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如此专制，大兴文字狱，屠杀汉人，被外国列强肆意欺压，却仍能统治中国这么长时间

清朝大兴文字狱，是为了加强对文人思想上的控制，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落的标志之一。
由于清朝试行的军事征服和阶级、民族的双重压迫，激化了当时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与反清民族意识相结合，汇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被清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作为专制统治严加镇压的重点。故此，朝廷大肆搜剔、吹毛求疵、罗织细故、任意苛责，甚至一文一字、一言一语都可酿为重罪，造成狱案累累、臣民惶惶的恐怖局面。
　　即便从封建法制的角度来看，清朝的文字狱案无论是诉讼程序或是定罪量刑都无严格、稳定的准则，不法状况十分严重。
　　其次，清朝文字狱是谋反、大逆罪的肆意扩大化，处刑苛重，株连极广。
因此，清朝大兴文字狱，既是封建专制皇权极端发展、践踏封建法律秩序的突出表现，也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及其腐朽、虚弱，日趋死亡的反映。然而，文字狱的恐悸所形成的埋首故纸堆中，提防影射猜测、避免讳言忌意的民众心态，更是远比文字狱本身大得多的恶果。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箝制舆论，制造重案，臣民因文字思想招杀身之祸的事件时有发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以是为封建国家第一次兴起的文字大狱；明太祖时的文字狱，则是皇权高度发展、重典治世之下文化专制的产物。但是，文字冤狱频兴，文望的严密，株连的广泛，手段的残酷，却是以清朝为最盛，其中封建专制集权极端高涨时期的所谓“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皇时期，所兴的文字狱案多达100余起，光乾隆时期就超过80起，为害最烈。
　　由于清朝试行的军事征服和阶级、民族的双重压迫，激化了当时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与反清民族意识相结合，汇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被清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作为专制统治严加镇压的重点。故此，朝廷大肆搜剔、吹毛求疵、罗织细故、任意苛责，甚至一文一字、一言一语都可酿为重罪，造成狱案累累、臣民惶惶的恐怖局面。较大的案例如：顺治、康熙年间，浙江人庄廷购买、刻印《明史》一书，因内容有明朝大政、大事，被认为是发故国之思而判定为谋反大逆罪，庄氏本人已死，仍被剖棺戮尸，因此案件株连的家属及作序者、校补者，乃至买卖此书者、未能察觉的地方官均遭诛杀，被判处充军的更难以计数。

　　即便从封建法制的角度来看，清朝的文字狱案无论是诉讼程序或是定罪量刑都无严格、稳定的准则，不法状况十分严重。

　　首先，清朝文字狱不经由各级司法机关或三法司常规审理，而是由皇帝亲自过问，任意判决。例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试用知县龙凤祥因贪污罪发配贵州，偶刻印章被控，乾隆亲加搜阅，并无悖逆不法字句，但却推断“必是浮薄狂徒”，并且下谕：“将来审明定案时将该犯发遣伊犁”。这实际是为审判而先定案的判决书，唯皇帝个人意志为法则。

　　其次，清朝文字狱是谋反、大逆罪的肆意扩大化，处刑苛重，株连极广。凡涉及此类案件，无罪错判、轻罪重判，蒙冤受屈者比比皆是，甚至向封建国家和皇帝“效忠”的耄耋之人也竟在一时之间变成死囚。例如乾隆时，广东老人吴英、湖南老人贺世盛，都因向皇帝献策，而被加上“妄议朝政”的大逆罪处死。

　　再次，清朝文字狱案不论巨细毫无区别对待，对于丧失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也不宽贷，不仅同样论罪，而且不免酷刑。例如甘肃“染患疯病”的王寂元，因病发“不由自主”投掷词帖，也不能幸免于惨死，被判处凌迟并枭首示众、亲属缘坐的极刑。

　　因此，清朝大兴文字狱，既是封建专制皇权极端发展、践踏封建法律秩序的突出表现，也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及其腐朽、虚弱，日趋死亡的反映。然而，文字狱的恐悸所形成的埋首故纸堆中，提防影射猜测、避免讳言忌意的民众心态，更是远比文字狱本身大得多的恶果。

关于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据记载，仅庄廷鑨《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概述
⒈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⒉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⒊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甚，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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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明末清初的文人不安分，总想反清复明，例如顾炎武之流。

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人们啊

清朝的没落大概也就是最后二三十年才开始没落的。鸦片战争前，清朝都一直是强国。包括即便是鸦片战争后，清朝也没有衰退太多。
清朝的衰退其实就是两件事情没有做好，一是法治，二是军队。清朝的经济其实非常强大。但是清末由于缺少法制、缺少军队建设，清朝末年不只是面临列强欺压，更重要的是来自内部的地方政府反客为主，农民起义，和天灾人祸同时发生。

汉人多数都比较听话。如曾国藩之流，如果没有这些听话的，岂不是早推翻了？另外，如果不是汉人自己内斗厉害，满族也进不来啊，对吧？明朝皇帝虽然不行，但有一点挺不错“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都没跑，那些整天喊忠孝的有几个陪着死的呢？算了，不扯了。。。。。。

虽然清朝专制，但其国家军事实力非常强盛，康熙到乾隆皇帝治理较为得力，人民生活也较高，

刚开始的清朝实力还是很强的，只不过后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轻视了外国列强，再加上八旗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弱，所以才会被人欺负。

人民深受封建思想影响，不敢起义谋反，并且也清朝的官员也没有起义的实力！

（2021·黄石）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清朝的统治者从思想领域严密控制知识分子，将人们禁锢于思想的牢笼。材料中的“思想的牢笼”是指大兴文字狱。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顺治朝的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
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康熙朝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
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南山集》案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徐转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
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据说还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因为那会还处于清朝的中前期，也就是民间还有很多怀念明朝的思想，并且有不少打着反清复明旗号起事的人，比如什么朱三太子啊、傅青主啊、吕四娘啊等等。而满清因为是以外族身份最终统治中原汉族的王朝，他们最忌讳的正在与此。从顺治多尔衮开始，康熙雍正乾隆一个不落，一方面兢兢业业刻苦勤政，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做出成果让天下人看到，另一方面也是心虚的表现吧，为了从思想上开始遏制这种怀旧的想法，开始以言罪人，软的不行我就来硬的，不怕你不服。就是所谓的文字狱了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迷惑人们。
乾隆中期，人口压力导致的诸种社会问题尖锐突出，底层社会的风声鹤唳让皇帝不能安枕。面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心理和过度防范心态，使得皇帝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一对策，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消灭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而事实证明，高压政策可以一时压制矛盾，却不能消灭矛盾产生的根源，越高压，社会底层酝酿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烈。

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据记载，仅庄廷鑨《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甚，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