大政奉还”于天皇（孝明天皇已于1866年底死去，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即后来的明治天皇），企图以此来剥夺倒幕派起兵的借口，继续维持其反动的统治。
但是，萨长两藩的倒幕派并未因此而动摇。他们向京都集结兵力，于1867年12月9日（阴历）发动宫廷政变，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并正式成立设有总裁、议定和参与3种官职的新天皇政府。当晚新政府举行会议，决定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交出“兵马之权”和领地、领民。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立即奔赴大阪，纠集幕府军向京都进发，于1868年1月3—4日（阴历）同以萨长为主力的政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发生激战。幕府军失败后，德川喜庆由海上逃归江户。4月（阴历），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被迫开城投降。占领江户后，政府军继续征讨东北地方的叛乱诸藩，于10月初平定了这一地区。第二年3月又出兵北海道，在5月18日（阴历）攻下幕府残余势力固守的军事要塞五棱部。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争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因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三、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1867年12月倒幕派在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时，建立了以天皇（1868年9月改年号为明治）为首的“三职”政府。从1868年4月（阴历）起，又改行“太政官制”，一直到1885年始为内阁制所代替。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显要职务均由亲王、公卿和藩主担任，但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实际负责处理政务的主要是出身于下级武士的倒幕派领袖。他们在中央政府的不断改组中，逐渐排除了官居显位的公卿和藩主。1871年后，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是公卿外，担任参议和省卿（相当于部长）的实权人物，几乎都是萨、长、土、肥4藩的倒幕派领袖。
早在1868年3月（阴历），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便宣布了它的政治纲领——《五条誓文》，其内容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甚至还具有一些军国主义的色彩，但却表明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和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因此，这是一个引导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然而，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仍然是模糊的。于是决定到西方去考察。1871年11月（阴历），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大型使节团赴欧美考察。使节团通过考察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为了日本的独立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改革，并找到一条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归国后，大久保等人于1873年10月掌握了政府实权，建立起所谓“大久保体制”，进一步推进了资产阶级改革。
明治政府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
1869年6月（阴历）新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诱使各藩藩主自动“奉还版籍”于朝廷，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地方官）。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1871年7月（阴历）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免除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一律迁往东京居住；废除藩制，把全国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免知事。这就一举夺得地方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废除封建身分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
在“奉还版籍”时，新政府就废除了公卿、诸侯之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改称为士族和卒（后一部分编入士族，一部分编为平民）。1872年3月，正式确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分制，在幕藩体制下处于被压迫等级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随后，又逐渐剥夺了旧统治等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废除了对平民的各种封建性限制，并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
旧统治等级——武士的特权主要包括：统治权、封建财产特权和垄断军职的特权。在推翻幕府的统治和夺得地方的政权之后，明治政府又废除了一般武士均可对平民“格杀勿论”的特权，从而彻底剥夺了武士等级过去享有的统治权。在幕藩体制下，将军和大名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均享有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的权利，隶属于他们的武士也通过领取俸禄的形式参与了对农民的剥削。这成为新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它便逐渐减少俸禄总额，最后于1876年8月用发给“金禄公债”的方式赎买了武士所享有的这种封建财产特权。武士垄断军职的特权也早在1872年随着征兵制的实行而被剥夺了。这样，武士作为一个特权等级被消灭了。其上层因领取高额的“金禄公债”，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广大的下级武士则沦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3.土地改革
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新政府便着手确定土地所有权。1868年12月（阴历）新政府宣布：“各村地面均应作为农民占有之土地”。1872年2月（阴历）又明令解除幕府颁布的永世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宣布“自今以后，允许四民买卖和私有”。同年7月（阴历），进一步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发给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以土地执照，确认其土地所有权。接着在1873年7月发布“地税改革法令”，规定：取消过去封建贡租按村摊派，由实际耕种者缴纳的办法，改为由持有土地执照的土地所有者交纳；不再以土地收获量作为征收贡租的标准，改为以土地的法定价格为标准；废除贡租按四公六民、五公五民等不同税率征收的规定，新地税的税率一律定为地价的3％。此外，政府还按地税的1/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附加税—村费；将旧税法水田交纳实物，旱田交纳货币或实物的规定改为一律用货币交纳。上述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自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明治政府实行的土地税制也属于近代税制，地税额虽不下于封建时代的贡租，但却成为明治政府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4.殖产兴业
岩仓使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认识到：迅速建立近代大工业是日本的当务之急。大久保利通回国后，立即设立内务省，亲自担任内务卿，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政府利用国家的资金，采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创办了一批官营的“模范工厂”，“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目的是把私人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为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官营企业转让给同它密切勾结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下，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产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得异常迅猛。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近代大工业便首先在这一部门占有了统治地位。

5.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80年代推行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培养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在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于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了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创办机关刊物《明六杂志》，积极宣传改革思想，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启蒙教育。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改历”，“易服”、“剪发”等，以改革中世纪的风俗习惯，提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6.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
明治政府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但它的统治方式却是专制主义的，从而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在日本掀起一场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即自由民权运动。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明治政府于1889年颁布了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第一届帝国议会。虽然人民还享受不到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毕竟确立了有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使统治者在施政时不得不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比之于“朕即国家”的绝对专制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之，通过倒幕维新运动，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使日本由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一、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德川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日本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德川时代，日本农业的发展虽然十分缓慢，但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商业性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的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等城市）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世纪上半期已超过稻米的种植面积。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经营“木棉寄屋”的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商业资本进一步控制生产的形式是“换棉”和“出机”。“换棉”即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出机”是指商人供给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手工工场，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幕末，由包买主直接控制生产从事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经营方式，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陆续在制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如浓尾、泉州地区的棉织业部门，工场手工业已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总的说来幕末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是不高的。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但对现存的旧体制是不满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一些农村的富裕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通过抵押或典当的方式非法占有农民的份地，转化为地主。他们或者雇用工人自营耕作，或者把土地出租给佃农征收封建地租，同幕藩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些被称为“豪农·豪商”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处于幕藩领主封建统治下的广大农民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在德川时代日本共发生2809次农民暴动，幕末农民暴动更加频繁，仅1801—1867年就爆发了1169次，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统治等级的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

在德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幕府禁止土地买卖，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因此，领主阶级不仅不能将他们包容进自己的队伍之中，相反却将其推向反对派的怀抱。就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日本是一个封建的幕藩制国家，它既有作为中央政权的幕府，又在地方保留了由领主 ——大名自行统治的二百几十个藩国。一些藩国的领主，主要是外样大名，对幕府的统治心怀不满。这不仅会导致领主阶级的公开分裂，而且为倒幕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他虽被剥夺了统治大权，但历史的传统使他仍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可以成为革新势力反对幕府统治的有力政治工具。在德川时期，日本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实行的是世袭门阀制。幕府和诸藩的各种官职，均依武士等级身份的高低来分配。“权门武士”把持了政府要职，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则无缘获得较高的职位，对上层武士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幕藩体制和武士等级的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一方面使幕府的统治易于陷入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便于在旧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

在德川时期，全体武士的年均收入为35石，下级武士的收入自然要比这个数字还低得多。从18世纪中期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将军和大名“皆感国用不足”，常采用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对门阀制早已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武士，由于经济地位的急剧恶化而“恨主如仇”。这就使武士等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另外，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则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正是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这就使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一支船队来到日本江卢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同美国友好相处，缔结通商条约。在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答应在1年内给予答复。1854年2月培里再次率船队来到浦贺港。3月幕府被迫在神奈川同培里举行谈判，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英、俄、荷等国也先后援例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和好条约”。1856年8月，美国任命的驻日本总领事来到下田，同幕府进行谈判。他利用英、法在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恫吓，终于迫使幕府于1857年6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年，英、法、俄、美也同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通称“安政五国条约”。西方国家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幕府同意开港通商，还取得如下特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同待遇、认定关税权、建立居留地权等等，使日本的国家主权遭到破坏。从1859年7月起，日本据约正式开港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被迫开国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对革命的爆发起了催化作用。首先，幕府因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胁而被迫开国，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虚弱。开国所带来的严重民族灾难与社会灾难，又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这就使幕府已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其次，开港通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反封建的斗争空前高涨。1863—1868年共发生370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其中仅 1866年便发生141次。由于开国而受到打击的工商业者和下级武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就是以他们为社会基础而形成的。最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随着开国而逐步加深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使一些出身于下级武士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在日本“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为此就必须首先以武力打倒幕府的反动统治。他们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正是他们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

二、倒幕运动

幕府在开国问题上屈辱和无能的表现，引发了早已不满幕府专制统治的强藩大名主要是西南外样大名的反幕活动。他们乘机抬出天皇，围绕缔结通商条约和因将军家定后嗣而引起的继承人问题对幕府施加压力，以图改革幕政、参与中央政权。于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发生了公开的对立。一些主张改革的志士和浪人，也标榜“尊王攘夷”，积极配合强藩大名进行反幕活动。但幕府竭力维护它的专制统治，拒绝实行任何让步。1858年7月，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一意孤行，未经天皇批准便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同意开港贸易。同时他还决定由血统最近的德川庆福继任将军（就任后改名家茂）。接着就在1859年10日（阴历）发动“安政大狱”，逮捕了从事反幕活动的志士百余人，将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等处死。主张幕政改革的一些公卿和大名也受到了处罚。为了替被害者复仇，水户和萨摩两藩的18名志士于1860年3月24日（阴历）在江户的樱田门外刺死了井伊直弼，给予幕府的专制统治以强烈的冲击。“安政大狱”和“樱田门之变”是幕府专制势力同反幕势力之间公开冲突的开端，从此斗争便日趋激化了。

井伊的后继人久世广周和安藤信正为缓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巩固幕府的统治地位，策划将天皇的妹妹嫁给将军家茂，实现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①。强藩大名也接过“公武合体”口号，以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为首，积极推进他们自己的公武合体运动。目的是利用天皇的权威，迫使幕府进行改革，建立以将军为首的雄藩联合政权，使整个幕藩领主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克服所面临的内外危机。但因受到坚决维护幕府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的阻挠，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虽曾在1862年7月和1863年底迫使幕府作出一些让步，但终于还是破产了。

在两种对立的“公武合体”运动交错展开的同时，以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为主体、得到“豪农豪商”支持的尊王攘夷运动也迅速兴起。对领导这一运动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先进分子来说，尊王是借“王政复古”之名，行改革幕府专制制度之实；攘夷则已不是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是为了反对列强的殖民侵略政策，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他们一方面通过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人把孝明天皇争取过来，并利用他的权威迫使将军同意在1863年5月10日（阴历）开始实行攘夷；另一方面又鼓动天皇“亲征攘夷”，企图借机发动政变，举兵讨幕。5月10日傍晚，长州藩的尊攘派率先实行攘夷，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一艘美国商船，随后又炮击了法国和荷兰的军舰。但长州藩很快就遭到美、法两国军舰的报复。1864年9月英、美、法、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再次炮击长州藩的下关（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惨败后宣告投降。

在攘夷遭到失败的同时，尊攘派的反幕活动也受到挫折。孝明天皇虽然是个狂热的攘夷分子，但他不愿使封建秩序遭到破坏，暗中把尊攘派的政变计划告诉了幕府。于是幕府便联合公武合体派大名，于1863年8月18日（阴历）先发制人，用武力把以长州藩下级武士为主力的尊攘派尽行逐出京都，史称“八一八政变”。而早在同年7月，长州藩尊攘派的著名领袖高杉晋作便被藩政府起用，负责守卫下关以防西方列强进行报复。他建立一支由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组成的武装队伍—奇兵队，到1864年已发展到4000余人，在经济上得到豪农豪商的有力支持。此外，长州藩还出现了一些效仿奇兵队而建立的名目繁多的武装队伍，泛称为“诸队”。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加，长州藩的尊攘派产生了急躁冒险的情绪。为了报“八一八政变”之仇，他们不顾高杉晋作的反对，于1864年7月（阴历）向京都发起进攻，在宫门外与幕府军发生激战，结果遭到惨败，史称“禁门之变”。幕府随即联合萨摩藩的公武合体派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尊攘派的势力。长州藩的保守派借机重新掌握了藩政实权，并向幕府谢罪投降。幕府在同尊攘派的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下关战争、“八一八政变”和“禁门之变”中遭到的挫败，使长州藩尊攘派认识到，在与外国武力悬殊的情况下，实行攘夷是轻率无谋的；只有推翻幕府的反动统治，实行“开国进取”的方针，使日本真正富强起来，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为此，必须“联合草莽志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 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倒幕阵线，以实现武力倒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倒幕便取代攘夷成为尊攘派的首要战略目标，尊攘派也就开始转化为倒幕派了。

1864年12月（阴历），高杉晋作等人以藩内最大的商业城市下关为据点，依靠豪农豪商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藩政实权。随后，他们就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开港贸易”的近代化方针指导下，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把长州藩建设成为“割据倒幕”的根据地。这时，萨摩藩的实权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也因岛津久光的公武合体路线失败，转化为倒幕派。这就使萨、长两藩开始接近。因此，当幕府打算再次发动征讨长州的战争时，萨摩藩不但表示拒绝参加“私战”，而且经土佐藩坂本龙马从中斡旋，在1866年1月（阴历）与长州藩结成倒幕的军事联盟。萨长联盟的建立改变了幕府与倒幕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倒幕派开始占据优势。

幕府一意狐行，于1866年6月（阴历）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争。但因萨摩藩拒绝参战，幕府直辖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以及长州藩全体军民的奋勇抵抗，幕府遭到失败。在战争进行期间，德川家茂突然去世，德川庆喜继任将军职。1867年初，他接受法国公使的建议，进行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图重振幕府的权威。与此同时，萨长两藩也在积极进行讨幕战争的准备。英国看到倒幕势力壮大，决定支持他们倒幕，积极出售武器给他们。不久，安艺藩加入讨幕联盟，土佐藩也约定响应，进一步扩大了倒幕阵营。这时，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席卷了包括京都、大阪、横滨、江户等大城市在内的幕府管辖区；幕府的根据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幕府统治势力薄弱的边远地区斗争更加激烈。这一切使幕府统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庆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867年 10月24日（阴历）向朝廷提出辞职报告，将“大政奉还”于天皇（孝明天皇已于1866年底死去，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即后来的明治天皇），企图以此来剥夺倒幕派起兵的借口，继续维持其反动的统治。

但是，萨长两藩的倒幕派并未因此而动摇。他们向京都集结兵力，于1867年12月9日（阴历）发动宫廷政变，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并正式成立设有总裁、议定和参与3种官职的新天皇政府。当晚新政府举行会议，决定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交出“兵马之权”和领地、领民。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立即奔赴大阪，纠集幕府军向京都进发，于1868年1月3—4日（阴历）同以萨长为主力的政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发生激战。幕府军失败后，德川喜庆由海上逃归江户。4月（阴历），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被迫开城投降。占领江户后，政府军继续征讨东北地方的叛乱诸藩，于10月初平定了这一地区。第二年3月又出兵北海道，在5月18日（阴历）攻下幕府残余势力固守的军事要塞五棱部。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争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因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三、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1867年12月倒幕派在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时，建立了以天皇（1868年9月改年号为明治）为首的“三职”政府。从1868年4月（阴历）起，又改行“太政官制”，一直到1885年始为内阁制所代替。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显要职务均由亲王、公卿和藩主担任，但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实际负责处理政务的主要是出身于下级武士的倒幕派领袖。他们在中央政府的不断改组中，逐渐排除了官居显位的公卿和藩主。1871年后，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是公卿外，担任参议和省卿（相当于部长）的实权人物，几乎都是萨、长、土、肥4藩的倒幕派领袖。

早在1868年3月（阴历），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便宣布了它的政治纲领——《五条誓文》，其内容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甚至还具有一些军国主义的色彩，但却表明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和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因此，这是一个引导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然而，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仍然是模糊的。于是决定到西方去考察。1871年11月（阴历），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大型使节团赴欧美考察。使节团通过考察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为了日本的独立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改革，并找到一条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归国后，大久保等人于1873年10月掌握了政府实权，建立起所谓“大久保体制”，进一步推进了资产阶级改革。

明治政府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

1869年6月（阴历）新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诱使各藩藩主自动“奉还版籍”于朝廷，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地方官）。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1871年7月（阴历）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免除全国各藩知事的职务，一律迁往东京居住；废除藩制，把全国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免知事。这就一举夺得地方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废除封建身分制度和取消武士特权

在“奉还版籍”时，新政府就废除了公卿、诸侯之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改称为士族和卒（后一部分编入士族，一部分编为平民）。1872年3月，正式确定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分制，在幕藩体制下处于被压迫等级的农、工、商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随后，又逐渐剥夺了旧统治等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废除了对平民的各种封建性限制，并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

旧统治等级——武士的特权主要包括：统治权、封建财产特权和垄断军职的特权。在推翻幕府的统治和夺得地方的政权之后，明治政府又废除了一般武士均可对平民“格杀勿论”的特权，从而彻底剥夺了武士等级过去享有的统治权。在幕藩体制下，将军和大名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均享有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的权利，隶属于他们的武士也通过领取俸禄的形式参与了对农民的剥削。这成为新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它便逐渐减少俸禄总额，最后于1876年8月用发给“金禄公债”的方式赎买了武士所享有的这种封建财产特权。武士垄断军职的特权也早在1872年随着征兵制的实行而被剥夺了。这样，武士作为一个特权等级被消灭了。其上层因领取高额的“金禄公债”，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广大的下级武士则沦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3.土地改革

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新政府便着手确定土地所有权。1868年12月（阴历）新政府宣布：“各村地面均应作为农民占有之土地”。 1872年2月（阴历）又明令解除幕府颁布的永世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宣布“自今以后，允许四民买卖和私有”。同年7月（阴历），进一步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发给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以土地执照，确认其土地所有权。接着在1873年7月发布“地税改革法令”，规定：取消过去封建贡租按村摊派，由实际耕种者缴纳的办法，改为由持有土地执照的土地所有者交纳；不再以土地收获量作为征收贡租的标准，改为以土地的法定价格为标准；废除贡租按四公六民、五公五民等不同税率征收的规定，新地税的税率一律定为地价的3％。此外，政府还按地税的1/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附加税—村费；将旧税法水田交纳实物，旱田交纳货币或实物的规定改为一律用货币交纳。上述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自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明治政府实行的土地税制也属于近代税制，地税额虽不下于封建时代的贡租，但却成为明治政府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4.殖产兴业

岩仓使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认识到：迅速建立近代大工业是日本的当务之急。大久保利通回国后，立即设立内务省，亲自担任内务卿，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政府利用国家的资金，采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创办了一批官营的“模范工厂”，“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目的是把私人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为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官营企业转让给同它密切勾结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下，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产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得异常迅猛。经过10 年左右的时间，近代大工业便首先在这一部门占有了统治地位。5.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在19世纪70—80年代推行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学、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培养建设资本主义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国家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在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影响下，一些洋学家和思想教育界名流于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了研究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创办机关刊物《明六杂志》，积极宣传改革思想，提倡自由主义、欧化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启蒙教育。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改历”，“易服”、“剪发”等，以改革中世纪的风俗习惯，提倡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6.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

明治政府虽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但它的统治方式却是专制主义的，从而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在日本掀起一场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即自由民权运动。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明治政府于1889年颁布了帝国宪法， 1890年召开了第一届帝国议会。虽然人民还享受不到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毕竟确立了有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使统治者在施政时不得不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比之于“朕即国家”的绝对专制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之，通过倒幕维新运动，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使日本由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