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4-16 22:50:58 | 作者:泡茶的吗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6次
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日本人从小被教育要无条件服从上级,不允许有丝毫违抗。在日本上级辱骂殴打下属司空见惯,早已成了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在二战前的旧日本军队里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二战时日本陆军规定,上级可以随意打骂下级而不需任何理由,在动手之前,长官会告知士兵,后者则必须大喊“哈衣!”。即便是被长官一脚踢倒在地,士兵也必须立马爬起来立正,做好再挨下一脚或下一个耳光的准备。接受惩戒时,士兵必须始终在原地保持谦卑的姿态,不得躲闪或逃避。
所以在旧日本军队里,上级对下级、老兵对新兵可以任意打骂,这不是潜规则,而是规矩和惯例。日本人希望以这种残忍的方式再结合军国主义思想洗脑,把士兵塑造成没有情感的机器,要求他们绝对服从,哪怕让他们去残害无辜者的生命,甚至让他们自己失去命都毫不迟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旧日本军队里的暴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还美其名曰这是为了锻炼士兵的忠诚和勇敢,是“父亲般的关爱”。
在旧日本军队里,老兵常常以给他们“灌输军魂”为由,让新兵站成一排,用皮带、皮靴狠狠抽打他们的头部,踹他们的身体,往往打得他们伤痕累累。
在严寒的冬天,日军老兵会把新兵像捆绑鱼鹰一样用绳子绑起来,绳子的一头拴在老兵手里。然后突然从船上把他们推到河里,直到他们快淹死了,才把他们拉上来,稍喘口气,就又被推到水里。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新兵奄奄一息,军衣都冻成了冰才罢手。老兵还让新兵以蹲马步的姿势,长时间举着凳子,谁要是坚持不住了就是一顿猛揍。
这种状况在当年侵华日军士兵的家信中就有透露:“每天晚上都有科目,每次都被扇10个至20个耳光,完事还要向打人者道一声辛苦。第四天被扇了13个耳光,哭着睡着了。这种事每天都发生,脸已变形,饭都吃不了。有的被打得过重,有下巴骨折住院的,有鼻子骨折住院的,还有眼球充血返回日本内地的。每天都有两三人昏厥,昏厥后就往头上浇上两三杯水,让其自生自灭。”
当时日本陆军和海军几乎势不两立,处处都相互竞争,除了争夺战争物资外,在虐待士兵方面也是不遑多让。当时的日本海军为了“整肃军纪”和提高训练水平,采用了一种惩戒工具,称为“精神注入棒”,是一根长达60厘米、直径约5厘米的实心木棍。
在惩戒士兵方面,海军不但要跟陆军分个高低,甚至连海军不同军舰之间也要比输赢,看哪艘舰更严酷。有时候一个大浪打来,舰船大幅度摇摆,士兵如果没有站稳,恰好又被长官看到,等待他们的就是“精神注入棒”的一顿毒打。有些军舰上的军官手段特别毒辣,在一次训练中,“精神注入棒”都要生生打断好几根,让士兵闻风色变,军舰变得犹如修罗殿一般;比如“金刚”号战列巡洋舰就被称为“地狱之金刚”,“山城”号战列舰则被叫做“鬼之山城”等等。
把士兵训练得绝对服从长官后,日本军队就可以无所顾忌的实施那些毫无人性的作战训练方案了。
日本伞兵在中国华北训练时,指挥官为了加强空降的突然性,异想天开地命令士兵们在降落伞的理论最低开伞高度上开伞,而当时日本降落伞的性能根本不支持这样的要求,结果浪费了大量人命却一无所获。
二战中,日本海军使用的“长矛”氧气推进鱼雷性能非常先进,盟军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日本是怎样获得这种技术的,因为氧气极易爆炸,操作起来很危险,美军认为只有通过复杂的遥控操作才能保证安全。战争结束后,美军要销毁这些鱼雷,同时想看看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技术。结果一个日本军官就带着几名美军躲到远处的掩体里,然后挥手叫来一名士兵,命令他过去直接用手拆除这些鱼雷的引信,把几个美军看得目瞪口呆。可见那时的日本军队对士兵的生命是何等漠视,对敌人的残暴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士兵毕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活人,不是机器,只要有压迫,总是会有反抗的,狗被打急了还咬人,何况是人。
1938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士兵自杀调查分析显示:每年军人、军属自杀人数在120人左右,平均每10万人就有30人自杀,这在当时世界各国军队中是最高的自杀率。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军队中老兵对新兵的“私人制裁”,而自杀就是不堪忍受虐待时的反抗。士兵的暴力反抗也发生过多次,只是被掩盖了,不为人们所熟知而已。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日本军队号令严明,使命必达,像临阵脱逃,士兵哗变这种事与日本军队无关,可事实上这些都发生过,到战争后期更是屡见不鲜。
1942年10月15日,驻扎在中国湖北应山县广水镇的日军辎重兵第3联队7名下级士官,煽动32名士兵“犯上”,平时驯服的士兵们突然爆发,他们手执棍棒,殴打了平素欺压下级的军官。事件发生后,领头的曹长作为首犯被军法处判处死刑,代理中队长因滥用职权,被判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虽然反抗被严厉镇压,但由于无法忍受战争的煎熬和上级的虐待,日军下层士兵反抗上级的行动依然屡禁不止,1942年12月发生的馆陶事件更为严重。
河北省馆陶县,是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第42步兵大队第5中队的警备区。1942年12月26日,上级下达命令要求该中队调出10人参加新组建的部队,而该部队将调往太平洋战场。1942年底,太平洋上的瓜岛争夺战进入白热化,美军因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优势已占据上风,日军虽疯狂反扑却死伤惨烈。虽然日本军部大肆宣传日军取得辉煌战绩,但实际上,下级士兵早已知道太平洋战场上人员损失惨重,调往南方无疑凶多吉少。
转入新编部队的10中有5人在第5中队,12月27日,中队长福田中尉命令这5名士兵于第二天,即28日出发,前往临清的大队部报到。
这五个人都是已入伍三年多的老兵,而且酗酒成性,仗着资格老,他们平素不太服从干部管理,是经常顶撞上级的刺头。而且他们中的上等兵向里和塙两人是东京人,入伍前曾是黑社会成员,不仅有黑帮标志的纹身,而且平日里时满口黑话。向里后背上纹了一条腾云驾雾的黑龙,他常在战友中炫耀自己在日本有十二个小老婆。这些人因为不好管理,所以半年前被32师团赶到了新组建的59师团,而他们所在中队的福田中队长也非常讨厌他们,这次正好乘机把他们弄走。
当时驻扎在华北的日军,为了宣扬所谓的“皇道乐土”,营造“中日亲善”气氛,在平时不允许日本士兵在驻地附近奸淫掳掠,但在“扫荡”行动中可以借作战为名,乘机杀人放火、抢夺财物。由于游击队装备太差,无法与日军正面对抗,所以扫荡日军伤亡风险较小,执行这种任务既安全又可以抢劫,日军都争着参加扫荡。
这几名老兵本来很希望把他们调去扫荡,因为再过半年就服役期满,可以回国了,他们本来正想着利用这段时间再抢点东西带回去,结果却被派去太平洋战场,显然是有去无回了。绝望之下,他们变得非常暴躁,在给他们送行的餐会上,他们借酒发疯,痛打了平时就怨恨的军官,还找到中队长福田中尉讨说法。日本军官平日耀武扬威,打骂士兵,却也是欺软怕硬,福田中队长非常害怕这几个黑社会出身的老兵,非但不敢执行军纪把他们抓起来,自己反而偷偷溜了。找不到他的这几个醉酒老兵更是凶性大发,在军营里胡乱开枪,还乱扔手榴弹,吓得中队里的日本兵满世界逃命。直到发泄够了,这几个人才坐汽车去临清报到。他们离开后,福田才向上级汇报,这几个人一到临清就被捕了。
这件事惊动了冈村宁次,他下令严查,结果向里和塙被枪毙,其余几人分别被处无期和有期徒刑,中队长福田自杀,军、师团、旅团的主官被退役后编入预备役。
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日军不得不扩大动员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结果很多黑社会进入军队,兵源素质急剧下降。日军档案中常有这样的记录:“浅草出身的某一等兵,原本是该地区赌场的大头目,进入军营后无法管理,是不可救药的坏蛋。某少尉入伍前是在乡军人,是在该一等兵的地盘上再次应征入伍的,他就像下人一样受该一等兵支使,充当其赌博的帮手。”
侵华日军中赌博现象司空见惯,毁坏公物及偷盗公私财物的情况也很普遍,冈村宁次曾无可奈何地说:“不爱护公物,丢弃和损坏兵器、物资的现象屡见不鲜,行军帐篷使用半年便报废,防毒面具当枕头用,以致失去了防毒功能,日本人缺乏公德的缺点在战场上表现得更加严重。很多邮包和补给品被偷走,通信部队建立的每根电线杆上都挂着‘日本军用’牌子,以防止被别的部队盗走。”
这些原本被军部掩盖的丑事,在战后逐渐得到揭露,1959年的日本电影《独立愚连队》就披露了当年华北驻屯军内的这些现象。
到战争后期,随着日本法西斯濒临灭亡,他们困兽犹斗,对士兵的虐打也愈发丧心病狂,这当然招致士兵更激烈的反抗。
1945年初,在日本九州地区的一处新兵营中,一个名叫清水敏的新兵因为动作迟缓备受长官和老兵的辱骂殴打,最后成了整个部队的出气筒,几乎所有人都以凌虐清水敏的方式来泄愤或取乐。有一天,实在不堪忍受虐待的清水敏偷了3枚手榴弹,狠狠地投入军官休息室。结果当场炸死4名军官,清水敏最后被判死刑。
日本战败后,一些黑幕被揭开,从日军遣返官兵口中陆续得到证实,一些“光荣阵亡”的老兵和军官,其实是被手下士兵打了黑枪。
二战老兵荻原长一所著的回忆录《骷髅的证词》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菲律宾战役中,日军弹尽粮绝,4名日军士兵因为饥饿无法坚守岗位,因此遭到一名上尉的殴打。当晚,恨极了个上尉的这4名士兵就趁他熟睡时将他杀死。
日本旧军队中上下级之间的变态关系说明,军国主义者企图依仗法西斯暴力来收获服从的想法都是徒劳的,因为人不是动物,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都有最起码的尊严。士兵们或许可以在暴力淫威下屈服一时,但绝不会永远忍受,一旦他们起来反抗,施暴者必将毁灭在他们自己崇拜的暴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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