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在追求西方化的生活，而我们的传统却没得到很好的传承

中国的节日，讲究传统的老礼，对于时下的年轻人，那是提不起精神的，就像京剧和周杰伦一样，你没见过那位年轻人迷恋京剧象迷恋周杰伦一样的吧？西方的文化没有我国的悠久，所以他们节日就像洋快餐一样，来得快，在加上奸商的宣传，那自然是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和追捧的

只要不损害祖国尊严和名声，不损害人民的利益，过什么节日都可以，只要我们快乐就行

先着样吧，你一直呆在家里，有时你有机会到外面去瞧一瞧，你会不喜欢？一般不会。一样道理吧，过了几千年的中国节了，有些人想换个新鲜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想象不会很长时间的，大家终究要回家的

不是 像年轻一代喜欢过洋节,而老一辈的人像5060后喜欢过传统节日,现在的人对传统节日的逐渐淡漠,主要是由于传统节日过了很久了,不如西方节日新鲜有趣,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西方节日逐渐深入人心,现在的人也图个新鲜.我国对于传统节日以前不是特别重视,也没加以宣传继承(就比如说韩国人申请端午节为文化遗产而中国没有),所以年轻一代没有很浓厚过中国传统节日的意识

其实也不怪现在的年轻人啊！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是按照农历来的，但是我们每天看的日历都是世界通用的日期，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不是固定的一个日期上面，大部分的年轻根本都不知道！除非是春节、中秋这类比较大的节日，不然什么小的节日根本就没多少年轻人会关注了。其实不仅是中国喜欢过洋节，国外也很喜欢过中国年的。

我国的传统节日目前主要有八个，下面按照日期次序，将每个传统节日的日期、相关习俗、相关诗歌名句摘录如下，供楼主参阅。

1. 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公历2月2日）。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叫做“守岁”。除夕这一天，家里家外不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挂门笼，人们则换上带喜庆色彩和带图案的新衣。描写除夕的诗句有：
除夜
【宋】文天祥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2.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公历2月3日）。春节习俗，一般以吃年糕、饺子、汤圆、大肉丸、全鱼、美酒、苹果、花生、瓜子、糖果、香茗及肴馔为主；并伴有掸扬尘、洗被褥、备年货、贴春联、贴年画（门神钟馗）、包饺子贴剪纸、贴窗花、贴福字、点蜡烛、点旺火、放鞭炮、给压岁钱、拜年、走亲戚、送年礼、上祖坟、逛花市、闹社火等众多活动，极尽天伦之乐。描写春节的诗句有：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3. 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公历2月17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其中吃元宵、赏花灯、舞龙、舞狮子等是元宵节几项重要民间习俗。描写元宵节的诗句有：
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4.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三（公历4月5日）。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踢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描写清明节的诗句有：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5.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公历6月6日）。这一天的活动现在逐渐演变为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放黄烟子、吃十二红。描写端午节的诗句有：
端午
【唐】文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6. 七夕节——农历七月初七（公历8月6日）。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礼拜七姐，仪式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描写七夕节的诗句有：
七夕
【唐】罗隐
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筵。
应倾谢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篇。
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婵娟。
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

7.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公历9月12日）。中秋祭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轻松的欢娱。“民间拜月”则成为人们渴望团聚、康乐和幸福，以月寄情。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描写中秋节的诗句有：
中秋月
【宋】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8.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公历10月5日）。重阳节有登高的习俗，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和登高相联系的有赏菊赋诗、插茱萸、吃重阳糕等风俗。描写重阳节的诗句有：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中国节日是不可替代的！！

为什么传统节日渐渐被忽视，而“洋节受宠”？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有人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青年生活方式趋同；有人从文化的角度认为，西方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而我国传统文化缺少适合年青人的文化内涵；还有的人则把它归结为商家和媒体的炒作

应该是可以满足一下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吧（比如情人节之类的）

做任何事情最关键的是转变观念。中国的文化固然是博大精深，但事事发展缓慢，不适应当代的发展。人们热衷于洋节，其实也是对外国文化的追求。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本国的传统再加以学习洋文化是对的。不要认为学习外国就是崇洋媚外了，最近最近的清时的洋务运动，就是学洋啊。

应为洋人的节日比较潮，中国的较俗

我随便说说，你随便看看。不必认真。
前面两位同仁说的也都有理，倒也没有什么不便评论的。
你问的传统文化流失和传承问题，咱们分开来说。
1，流失。流失的原因，从人为破坏的方面看，是100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毁坏，其中有两次大规模的时期，第一次是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主张学习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胡适、鲁迅等等，但那个时候其实是百花齐放的，有主张西化的，同时也有国学大师，如章太炎、辜鸿铭等等，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本身的国学功底也是非常深厚的，这些人学贯中西，互相比较，觉得西化更能救亡图存，比如胡适，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并不说要完全打倒传统文化，他提出要“整理国故”，对章太炎也非常赞誉。第二大大规模毁坏传统化的时代，是文革时期，实际上建国以后推行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是反对和破坏传统文化的，文革只是尤甚。
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流逝绝非仅仅是因为人为破坏，还有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即“时移世易”，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和等级制度下的文化，当工业社会来临，等级制度消失（最起码是名义上消失），它的文化，显然就很难全盘保存。比如说“君为臣纲”，君都没了，怎么还能担“纲”呢？再比如小的方面，“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现代高楼大厦里，“庭除”都没了，怎么洒扫呢？即便是家里，都是木地板，能“洒扫”么？文化传统只有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才会获得人们的认可和遵守，如果和生活离的太远，大多数人自然就不关心了。
2，传承。“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这句话一点儿没错。但问题在于，不忘记并不代表着还要按照传统社会的方式去生活，比如说娶媳妇，传统社会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要三媒六证，现在能成么？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必然要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才能传承下去，离开生活太远，最多也就是束之高阁，成了研究材料，成了少数研究者才关注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有许多学者提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即让传统文化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说的人多，做的没有。最起码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这么做，或者有人做了，但没有结果。我想，传统文化，其中也并非全都不适应现代生活，适应的那一部分，不必呼吁，自然会传承下去，不适应的部分，可能需要有人把它“现代化”，让它适应现代生活，如果不能，可能就很难传承了。
其实也不必可惜，像“忠君”这样的文化，没什么可能会传承，更没有必要传承。喜欢的人，去研究研究，不喜欢的人，也不必在意。

主要是源于民国时期一大批所谓的著名文化学者大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大搞新文化运动所致，把中华传统文化说的一无是处。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不便评论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关乎国家的政策的，就拿中国的传统节日来说吧，如果人们对国外的节日过得比我们的传统节日还热闹，还倍加关注，一代一代地下去，传统节日很容易被遗忘的。

也许我们还沉侵在改革开放所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却忘记了对精神文化的保护。也许我们正尽情的享受那物质生活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却忘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知不觉的消失。中华民族那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那五千年灿烂的文化，那五千年辉煌的成就，难道真的要消失在我们这样文明的现代人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对自己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好好的反思一下呢？反思我们的过去与现在如何过传统节日的方式。每当到春节节时，我们是否欢聚一堂听老人讲春节的来源，和同伴们下象棋，或和亲戚朋友回望过去与展望未来呢还是一家吃完年夜饭就坐下来切磋麻将，每当到七夕节时时，我们是否到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拿甜蜜的爱情或听老人讲它的传奇与来源呢还是迫不及待冲向花店为情人买那妖艳的玫瑰花，每当清明节到时，我们是否真的想回家祭拜我们伟大的祖先呢还是因为手头的工作忙不开交，每当到中秋节到时，我们是否真的考虑回家和家人团聚赏月呢还是和朋友一起去度假。每当。。。。。。从我们这些表现不难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正曹到我们自己的破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的一种悲哀呢，一种对我们传统文化不以为然的悲哀。
我不知道我们的国人是否已经麻木了，还是别的原因。或许有的人说在中西文化融合的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以及让中国了解世界。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们也要保护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把屋子打扫干净了在请客。也就是说在保护好我们传统文化的同时再了解他国的文化，而不是一味的模仿或崇拜。看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喜欢过西方人的节日，12月25日，西方的圣诞节，是基督教徒们为庆祝耶酥降生的日子。在西方，这一天里，人们要祷告，要做弥撒。但是，中国人在这一天里庆祝什么呢？除了没完没了的商场促销、丑态百出的抢购风潮，中国人在12月25日这天里还做了什么？ 看外国的电影，日韩剧场“封锁”了我们的电视银幕，就连没有翻译过来的盗版日韩偶像剧场居然也卖出了正版价。正像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中国国家游泳队的罗雪鹃所说：“我又不是看电视剧，我看的是泷泽秀明 。喜欢穿外国人的服装，当父母说不要穿这些奇异的韩装时，我们却说你们OUT的啦。剃外国人的发型，当学校领导严厉的要求我们不要留那又长又碎乱的头发时，我们对他们就像火山要爆发般的愤怒。正当我们一味的对传统文化的不以为然，一味的模仿别人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却在一天一天的消失在我们的生活，消失在我们的手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当韩国人把我们的端午节申请成世界文化遗产时，我们国人的表情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这时我们才有点惊醒，那是我们的节日啊。在此之前为什么我们不重视呢，不去认真保护呢。最近他们又说汉字是他们祖先发明的，真令人生气。如果我们不再重视对其他节日的保护，或许有一天我们失去的还要多。不仅是韩国，其他国家也在抢我们的节日，在我国蒙古流行的马头琴也被蒙古国申请为该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皮影戏也被印度尼西亚申报为该国的文
化遗产了，在前不久的之争，韩国和埃及竟然说造纸之术是他们国家发明的。从周所知在唐朝时期，时鼎盛时期，是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我们的文化不断流入韩国，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在国内研究古代文学，古汉字的专家也有不少，而最后真正让世人了解中国汉字历史的却是日本人，而我们的专家却没有让我们国人了解。2005年6月底，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汉语言文字大赛，夺得第一名的竟然是一支留学生队，胜出的留学生队伍中，包括韩国、俄罗斯和新加坡学生，这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春联，作为一种最普及最经济的春节民间传统文化，如今在大中城市的家庭几乎已经绝迹。几十米的高楼公寓，一米宽的防盗门，取代了传统的平房大杂院、两扇对开门，春联已经没有一个合身的载体。如今的中小学生要学书法，还得到专门的书法艺术培训班去学，交上许多钱，听说还有书法评级，升学考试可以加分。传统书法不再是读书人的必修课程，而是成了一门独特的技能，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文化的普及教育功能。我们是否应该爱惜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周边国家对我国文化如此侵略，除了愤慨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有关部门和我们自己也应该加强保护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主动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或许的确需要政府的重视，如果政府不出台相关的决策的话或者说不带头的话，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很难受到保护的。虽然他们曾经把一些传统的节日纳入国家法定节日，但是却没有能引起国人对其太多的重视。或许可以说这是迈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一小布。其实在每个传统节日到来之际，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与节日相关的活动，或在每一个商店摆放一些节日礼物，甚至在公共场所显示出一些与节日来源的视频文字。作为一个公民或者说孩子的父母，他们都应该在每一个节日到来之际回家和孩子们，老人们过一个快乐的团圆节日，而不是一味的找借口说工作忙。作为一个孩子或者说当代的学生，我们是否更加应该读一些与我们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比如说可以读《史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中国古代名著在着装打扮上我们是否可以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靠拢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国人去反思，从建国以来，以发展经济作为主要发展目标，政府和人民群众大部分都在注重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质量已提高了不少，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曹受空前的流失，空前的破坏。所以我们要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保护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因为她是我们华夏炎黄子孙的财富，是代表我们世界古国的四大文明之一，是我们祖先亲勤劳动智慧的体现。希望每一个中国人要铭记：保护好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传承与发扬她的精神，让世界更好的了解我们中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充满文明的气息。

姓氏都可以随女方了，越来越不像话了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曾经写下了关于近现代科学产生基础的著名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那些关注西方人眼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人们或许会对爱因斯坦接下来的话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来。”

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与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自己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引用了这段话。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处处体现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亦即为国人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也与爱因斯坦对现代科学渊源的探求大有关联：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竟然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与其追究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不如去研究那些已成事实、已有共识的历史。陈方正教授新著《继承与叛逆》一书，借用内森·席文对“李约瑟难题”的洞识灼见，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在陈教授看来，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与多次移植，但从其至为根本的方法、理念与内涵看，由古希腊至17世纪欧洲形成的是“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的出现虽然必定受到李约瑟一再强调的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但其最为主要的动力依然是内在的这一传统本身。因此，要想回答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提出的“为何中国科学发展落后”的大问题，就必须首先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现代科学赖以立基、传承、发展的整个西方科学传统，包括这一传统与哲学、宗教以及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因此，这事实上是一部以叙述和讨论西方科学史为主体、却隐含着中西科学发展比较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作。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可谓千头万绪、千丝万缕，但陈教授认为可用“它是西方科学传统经历革命后的产物”一言以蔽之。西方科学这一“大传统”所具有的历时悠久、发展中心多次转移、与宗教关系密切以及两次革命性巨变的出现，是它最终能够蜕变为现代科学的四大宏观原因。

这并非单纯地复述历史作为解释的循环论证。其实质内涵在于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既包含了成体系的一整套理论、观察、论证、方法而非孤立的观念、学说、发明、技术、人物，又具有能蓬勃发展、能蛰伏再生、能推陈出新的强大延续性。正因如此，西方科学的演变，虽数经科学发展中心的回环游走，主导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多次转变，仍堪称一脉相承。而广义“西方世界”中复杂的地理环境，多种民族与文化并存的文明结构，没有大一统以至窒息科学自由发展的强大王朝长时间控制，还有宗教热诚、大学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都进一步促成了它最终走向现代科学。换言之，西方并不命中注定拥有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却天然产生于西方。至于开创和结束这一大传统的两次革命，只不过是长链中重要而非决定性的一环，却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

公元前4世纪通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融合而形成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即以“严格论证”为核心的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其标志便是《几何原本》这一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流传最广并对西方科技与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无论在规模、深度、问题意识上，都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完全不能比拟的。

与“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属于同一层次的，则当数“牛顿革命”。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为标志，宣告了数学、观测与思想三者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崭新的“实验哲学”的诞生，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或者一种单独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即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哥白尼革命”抑或是“爱因斯坦革命”，均难以与“牛顿革命”相提并论。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与两次革命、一面继承与一面叛逆的演进中，现代科学诞生了。两千年间，无数第一流的头脑心智“为之焚膏继晷、殚精竭虑”，雅典、亚历山大、巴格达、开罗、巴黎、牛津、剑桥等一个个响亮的地名则先后成为不断转移的科学发展中心。17世纪的革命与突破，只不过是这幅如繁星闪耀、似日月争辉般激荡人心的壮观图景里最后一抹激情的色彩。

壮丽的死胡同

在这幅图景中，古代中国的位置在焦虑不安和尴尬不已中依然难以找到。诚如陈教授所言，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但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对自然规律的探求，却没有将这种探求与数学结合起来。当我们为中国第一部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结合数学与天文学模型的思路而自豪时，却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它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继续发展，先行者竟至成为绝响。因此，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野，在亚历山大数理科学的出现、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了。

李约瑟曾将作为机械时器的宋代苏颂大水钟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数项“大发明”并置，在比较中西方文明对“普世科学”的贡献示意图中特别标明。但曾经一起研究苏颂水钟的普莱斯早已发现了一个同样复杂、精巧的希腊机械钟，而且其年代比苏颂水钟早上千年。研究计时仪器发展史的兰德斯在《时间革命：时钟与现代世界之建构》一书中，则从构造原理上论证苏颂水钟没有影响欧洲单摆时计，断定苏颂水钟为没有发展前途的技术“死胡同”。苏颂水钟的坎坷命运在国人读来当是至为痛心的，在北宋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后人绝望而徒劳地试图恢复不断散失流佚的制钟技术，这未必能证明中国科学的间断性发展乃至被难蒙尘，但兰德斯书中论及此节的一章标题，无疑是许多西方科学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看法与心态的最佳写照：《壮丽的死胡同》。

在陈教授看来，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看法经历了三次根本转变：在16世纪认为它可学但又需发扬传统科学而超胜之；在20世纪上半叶则通过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生出“中国古代无科学”之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却由于李约瑟研究的影响而令不少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科学都比西方优胜，其落后只不过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而已。陈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这多次转变都是由于对西方科学和它的发展史认识不足所致。“西方科学并非只是其众多学术领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个文明精神的体现。要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就需要同时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宗教，乃至其文明整体。”切切之意若揭，可谓句句不虚。

在陈教授看来，“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很容易就会用自满自豪的情绪蒙蔽与取代本应对西方历史、文化拥有的客观、虚心和深入了解。此种当头棒喝、苦口良药，才是全书精华所在。依笔者之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史是其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也理应将一个国家如何看待自己的科技发展史视为其文化内涵、政治品德、社会风气与民族心态的综合反映。本书固然未有详细探寻那些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心粗疏甚或有意遮蔽、有心虚饰，但只有国人“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才不枉作者的一片苦心、一番美意。

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至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让他们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扬。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逐渐回归朝堂，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敲门砖。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

1937年，三位年轻的科学家从中国的首都南京坐船来到了英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他们热闹、混乱的家乡(因其炎热闷湿的气候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来到有着安静的修道院、淅沥的小雨和刺骨的寒风的剑桥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三个人不知道他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一支日本军队正在向南京进逼—那一年12月他们将屠杀多达30万的南京市民，其残忍程度连经历这场灾难的一位德国纳粹军官也感到震撼。
这三个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李约瑟，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比任何人受到的触动都要大。这三名学生之一的鲁桂珍写道：“他越是了解我们，越是发现我们在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见解方面和他是多么相像，这一切促使他那充满好奇的头脑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李约瑟在汉语言或者历史方面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但是他确实有着最为敏锐、最为怪异的思维，而这两者正是这所大学素来闻名的。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李约瑟倾心热爱着鲁桂珍的祖国，1942年他放弃了剑桥大学舒适的生活，接受了英国外交部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个职位，帮助中国的大学在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中生存发展。英国广播公司曾写信给他，请他记录自己在中国旅居的印象，但是李约瑟做的比这些要多得多。在信的边缘他随手写下了一句将改变他一生的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向前发展?”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那么多世纪以后，反而是西欧于17世纪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现在一般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他一直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将中国的科学成就分类编目的辛勤工作，我们现在能够比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科学历史。
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再一次的，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们逐渐回归到朝堂之上，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参加科举的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我会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第十章再来仔细讨论—假设有更多时间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否开创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好礼物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西方的钟表在中国异常受欢迎，眼镜也是如此。
不过，耶稣会士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还要属天文学。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们甚至可以聘请外国人在天文局任职，只要这个外国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于星象天文比国人懂得更多。
耶稣会士们明智地将此作为他们接近中国统治者的最好途径。当满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时候，耶稣会士们成功地预测了日食。他们的声望因此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当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权时，他完全信服了耶稣会士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心全意投身于他们的教学中，和牧师们数小时地坐在一起讨论，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以及机械学。他甚至学起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可用之处，”这位帝王这样写道，“在后来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员们展示在规划河工时怎样计算得更为精确。”
康熙意识到“算术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错误不可能出现”，而且“西方历法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错误”，但是他仍然抵触耶稣会士们宣扬他们的科学和上帝的主张。“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国，甚或比我们更加优良，其中新颖创新之处却甚少，”康熙总结道。“数学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国……毕竟，”他补充道，“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为担心耶稣会士对天文的推广传播远甚于基督教义，派遣使团到北京来监视他们。而康熙皇帝因为担心他们煽动叛乱，就此冷落了这些传教士。他创建了新的学术机构(类似于法国巴黎的科学院)，在这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不受耶稣会士的影响，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士们所教授的数学，以及少量的代数和微积分，本来已经落后北欧好几十年了，康熙将这一与西方科学的联系毅然切断后，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很快变成了深渊。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康熙大帝作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谴责他是一个笨拙的傻瓜，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却没有这么做。
但是在所有这些坐在天朝宝座上的男人(以及一个女人)中，康熙绝对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宣称耶稣会士们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虽然很不谦虚，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康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实干家(包括养育了56个子女)。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
2000年以来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比他们更为优越，而且通常情况下收买这些草原牧民要比与他们作战风险更小。当这一情形改变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亲自在17世纪90年代关闭了草原通道。但是对于西方人，情形却又相反。从17世纪60年代以来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触，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视他们反而看起来风险更小。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们在16世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到1613年时日本的幕府将军也同样效仿起来。日本于1637年爆发的一场剧烈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起义只是使统治者更加确信要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康熙的决定看起来绝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况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假设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走向并推动其发展，他能够使东方社会发展在18世纪领先于西方吗?
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和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一些中国的思想家们也确实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戴震(像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未通过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图或者目的而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戴震总是将他的论据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因而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得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将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典籍研究的一个分支好像对他们更为有益。
东西方各自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思想。

在五千年的悠长岁月里，中国文化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辉煌。先秦时期已经有百家争鸣，此后更有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各个辉煌时期的代表。而无论形式如何，其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形式的不同只是这种精神在不同时代形势下的反映。

但这一切，现在已经改变了。经过几千年的原地打转，中华民族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不能超脱，终于在清末成为一个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西学东渐，原有的文化几乎被完全抛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从此割断。

在当今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存在着两种思想，一种是传统文化的思想，没有继承和发扬广大，这种文化是精华和糟粕并存。而另一种是一种超越现实条件的超前思想。无论哪一种，都不符合当今中国人的形象和精神。

一句话，当前中国文化的弱势，正是由于缺乏一种与世俱进，能够展现当今中国人真正面貌的文化精神，中国人缺乏一个总体的抽象的正面形象。在文化的各种形式中，缺乏真正能代表当代中国人的形象。

没有这样的精神，没有这样的形象，造成不少人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要圆。这是悲哀，五千年沉淀下的悲哀。

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而直到现在，这头雄狮还没有真正地苏醒。中国没有强大到一览众山小，也不是一些盲目崇洋的人眼中的弱者，它的潜力巨大，但要真正赢得自己应得的地位，任重而道远。看清自己的地位，确定自己的目标，才是中国人现在最需要做的。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已经创造了很多奇迹，但这远远不是中国人所有的实力，一旦雄狮猛醒，中国可以更强。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要从文化上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重新获得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我坚信，虽然现在国际上最强势的是美国，但真正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还得数中国人。中国才是世界未来的真正领导者，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坚持的信条。
西方文化在现今的确算是优秀，但绝对代表不了未来。真正代表未来的，是中国人的文化。

但是，这并不代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一种强势的文化，不仅仅要要强大的影响力，既能影响到本国人民，更具有世界性，而且需要有兼容性，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都可以吸收，继而融合到本国文化中。中国古代文化曾具有这样的特点，但从近代以来，这种特点渐渐消失了。首先是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上，不仅要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抛弃糟粕后继承，更要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所谓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和盲目地接受其他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关键处就在于吸收者要有自己的核心的文化精神。就象一棵大树，要想枝繁叶茂，主干的粗壮结实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近年来屡屡创造的奇迹，都证明中国人是有着这样一种精神的，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精神并没有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也就是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而呈现出来。

具体到这种文化，这种精神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其实也并不清楚，但我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它的威力，那将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归根结底，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和凝聚力所在。

文化的兴盛，自然不是一个人所能决定的，那至少需要一代甚至是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为自己的国家自豪和努力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强大也就指日可待了。

其实我觉得世界文化是在融合的，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被同化了，事实上别的国家或多或少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例子从商业入手，外国的想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开始研究中国文化，进而开发产品，但是这些产品有可能是销往各地的，影响最直接最迅捷的就是影视作品，里面拥有的中国成分越多代表中国文化渗透到外国越多，虽然有可能对方只是想在中国开辟市场才这样做，但是民众是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所以间接推动了文化的相互渗透。不关外国影片，中国的影片因为想要打入世界市场，当然也会挖掘世界上的精髓文化，拿来作为元素，成片播给世界看。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初期，我们不能盲目的具有保守性，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尽每个人的力量守住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但是不代表国外就没有好东西，很多东西还是值得学习的。
最后我也觉得我们的文化是无价的，所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要点，好好的教育下一代，我们的文化才会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得以保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还望前辈莫报太大的悲观态度来看这个现象。
国内成小事者只是智勇，成大事者往往还是把古典精髓文化传承的很好，例如忠孝仁义等基本元素。

一个个生命和一个个文明，就像是一个个气泡流过河水。消失后，从而重复。这些思想文化只是死板地成为某几个人的研究对象与一些人的浮吹对象是不对的。我们中华民族用了几千年创造文明，不能白白的消失了，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文明，延续我们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共同把他创造的更大。让我们这个气泡所存在的更长。

风过身遂静者 德也 道也 国破家业兴者 仁也 义也 始乱终弃明也 见异思迁正也 故人去矣 不思旧矣 慎终追远沉矣愚矣不知所云矣

就像我们在孩提时代不听大人的话，等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原来爸爸妈妈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