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南方割据政权为什么不选择定都在荆襄而是多为建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第一个大分裂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的分裂长达400年（189年—589年）。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地区莫过于荆州地区。在秦汉时代，得关中者得天下；在魏晋南北朝，得荆州者得天下。魏晋南北朝的荆州都是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就从荆州的地理位置来解析这400年中的荆州问题。

在秦汉之前，荆州一带还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东汉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由于铁犁牛耕技术在南方的推广，南方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根据相关的资料得出，东汉时期益州人口达到了700多万，荆州也达到了620多万，扬州达到了430多万，交州达到了200多万，也就是南方的户籍人口大约有2000万，是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南方人口的增加，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这给南北势力的平衡奠定了基础，为南北对峙奠定了条件。而“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可以说是当时的全国的地理、交通中心。这里沟通长江的上游和下游，连接南方和北方，今天的湖北依然被称为“九省通衢”，可以看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在南北对峙的时代，长江成为了天然的防线。长江下游一带，江面宽广，难以逾越，是为天堑。因此，北方王朝想要攻击南方，必定先要占据上游，顺江而下直捣建康。南方王朝自然也知道上游的重要性，因而在荆州驻扎重兵。对于北方来说，拿下荆州就是统一的必要步骤；对于南方来说，拥有荆州，就是建立稳固防线的不可或缺的一步。

从东汉末年开始，各大势力对荆州的争夺可以说是最激烈的。诸葛亮的《隆中对》就给刘备提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208年，曹操发动赤壁之战，其目的就是占据荆州，进而统一全国。赤壁之战失败后，东吴为了拿下荆州不惜违背盟约，对关羽动刀。对于曹魏来说，荆州是统一天下的关键；对于蜀汉来说，荆州是图谋中原的跳板；对于东吴来说，荆州就是生死国防线。

三国对荆州的争夺，开启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荆州问题。尤其是在东南地区出现偏安政权后，对荆州的争夺就更加惨烈。顾祖禹谈到荆州的战重要略意义时说道：“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

对于偏安南方王朝来说，江南一带东朝大海，北依长江，无疑是最安全的。因而，一般南方王朝都选择定都南京或者杭州。而荆州一带虽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是却是四战之地，其安全性难以保障。但是荆州是抵御北方南下的首要防线，因而每一个南方朝代都会在荆州驻扎重兵，这也就导致荆州的将领权势过大，反过来威胁中央。于是，荆州和扬州的矛盾不可避免。

建立东吴的孙权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220年，孙权迁都武昌，直接坐镇前线抗衡曹魏。我们不得不佩服孙权的勇气。定都武昌，形成“天子守国门”的格局，那么就能够解决地方兵权过重的问题，同时能够有重兵应对北方随时卷土而来的骑兵。但是东吴的世家大族不愿意将首都暴露于强敌之下，于是东吴之都只能迁回到江南的温柔乡了。

东晋建立后，同样在荆州驻扎重兵。东晋王朝是世家大族和司马氏皇权共治，世家大族中尤其以王氏最为显赫，其中的王导辅佐朝政，王敦坐镇荆州，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为了限制荆州王敦的权势，司马睿逐渐任用戴渊、周嵩、刘隗、刁协等人。322年，王敦就利用大族对东晋发奴为兵的不满情绪，以诛除刘隗、刁协为借口，在武昌起兵叛乱，史称“王敦之乱”。这场叛乱最终以王敦病死而很快结束，但是却拉开了东晋荆扬之争的序幕。

王敦去世后，陶侃坐镇荆楚，都督八州，史称其“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就在王敦之乱后不久，东晋就爆发了苏峻之乱，多亏了陶侃出兵才平定叛乱。陶侃去世后，又是庾亮坐镇武昌，他也是“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庾亮去世后，又是庾翼继承。345年，庾翼去世，东晋认为桓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上游事权集中于桓温一人之身。

五代十国时期在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一称谓出自《新五代史》，五代十国是对五代和十国的合称。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前蜀，后蜀，南唐，南吴，吴越，闽，楚，南平，南汉，北汉十个割据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割据政权很少，为何割据政权都出自于南方呢？

总体来说，这是由人口经济促成的政治结构决定的。唐朝以前，南方的开发还不是太多，中唐时期人口南迁，极大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这就为南方割据提供了有利的土壤。晚唐时期节度使彼此对抗，这样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就与政治相结合，这样的经济结构有利于政治格局的变化，为割据势力提供了物质支持。

在我国，人口地理对于政治组织有很大影响，在当时南方地区土地辽阔，人口稀密，这就使得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很难展开，这样的环境下，各地就会寻求同盟，谋求共同的发展空间。中唐之后，人口的大量南迁，加快了经济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一种现象：人口多的地方，密集度高的地方都形成了自己的政权。

四川、尤其是成都平原形成了前后蜀。长江下游，扬州成为了杨吴的中心。而隔壁的杭州，则形成了吴越政权。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有两个政权长期对立，其实也反映初当地较高的经济水平。湖南江西一带，产生过许多割据政权，后来为马楚、南唐兼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赣江到长江下游一带形成了一个水路交通网。沿江地带人口密，这一赣江-长江下游经济区，基本构成了南唐的版图。

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际上就是军阀割据。五代十国之前是唐朝。唐朝的藩镇势力比较大，藩镇的军政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权力可以世袭。他们不听中央政权指挥，俨然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其实就是府兵制的瓦解，唐朝中期采用的募兵制，导致了中央政权对边镇的控制能力降低，加之政权腐败导致了藩镇割据的形成。而黄巢起义大大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进一步打击了中央政权和地方大门阀势力，这样就有一批新兴军阀的随之登上历史舞台。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久而久之就成为割据政权。

在当时黄河流域仍然是经济的中心。北方的割据政权仍然具有很大的势力，当时北方政权由于各种原因走马换灯式的更迭，北方政局动荡，导致北方政权无力南下，这就给了南方割据势力很大的生存空间，南方割据势力于是就变成一个个割据政权。

五代各朝虽然掌控中原与关中地区（除后梁未控制关中），但是没有像唐朝一样成为所有藩镇认可的共主，主要势力范围也不出华北地区，只能说是一个藩镇型的朝廷。各地藩镇在唐朝灭亡后，初期有些政权依旧使用唐朝年号割据一方，有的奉五代为正朔，其他则是保境固守或称帝争天下。不管他们的外交策略是什么，这些藩镇都已经独立自主，其中十个同时或相继存在的具代表性的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家称为十国。

南方政权的存在也是有其原因的，北方政权无力南下，南方政权各自割据，于是就形成了南方分裂的局面。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请订阅“源稚生”。本文系作者原创，不尽之处请指正，希望大家多多评论和点赞。

南京是“六朝古都”，我国封建历史上的两段乱世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都有封建割据政权建都于此。而且明初还把南京作为首都一段时间。

但是南北朝和南宋的政治格局不同，而且两朝皇帝也不同。

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我国版权内同时存在多个政权，更多时候不是你想定都在哪，而是你只能定都在哪。此外定都南京能更好的起到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监视钳制作用，这也是南北朝历代开国君主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作用。

而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偏安一隅，享福玩乐。首先南京离金人太近，而且就在长江下游，在南宋统治范围的偏北部边境，金人哪天不高兴了来宋朝抢劫皇帝就得担惊受怕抓了自己。临安城（现在的杭州）就不一样了，气候和南京一样温软养人不说。从北宋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南宋已经发展得很明显，两浙地区富得流油，娱乐游玩设施一应俱全。而且相比南京离金人很远，不用担心金人抢劫到自己头上来。

说白了赵构就没打算跟金人死磕到底夺回自己家的领土，他就只想躲在个好地方好好想一辈子福罢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数个偏安江南的政权，比如东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南宋等等。而这些偏安江南的政权几乎全都定都于今天的南京，因此南京也就有了“六朝古都”、“六朝金粉”、“十朝都会”等美誉。

但是在这些偏安江南的政权中，只有南宋没有定都于南京，而是把都城设在了临安（杭州）。杭州如今能够位列“六大古都”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南宋。那么都是偏安江南的割据政权，为什么南宋不把都城放在南京而是设在杭州呢？

首先，建炎三年（1129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都城为如今的南京，后来才迁到了临安（杭州）。在整个南宋时期，名义上的正式都城为汴梁（开封），名义上的临时都城为南京（南宋称东都、后改为留都），实际都城为杭州。

其次，南宋是在与北方金朝激烈交战的历史大背景下建立的。金军曾几次突破长江天堑进入江南，宋高宗赵构是靠逃到海上才避免被俘。相比较靠近内陆的南京，杭州则拥有靠近海港的便利条件，有利于南宋皇帝随时从海上逃跑。

第三，南宋与金朝在经过几次交战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以淮河为界的格局。而与南京相比，杭州到淮河的距离更远，自然也就更安全。南宋时期，主战派一直要求朝廷要定都于建康（南京），也是因为距离宋金边界较近，有利于北伐。

最后，由于失去了北方和移民导致的人口激增，因此南宋实行重视商业、特别是重视海运贸易的国策。自从大运河修通之后，杭州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河运与海运的交汇点，经济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这也是南宋定都于杭州的主要原因之一。

纵观整部中国史，我们就会发现，古代对于首都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

而且，以北方城市居多。

不知道为什么，定都在南方的王朝总是短命。而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代，都城的选择也不外乎就是这三个地方：河南，陕西，北京。

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我国最早的人类主要聚集在黄河流域一带，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此在夏商时期，都城的选择通常都在黄河支流附近。比如商朝的殷位于黄河的支流洹水之滨。西周的镐京，地处沣水和渭水的交汇之处。这里是关中平原中央，是关中平原最为开阔的地带，享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可以与诸侯国进行便利的经济文化往来。

到了汉唐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逐渐形成了“东西二京”的格局。《千字文》里就有这么两句：“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背邙面洛，浮渭据泾。”描述的就是长安和洛阳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华夏最主要的两座都城，就是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前者是西汉的首都，后者是东汉的首都，两地相距不远。“背邙面洛”描述的是洛阳，洛阳城背靠北邙山，南面是洛水。“浮渭据泾”说的是西京长安，左面有渭水，右面有泾河。可见，汉唐时选择都城主要看的还是周围地理环境，有山有水为佳。

其后的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中华大地呈现割据的混乱局面。严格来说宋不能算做一个独立的朝代，尤其南宋，大半领土都被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据。因为形势比较复杂，这段时期国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为经济重心所在。南方由于经济地位上升，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开封靠近江淮，也便于控制作为国家经济重心所在且容易闹分裂的南方地区。

南宋虽然名义上的都城还是汴梁，实际上的都城却是杭州，偏安一隅之下，致使宋后期对于游牧民族的打击毫无还手之力。

元朝之后，北京终于成为了全国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北京位于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接洽处，先天具有优良的地理环境优势。其后的明朝先是定都南京，后来迁到北京，主要原因还是北方是整个国家最难防守的区域，为了威慑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骚扰。如果定都南方，可能导致朝廷对于边境地区掌控力不足，相对来说更加危险，也因此，定都南方的王朝都比较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