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祖先崇拜只在中国文化（及其后代文化）中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仍然或曾经在日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中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拥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狭义地说，它是汉族的文字；广义地言，它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

汉字是汉语书写的最基本单元，其使用最晚始于商代，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诸般书体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整理小篆，“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尽管汉语方言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了方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

三千余年来，汉字的书写方式变化不大，使得后人得以阅读古文而不生窒碍。但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东亚之后，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其中，放弃使用汉字是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运动的立论以为：跟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是繁琐笨拙的。许多使用汉字国家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字简化，甚至还有完全拼音化的尝试。日文假名的拉丁转写方案以及汉语多种拼音方案的出现都是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大陆将汉字笔划参考行书草书加以省简，于1956年1月28日审订通过《简化字总表》，在中国及新加坡使用至今。台湾则一直使用繁体中文。

目前在使用汉语的地区，大都使用两种规范汉字，分别是繁体中文（繁体字）和简体中文（简体字）。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东南亚文化圈形成的内在纽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诗词、对联等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

一个汉字一般具有多种含义，也具有很强的组词能力，且很多汉字可独立成词。这导致了汉字极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盖98%以上的书面表达方式。加之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性，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汉字具备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来，同样内容的中文表达比其他任何字母语言的文字都短。

目前的汉字体系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前者用于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中，后者用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通常说来，两种汉字书写系统虽然有差异，常用汉字的个体差异不到25％。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时间，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有“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计算机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

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在继续进行。

造字原理

六书是汉字组字的基本原理，在周礼中就有提到了六书，只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这个汉字构造原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这种造字法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描绘出来，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也。如日、月、山、水等四个字，最早就是描绘日、月、山、水之图案，后来逐渐演化变成现在的造型。
指事：这是指表现抽象事情的方法，所谓“各指其事以为之”是也。如卜在其上写作“上”，人在其下写作“下”。

形声：此乃文字内以特定形状（字根）表特有的音。例如：胡，这个字也可为一个字根，结合不同的属性字根，可合成为：蝴、蝴、湖、葫、瑚、醐等等，而以同样的发音(也有的只有声母一样)，表达不同的事物。但形声字，也因古今语言音韵变迁，不少古代同类形声字在今天的官话已无共同音素了。

会意：这个造字法，是将两个字根组合起来，使衍生出新的含意。如“日”和“月”组起来，就是日光加月光变成“明”。“人”字和“言”字合成“信”字，意思就是人过去所言；有信，就是这个人都很遵守自己说过的话。

[ url]转注：这是用于两个字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汉代许慎解释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怎么说呢？此二字，古时“考”可作“长寿”讲，“老”、“考”相通，意义一致，即所谓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诗经的《大雅•棫朴》亦云：“周王寿考。”。苏轼的《屈原塔诗》也有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一语。其中的““考”皆“老”意，特别注意的是，后代的文字学家针对许慎的前述的定义也作了大量的解释。其中包括“形转说、声转说、义转说”三类，只是这三种说法有人认为不够全面，当代古文字家林沄先生也有解释说“转注”就是一个形体（字根）记录两个读音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例如“帚和妇”与甲骨文中的“母和女”等等。

假借：这法简言之，借用一字，去表达别的事物。一般来说，是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例如：“又”，本来是指右手（最早可见于甲骨文），但后来被假借当作“也是”的意思。闻，本意是用耳朵听东西的意思。例如《大学‧第七章》中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但后来被假借成嗅觉的动词(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错用)。

总结以上六书，前两项，“造字法”也；中两项，“组字法”也；后两项，“用字法”也。这六个原理，是古代文字学学者归纳出来的字学理论。其所含汉字构成法则，是长期演化而成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独创的。

汉字的结构

汉字由一个或以上的字根以二维方式（欧语系是一维文字）在特定的空间、配置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因此有方块字的别称，从结构上来看，汉字有以下特色：

单一字内就有很高的信息密度，在表达同样的事物时，可比表音文字用更短的篇幅表达同样的讯息，所以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
一个汉字乃由四百多个表意象形字母为基本字根，如金、木、水、火、土等，像积木一样组合而成。
一个未知文字的含意，可拆字，从组成字根以及空间的配置推断出其字义。当时代演进出现新事物难以词的方式来表达时，也能以字根组合原则，合成出新字来用，例如中文的铀字，就是近代为了表现一种新发现的化学元素而新造的字。
汉字组成的字根空间配置对字义有影响：如同样是“心跟亡”的合体，左右排是“忙”，上下排是“忘”，排列不同，导致不同含义；文字右边有“乂”这个字的部件，这表示右手（手的左偏旁表示左手）持某物对左边字根作某事（金文、甲骨文考古的发现），如果右手上面拿东西就变成“攵”，有这个字根的，几乎都是攻击性或是用暴力达成某件事，例如攻、败、敲、收、散、政、牧、敕等等。

字形（汉字书法）

“国”这个字的笔画汉字有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即有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汉字的字形不一样。

规整的字体（如楷书、宋体、隶书、篆书等）书写下的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每个字占据同样的空间。汉字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不能分割，如“文”、“中”等；合体字由基础部件组合构成，占了汉字的90%以上。合体字的常见组合方式有：上下结构，如“笑”、“尖”；左右结构，如“词”、“科”；半包围结构，如“同”、“趋”；全包围结构，如“团”、“回”；复合结构，如“赢”、“斑”等。汉字的基础部件包括独体字、偏旁部首和其他不成字部件。

汉字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笔画。

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出现的先后次序，即“笔顺”，是比较固定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不同书写体汉字的笔顺可能有所差异。

读音

汉字是多种方言的共同书写体系，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中国大陆现今以普通话作为标准读音，普通话的音节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由于汉字数目庞大，因而有明显的同音字现象；同时还有同一字多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这一情况在各种汉语中是普遍存在的。

汉字虽然以表意为主，但并非没有表音成分，最常见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来词的音译，比如沙发。此外，还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词，如（一命）“呜呼”、“哈哈”大笑等。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表意成分，特别是该国国内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国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底线，比如“Bush”绝不能音译成“不死”。

由于汉字本身不表音，自汉朝到20世纪汉字在数量上、写法上虽有变迁，但无法看出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汉朝之前，一个汉字发音为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类似今日的韩、日语。详见上古汉语。

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原因来自中国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发音。

在朝鲜语中则大致为一字一音，没有训读。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汉字使用国也有使用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里”（海里）、“嗧”（加仑）、“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使用，台湾仍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注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袜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俗称ㄅㄆㄇㄈ）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教学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国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义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páng”，后者为“lóng”。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

汉字与词语

汉字是汉文组成的最小单位。

语素是汉文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的“词汇”和“词组”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语素，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I”。现经白话文大多数词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语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语素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

词语包括语素和若干个语素形成的短语。

汉字的高效率，体现在几百个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物的上万汉字；几千个常用字，又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准确掌握这数十万词语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成了一种负担。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显得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由于大多数汉字构词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仅就词汇而言，其学习难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掌握同样数量外文词汇的记忆强度则要大得多。

而从古文的角度来看，用字本义，比起五四白话文运动以降过度依赖词语，会来的精确且有效率，例如朱邦复先生就提畅精确使用汉字的复古作为。

汉字的数量：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日常所使用的汉字约为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时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自然消亡或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是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的，共收录9353字。其后，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此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

另外有些字典收字也较多，如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日本的《大汉和字典》收字48902个，另有附录1062个；台湾的《中文大字典》收字49905个；《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个。20世纪已出版的字数最多的是《中华字海》，收字85000个。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目前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的国家标准CNS11643，目前（4.0）共收录可考证之繁简、日、韩语汉字共76,067个，但并不普及，只有在户政系统等少数环境使用。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简体、繁体及日语、韩语汉字20912个，而早期的GB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而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02个，另有两个扩展区，总数亦高达七万多字。

初期的汉字系统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学习的困难，单一汉字能表示的意义有限，于是有许多单一的汉语意义是用汉语词语表示，例如常见的双字词。目前汉语书写的发展多朝向造新词而非造新字。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道德，源自易经、道德经的自然人生感悟，以及数千年来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当然还包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与人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进行斗争所产生的“谋略思想”。

儒家剑法一出！
天下谁敢争锋！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东方不败！
千秋万代！
南无阿密陀佛。。。

源于新时期时代 形成于周代 完善于汉代 融汇于南北朝 兴盛于唐宋元明清至今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壮强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
（一）基本特征：蒙昧时代
这是中国文化的史前期，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二）主要情况
1.中国人种及文化独立起源。大量考古发现有力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南来、东来诸说这类论断。我国境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考古遗址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间，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人种（蒙古人种）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未发现西方人种的参入，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中国文明西源论缺乏人类学依据。也就是说，中国石器时代文化是在相对单一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续稳定的独立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2.农业起源的中心奠定了农业文化的基石。经历了一百多万年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栽培和家畜驯养。中国无疑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包括稻作和旱作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方式，奠定了有别于游牧方式的农耕文化的基石，由此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的许多实质性特点。
3.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中国前文明期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极多、分布极广，恰似“满天星斗”，它预示着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然而其主体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南北不远的范围内，这与文献传说大致相符，华夏（河洛）、东夷（海岱）和苗蛮（江汉）三大先民集团，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就得到了部分的证明。
二、雏形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
（一）基本特征：文明奠基，元典创制
像世界其他地区独自生成的文明系统一样，此一阶段已经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构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达两千多奶奶许多特征在此阶段已初步显现。尽管这一时期华夏组的宏大空间（“中国”）还很有限，尚没有对南北四方产生足够的作用力，但中国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等都对后世影响甚巨。
（二）主要情况
1.文明初兴。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我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文字、青铜器、宫殿、祭坛等，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文明阶段，这与文献所载古史系统中的夏代相当，目前在豫西、晋西南进行的考古发掘正在揭开童年时期（夏代）中国早期文明的面纱。
2.青铜文化独具特色。中国青铜时代的诸特点，如铜锡合金、块范铸法、有特征性的器物类型及其组合，这些都与西方文明有所不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优先用作礼器，以象征王权和等级秩序，其次用作兵器，以投入战争维护政权，而不像其他文明中那样主要用做生产工具。
3.天、地、人三大祭祀发达。尤其是祖先崇拜特别发达，这与早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互为因果，并孕育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征，如慎终追远、重史立言等。
4.中国文化第一次转折。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私有经济迅速发展，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宗法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学在官府”发展到“学在私门”，“士”阶层兴起，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学术枝蘖，各门学科逐渐走上独立分化之路，，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医学、数学、农艺、军事学、天文学等，各领域都吸收然后扬弃了宗周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变革的新时代相表里，达到空前繁荣的水平。这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元典时代”）。
5.元典创制。这一时期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中华元典，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坚理念。人文精神、天道自然的宇宙生成论、忧患意识等，以及阴阳、道器、有无、理气等范畴，在诸子辩难、百家争鸣中已张扬开来，为后世中国文化的观念层面垂范作则，建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三、定型期：秦汉
（一）基本特征：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和文化模式基本定型
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后220年的这四个多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如果向前追溯，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溯源至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其时所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已经寓合着政治的大一统和文化的大一统。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以及所有的内外事务上都表现出强劲态势，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得到辉煌的迸发，并显示出帝国文化的外拓气象。这是“古代帝国的完成期”、“古代中国文化的总归结时代”，它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
（二）主要情况
1.中国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固定下来。如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厘定，以及教育模式、户籍控制、官吏考试方式和经学、史学体系的格局大定，形成中国独具的特色，并在帝国内部有效实施。汉族的形成也在此一时期，汉语、汉字、汉方等沿用至今的文化成果，都在秦汉时代基本定格。
2.儒家文化开始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在经过秦朝至汉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体制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发端于元典时代而又汲纳了道、法诸家的儒家文化。在汉代统治集团倡导的“独尊”氛围下，儒家文化被经学化和官学化，“经学”成为至尊之学，两千年来规范着全民的视听言动。而在统治集团的实际运作中，却儒法兼采、王霸并用，这也成为后代专制集权统治的一般方略；士大夫间流行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下层社会则辅之以潜行着的种种民间宗教。
3.中央集权政体、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形成并固定下来。这一模式对后来两千年的改朝换代和文化传承影响甚巨。这种模式是，在一个朝代内部，帝王按严格的宗法制度世袭转让；但当一个王朝腐朽不堪维系，则有雄强者借势取而代之，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皇帝轮流做”的局面。农民战争或豪强夺权导致的改朝换代反复重演。正因为帝王世袭并不绝对可靠，于是统治者更加重视王权的神化和圣化，后代的专职理论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改朝换代并没有引起文化中绝，尽管后继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但总是自觉认同前代并实现文化接力，秦汉之际、两汉之际是如此，后来历代也是不是如此。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统，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逐渐赢得强有力的控制地位。秦汉文化足以与南亚的孔雀王朝文化、欧洲的罗马文化相媲美，成为亚欧大陆并峙的三大帝国文化。秦汉时期，既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及元典时代之后的一个大完结、大整合，又可以视为后来的帝国文化乃至中国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独立阶段，这四百多年自成循环，有始有终。
四、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
（一）基本特征：胡汉文化、中印文化大融合
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这一时期，与庄园经济和门阀贵族政治相表里，精神领域里神学弥漫，儒、道、玄、佛各擅胜场，影响着思想意识各文化门类。
（二）主要情况
1.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折。魏晋以降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为之一变，呈现出有别于秦汉的时代特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崩溃，门阀制度和贵族政治成为此后几百年间一大特征。庄园经济和贵族政治导致的割据性，使朝廷对上下文化干预弱化。文化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部转向内部，对个人生命意义和心性情理的探求，给此后几百年见玄学和佛学的高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经学和名教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为魏晋至唐代中叶的文化主潮。儒学陷入困境，其后发家和名家虽曾一度受到重视，但最终代之而起的却是“玄风独振”，佛学兴盛。玄学的发达，可以视为两汉思想禁锢以来的一大解放，是个人主义的复归；儒家思想“独尊”局面被打破后，儒、玄、释、道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形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又一度的思想学术大繁荣。
2.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这六百年间文化的一大主题。有别于秦汉的是，这一时期，华夏农耕文化的同化力有所减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曾经造成“五胡乱华”、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游牧文化无疑又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复壮和补强作用，继秦汉之后，隋唐成为又一帝国文化高峰，不能不说得益于充满阳刚精神的北方民族“胡气”的熏染，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
3.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是这六百年间的又一主题。 佛教传入之初，也曾经与儒、道等文化体系相冲突，但终于与中国的伦理规范、实用理性、崇拜模式、政治需求等等相妥协、相融合；经过排佛、灭佛、佞佛、援佛等过程，佛教逐渐实现了中国本土化，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隋唐时期，佛学宗派林立，禅声缭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峰异峦。如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将中国学术史分作七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那么其中三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直接因为佛教影响而形成学术大势的，而其中的二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就在这一时期，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潜伏于此。
4.中国文化中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这一过程大规模展开与东晋南渡，至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基本移至南方，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但文化中心的南移还没有最后实现，这六百年间正好是南移过程中的过渡和调适期。
五、强化期：唐中叶至明中叶
（一）基本特征：近古文化定型
公元9世纪的中国，继春秋战国之际和汉魏之际以后，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它同时还引起东亚文化圈内朝鲜、日本等地文化也相继发生变革。有不少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将此次转折看作是中世纪（或称“中世”）向“近世”的转型。中国学者陈演恪则认为：“唐代之史可分作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唐代前后期的转折，规范了中国文化史后半段的大致框架。唐宋以降的一年间，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总体上已显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辙的种种动向，韵语了部分近世文化因子，可以称之为近古文化期。
（二）主要情况
1. 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相互结合。唐代中叶以降，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赋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为开端，以后宋明几带的赋税改革，越来越明确地把朝廷对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定下来。政治上亦是如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管理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此种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的特色，与封建时代的西欧、日本大相区别。
文官政治形成
2.市井文化勃兴。唐宋以来，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包括纸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这种功能的变化被有的学者谓之“城市革命”）。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说、戏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另创一格。如果说，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中国文学主流脉络，那么中唐以后其俗的一脉（如戏曲、小说等）便由潜渐显。
3.儒学复兴。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尤其是阳明心学已初具道德个人主义的内涵；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也已触及到实证科学的底蕴；另外，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对其后乃至今天的精神生活仍有影响。
4.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唐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也使民族文化的气质和国民性格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民族却日渐崛起，走向与华夏本土文化相抗衡的道路。尽管最终都沿袭、传承了中原农耕文化，但是后进民族的一再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无疑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原发式近代转型的可能。
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折，决定了一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故尔有识者多重视两宋文化，如严复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而对西方文化来说，“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所接触的那个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特征，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总之，这一阶段构筑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六、转型期：明末迄今
（一）基本特征：中西文化交汇，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化
这一阶段，已先期完成现代转型的工业西方以炮舰加商品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文化第一次遭遇到“高势位”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调适、融合过程异常艰难也异常痛苦，但这一过程也赋予了中国文化新的发展际遇，中国文化在制度、物质、行为、精神诸层面进入现代转型期。
（二）主要情况
1.早期启蒙思潮。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观念意识层面，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一批先进人士非君崇“公”，高倡“民本”，开近代启蒙主义之先河。
2.西学东渐。此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是继否叫东传之后中国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满洲人入住中原建立清王朝，其初期并未中断西学东渐，但雍正以后则大体使中西文化交流停顿下来。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又一轮西学东渐的历程。
3.朴学兴起。清朝前中期，基本沿袭宋明以降的文化路径，只是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得到空前发展，对两汉以来经学的神圣性起着“解构”作用。
4.内力、外力共同作用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型。清代晚期以降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的固有因素彼此激荡、相互作用和产物。曾经颇有影响的“冲击——反映”模式，充分肯认了西方现代文化的输入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作用，以及中国固有传统对现代转型的阻力。但仅仅认识到这一侧面时不够的，还应该看到，在民族危亡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自元典时代就深蕴其中的忧患意识、变易观念、华夷之辨、民本思想等精神传统，通过现代诠释获得了新的生命，转换为近代救亡意识、“变法——自强”思潮、革命观念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等，推助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至于自宋明以来隐而未彰的原发性近代文化因子，更被纳入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因系统之中。如果对此估计不足，必将导致对中国近一百余年来现代化进程的片面理解。
5.两广、江浙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从东南沿海登陆，所以两广、江浙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闽粤等地以及宋明以来就已成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在这一阶段不仅是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新文化的重心，其文化能量不断地向内地辐射、推进。此种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文虎啊传播路向，与两宋以前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南的文化传播路向恰成相反之势。而两湖地区则成为古与今、中与西相互交会的要冲地带，所以际会风云，人问荟萃。这些都构成中国近现代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
6.文化变革剧烈空前。20世纪以来的文化变革，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剧烈程度上，都比中国文化史上的前两次转折（春秋战国之际和唐宋之际）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决裂，可以看作诗对明清之际以来启蒙思潮的一个完结，对中国文虎啊传统有所厘清。此后，中国经历了对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的学习、选择与扬弃。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氛围中，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经历着变革，从而把清中叶以来百余年间起伏跌宕的文化转型推向高潮。这种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此一过程自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时下正在赢得加速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二是从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这种经济体制的改轨与上述经济形态变化同时并进，正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三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一转变所诱发的种种问题，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也呈现于尚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面前，如信仰危机、生态危机、能源枯竭、文明冲突等等。当下日益深化的现代转型对传统文化的激荡、挑战和提供的发展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史正在揭开蔚为壮观的新场景。

思考题：
1.“百家争鸣”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如何评价秦汉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
3.隋唐文化多元化的原因是什么？
4.如何理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5.中外文化的二次大交汇的特点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自然崇拜:史前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加上智力朦胧未开,分不清自然和人的区别,思维方式不能综合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抽象推理.于是便将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然力人格化,变成超自然的神灵.
祖先崇拜:对祖先亡灵的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据原始人类墓葬表明,但是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死,需要活人加以照料,而死者亡灵亦可为生者赐福攘灾,故对祖先之灵加以膜拜.祖先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父系公社时代已经具有相应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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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崇拜

nature worship

以人格化的或神圣化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等为崇拜对象的自然宗教的基本表现形态。崇拜范围包括天、地、日、月、星、山、石、海、湖、河、水、火、风、雨、雷、雪、云、虹等天体万物及自然变迁现象。原始人认为这些自然存在现象表现出生命、意志、情感、灵性和奇特能力，会对人的生存及命运产生各种影响，因此对之敬拜和求告，希望获其消灾降福和佑护。自然崇拜与人的社会存在有着密切关系，人类原始部落群体因其生活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自然崇拜对象及活动形式，一般都崇拜对本部落及其生存地区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影响最大或危害最大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并且具有近山者拜山、靠水者敬水等地域及气候特色，反映出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丰产富足的实际需要。原始自然崇拜，后因对其崇拜对象的神灵化而发展出更为抽象的自然神崇拜，形成天体之神、万物之神、四季之神、气象之神等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自然神灵观念和与之相关的众多祭拜活动。这种具有原生型特点的宗教崇拜形式自远古社会延续下来，成为流传至今的宗教信仰之一。

祖先崇拜:对祖先亡灵的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据原始人类墓葬表明,但是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死,需要活人加以照料,而死者亡灵亦可为生者赐福攘灾,故对祖先之灵加以膜拜.祖先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父系公社时代已经具有相应仪式.

红山文化中的祖先崇拜观念为什么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
文︳辛学飞
在红山文化中，石人像的出土要比玉人早很多，而这也充分的说明，红山人从很早就已经对神人像的祭祀活动非常重视了。

那日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人像
其实在国内许多文化遗址中，也有很多人像的发现，像湖北钟祥县的石家河文化、安徽含山的凌家滩文化，包括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出土的玉人面和卑南文化出土的单、双人式兽玉玦都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安徽含山的凌家滩文化直立玉人像
在辽宁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出土的玉人与凌家滩出土的玉人总体姿态十分相像，眼睛微微上视，表情也大致一样，都是一副直立姿势，双脚并拢，双臂弯曲，双手虔诚的放于胸前，而南北两种文化出土的玉人如此相像并如出一辙，可见，在原始社会，很多文化之间在宗教文化方面所存在的某种渊源关系和原始宗教文化的一致性。

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神人像
而在红山文化诸玉器中，层次最高的，最具宗教特点和研究价值、最具有文化价值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同样是红山文化中的那些玉神像、人兽神面和玉人像，而上图这个玉人像呈长身半蹲坐形态，应该是一个男人的头像，面部表情看起来很是复杂，大眼，大鼻子，无臂，双腿似蹲坐姿势，背部压地儿凸起并对钻成孔，脚部有眼，与背部的孔好像都是为了绑缚之用，应该是神像被绑缚在木棍之上，用于各种祭祀活动或者膜拜场合，也是非常典型的祭祀祖先的神像。

白音长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石人像
在红山文化中，也有很多用美石雕琢的神面和人像的遗存。根据目前考古资料所知，距今8150年前的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组人物造像，应该是目前考古所发现我国最早形态的祖先崇拜。而在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石人像，当时的位置是栽在居住面的中央，石人像通高35.5公分，颅顶尖耸，额部突出，表现手法极具神韵。这具石人像在当时所担任的应该是祖宗神、灶神、部族或者家庭的保护神等很多角色。在国内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中都有人像的出土记录，并且都与红山文化中的石人像雕琢工艺造型非常相仿，一般表现的都为男性，有的戴有耳饰，有的戴着帽子，还有的表情恐怖，而这些神像通过学者研究，都应该为祖先崇拜之物。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人像
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的坛冢庙遗存中可以发现，祖与庙是分不开的。“庙，尊先祖之貌。”“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可见，在当时，庙与墓是祖先崇拜的中心。在商代甲骨文中，是有宗字而无庙字的。而“宗”字就是一个屋宇中设立着祖先牌位的意思，其实它最初的本意就是祖庙。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发现大量的甲骨卜辞，经过统计，发现在十万余片的甲骨卜辞中，可以确认为是祭祀祖先的多达一万五千余片。足见当时对庙祀的重视程度，说明在殷人的圣灵世界中，祖先神是占居主导地位的。由此可见，商代那些浓重的祭祖文化究竟与红山文化有什么关联，是否受到了红山文化宗教观念的影响和延续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日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圆雕巫觋像
有一段孔子向宰我解释鬼神的话：“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为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其实，红山人所崇拜的神是什么？从红山文化祖先崇拜来看，它就是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寄托和安慰。直到现在，在中国人的家庭中，特别是南方一些传统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地方，天地神位可以没有，但是宗祠和祖宗的牌位却是必不可缺少的。年节忌日总要祭祀行礼，是不敢有丝毫怠慢的。每年祭祖，由族长率全族弟子按亲疏远近、长幼关系依次叩拜，提醒子孙不要忘了先祖的养育之恩德。

江苏高淳县朝墩头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人像
其实，在今天看来，那些被尊崇的祖先，他们的社会功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成为连接部族和姓氏集团的一条精神纽带而已，通过这条纽带，把整个部落和家族团结在一起，才能“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尚书﹒尧典》），从而有效的增强家族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在这种家族制度和祖先信仰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于是，家族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之中，才影响了整个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而这种观念最早又起源于何时？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早期。直到今天，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中还供有天地爷、灶王爷和祖宗的神位和牌位，而这就说明，从几千年的红山文化开始，如果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那么其宗教观念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安徽马鞍山市烟墩山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人像
查阅很多国内的考古资料，祖先崇拜中最典型的应该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像这些铜人像为纵目，分为立式和跪式两种，很多学者推测分析，这些与祖先崇拜的宗教形式有关系。

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铜人像
从红山文化遗存以及考古出土的伏羲墓规格上来看，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和部落的统一，天地祖先的信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对父亲的敬仰和尊崇，而是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权利的含义在里面，到了红山文化中晚期，特别是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状况看，还很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王。祖先信仰本来就具有维护部落统一的意义，而到了红山文化中晚期有了王权的出现也是很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了王权时代，祖先崇拜则成为维护宗法的关系，规定家族中的亲疏远近，尊卑次序的王权依据。特别到了后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由于礼的产生，对神的祭祀除了索报祈谢的意义之外，又有了尊王攘夷，严肃的等级制度的内容，其实这些都是从祖先崇拜开始的。

查干诺尔镇洪格力图出土红砂岩浮雕神面
在汉语中有“落叶归根”、“寻根问祖”、“知原达始”、“寻根溯源”很多类似的词汇，而这里所讲的这些，我认为就是我们人性中与生具有的一种本性，那就是“恋土”、“恋根”的情节。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无论到了哪里，无论身在何处，都是不能够忘掉自己祖先的。而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从上古时代开始，在那种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力，聪明的才智做到了天人相通，天人合一，最终达到超世入道的境界，祖先们探万物之终始，索人生沧桑之妙谛，他们通古今之流变，能参同契合宇宙自然，最终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万物谐调发展的诸多规律。他们又把这些经验汇入到人类创造的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世代传承，如此，才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了诸多的文化思想和生存法则。所以，今天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祖先，我觉得也是寻根尊祖的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

河北迁西县东寨遗址出土的双人面饰
天地祖先信仰构成了红山文化传统宗教的主体，敬天尊祖已经成为红山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