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启介的永田铁山遇刺
和“十月事件”时一样,相泽被交付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处置。军法会议长官是“十月事件”时第一师团长柳川平助中将(1935年任台湾军司令,因“二·二六事件”转为预备役),深受皇道派青年军官、被免官的村中、矶边和西田税信赖。审判长是佐藤正三郎陆军少将(第一旅团长,因“二·二六事件”而停职待命),审判员之一是皇道派的小藤惠(“二·二六事件”时任步兵第一联队长,后停职待命),这种人员组成对皇道派十分有利。在公审过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为穷凶极恶、毫无人道的人物,和永田同期进入陆军的一些人在法庭上要求审判长出庭,对永田作出正 确评价。“二·二六事件”就发生在皇道派总头目真崎大将作为证人出庭的第二天。后来“二·二六事件”首谋军官们都在法庭上提到该事件与相泽事件有紧密联系。就在永田遇刺当日,矶部浅一在陆军省前看着来来往往的军人们感叹,如果有两三个志同道合的军官实施突袭,一定能占领陆军省。犬养毅遇刺使政党政治进入黑暗的时代,永田遇刺事件则使陆军内部的对立、斗争喷发出来,照明了黑夜。到了第二年的2月26日,更象火药库爆炸一样发生了重大事件。
在这期间,九、十两月时隔四年举行了的全国府县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是在过去四年间政党政治闭塞得快要窒息的情况下举行的,是政党政治能否起死回生的试金石,也是即将到来的总选举的前哨战,颇为引人注目。这次选举是在内务省欲借政党政治奄奄一息之机大搞选举肃清运动背景下进行的。当时的党人缺乏政党政治所必需的经纶、抱负和政策,陷于为求私利进行野合。选民蔑视政党,认为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各党政策雷同,相互附和,执行愚民政策,从这个角度说倒是有必要从更高层次进行选举肃清。结果政友、民政两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多数议席(85%以上),而且无产阶级阵营超出预料,议席增加了3倍,政党恢复了活力和自信。对军部造成打击的是,在“陆军手册事件”中支持军部的社会大众党在选举中以坚决批判增加军费、要求减轻国民负担为政策中心,取得大胜。府县会选举结果给军部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度预算案中提出体现“广义国防论”的财政要求造成冲击,军部的焦躁和忧虑进一步加深。
1936年11月21日,第六十八届通常议在距届满还不到一个月时宣布解散,2月20日进行了总选举。这次总选举的特点是军部和内务省两方面都对大选进行干预,他们打着整顿选举运动之名,施全面干预选举之实。围绕选举,议会政治和来自军方、官僚的干预形成怪异的组合。干预是十分露骨的,比如1月25日,陆军次官向各师团参谋长发也通令,要求“利用选举排除反对军部的政策动向”,指示:第一,动员在乡军人会“选出非常时期可以信赖的优秀议员”;第二,“监视议员候选人的演讲活动,如有影响国防思想的内容,应适时采取必要措施。”内务省则严厉揭发、处分违反选举规定者。警视总监、检察官巡视各自管辖的警察署,检举违反规定案件少的主管警察就被指责为怠慢公务,要进行严厉批评。刑讯逼供和暴力成为常用的手段,完全是一种官宪恐怖主义,结果造成参加选举的人数萎缩,弃权者增加。虽然如此,24日公布的选举结果表明,现有两大政党得到支持,但在议席方面政友会和民政党发生逆转。作为执政党的民政党获205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政友会议席数从选举前301席骤降至171席。连政友会的党首铃木喜三郎也落选。发生“二·二六事件”前夜,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小型宴会,庆祝执政党民政党的胜利。这次小型宴会成为在官宪恐怖和军部恐怖夹缝中的一个幽梦。而高桥是清在宴会上犒劳指挥选举的町田忠治和内田信也的欢声笑语显得更加可悲。
你这问题表述不清。冈田启介遇刺是1936年2月26日,大日本帝国陆军中的皇道派军官发动的兵变,袭击了东京的火车站、警视厅、东京三大报社等,并以“清君侧”的名义对政要进行刺杀,刺杀的目标包括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淀太郎、财政大臣高桥是清、首相冈田启介(失败)、天皇侍从长林木贯太郎(失败。即日本投降时战败内阁首相)元老牧野伸显(失败)、元老西园寺公望(未实施),也就是后世所称的二二六兵变;永田铁山1935年8月12日因大日本大国陆军内部的派阀斗争,导致时任陆军教育总监的永田铁山少将(死后追中将)被对立派阀相泽三郎用军刀砍死在了三宅坂(地名)的办公室内。
对于永田铁山其人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其作为巴登巴登三羽乌之首,打着消除派阀的名义,在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发展了大量的下线。其在欧洲学习时,作为青年将校军官,受到过当时访问欧洲的裕仁天皇的亲自接见,深得裕仁赏识。特别是在其升任陆军教育总监后,与裕仁可谓是宫中府中遥相呼应。若不被刺杀,其接下去升任陆军大臣指日可待,甚至有可能组阁出任首相。在被刺杀后,裕仁破例通过宫内省向其献上了花圈,并题词“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无永田。”
论才能,大家更加熟知的石原莞尔可能不输永田铁山,但相对永田铁山的资历要比石原莞尔老牌许多,资历本就是当时要在大日本帝国陆军中立足不可或缺的,永田老学长的一句话无疑是要远超后辈石原的。倘若永田铁山不被刺杀,那么九一八事变后由永田铁山(陆士16期、陆大23期)与石原莞尔(陆士21期、陆大30期)领导的“不扩大派”将有可能力压由东条英机(路士17期、陆大27期)和武藤章(陆士25期、陆大32期)领导的“扩大派“,那今天的我们可能不禁感叹“满洲之耻犹未能雪,中华之恨何时可灭?”,永田铁山死在了皇道派的刀下,而石原莞尔没落于新一轮的派阀斗争,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我中华之幸啦。
注:陆士即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陆大即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学。
石原莞尔的人物评价
裕仁天皇后来也说:“石原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太清楚。”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往往会被减轻罪责,希翼他们能站出来做证,做实东条派的战争责任。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关系非常恶劣,反对扩大战争。
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不是。
据说中共对石原莞尔也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对石原莞尔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比较感兴趣吧。
而国民党则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变之前,当时还只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的石原在华北某地秘密会见过国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听了石原的话以后居然大吃一惊,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看法?”国府要人对其敌人的无知到了如此地步,后来败于共军也是理所当然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石原莞尔认为自己是受东条英机迫害的和平主义者,发表了《我们的世界观笔记》、《新日本的出路》,释出了“放弃战争”的概念,并提出建设“不要战争的文明”等主张,同时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信中提出“超阶级的政治”等观念:“过去的政治是为阶级利益的政治”,而“超阶级政治”只是“为了理想”。
他是一个可怕的战略家,掌握着部分的真理,但是在那里都一样,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天才的思维里,却受到众多的排斥和压制。但是他是日本人,因此他这种天才所带有的先天不良是无法改变的。他提出了世界当时政治家心理都明白但是不会说出来的很多事情,那就是大国必以战争等对抗中获取大国之间的生存权,可是他生在了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国,心比国还小。所以只是小日本。天才的判断和预知中也都带有着这种目光短视,而他又是远视眼,所以这个人是个矛盾自我。之所以不幸,源自这个国家的兴起,源自山县有朋,源自丰臣秀吉,甚至更多更远的先天不良。
首先他是个理想的战略家,他和光头校长有一搏,但是有一种默契。他清醒的看清楚了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更不是苏联和美国的对手,起码当时不是。所以他要韬光养晦。这种策略对于日本来说当时的却更加正确,因为校长也是韬光养晦。如果让校长给他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壮大,校长同样也会得到这样的十年五年。可是这挺不好玩的。校长很可能会靠近德国。五年的时间如石原莞尔所想日本得到的不过是从三个月战争储备到可以维系战争持续。而对中国来说,这也足够搞出百十个更加强大的德械师,有可能完成局部统一,以校长的性格,恐怕各路军阀会有倒霉的。国力也会大为加强,日本和中国谈不上谁得到更多好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中日从石原莞尔开入东北就不会风平浪静。
其次,他的战略眼光是放在苏联的,以日本的国力,想凭借几年时间具有与苏联作战而且是在基础几乎为零的西伯利亚作战,这我不评论,但是如果在苏联最危险的时候他用这手会管用,如果不是,日本会被吊打的。
然后这个人本身就是太远见,同时还有自身无法说服正常人的偏见。他又与很多日本人思想相悖。所以如果接受了。他们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一二六的目标。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改变什么的,何况东条的老油条,绝不会因为真理而忽视官场和人气的。更不会做特违背众多军界的事情的。这是为官之道,难道东条不明白国力的短板吗?可是还是发动了太平洋。
总之,他是个阴险狡猾的可怕对手,但是他是个先天不足的鬼才,他为日本的战争提供了可持续理由,同时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他注定了失败。除非他发生了便轨。否则依据他的理论,就算军界通过了,除非北进不失败,否则他必死。东北当时还没发现石油。日本的人力资源也不会因为短短五年十年而大有改观。日本的科技也会在此过程中相对衰落而不是飞跃。因为从二战初期开始,日本是有一定强势的。但是随着二战进行,日本的这种强势并没有如欧美那样突飞猛进。这不单单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造成的。而是由于日本的工业底气当时还很弱小。我们不要认为他的限定战争是不战争。他的限定战争是为了更好的战争。但是这种想法和校长的德械计划一样不切实际。卢沟桥是一场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准备好的开始。日本之所以战争,根本原因也在于不会给中国发展壮大的机会。同理,石原莞尔的想法别人也不会如他所愿。哪怕日本也不会如其所愿,何况日本的敌对。
二战中冈村宁次和石原莞尔为什么没有得到重用?
冈村宁次相对来说得到重用,毕竟当上了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总司令。而石原莞尔只是一个中将,还被编入预备役。不过根据两人的起点和日军传统来说,这两人确实没重用,因为两人都是陆大军刀组出身,按日军传统来说都有希望出任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这三长官职务。冈村宁次与陆士同期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因成绩好被称为陆士“三羽乌”,后来三个人在德国巴登巴登秘密开会形成著名的“巴登巴登”集团(在场的还有一个是东条英机,不过资历浅被打发去看门),密谋取代陆军中的长州藩势力。回国后四人到处拉人扩充团体实力,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等人被拉进这个小团体。由于这个小团体得到裕仁的支持,实力逐渐增强,并策划实施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该团体名声大噪,里面的成员纷纷成为日本民众的“英雄”,前途一片看好,被认为将取代长州军阀成为日本陆军的掌控者,特别是团体首脑永田铁山当上陆军军务局长,被视为下任陆军大臣的当然人选。但团体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小畑敏四郎则接近荒木贞夫,与永田铁山分道扬镳,于是形成了以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和以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双方为争权夺利斗得不可开交。最后虽然二二六兵变统制派上台,但永田铁山却被皇道派暗杀。由于永田铁山被杀,导致他的盟友冈村宁次一直没有机会入主中枢。而石原莞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功绩”和二二六兵变中力主镇压的表现,出任权力极大的陆军参谋总部作战部长,有很大希望升任参谋次长乃至参谋总长。但由于他反对在七七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认为日本国力不允许,同时日军兵力严重不足。于是石原莞尔失宠,被贬到关东军任参谋副长。但他又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闹矛盾,被贬为舞鹤要塞司令。后来他虽被其盟友板垣征四郎做工作提拔为16师团长,但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后,开脆被转为预备役,东条英机甚至派宪兵监视他。到后来战事不利,东条英机还找过他问如何扭转战局或结束战争,石原莞尔建议东条英机辞职,并以放弃太平洋战争占领的地盘和从关内撤军为筹码进行停战谈判,但不被接受。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后,新任内阁首相小矶国昭打算恢复石原莞尔为现役中将,并提拔他为陆军大臣,但被石原莞尔拒绝,石原莞尔也失去被重用的最后机会。
先说石原莞尔。
这个家伙不被重用是必然的。他当年搞一出九一八事变成功上位,可以说是激励了一代日本脑残军官。可以说那些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军官就是石原老鬼子的崇拜者。而且这个老鬼子开了一个坏头,就是用国家的命运来赌自己的前途。(其实现在的石原慎太郎也是一样)但是后来这个老鬼子也算看清了形势,打着如意算盘想要赢两把就收手。中国那边当时蒋介石肯定没有能力反击,但是日本国内还有大把的军官打算模仿石原莞尔的那一套上位(比方说武藤章),毕竟石原莞尔搞的那一套成本实在太低,回报又是那么丰厚。石原自己得了好处就想把人家晋身的门堵上,可能吗?
然后是冈村宁次。
这家伙一开始想的倒是挺好,整顿军纪和八路军争夺民心。但是人家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是为了抢钱抢花姑娘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搞大东亚共荣的,所以冈村老鬼子这一套理论上倒是可行,但是底下的日本兵不吃这一套哇。人家“皇军”不是国际主义战士,千里迢迢参加“圣战”还不让人家发点外财,实在太不“人道”。
所以这家伙后来也开始搞“囚笼政策”,效果倒是有,但是要说决定性影响倒还未必。
文章标题: 如果永田铁山不死,石原莞尔得到重用,日本历史会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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