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特别喜欢李世民是什么感觉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争议评价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也是人，人无完人，是人就有错误。贞观后期，唐太宗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636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句丽，这个被某些人认为是错误的举动，但是，就当时形势来看，此征是必要的和需要的。第一，发动战争的责任是高句丽，高句丽悍然进攻唐朝附庸国新罗挑起战端，为了维护权威，唐需要发动战争来保护自己的附属国的利益。第二，战争中，唐军是正义和人性的，这也是保证唐军损失非常小的一个外在条件，在唐军攻占的城池中，均拥护唐军。但是由于为了保持正义性和人性化，导致偏求稳，而使战期拉长。第三，唐军的撤退和后续战争，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胸怀和高超的战略思想，唐军以2000人的损失消灭高句丽数十万人，千古罕见。撤退之时，敌将城墙跪拜，也实属罕见。唐军后期的军事骚扰和政治封锁，使高句丽的实力每况愈下，最终高宗消灭高句丽。
　　还有奢侈现象的明显增加。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这些使唐太宗后期没有前期勤俭.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参与史官所写的起居注当中。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朝政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颇大的历史错误，影响干预了史官的公正性。当然，没有任何完整证据表明太宗大量歪曲历史。同时，不仅仅是太宗，自春秋，看史者何止数百，董狐直笔，陈寿索贿，太史被宫，不要说清朝的文字狱了，另外，许敬宗对李世民并没有好感，这样表明，唐初历史应该具有可信度的。
　　唐太宗在贞观初期不顾大臣魏征和李大亮的劝阻，对归顺的北方游牧民族部落要土地给土地要物资给物资，结果这些部落享受够唐朝的恩惠后胃口反而越来越大，索性就叛乱了。
　　后来唐太宗也自己检讨：“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二十年（646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病，此后一直调养，由此开始服用方士提炼的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现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病情不断恶化。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己巳（二十六）日（7月10日）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

史书中记载，萧氏温婉端庄、聪慧好学、知书达礼、姿色娇媚，年仅九岁时就因为姿色出众，选美入宫。萧皇后因为自身才貌皆佳，深得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宠爱，与自己丈夫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和谐

萧皇后是小说里的大美人，不仅仅人生的十分美丽，而且能歌善舞，擅长抓住男人的心，不仅仅是李世民喜欢萧皇后，更有六位皇帝对萧皇后爱慕有加。

母仪天下，命犯桃花，这是著名的相士，给当时年幼的萧皇后的卦辞，一个漂亮的女人辗转半生，服侍六位帝王，说李世民喜欢她，也不一定，也许只是一个皇帝的收藏品罢了。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争议评价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也是人，人无完人，是人就有错误。贞观后期，唐太宗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636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句丽，这个被某些人认为是错误的举动，但是，就当时形势来看，此征是必要的和需要的。第一，发动战争的责任是高句丽，高句丽悍然进攻唐朝附庸国新罗挑起战端，为了维护权威，唐需要发动战争来保护自己的附属国的利益。第二，战争中，唐军是正义和人性的，这也是保证唐军损失非常小的一个外在条件，在唐军攻占的城池中，均拥护唐军。但是由于为了保持正义性和人性化，导致偏求稳，而使战期拉长。第三，唐军的撤退和后续战争，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胸怀和高超的战略思想，唐军以2000人的损失消灭高句丽数十万人，千古罕见。撤退之时，敌将城墙跪拜，也实属罕见。唐军后期的军事骚扰和政治封锁，使高句丽的实力每况愈下，最终高宗消灭高句丽。
　　还有奢侈现象的明显增加。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这些使唐太宗后期没有前期勤俭.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参与史官所写的起居注当中。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朝政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颇大的历史错误，影响干预了史官的公正性。当然，没有任何完整证据表明太宗大量歪曲历史。同时，不仅仅是太宗，自春秋，看史者何止数百，董狐直笔，陈寿索贿，太史被宫，不要说清朝的文字狱了，另外，许敬宗对李世民并没有好感，这样表明，唐初历史应该具有可信度的。
　　唐太宗在贞观初期不顾大臣魏征和李大亮的劝阻，对归顺的北方游牧民族部落要土地给土地要物资给物资，结果这些部落享受够唐朝的恩惠后胃口反而越来越大，索性就叛乱了。
　　后来唐太宗也自己检讨：“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二十年（646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病，此后一直调养，由此开始服用方士提炼的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现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病情不断恶化。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己巳（二十六）日（7月10日）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

李世民是一代明君，这毋庸置疑，但如果用儒家君子标准来衡量他的话，结果恐怕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1、君子事君忠，事亲孝，事兄悌
这条要求李世民显然不符合。李世民通过政变，用刀剑逼迫父亲李渊退位，将其软禁，这是不忠不孝；与哥哥李建成争储位，并将其射杀于玄武门，这是不悌。

2、君子不党
李世民在秦王府时，网罗了一大批文臣武将（文臣如秦府十八学士，武将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结成死党，共谋夺取储位，显然非君子所为。

3、君子不趁人之危
李世民趁草原部族遭遇天灾人祸、实力大打折扣之际，发动进攻，剿灭颉利可汗，趁人之危，非君子所为。

4、君子应当言行一致
李世民公开嘲笑秦始皇、汉武帝服食仙丹，妄想长生不老，而自己却偷偷服食仙丹，最后竟因此致死，说一套做一套，不是君子应有的表现。

5、君子坦荡荡，不应当背后议论人。
这一点李世民也没做到，史书记载他退朝后曾对长孙皇后说魏征的坏话：“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原因是“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

6、君子应当善始善终
李世民能善始而不能克终，贞观初年他能虚心纳谏、从善如流，而贞观后期则渐渐心骄志满，听不进群臣的意见，并做出一些不光彩的事，如诛杀李君羡。当时民间谣传“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君羡是武安人、官居左武卫将军、镇守玄武门、封爵武连郡公，都跟“武”字相关，小名“五娘子”，又跟“女”字沾边。李世民怀疑他就是那个名应图谶的人，于是找个借口将他杀了。

……

总之，用儒家君子标准来衡量李世民的话，他不忠、不孝、不悌、结党营私、趁人之危、言行不一、背后议人是非、不能善始善终……，显然不是君子，而是小人。
各位怎么看呢？

李世民有两段自我评价很有名。 一段出自贞观九年（635），他说：“自古以来，能够在乱世成就帝业的，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男人，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三十三岁起事。本人十八岁就起兵，二十岁就已经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就当上皇帝了。从武功方面来说，我已经胜过古人。年轻的时候我带兵打仗，没有时间读书。登基以后可以说我是手不释卷，了解了教化的根本，政治的基础。行之数年，天下大治，移风易俗，子孝臣忠，所以说在文治的方面我也超过了古人。从周朝秦朝，周边民族时有入侵。如今周边民族都已经臣服，就是说从怀柔远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这三项成就，我个人的品德哪里配得上呢？既然成就了这样的功业，怎么能不谨慎从事有始有终呢？” 这三方面的自我肯定，实际上也定下了自唐以来对贞观和李世民高度评价的基调。 还有一段是在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说：“古来帝王虽然平定华夏，但不能征服周边民族。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我成就的功业却超越前人，这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你们根据你们各自的理解随便说说看？”虽然启发大家来夸赞皇上，在场的人还是不得要领，李世民只好自己来总结：“我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主要因为五个原因。第一，自古以来帝王多嫉恨那些比自己强的人，而我看到臣下的优点，就像自己也具有这些优点。第二，人的品行、能力，很难兼备，我能舍弃其短处，而取其所长。第三，身为君主的，经常见到贤者就想拉拢为心腹，见到品格较差的就想彻底摒弃，而我则是见到品德优良的就敬重之，见到差一些的就爱怜他们的不幸，这就让贤与不贤，都能各得其所。第四，古来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人士，或公开杀戮，或暗中陷害，没有一个朝代没有这种事。我登基以来，朝廷上站的一个挨一个的都是正直之士，从没有罢黜斥责过一位正直的人。第五，自古都是看重中原人士，而贬低周边民族人士的，而我对各族的爱护是一样的，所以各民族依附我都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有深厚情感。这五条，就是朕成就今日功绩的理由。”说完以后，李世民还看着褚遂良说：“你担任过本朝的史官，你看我总结这五条，还算谈到本质了吧？”褚遂良说：“您的丰功伟业数都数不过来，您只举出这五条，是皇上您太谦虚啦！” 这一段，主要谈了用人的气度和民族政策两大问题。他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确实与他在这两方面的心胸气度有直接关系。李世民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参考更值得继承。这些评价大体也不差，只是本文这里要说的是，他的自我评价有偏高之嫌。 且看贞观年间几起莫名其妙的案子。 案例一，贞观五年（631），有一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叫李好德，胡乱说了些话，因为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有诏书下令彻查。当时司法方面的主管部门是大理寺，大理寺的主管官员张蕴古得出的结论是：李好德有病，证据明确，所以，依据法律，李某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时，有一官员出来说：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正好在相州做一把手。所以，张蕴古的结论有问题，是他们串通一气。当皇帝的最恨臣下结党营私，李世民一听这样的报告，非常愤怒，立即下令将张蕴古处斩。虽然李世民事后照例表示了后悔，但影响比前一案更坏。它直接影响了一个时期里法官判案的态度。有记载说，自从张蕴古一案出来，法律界官员都尽量不减低犯人的量刑和处罚。因为，对有罪者的量刑适当没有给予应有处罚的反倒没有官员的责任，而开脱罪犯的却要受牵连。李世民就此向大理寺主要负责人刘德威咨询：为什么最近法律执行起来比较严格了？刘德威说：责任在皇上啊。君主喜好刑法宽松那么刑法就宽松，君主喜好严刑峻法那么刑法就严峻。按法律规定：犯人有罪而法官没有给予其应有处罚，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三等的处罚；犯人的罪名，法官给予减免处罚而出现失误，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五等的处罚。实际上呢，现在法官没有给犯人定罪的就没啥事，减免刑罚的搞不好自己就是重罪。所以现在有关官员都求自保，遇到案件就很难给犯人减免处罚了，而是争着给予较严重的审判。这就是执法官怕自己受牵连啊。 这段记载说明，一，贞观的死刑案件少，确实是统治者有意为之，是精心设计刻意经营的太平景象。二，说明执法从轻与从重的标准并没有一定之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长官意志官场风气为转移，当然，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案例二，贞观二十年（646）有人控告刑部尚书张亮谋反，证据是，张亮豢养干儿子五百人，还和几个江湖术士交往，说自己的名字和神秘预言相合，于是考虑起兵造反的事。李世民看到是高级官员涉案自然十分重视，派马周调查，结果是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但李世民不这样看，他认为：张亮好端端养这么多嘎巴脆的干儿子干什么？不是想谋反是什么！在朝廷上发动百官来讨论，大家都一致认为张亮谋反属实，应该处斩。只有李道裕一人坚持认为此案张亮谋反的证据不充分。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到狱中和张亮诀别，然后处死张亮。过了一年，刑部二把手的职位空缺，命令宰相提出参考人选，拟的几人，李世民都不满意，后来他想起来李道裕了，理由是：他当年说张亮的案子没有明确的谋反证据，说的很准确也很得体。当时朕没有听从他的话，事后感觉很后悔。这时他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但为时已晚。 李世民并非不犯错误的超越时代超越时空的超人，虽然不能避免旧时帝王任意操纵权力和司法的毛病，不可能对正直之士“未尝黜责一人”。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帝王，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会反省自己的言行，承认自己的过失，对以往的错误予以纠正；个人的情绪言行，则尽量有所克制。他没有简单掩盖或抹杀自己的过失，而是公开表示悔意，在帝王当中，这样的心胸也属于难得了。 这些记载，也是李世民自我评价的一个侧面，值得我们注意。同时，这也是贞观之治能够名留青史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