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现在被认为是伪书，那它还有史料价值吗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较为完备的本子。
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史料可信。
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
由于历史久远，当代一些文史学者认定“汲冢书”出土地在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村。2009年8月，河南省考古专家对娘娘庙村的古墓进行发掘，结果在墓中发现了陶车、五铢钱、经文等，此为汉墓，与“汲冢书”出土的战国魏王墓不符。因此误定的“卫辉市娘娘庙说”被考古发掘否定，事实胜于雄辩，此说自然崩塌。从民国24年（1935年）此说的提出，到建国后2009年，整整误导了世人将近74年。
“汲冢书”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在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汲令卢无忌于太公泉所立《齐太公吕望年表》碑有“太康二年，县立西偏，有盗发冢，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的记载，这不仅标明了汲冢书出处，而且还记载藏书之年。汲冢书的出土地大梁冢正符合“县之偏西”的地理位置。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竹书记年》在当今史学界的地位可以用震撼一词来形容。这是因为它所记录的与我们熟知的《史记》里面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内容不同，甚至连价值取向都是截然相反的。正因为《竹书记年》的出现，史学家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史记》的内容。像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等事件，与史书上记载的差异太大了。

而研究历史的意义是有利于对我们人生坐标的定位；了解各行业历史发展，从而对本专业形成正确的认知；有利于我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精神品质的培养；盛世修史，我们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需要以历史的方式总结经验，记录当今社会的发展成就；将我国传统史学传承发展下去。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历史都是无法替代的，而且是必须学习的，正如人不能忘本，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现在《竹书记年》出现改变了以往史学家们对 《竹书纪年考》——《竹书纪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被视为现知中国最早的编年体通 史。 《竹书纪年》 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 而汉代以来传世文献中有关这一时段的记述比较欠缺并存在错乱， 所以该书就显得尤为珍稀和极其重要， 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在国家重大科研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 古 本 《竹书纪年》 成为重要的文献依据之一， 不仅夏代纪年直接采用古本 《竹书纪年》 之说， 而且商代、 西周纪年也建立在对古本 《竹书纪年》 之说重新解读之上， 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竹书记年》 上记载的商代历史， 上承史前与夏 代， 下启中华文化演进的先河， 归纳其嬗变轨迹， 对探索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形成的早期要素及其演进规律有重大意义 。

《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很多事情都堪称对传统史学是颠覆性的存在，而主要的挑战则来源于价值取向的相异。

（一）汲冢竹书

《竹书纪年》的发现是一个偶然事件，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有个名叫不准的汲郡（在今河南汲县西）盗墓贼，挖开了郡内的一个战国古家。冢内有许多珠宝、器物和竹书。不准只对珠宝感兴趣，他拆下竹书，点燃照明，在冢内搜珠寻宝。地方官府闻信赶到，冢内已一塌糊涂。冢主是谁？一说是魏襄王，一说是魏安釐王。安鳌王是襄王的曾孙，二人相差约80年。器物仅剩下玉律、钟磬和铜剑。

竹书虽然剩下颇多，但其中不少是烬简断札，无法拼接和识读。 之后便被拉往洛阳，面对如此巨量的“古书”，让身在洛阳的晋武帝也非常关心。他任命当时手下最好的学者中书监荀勖（xù）、中书令和峤等人负责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

根据《晋书·束皙传》的记载，虽然照明烧掉了部分竹简，余下的竹简仍有75篇、10余万字。其中发现的《纪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竹书纪年》有十三篇，记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上下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一直讲到战国魏安釐王二十年。

（二）史学价值

《竹书纪年》的史学价值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这些资料的形成年代很早，《竹书纪年》之所以知名度比肩《史记》，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逃过秦始皇焚书事件的编年通史，其内容也与《史记》颇多印证。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尧舜禹禅让之制历来为史官所称道，比如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但是《竹书纪年》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三）作者是谁

有学者认为，“汲冢书”很可能主要是由魏公子信陵君领衔撰写，其理由有二：

一、“汲冢书”有七十五篇（种）之多，涉及四书五经、相术射法、楚晋旧典、丘藏游记，等等，内容十分广泛，只有像信陵君那样既具有广泛兴趣又拥有众多食客的人，方有运作的条件。有关这一点，《史记·信陵君传》中的《魏公子兵法》可为佐证。

二、《竹书纪年》的记事下限——魏安矨王二十年，正好是信陵君“窃符救赵”那年，从此他一去十年不归，《竹书纪年》也断了线，这应该说不是一种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