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社会矛盾有多严重

（焦头烂额的皇帝）

1、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失地流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明朝一开始对土地问题比较重视，朱元璋时期也进行过几次针对兼并土地行为的打击。为了防止功臣勋贵们强占土地，朱元璋还制定了九条法律，严禁侵占农民的田地。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规定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

（明朝农民）

直接破坏朱元璋规定的，正是他的皇子皇孙们。朱元璋在世时，全国的田地总量是八百五十万顷，可是到了明末万历时期，只剩下三百万顷；天启末年，更是只有一百多万顷。这些田地到哪里去了？正是被以皇族为首的贵族集团强占了。明朝初期，皇室的土地只有区区二万顷，到了正德时期，这个数字变成五万三千顷。正是皇子皇孙们带头，官僚地主纷纷效仿。到了明末，连富庶的江南都是“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何况其他地区！土地兼并使得大量的农民的田地被强买强占，无数农民无地耕种，成为流民。

2、不断加税，农民负担沉重

明朝后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军费大幅增长。为了保证庞大的皇族和官吏队伍，以及军队的军饷，只得加派赋税。从万历时起，税赋年年增长，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可是这些钱还远远不能满足军费的需要。崇祯末年，国家一年的军费需要二千万两，财政几近崩溃。从万历四十八年到崇祯十年短短二十年间，赋税增加了六倍。农民每亩田收入不过七八十钱，需要交纳的赋税居然达到百钱以上。这种负担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在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皇室和贵族官僚仍然日益挥霍。明神宗修定陵，用了八百余万两；为他的皇子册封、娶亲，用银九百三十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农民负担不起，就把目光瞄准城市的工商业者。从万历时起，明朝派大批宦官到各地开矿征税，使得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扼杀在摇篮里。这些大监强立名目，横征暴敛，激起了城市居民的反抗。那些城市手工业的工人、商人和城市贫民纷纷站起来，开展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

3、朝政黑暗，党派林立，争权夺利

明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体制非常突出的朝代，整个明朝都是一个政治集权空前强大的朝代。特别是到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历史关头，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的社会状态是纲纪堕落，法纪松驰，宦官专权，官员腐败，国库空虚，土地兼并，外敌环伺，内政不稳，倭寇在海，饥民在内，烽火遍地，民不聊生。

这些社会矛盾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失地流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明朝一开始对土地问题比较重视，朱元璋时期也进行过几次针对兼并土地行为的打击。为了防止功臣勋贵们强占土地，朱元璋还制定了九条法律，严禁侵占农民的田地。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规定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

直接破坏朱元璋规定的，正是他的皇子皇孙们。朱元璋在世时，全国的田地总量是八百五十万顷，可是到了明末万历时期，只剩下三百万顷；天启末年，更是只有一百多万顷。这些田地到哪里去了？正是被以皇族为首的贵族集团强占了。明朝初期，皇室的土地只有区区二万顷，到了正德时期，这个数字变成五万三千顷。正是皇子皇孙们带头，官僚地主纷纷效仿。到了明末，连富庶的江南都是“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何况其他地区！土地兼并使得大量的农民的田地被强买强占，无数农民无地耕种，成为流民。

2、不断加税，农民负担沉重

明朝后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军费大幅增长。为了保证庞大的皇族和官吏队伍，以及军队的军饷，只得加派赋税。从万历时起，税赋年年增长，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可是这些钱还远远不能满足军费的需要。崇祯末年，国家一年的军费需要二千万两，财政几近崩溃。从万历四十八年到崇祯十年短短二十年间，赋税增加了六倍。农民每亩田收入不过七八十钱，需要交纳的赋税居然达到百钱以上。这种负担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在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皇室和贵族官僚仍然日益挥霍。明神宗修定陵，用了八百余万两；为他的皇子册封、娶亲，用银九百三十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农民负担不起，就把目光瞄准城市的工商业者。从万历时起，明朝派大批宦官到各地开矿征税，使得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扼杀在摇篮里。这些大监强立名目，横征暴敛，激起了城市居民的反抗。那些城市手工业的工人、商人和城市贫民纷纷站起来，开展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

3、朝政黑暗，党派林立，争权夺利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成果被一票否决，而万历皇帝没有了管得住的大臣，三十多年不上朝，朝政荒怠。到了万历后期，朝廷官员空缺极多，很多政府日常工作无人办理。一些儒士文人联合朝中大臣反对宦官专政，形成了士人的“东林党”，与朝中依附在宦官门下的“阉党”势同水火，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这种斗争虽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严重的内耗耗尽了明朝的政治力量，官员们或不问政务，或矫枉过正，有一些是纯粹为了斗争而斗争，很少有人关心国计民生。

4、军队纪律败坏，扰民害民

由于朝廷没钱，军队领不到军饷，官兵便四处扰民。大将左良玉拥兵八十万，其中一半几近强盗，只会打家劫舍，战斗力极低。其他的官军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多官军杀良冒功，抢掠妇女，甚至形成老百姓“不苦闯逆，苦兵也”的奇怪状况。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感人。万历四十七年，十万明军与满人在萨尔浒大战，五天内便大溃而逃，使得东北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对后金的几次大战中，明军总是败多胜少，尤其是大凌河之战和松山战役的失败，使得明朝已无力对抗后金。而明朝统治者重文轻武，虽然也出现了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等军事人才，但始终得不到多疑的崇祯的信任，或被杀，或被黜，自毁长城。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是一个急功近利、反复无常的皇帝。他生性多疑，刻薄寡恩，刚愎自用，用人不明，只知道将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对于手下的大臣，动辄杀害。另外他又死要面子，不肯用计策拖住后金，处理好国内矛盾和问题，造成最后局面的不可收拾。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明末，社会矛盾继续加深，土地空前集中。神宗时，皇室的庄田达两万一千多顷，其中一部分已扩张到江南。神宗之弟潞王朱翊谬在湖广等地占田四万顷。神宗子福王朱常洵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两万顷，三女占田共七千五百顷，以后桂、惠二王又占田一万顷。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等省王庄密布。地主官绅也争相置产，这些人对田土的侵夺，比王庄、皇庄尤剧。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六七百顷，多者千余顷。在土地肥沃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已达到“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的程度。在拥有水利灌溉的成都平原地区，十分之七的土地是王公占田。在封建地主阶级兼并土地过程中，大量劳动人民沦为贵族、地主的佃农、雇工和奴仆。王公、勋戚向佃农征收高额银租，每亩地收租银三分、五分，甚至一钱。桂惠二王年收租银至三万两，福王每年收租银达四万六千余两。一般地主豪绅则主要征收实物租，江南一亩之收，多则三石，少者不过一石，私租却重至一石二三斗至两石。除正租外，还有各种附加租额和从地主那里转嫁来的差役、赋税和高利盘剥。

贵族、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也很严重。河南等地的佃农不仅须无条件地替地主服各种杂役，而且未经地主给假不得自由行动。豪绅地主和王府亲随在各地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无所不为。沦为长工和奴婢的农民，无论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都没有自由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