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统治者重农抑商，为何现在不实行重工抑商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仅不如经营土地那样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其实，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封闭式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中华民族的主体从远古开始便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大约在6000年前左右已逐渐摆脱狩猎和采集经济，进入以种植经济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这块大陆，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在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夕，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还知之甚少。在这样的环境中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经济，这是认识中国由氏族社会发展成国家的基点。”（摘自王立民主编《中国法制史》）显然，这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环境迥异。对于中国的王朝统治者而言，只需“重农”便可使国民丰衣足食，确保国家财税收入，政权稳固，何乐而不为？

虽然明清的时候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明清的统治者有调整生产关系，鼓励生产，所以使得手工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1、边疆地区获得开发，经济发展速度快。2、适应商品化趋势，农业生产结果发生变化。所以商业上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他们统治者需要的是没有实力的自耕农，每人有一小块地，能温饱，但是没有力量反抗官府。商人就不一样了，大商人是能够对抗官府的。

准确一点讲，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贯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封建社会里，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农业没搞好，例如由于水利年久失修，遇到旱涝，发生大规模饥荒，必然会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直接威胁到封建主的统治。
（2）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税（赋税），兵源主要来自农民。可是要征到赋税，要使军队有稳定的来源，有一个前提：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如果允许他们弃农经商，封建国家也会陷入财政、政治、军事危机之中。
(3)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在中国，由于封建政治制度的特点与西欧不同，一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因为分散生产和生活的小农最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皇权的保护，也就是说，中国过去的农民最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为了让小农支持皇权，中国的许多“圣明君主”尤其开国皇帝就不能不十分重视农业，采取各种“重农抑商”的措施，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以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4）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最好管理，经商的商人不但流动性大，而且“奸刁”者多，让封建统治者头疼。
我想，主要就是这些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归根到底，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应该主要从经济，同时也从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
西欧国家有所不同，它们封建社会的早中期虽也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主也必然要重视农业。但一则商业不但远不像中国繁荣，可以说几乎压根儿就没有商业和城市；二则整个西欧封建社会早中期都处在封建割据状态，所以并未、也不必要特别提出什么“重农抑商”政策。相反地，到了16－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的许多封建君主为了打破封建割据，加强王权，竟然在政治上与新兴的市民阶层（资产阶级的前身）结成联盟来一起反对地方封建主；在经济上则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但不“抑商”，反而大力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一、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评析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评析：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

　重农可以理解，但抑商还是令人费解。 古代的解释是商业发达对农业发展有危害，理由似乎不充分；但古人是怎么推出这个判断呢？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 重农抑商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和理财家提出的关于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财政经济政策思想。又称“重本抑末”。 农业提供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条件下，它是人们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又是统治者剥削剩余产品的主要来源 因此重农或重本，是古代世界各国所普遍遵循的一项经济原则。在中国，重农更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中国古代帝王多以重农标榜自己的贤圣；自春秋以来，儒家、道家、法家各学派在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方面也往往并无多大分歧。如孟子劝说梁惠王“不违农时”，但却斥商人是“贱丈夫”；李悝辅佐魏国所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和“禁技巧”，即发展农业，抑止手工业；商鞅变法，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从事工商而贫者，则沦为奴隶；荀况认为“工商众则国贫”；韩非则首称农为“本”，工商为“末”，把工商之民视为社会一害，称作“五蠹”之一。重本轻末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在封建社会前期，重农抑商思想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逐步被商品经济所取代，到了明清之际，重农抑商思想已经开始被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和郑观应的“以商立国”思想所扬弃。

农业是根本，商业不生产东西，都去经商钻营了，谁种地谁生产？商人重利忘义，投机钻营，惹人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