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传统文化变质了 有没有现代产生的糟粕被大众当成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流传过程中的糟粕有女人的裹脚；不让女子多读书，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中国传统文化流行过程中的糟粕就有对女人的行为规范的要求，比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年从子，完全忽视了女人的权益和尊严。

有很多，比如裹小脚，封建迷信，封建礼教等。若是想更详细的了解这些，可以多看看民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大师写的文章，比如鲁迅先生的。

比如对于妇女的约束，三从四德，女人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等。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对于女性的不公正待遇都是糟粕。

精华：孝道、和谐观、大国风范、敢为天下先的气概
糟粕：愚昧、爱面子、阿Q精神、不善于学习

那些封建迷信思想，比如“女子不如男”“女人自小缠足”“彩礼嫁妆”“儿子才是顶梁柱”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弃之的糟粕。

比如是“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在家从父，父死从兄，出嫁从夫”，还有愚孝文化都是不可取的糟粕。

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糟粕，就是对女性的歧视，让女孩子裹脚，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受教育权利，在家听父母，出嫁听丈夫。

传统文化的热起构成当下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图书出版而论，投眼坊间书市，关系传统文化的出版物鳞次节比，关键词如“国学”、“历史”、“传统文学”、“禅”、“佛”等等，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著家如陈寅恪、钱穆、南怀谨等人，其作品常被置于书店显要位置，销量亦颇可观。再进一步放宽视界，考虑到近年来与传统文化关联的文化现象，如“读经运动”、“国学院”、“复兴儒教”，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大量争论。

凡此种种，如果抛却其背后几不可免却很是次要的经济驱动的考量，这种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中国处于相对有序的社会机制运转后的必然产物，当我们作为一位现代中国人，以我们的体验，以我们的视野，来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相当宏大的主题之时，或许能够发觉，传统文化的命运从来就与我们自身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身，同样构成了对自我命运的省察与反思。

一如何理解传统文化？

“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这一问题，涉及到对“文化”二字的理解，而众所周知，文化的定义庞杂驳多，莫衷一是，本文无意对此进行一番考梳，更无力标新立异，给出自己的独到解释。我想说的是，“文化”之定义固然难以统一（这本身即说明了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但当我们以列举的方式指向其外延，指向具体事物时，比如典章制度，比如文学艺术，大概很少有人会对此表示疑义。本文即以此为出发来理解传统文化，于是问题转化为，传统文化包含什么？进而可以追问，作为一名现代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模式中，需要面对的或者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是什么？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诉诸文字记载留传下来的各种文化样式，古代以经、史、子、集加以区分，展开而论，如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制度、风尚习俗以及哲学、宗教、法律、道德和文学艺术等等精神价值的创造尽行囊括其中，其次，这些精神创造亦体现于所存留下来的建筑、器具、服饰、字画等等物质性存在中，这些物质性存在或早已销隐于无形，或被封存进了博物馆几近死物，或被改装整容以供现代人游览观望。从一种大文化的视野看，这些物质性存在亦可属于文化之一部分，但我们所着重分析的，更多是上述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各种精神创造，这也成为一种共识。

诉诸文字的各种文化样式不仅是供人阅读研究的，它更体现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之中，因为其中尤可重要者，曾经作为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生命体验，深植于人们的心中，直至今日，有的仍然鲜活，如经典文学作品（《诗经》、屈原、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等），有的或许已然成为集体无意识，在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效力。诸如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随意道来的一句话，如果稍作追究，则会发现无不闪动着传统文化的印迹与灵光。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它是包涵着丰富内容的活的“有机体”。对此，我们可以征引一个比较公认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加以佐证，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提出：“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由这个定义亦可见出，所谓文化总是产生于历史的积淀，它有内在的稳定结构与自身规律，这个定义同样说明了传统文化的“活性”。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所谓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惯有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实，我们对“精华”与“糟粕”的界定只能是依据我们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需要进行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与“权力”的纠结，这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此处想指出的是，由于传统文化是一个活物，它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律，所谓精华与糟粕可能长期共存，依照特定的文化逻辑而演进，并不因我们的取或弃而速生速死。

将传统文化视为“活的”（它也确实是“活的”），这对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问题或能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二 非此即彼的歧误

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可以三个典型时期进行简单说明，即五四、文革与当代。

我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如此热切的关注，究其根源，实与现代西方强行进入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鸦片战争为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不断攻破中国大门，一次次失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让每一个向来以中国中心主义自持的中国人遭受了强烈的认同危机，当时的知识人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由技不如人（“洋务运动”）而制度不如人（“变法”）而文化不如人（西化），将中国失败之根源，归结为中国文化之落后，于是，部分人倒向了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以激进的姿态，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尤以“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最为激猛，其中最为重大的成果，或许便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字运动，这对传统文化不能不说是一次相当致命的打击。

传统文化所遭逢的另一场大劫难是在十年文革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可怖口号煽动起吞噬一切的破坏性力量，这种破坏性力量，一方面毁坏了不计其数的承载着传统符号的物质性文化，另一个（或许是更为令人痛心的）恶果是加剧了人们对传统的恐惧，使传统与现代的隔阂日深。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更体现于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当所谓“全球化”的趋势似乎成为一种时代必然时，传统文化重又被纳入人们的视野，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反思重建传统文化又成为部分知识人身体力行的事业。

百余年来，传统文化可谓命运多舛，其实，以上三个时期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均传达了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国家急欲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在这些时期，人们对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常常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态度，肯定西方/现代而否弃中国/传统，认为中不如西而高喊全盘西化，认为古不如今而彻底打倒传统，或者恰恰相反，紧紧地抱守住传统。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已经遭到了有些学人理性而冷静地批判，这种态度或许为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所需，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态度是否也带有传统文化的印痕？这算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一个疑问，留待日后思索。

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倡导一种开放而多元的积极态度，正如上文所述，传统文化是活的文化，现代文化无所不映射着传统文化的印迹，同时，它吸收、改造、融合着世界上与我们发生关联的各种文化（当然主要是西方文化，必然还包括其他异质性文化，如韩日文化、印度文化等等），这一切加在一起，才构成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化。

三 传统文化的归属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必然是传统文化，也只能是传统文化，即便是急欲鼓吹全盘西化的人物也未必会否认此点，舍此，中国便不成其为中国。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有云：“每一种文化都带着原始的力量从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并终其一生牢牢地固守于此。每一种文化都在自己的形象里打上自己的资源（即人民）的烙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活、意愿、感受以及死亡。”就最重历史性的中国文化而论，这些烙印或许尤深，大量积淀而成的符号（汉字，长城，龙等等）构成了确证中国文化的存在。

斯宾格勒进而指出：“这些民族、语言、真理、神坻和景观就像橡树和石松及其花朵和树枝一样繁盛、衰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种文化都有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性……。”斯宾格勒同样将文化类比于生命机体，它有自身成长衰亡的规律与过程，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大量确证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符号生命之树长青，它的消亡必然喻示着中国文化的消亡，而这种消亡只能是随着物质载体的消亡而灭掉。如汉语汉字，只要存在中国人，它们即不会消亡。而另一方面，更有不少涉及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之类的精神性文化，其生命周期却未必恒久，确有一个“适者生存”的情形，应该正视这种规律。以此而论，现代所谓复兴儒教的倡议就大有无视传统文化的演进规律之嫌，且不论中国是否存在宗教意义上的儒教。

因此，作为文化承载者与塑造者的人类，要认识到文化自身的消长规律，不是无事可做，而是要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对其引势利导，使其朝着同样积极健康的道路发展演进。

最后，我们再次重申一下本文的论点，传统文化是活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内容。现代中国在进行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认清这一点，以传统文化为内核，进而以开放的心态，融合多元的文化，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这或许才是传统文化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