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幻小说中明明存在三教，但为什么通常只有佛道二教常常出场，跟儒教有关的内容很少

论尊师重道

□蔡忠辉

《宋史·杨时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宋代学者杨时，有一
次遇到难题，与同学游酢一起到程颐家去请教。此时，天正下着大雪，
程颐正在午睡，为了不打扰老师，杨时、游酢两人便静静地站在门外等
候。不知过了多久，程颐醒来后，门外积雪已有尺把厚，他发现两个“
雪人”毕恭毕敬地侍立着，十分感动，立即招呼入门，这就是“程门立
雪”的佳话。
“尊师重道”这一古风，在我国历史上已流传数千年，如果把这个
“道”理解为治国之道、安邦之道和民族兴旺之道，那么，师就应当受
到尊重。但印象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曾一度式微，这是叨“知识无
用论”之赐！知识既已无用，何必读书？又何必求师？师者在这种氛围
下自然就成了天天挨批的“臭老九”了。
不过，“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载，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知识经济突如其来，知识开始有用了，于是，尊师之议，重
被提起，而且教师的职业逐渐成为受尊重，受优待的族群。生活待遇的
有所提高，社会影响也日见增强，每年九月十日定为“教师节”。因此
，“尊师重道”或“尊师重教”之风，可重振于杏坛、课堂了。这是值
得庆幸的大事。
当然，如此尊师重道，也仅仅是秉承传统古风而已。打开中国历史
画卷，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尊师重道例子跃然纸上。虽说那时师道之严占
上风，可也未必一味强调尊师，荀子就认为“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
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说的是只要发愤学习，就能
超过老师。他是从学习的辩证关系来正确看待师生关系的。
从求学来说，虽然自学成才者甚众，但终究不能无师，所以韩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因为老师担负着“传道、受业、解惑”的责任。
文章开头提到的“程门立雪”佳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从为师者来说，却也不能妄自尊大，而应记取“人之患，在好为人
师”，如果好为人师，必自以为是，久而久之，必自暴其短。
从学习来说，尊师是学生的美德，但学生不一定不如师，这是事物
发展的规律。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科学家戴维，曾引导过法拉第，后来法
拉第的研究发明超过了戴维。鲁迅曾师从章太炎、藤野先生，而鲁迅的
学问、成就远比两师为高。但鲁迅却抱着“一入师门，终身不忘”的感
情，始终对两师尊敬，执礼甚恭。鲁迅的尊师是由衷的。
报载，邻邦日本的农村，地方负责人和老百姓，在路上遇到了教师
，便侧身立，一鞠躬，“先生好！”老师带领小学生过马路，警察先敬
礼，指挥他们优先通行。眼下，中华宇内“尊师重道”、“尊师重教”
之风正浓，这是国兴之象征。而严师也应形成风气，因为“凡学之道，
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所学”。为师不严，无以教出
好学生，良好学风也就难以形成。
尊师重道

宗 慧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尊师重道”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传统美德，各行各业都讲究尊师重道。那么，人们为什么尊师呢？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们重视所传的道，所以人们尊师。“道”是无形相可见的，他只是集中显现于人们的意识当中，人们有了这种意识，自然去重视他。由于人们意识形态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道。然而，道虽无相可见，师却是道的集中显现，所以，我们可以在老师身上学道，学业，解开种种的疑惑。我们学的是道，老师给的是道，道把我们和老师连接起来，而师则永远在道的前面。曾经有一位同学对我说过一句名言，我非常喜欢，她说：“有源头，就有江河，有江河才有数不尽的后浪。”路是人们走出来的，道是人们积累出来的。道本身源于人们，而这些能发现道的人也就是师。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他所说的道流传至今，他的道是极其高妙的，孔子本人也是极其伟大的，所以后世都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可见，有了师才有源源不断的道可以传，而有了这些道，才有了后世的师，后世的道，后世的弟子。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推一浪。”所以说，师就好比是源头，道就好比江河，而那数不尽的后浪则是弟子，而这些弟子也就是后世之师，要传给后世人的道。如果我们只重于那看似宽广的江河，而不尊于源头，那么源头一旦枯竭，后浪就会跟着消失，到时，即使是再宽广的江河，也仍只是一洼 死水。所以，我们重道必先尊师，因为，这“尊师”就是我们的求“道”之道。我们也不妨看看古人的尊师之道。《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子贡在老师的坟傍搭了一个草棚，独自住在里面为老师守孝，直到三年之后才肯离去。自先秦以后，历代儒者莫不尊师，最典型的就有“程门立雪”的故事。其实，也不单单只有儒教之人尊师，古时的人们大都是尊师的，即便是万人之上的天子也必须尊师。天子封国师时，满朝文武百官连同天子本人都要叩拜老师。可见，重道必先尊师实在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佛教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当年禅宗二祖慧可大师跪雪断臂，体现的也就是这“尊师重道”的精神。
然而，佛教中的尊师重道与一般社会上的尊师重道是有所不同的。释迦世尊在《猛利问经》中说：“学法一字，师恩德一劫不能报，何况师父指引整个成佛之道？穷劫易不能报。”所以说，为求道，佛弟子都必须恭敬师父。佛教典籍中对于事师法的记载有很多，如《沙弥律仪要略》中说：“视和尚阿阇黎如视佛，当敬于师，常附近之，如法律行，当如师教，常应和顺……”。为什么佛教中一再强调尊师呢？密教中有一位侠惹瓦大师说：“大乘道的根本，是善知识，若不恭敬依止善知识，是对于什么道，都不能生起的。”可见，佛弟子不但因师的恩德而尊师，要想得到如法的解脱之道，也必须尊师。其实，师父本人并没有要求我们去恭敬他，我们恭敬的是道、是法。佛教中有句话说：“佛法从恭敬中求。”想想我们伟大的佛陀，抛弃王位，出家为僧，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麦，后于菩提树下降魔成正觉，方才流传出后世的佛法，这是多么的不易啊！所以说佛法是十分珍贵的。如果我们不尊师而只空谈于重道，这样一个连基本的尊师之道都不重视的人，师父怎么会把如此珍贵的法传给他呢？正所谓：“根基不利，不堪大法。”因为受法之人，负担的是将正法弘范三界，维持清净法脉的重任，也是人天之师表。一个不尊师的人，本身就缺少了尊师之道，又有什么资格接受如此珍贵的法呢？所以，一位具有纯正知见的师父是不会把无上的妙道传给这种人的，佛不度无缘之人，道也不传不堪之人。即使是师父传道给这种人，他也不会得到成就。《金刚心要》中说：“唯于亲近教授师不如法事，起轻慢，依其教授昼夜修，等同修习地狱因。”由此可见，不尊师，我们就求不到如法的解脱之道，即便是求到了，在道业上，恐怕也是寸步难行。我想大家都知道大成就者密勒日巴，他对上师的恭敬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大师在未出家时，曾修习过黑法，用咒语诛杀了很多人，业障很重，所以大师刚刚到玛尔巴上师那里去求法时，上师不传给他任何法并且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上师先后九次命令大师将石头背上山，独自建造房屋，每当房屋快建好时，他就会命令大师将房屋拆掉，把石头背下山，然后再背上山去建造房屋，然后再拆，如此反反复复共九次。大师的背因背石头磨了三个大洞，血肉模糊，而玛尔巴上师依旧打他骂他，却不传给他任何法。但是密勒日巴大师对上师的信心并没有丝毫的动摇，依旧恭敬上师如孝子对父一般，当然，我们的密勒日巴大师最终得到了玛尔巴上师的传法心要，也成为后人共尊的如理良师。到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尊师方能得如法之道。”
上面我们谈了“尊师”，下面再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谈一谈“重道”。我们佛弟子一生就是为了求道、修道、然后证道。即使是尊师，其目的也在于重道；佛之所以让弟子们闻思修，目的也在此。若师父将法传给弟子，而弟子不重修道，也终究不能解脱；若一味尊师而不重道，那也只算得上半个孝顺的徒弟，却不能堪称为法器。所以，为弟子的应在师父的指引下如理行持，方能解脱。这也就是弟子为什么要重道的原因之一。其次，弟子只有重道才能了解道，这样才能辨别道的邪与正，从而弘扬正法摒弃邪法。日后为人师之时，也不会将他人引入歧途。这里，又涉及到了一个为师之道。为人师者，要能传弟子以道，授弟子以业，解弟子之惑；除此之外，佛教中的师还要具备十德，即便不能全备十德，最起码也要具持戒和悲悯两种德行。而这两种德，都是佛教中的如法之道。其实师的责任就在于致力于道的弘扬，以悲悯心授给弟子解脱之法，引导弟子倒归圣位，并且堪为他人之师，以令正道相续不断，让更多的人闻道解脱。所以，为人师者不但要重于自身之道，还要以悲悯心重视后世之道。重，对轻而言，主次分明。所以，师重的是正道，而不是名闻利养等非道。如果为人师而重非道，那么，无论这个师是否还有正道可传，他都不能算是一位“如理之师”。如果由这样的师将道传下去的话，我们的道恐怕就要在半路夭折了。正所谓：“道不尊由师不严，师严而后道尊。”可见一位如理之师的重点就在于重道。当年，禅宗五祖弘忍禅师要传衣钵时，他座下的弟子都认为应传给神秀大师。而禅师却因为神秀大师未到达开悟的境界，没有将衣钵传给他。相反，在看了慧能大师的偈颂之后，毅然冒着风险将衣钵传给了慧能大师。当时，禅师这样做，不但对慧能大师有危险，连同禅师本人都要备受众人的质疑。但弘忍禅师却丝毫不注重自己的利益，在半夜用一只小船亲自送慧能大师逃走。而我们的慧能大师也最终盛弘了禅宗。弘忍禅师便是一位典型的重道之师，倘若当年禅师不重于道，而注重于自己传了衣钵之后，难度悠悠之众口，怀着怕惹祸上身的心理将衣钵传给了神秀大师的话，那么今天也许我们就不会承认弘忍禅师为禅宗五祖了，现今的佛教界中，也许禅宗不会如此兴盛。正如古人所说：“自私自利之学兴而师道衰矣。”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不难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重道方成如理之师”。
其实尊师重道的问题，不单单是弟子的事也是老师的事。当然，我们不会要求老师怎样做，但我们可以要求自己。面对“尊师”，弟子是我们，面对“重道”，我们却也是为人师表。所以，同学们，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奋斗，努力不懈地追求正道。也许，多年后，您也同样对着后世之人论“尊师与重道”，我由衷地希望您不要忘记这两句话，那就是：尊师即得如法之道，重道方成如理之师。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一说，但如今这常常是相当口头化、公式化的。“尊师重道”的内涵并非体现在“学生准则中规定见到老师要鞠躬、问好”这些形式上。而在于学生内心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从而衍生出对老师的感激、敬佩之情--便是先“重道”，后“尊师”。情感有了，面对老师时流露的言行细节，必然是真正而明确的“尊师”。
虽然学生应该对老师抱有尊敬之心，但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老师面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时的视角应该是水平的，并非俯视。也就是说，教育应该在双方真诚的态度、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由此，才谈得上“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涂。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末。虽皆圣意而有实有权，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儒道二教说人畜等类，皆是虚无大道生成养育。谓道法自然生于元气，元气生天地，天地生万物，故愚智贵贱贫富苦乐，皆禀于天，由于时命；故死后却归天地，复其虚无。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说万物不论象外，虽指大道为本，而不备明顺逆起灭染净因缘，故习者不知是权，执之为了。今略举而诘之。　　所言万物皆从虚无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贤愚之本，吉凶祸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则祸乱凶愚不可除也，福庆贤善不可益也，何用老庄之教耶？又道育虎狼、胎桀纣，夭颜冉、祸夷齐，何名尊乎？　　又言万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缘者，则一切无因缘处悉应生化，谓石应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又应生无前后，起无早晚，神仙不藉丹药，太平不藉贤良，仁义不藉教习，老庄周孔何用立教为轨则乎？　　又言皆从元气而生成者，则歘生之神未曾习虑，岂得婴孩便能爱恶骄恣焉？若言歘有自然便能随念爱恶等者，则五德六艺悉能随念而解，何待因缘学习而成？　　又若生是禀气而歘有，死是气散而歘无，则谁为鬼神乎？且世有鉴达前生追忆往事，则知生前相续，非禀气而歘有；又验鬼神灵知不断，则知死后非气散而歘无。故祭祀求祷，典藉有文，况死而苏者说幽途事，或死后感动妻子仇报怨恩，今古皆有耶？　　外难曰：“若人死为鬼，则古来之鬼填塞巷路，合有见者。如何不尔？”　　答曰：“人死六道，不必皆为鬼，鬼死复为人等，岂古来积鬼常存耶？”　　且天地之气本无知也，人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　　又言贫富贵贱贤愚善恶吉凶祸福皆由天命者，则天之赋命奚有贫多富少、贱多贵少，乃至祸多福少？苟多少之分在天，天何不平乎？况有无行而贵、守行而贱，无德而富、有德而贫，逆吉义凶、仁夭暴寿，乃至有道者丧、无道者兴？既皆由天，天乃兴不道而丧道？何有福善益谦之赏，祸淫害盈之罚焉？　　又既祸乱反逆皆由天命，则圣人设教，责人不责天，罪物不罪命，是不当也！然则《诗》刺乱政，《书》赞王道，《礼》称安上，《乐》号移风，岂是奉上天之意，顺造化之心乎？是知专此教者，未能原人。

　　一、在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步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其父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是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安邦治国，他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而由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谈也标榜以道家学说统摄各家。他认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道家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然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但接着他又说，十家中“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去小说家），而各家则都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他同样也引用了上述《系辞》的话，不仅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而且还强调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当时社会已以儒学为上，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认为儒学“于道最为高”。（《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和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大力提倡道家黄老之学。此时的道家黄老之学，处于社会文化思想的代表和指导地位，所以他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各个不同文化思想学派的关系问题。社会对思想文化的需要是多样的、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然而诚如许多中国思想家所说的，这种多样性又需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即需要有一个为主的指导者。不过，这种“统”和“会”绝不是以一种样式去排斥或替代其他的样式。因为，如果把其他样式都排斥掉了，只剩下了自己一种样式，那也就不存在什么“统”和“会”的问题了。汉初道家黄老之学，正如司马谈所描述的，它广采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合的精神，使得道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也有着与道家的相同经历。汉初儒家受荀子学说影响很大，如“六经”之学中的易、诗、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而荀子礼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为汉儒所接受。西汉大儒董仲舒建议武帝“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以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所本。然而，从董仲舒本身的思想来说，也早已不是单纯的原始儒学了。他不仅大力倡导礼法、德刑并用的理论，而且大量吸收墨家的“兼爱”、“尚同”理论，乃至墨家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中评述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由此可见，经由董仲舒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汉代儒学，如同汉初的道家黄老之学一样，也是广采了阴阳、墨、名、法、道各家之长的。同样也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会的精神，使儒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融摄的。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张。其实，这是很不全面，也不十分准确的。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同前《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同前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拙（曲），无见于信（伸）”（同前《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主术训》）“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修务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同时，他也赞扬效法天道无为的尧与舜，如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不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污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三、力图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而且获得相当成功的，是魏晋时代的玄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那些与现实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即使象被人们称之为“清谈”、“玄远”的玄学，也不例外。人们所熟知的，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抽象理论问题，其实无一不与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有关。

　　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人际等关系之中的，要受到社会职业、地位、法律、道德等的制约。所以，人都是社会的人。但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是有其各自的性格、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意志追求的，所以人又都是个体的人。人的这种两重性，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和个人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探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是中外古今思想家、哲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则尤为关注，可说是它的一个中心议题，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我们在上面提到过，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所以，名教与自然分别是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和争议焦点之所在。

　　儒家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着重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名教者，即是用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规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分地位，以及与其名分地位相应的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然后，以此去要求和检验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当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把重新确定社会成员的名分问题，作为“为政”的第一大事。而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前《颜渊》），则正是“正名”的具体内容和期望达到的社会效果。儒家名教理论产生于封建时代，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所以，在近代反封建的革命中受到激烈的抨击是完全理所应当的，毫不奇怪的。不过我们说，把社会的某一个（或某一部分）成员定死在某一固定的名分地位上，不许其变动，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在实际上做不到的。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样一个真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又必定是处于某一确定的名分地位之中的。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各安其名位，各尽其职责，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安宁的，也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各安名位、各尽职责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必要条件。从这一角度讲，儒家的名教理论也还是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的。此外，还需说明一点的是，儒家名教理论也不是绝对排斥个人作用的。就其强调调动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这一点来说，儒家比任何其他学派更重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力。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儒家名教是轻视个人利益，抑制个人意志自由发展的。这方面的片面性，也正是儒家名教理论不断遭到反对和批判的原因。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而不应当以社会礼法等种种规范去干预和束缚个人的行为。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同前三十八章）这是说，老子把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归结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这里包含了一种原始素朴的“异化”思想。老子的理想是，希望人们通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少私寡欲”（同前十九章）等去克服和阻止“异化”，以期达到反朴归真，复其自然。庄子认为，任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都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挥的桎梏，因此必须予以彻底破除。他以“天”喻人的自然本性，以“人”喻社会的制度规范，用寓言的形式，借牛马作比喻，通过北海若之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不要用社会礼法制度规范来磨灭人的自然本性的思想。庄子向往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而当他的向往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时，他就教人们以“齐物论”——相对主义的方法，从认识上去摆脱一切由于分别善恶、是非、利害等等而带来的种种纠葛和苦恼，然后借以获得主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

　　四、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如袁宏在《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卷十）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其间，姚秦时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经，以译文传意达旨，译笔优美通畅，而广为传颂，影响至今尤存。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里所说的佛、道冲突中的道，已不单是指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它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而且从形式上来看，更多地是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然也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佛教中人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这四次灭佛运动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的，但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在两教争正统的斗争中，双方都编造了不少荒诞的谎言来互相攻击，抬高自己。如，道教编造《老子化胡经》等，谎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佛教也如法炮制伪造各种文献，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没有什么价值。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不合国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如东晋著名高僧慧远就申辩说：“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一”）这是说，信佛教者是把奉亲敬君放在第一位的，如果得不到君亲的同意或信任，则要退而反省自己的诚意，直到双方都觉悟。这也就是佛教对于民生、治道的禆益。他还说，出家人虽然在服饰上、行为上与在家人有所不同，但他们有益民生、孝敬君亲，与在家人没有两样。所以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同前“出家二”）
　　从理论方面讲，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梁武帝肖衍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立神明成佛义记》的论文来发明此义。他在文中说：“源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妙果体极常住，精神不免无常。”这里所谓“神明”，指人的灵魂；“不断”，是不灭的意思；“妙果”，则即指成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灵魂要修炼到不灭，才可称作“精”；这种“精”的“神”，最终必定成就佛果。佛果为彻悟之体，所以永恒不变；精神则尚处于过程之中，不能免于流动变迁。沈绩对这句话注解道：“神而有尽，宁为神乎？故经云：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他引经据典地说明了“形坏神不灭”的论点。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特别是讲三世报应，这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一致的。佛教的业报，强调自已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有的现世受报，有的来世受报，有的则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然后才受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所以，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里，我们首先从佛教方面来看一下这种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此即所谓“格义”的方法。如，以无释空，以三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拟三归（归依佛、法、僧），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喻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等。这种借用现象，在对外来文化的传译初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举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当时般若学中的心无义曰：“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唯无乎？”然后评论说：“此正与上引《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易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之旨相符合，而非般若空宗之义也。”陈先生的评论是很深刻和正确的。
　　如果说，这种初期的融入尚是不自觉的话，那末后来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来，则进行了自觉的、主动的融合。首先在译事方面，佛教学者总结了“格义”法的缺陷，以及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等问题，主动积极地吸收和提倡玄学“得意忘象（言）”的方法，以领会佛典所传达的根本宗旨和思想精神。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高僧传》卷七）又如，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当然，反过来佛教对于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两晋之际，玄学家以佛教义理为清谈之言助，已在在皆是，所以玄佛融合成为东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正是经过这些众多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与此同时，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佛老。也就是说，这时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想真正了解和把握东晋南北朝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了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佛教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

　　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发展，此后道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道教是在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基础上，附会以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所以，就这方面来讲，道教与道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人们平时所称的儒、释、道中的道，一般都是含混的，并不严格限定它是专指道家还是道教。

　　其实，道家与道教是有根本区别的。简而言之，道家是一个学术流派，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先秦道家，尤其是老子倡导的自然无为主义，在描述道的情况时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而在称颂道的崇高品德时则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同前六十四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等等。这些论述，在当时来讲更是具有一定的反宗教意义。即使在道教问世之后，道家与道教无论从形式上或理论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如魏晋玄学家王弼、嵇康、阮籍、郭象、张湛等人所发挥的老、庄、列思想，人们绝不会说他们讲的是道教，而必定是把他们归入道家范畴。反之，对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所阐发的老庄思想，则一定说他们是道教，而不会说他们是道家。这倒并不是因为葛洪等人具有道士的身份，而主要是由于他们把老庄思想宗教化了。具体说，就是把老庄思想与天尊信仰、诸神崇拜、修炼内外丹、尸解成仙等道教的种种宗教寄托和目标融合在一起了。而这些在玄学家所发挥的道家思想中是找不到的。以此为基准去判别汉末以后的数以千计的老、庄、文、列的注解释义著作，那么哪些应归入道家，哪些应归入道教，应当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当然，这种分辨并不涉及这些著作的理论价值的高低评价问题。事实上，在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下，道教理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少道教著作在一些方面对道家思想有很多的丰富和发展，有的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总之，所谓儒、释、道中的道，包括了道家和道教。即使当人们把儒、释、道称为“三教”时，其中的道也不是单指道教。（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中国传统上所谓“三教”的“教”，其含义是教化的教，而不是宗教的教。）所以，当我们总论“三教”中的“道”时，既要注意道家，也要注意道教，不可偏执；而当我们研究和把握某一具体的著作或思想家时，则应当分清它究竟是道教还是道家，不可笼统。

王阳明“佛仙（道）与圣人之学（儒家）差别只有毫厘之间。”
王阳明是一个学贯儒释道的大儒，他的说辞应该是可信的吧。
说儒释道有区别的，恐怕还没明白儒释道吧。

受到教育等手段的影响，儒释道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儒家：人伦，道德
道家：无为，修炼
佛家：求佛，打禅

其实，差别都是外表上的，核心都是一个内核：“明道！”

（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

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终境界“涅盘”，等同于老子的“无为”，而对“轮回”转生，则理解为灵魂不死。灵魂不死，这原本不是佛教的思想，可在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去理解轮回，认为只有灵魂不死，才有轮回转世。这反映了佛教初传时的真实状况，同时也牵涉到与儒家、道家、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融合与贯通，在佛教初传之时，这层关系已经表现了出来。
这还可从《弁子理惑论》中见其端倪，此文是现留存下来最早反映佛教在中士初传状况的一篇文章，作者回述自己从学习儒道而最终转而锐志于佛法，并遭到世人的种种责难，于是他根据自己对佛教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对佛教的不同看法，以及佛教对中土予其的不同评价所做出的回应。日本人撰写有关三教的书，都把《弁子理惑论》定为中国三教关系的开端。
儒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家对佛教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以攻击与排斥为主。这也可以看作是上千年三教关系中，正统儒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哪怕是到宋明理学，正统的儒家对佛教的思想大加吸收，但在其表面上，居儒学中主导地位的，仍是对佛教的拒绝与排斥。当然，这也不排除另有一些儒家学者，因受佛教较深的影响，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三教融合、三教一体的思想。但在儒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总是对佛教加以排斥与批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对佛教出家、修行方式的批评，因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君孝亲的伦理精神相互违背，所以一开始就被儒家认为违理背德。佛教的出家人，作为方外之人，抛家舍亲，看上去即不忠又不孝。
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家又与道家、道教站在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与排斥佛教。从《弁子理惑论》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资料。儒家一向以华厦正统自居，自先秦始，儒学中就有所谓的华夷之辨，其中涉及中原文化与狄夷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佛教传入之后，这华夷之辨的问题就更加突显了出来。
道教：在佛教初传时期，道教对佛教的态度看起来并不明显，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形成，在学界，过去认为两者时间差不多，都大约在东汉末年。现在学界认为佛教的初传入可以提前到东汉初年，也有人认为道教的形成，若以《太平经》为标志，当形成于两汉之际。《太平经》中，包含有对“不孝父母，不娶妻无后、乞食”的批评。但这是否就是对佛教的批评？实难轻下定论。
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佛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宗教，而道教在初创阶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学习借鉴的。至于外来的佛教，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也有一种需要寻求同道的愿望。洪老师认为，尽管《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之争的产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说”，其说初起时，却可能有调和佛道的意味。这一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佛道相争，至少得到佛道的发展都具有相当规模、并为其宗教利益不得不争时才可能发生，而它们初起时，是不太可能争得起来的。
儒佛关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对佛教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后，对儒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佛教对儒家则基本上是以调和与妥协为主，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着后来历史上儒佛关系的全过程。即便是后来宋明理学在学佛的时候同时又大力辟佛，佛教也还是基本上不改其对儒家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只有在某些时候，佛教势力壮大了，佛教内部有一些高僧，对儒家思想提出批评，甚至认为佛教的思想高于儒家。但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一阵子，宋之后这种调子就很少了。更多强调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领域，提倡大家一起共存互荣。
这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是被统治者所确定的文化主体，也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来的佛教，当然要力图让自己与儒教相妥协；其二，从佛教角度而言，由于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佛教的思想并没有与儒学思想构成相互矛盾敌对之处，而且佛教也一直是种和平忍让的宗教。
调和妥协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译经，佛教在译经时会把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的东西给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还对经文做出相应的改变。另外，对那些来自于儒家对佛教服饰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评，佛教也从多方面做出了回应，比方说，佛教强调了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要从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过于苛求，所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另外，佛教也强调了方外之人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出家人为了求道而摆脱世俗，这本身对世俗就是一个榜样，不应再用世俗的伦理道德去苟求于他。关于“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论》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回应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如：尧舜禹这些圣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划分的相对性，所谓中原，所谓夷夏，本来都是相对的。
佛道关系：佛教对道教的态度，学术界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对道教有一个利用的过程，但也有对其某些主张的批判。利用者，则主要体现在其初传时，对一些东西未必分得很细，道教作为道术之一，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为道术，佛教并不就把道教当作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佛教传入以后，就开始有一种把道教与道家做出区分的趋向。老庄道家的哲学，其对无为境界的追求，其对逍遥境界的追求，可以用来格义比附于佛教，所以可引道家为同道。但同时又对道教所采取的某些主张加以批评，比如对道教一些特有的修炼方式，在《弁子理惑论》中可以看到，它不仅对道教的辟谷等等道术进行了批评，而且对所谓神仙不死之术加以否定。弁子说自己也读过道家诸经，修过道术，拜过师父，以求长生不死，结果拜的师父三个，各自号称700岁、500岁、300岁，拜了不到三年，他们全死掉了，所以这不可信，自己最后改学了佛法。
现在我们说《弁子理惑论》这本书的出现，可能在东汉末年，也可能在三国初年，这虽有争议，却至少表明，在东汉末年或是三国初年那一时期，佛教对道教的辟谷与长生之术就有了批评。当然这与佛教自身的理论有关，佛教讲诸法无常、因缘聚合、成住败灭，而道教徒偏要讲长生不死、与道合一。这一方面虽是理论上的探讨，却也牵涉到彼此修行方法的不同。
三教一致论：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弁子理惑论》中出现了最早的“三教一致”的观点。由此可见，三教一致论，最迟在三国初年已经被提出。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的三教一致论出现在《弁子理惑论》中，可见是由佛教徒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同样是讲三教一致，它却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提出，也可以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这里最早由佛教徒提出的，他主要是为了与儒道缓和关系，希望佛教在中土得以立足。而后来，一些儒生也提出三教融合论与三教一致论，他们强调的，则是对佛家的东西要善加吸收，而不要简单排斥，在这过程中，他们更多的还是为了张显自己本家的学说和本家的学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主张了三教一致和三教融合，就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关于三教一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比方说，他们都强调三教圣人没什么不同，成圣、成仙、成佛，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可以会通的，他们在强调三教一致时，往往还会利用中国语言中“道”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变性。所以儒家、佛教、道教他们往往会讲，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说的本来就是道，而儒道，则是孔孟儒家之道，他们都可以把思想在“道”这一基点上统一起来。这正好反映了“道”这个概念，本身容量很大。
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论，主要是强调其有利于社会教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并有利于封建宗法制的巩固和加强。这种三教合一的观念，后来在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内部，就不断有人这样提出。这也为三教后来在隋唐时期的鼎足而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并为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完善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开启先河。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较巩固和壮大，所以三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进一步激化，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三教关系的突出特色。三教关系一再引起争论，所以关于三教关系的讨论，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激烈了。三教一词并非现在才有，它在南朝时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三教之“教”，并不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代表宗教之“教”，其原初语义，实质所指的是一种教化、教义与教说，而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是三教关系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三教争论全面展开、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时期。这个时期三教争论和融合的头绪也特别地多，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出现的论著也非常多。许多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帝王直接参与并组织的专门讨论三教关系的活动也特别之多。而且，在这一时期帝王的三教政策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很多的浮动、变化，这都跟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这个时期的佛教，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交融，而全面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不仅跻身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而且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两家的冲突也就不断地加深与激化。佛教随着势力的壮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这个时期佛教与儒道的争论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信仰，有时还牵涉到政治与经济上的诸多问题。
从政治上看，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了分裂，南北出现了很多割据的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出于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对儒佛道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宗教文化政策。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北方不少少数民族的统治，其本身与汉族就有一种异族统治文化与汉族宗教文化差异的成分。比方说，作为外来统治者，他要来统治汉民族，就要利用汉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宗教，所以往往到最后会选择儒家。但也有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比方说作为中国佛教第一次被官方认可的时代：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作为统治者，他是异族的，是少数民族，他当时表态自己为什么支持佛教，因为有人排佛，认为佛是戎神，他则回答说：我自己就是胡人，当然信胡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时期，出了很多对佛教加以支持和利用的统治者，比如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部份都非常崇信佛教。其时，宋文帝的一句话足以道出其底蕴，他说道：如果举国之士，全来信佛，人人为善，那么国家就可以安享太平，而他则可以舒服安逸地坐稳他的帝座。这句话说明，帝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佛教确实有它特殊的教化功能。而帝王，也往往是从这一个角度，看到了佛教的作用，并因而推崇佛教。
到了梁代，梁武帝更是对佛教推崇有加，他曾经作《舍道归佛文》，并三次舍身入佛，他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化治国。他对佛教确实做出了很多事情，佛教界历代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护法的皇帝。关于梁武帝，历朝历代的评价都不一样。批评他的人，觉得他迷信佛教，最后连国家都丢掉了，信佛误国。但也有人认为，梁代立国，梁武帝即使不信佛教，而信了儒教、道教，他也会把国家丢掉，他的灭亡有它必然的因素，不能说就因为佛教。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对待三教关系，有其独到见地，对儒佛道三家也都有研究。作为皇帝，他注过很多儒家经典，也参加过佛经的译经活动，还会亲自登台讲经说法。
这个时期有两次重大的灭佛事件，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公元446年），另一次是北周周武帝的灭佛（公元574及577年），两次都有它们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同时也与佛道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有道士在里面活动，也都有帝王个人的好恶。但灭佛之后不久，佛教又迅速得以恢复并大规模发展，这也说明宗教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对待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地以行政的手段来进行处理，一个皇帝以个人的好恶毁寺灭佛，但换了一个皇帝，佛教却又迅速得以复兴。
儒学：从思想上看，两汉神学化的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衰落了。这时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是：玄学盛行，佛教发展，道教成熟。前代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则让位于这种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这也使得一些统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学士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断，做出不同的取舍。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已与汉代大不一样，儒学独尊的局面，让位于儒佛道三教并存共进的局面。虽然三家彼此存在着争论，但还是在矛盾冲突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在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时期儒学的社会地位？汉武帝以来，儒学一直是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官方化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但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儒家却找不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大儒，找不到一个大的儒家学派，也找不到几部儒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儒学？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是佛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也有人认为，仍然应认为是儒学占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从它实际发挥作用的角度来讲，儒学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正统，具有正宗的地位，是官方思想唯一的意识形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居其核心的基本内容，是它对封建伦理名教的重视，而这些东西，是最适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也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真正的有力工具，这些东西，由于当时社会宗法性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所以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还在默默地依着惯性，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其二，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学始终是国学，它始终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佛教与道教，尽管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国家教育领域及机构。就是在社会上，一般人所尊奉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仍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这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儒家还是起着实际上的主导作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也在探讨着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所以这时期的帝王政策经常会有变动，一会儿有人崇佛，一会儿有人崇道。到了北周的时候，周武帝（三武一宗）在总结了以往统治者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则明确表示了回到以儒学为主的统治态度，强调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学为主。所以经历了以前众多帝王左右摇摆之后，他最后明确宣布：三教当以儒为先，以道为次，以佛为末。
现在学界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与思想家对儒家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而这也为隋唐时期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选择，有它的社会必然性，这已不是哪一个帝王、或是思想家、哲学家个人的好恶，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对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所做出的一个选择。
道教：这时的道教，则成功地由原来民间化的道教，向上层化、贵族化、神仙化的道教转化，甚至从民间转向了官方。比较而言，作为儒家，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是一种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道教完成其由民间向官方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之中，成为统治的辅助工具，其突出的如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利用，以及他对南、北天师道的改革。
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与重视并重的政策。道教从民间起家，最初与民间起义往往有牵扯不断的联系，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禁止的态度。但是在民间流传的东西要禁止是很难的，往往禁而不止，还会死灰复燃，所以最后干脆就改变为扶植利用的方式，拉拢一部分人，并促使它改造自身而走上上层贵族化的道路。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大大促进了这个时期道教的改造与发展。
当然，这个时期道教与封建王权也有矛盾冲突，就有一些统治者因崇信佛教而贬低道教。比如北魏孝明帝，就是崇佛抑道的典型代表。另外还有一些统治者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与道教发生矛盾，排斥道教，比如北齐时的文宣帝，在沙汰佛教时，也沙汰了道教。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道教及其改革，由于它比较自觉地迎合帝王政治统治的需要，拥护王权，同时它又始终以儒家为自己的同盟军，以中华文化的传承自居，这样既能够排斥佛教，又能够得到帝王的认同。当然，道教的势力从总体上看，却不如佛教，所以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来说，对王权政治，以及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没有构成很严重的危胁。故而总体上，道教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压制与打击。
佛道关系：这个时期，佛道冲突，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佛道之间强调融合的观点也有不少。比如上面提到的道士张融，他有一部作品《门律》，是一部类似于家训式的著作，里面专门有一章，其标题就是《通源二道》，论证佛与道的一致性。另外南宋时有一道士写了《正一论》，也主要宣扬佛与道的一致，其中论证，佛道都为了求那根本的“一”，就是“道”，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才分出了所谓的三教。
讲到佛道之争，我们得注意到，虽然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的势力都增加了，但道教的力量却会相对薄一点，然而它却依有一种传统宗教、传统文化的优势，所以也就对佛教毫不忍让，展开的冲突与矛盾显得比较多。这个时期有几本佛道之争重要的著作，其一是宋末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从夷夏之辨的角度来讨论佛道关系，一方面他似乎在调和两家，称佛者道也，道者佛也，佛道可以同源同道，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华夏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儒道对之最为适合，而佛教则更适合夷狄之帮，因为夷狄之人比较野蛮粗俗，所以佛教讲的天堂、地狱可以威胁他们，而我们是礼仪之帮，所以我们有儒有道就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南齐末年的道士，假托张融之名，作了一个《三破论》，对佛教批评得相当尖锐，认为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修身、齐家、治国三个方面，对外来的佛教展开全面的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佛教徒对这三破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灭惑论》，对其中逐条进行批评，有些批评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人们说梁武帝信了佛教，国家就破国了，他说佛教传入之前也有很多国家灭亡了，所以不能把国家灭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佛教，同样佛教传入以后，也有一些朝代是很兴盛的，所以不能只举灭亡的朝代而不举兴盛的朝代。
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有两点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是继续把道家与道教作了区分，利用道家来攻击道教。这个时期就有人明确提出，现代的道士，开始于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把道家与道教区分的同时，就对老庄之道加以肯定，而把道教斥为鬼道、鬼法、妖法。这一点，在三教关系中非常重要，因为这正好又从反面促使道教在这个时期的自我改造，促使其从理论上完善自己，剔除那一些粗俗的成份。这体现出了历史的辩证法，从反面对它的批判与攻击，却反而正面促使了它自身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往往给道教带上一顶帽子，叫做：“挟道作乱”，指责道教常常组织叛逆。而历史上道教自民间而起，道教也确实多次被民间起义所利用，这情况一直到东晋时期还有，这样就被佛教徒拿来作为攻击道教的话柄。批评道教“犯上作乱”，这本身包含有想利用政治力量来限制或者打击道教的倾向和要求。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佛道之争，往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冲突，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政治斗争的倾向。只是在客观上，这也有助于道教剔除它的原始性，剔除它与民间起义相结合的民间性，并促使它加快完成贵族化、上层化的过程。
这就体现出冲突与促进之间的矛盾，促进之后，又会在更高程度上展开新的冲突。这也折射出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确实是交互进行，相互促进的。
儒佛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儒佛之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范缜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教展开的全面批评。范缜《神灭论》的提出是有一相当大的历史背景的，当时不少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外来的佛教，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哲学思想等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不少批评。其中有些批评还有说理的成份，有些批评则纯属谩骂，比如：随心所欲地解释佛，说佛是什么，佛者戾也，释种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为佛。这就不是一般的讨论，而是一种恶意谩骂。
在这个时期，儒佛之争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除“神灭神不灭”之争外，还有因果报应之争、佛法与名教之辨、夷夏之辨，这些都是当时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这些讨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理论上的讨论在南方展开得比较多，而采取比较多的谩骂及实践上的打击，则在北方比较多。北方好武功，理论上的讨论比较少，而东晋之后学风南移，文化学术也以南方为兴盛。同样一些讨论，如南方会讨论“沙门敬不敬王者”，而北方则一味地崇敬帝王，甚至称帝王就是当世的如来，拜帝王如拜佛。这里就表现出了南北的差别。
三教一致论：上面讲到帝王的政治文化政策，对儒佛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关系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儒佛道三教能够并存，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一些支持和扶植，所以三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三教一致论也有了新的进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自身中，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佛教徒中，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晋宋之际的宗炳，其在《明佛论（神不灭论）》中强调，儒佛道三教的圣人都是劝人为善的。道教徒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南齐时的张融，专门对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作出论述，认为三教根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差别，是出于人们对它们的不同看法而已。历史上留下一个说法，据说张融临死时，左手拿着一部孝经和老子，右手拿着一部《小品》与《法华经》，表示他至死，仍然坚持三教一致与三教并重。儒家中间也有一些代表人物，站起来呼吁三教是一致的，比如东晋时的孙绰，他在《喻道论》中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帝王中主张三教一致论，最有名的则如梁武帝，他提倡“三教同源说”，不过，其中却有一种把儒与道说成来源于佛教的倾向。他在舍身入佛的《文诏》中，把释伽牟尼与孔子、老子说成是师徒关系，认为孔子、老子都是释伽佛的弟子，所以他曾经把佛教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儒和道则比作天上的星星。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发现，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来源于当时的一部伪经：《清静法性经》，此经现已亡迭，但北周时期道安所写的《二教论》曾经引述其论，里面讲到佛陀派了三个弟子到东土来传法，而孔子、老子都是他派来的弟子。梁武帝之说可能受此影响。另外，现在随着研究，大家也都倾向于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佛道之争的产物，因为当时道教也曾经提出过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都同源于道教。比如西晋王浮所著的《老子化胡经》，里面提出，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关化胡，为佛陀之师，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师。由此可见，同是三教同源之说，也有各自站在各自立场，抬高自己的现象。
另外，在这个时期，在强调三教一致的同时，我们注?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908029.html?fr=idnw
回答者：ken119007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908029.html

佛、菩萨、金刚这类职称是佛家的，仙、真人之类是道家的。最早把佛道混为一谈的是吴承恩的《西游记》。

楼主都说是小说了，还有什麽好值得问的，小说里的故事，都是作者爱怎么编造就怎么编造，何必考虑其他什麽呢。

中国道教比佛教早近500年,但佛菩萨都是古佛历劫再来,所以佛教还是早且强,在道家那虽大同小异,但却是一人,佛道仙也本互为倦属.

你都知道是编的了
道都是本土的，佛教是外来的
YY一下，和有的小说写着N年后中华国力大盛灭日屠美统一银河系一样的

　　猜测之一
　　孙悟空是只石猴，很多年后有人说他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其实这是不恰当的，他只是“第一主角”。因为西游的队伍里每个人都是主角，包括龙马。

　　孙悟空是天产石猴，生于花果山水帘洞，得育明师。修成大道。降龙伏虎强销死籍。一根如意金箍棒，横扫天上地下，高傲刚强，生平从不服人。
　　他受业的师父，是一个叫菩提老祖的人。
　　我在很久以前写过东西论述过天地五仙的级别和差别。在那里边我曾经有过菩提老祖不如镇元大仙的论调。因为菩提老祖曾经露出口风可杀悟空.他既然居住在地上，又能教出孙悟空这等徒弟，理所当然属于地仙。而镇元是地仙之祖。所以镇元强于菩提更强于悟空这个推理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不久以前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无聊的翻着西游，忽然间，我想起一个问题：菩提到底是谁？

　　跟我以前臆断的相反，菩提，也许根本不是地仙！

　　因为这中间的疑点太多了，而我以前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

　　一，悟空学成大道降龙伏虎之后，曾经有过一段“强销死籍”的经历。当时地府的生死簿上明明记载“孙悟空，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
　　大大的不对！
　　因为要知道悟空当时已结拜七兄弟，七兄弟另外六人各个都非善类，从法力神通上说，应该都在伯仲之间。既然悟空可以而且已经强销死籍，那么那六个呢？难道他们六个已经强销死籍过了么？难道地府隔三差五就要被神通广大的妖怪践踏一回？难道地府里根本没有另外六个魔王的档案？
　　何况天下间还有更强于七魔兄弟的妖怪！

　　那么为什么只有孙悟空有这样的遭遇？

　　从天地五仙的划分来说，天地神人鬼（顺序不可错，央视新西游里那个如来都没搞懂，他老人家说的是天地人神鬼，直接让张三丰超过了玉皇大帝：）。
　　以悟空毕业离校之后表现出来的神通，横扫天宫，败李靖哪吒四天王都是真实本领。能横扫神仙界的起码是高一等的地仙界。而当时悟空还没有以身为炉鼎炼丹的能力，他以后的道行积累基本都是靠吃桃子的。所以他也只能是地仙。鉴于他确实打不过地仙之祖镇元大仙，他在地仙界中应该只是中等偏上一点。
　　当时悟空既然已有地仙的能力，理应同时拥有地仙的待遇。他另外六个兄弟每个都没有受到地狱的骚扰，应该就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拥有实际地仙的能力和待遇，哪个鬼仙敢惹他们，不被他们拿去递鼓传更提铃喝号就已经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所以悟空这段相当特殊的遭遇，其实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悟空根本不是仙人。从始至终，他根本没能跟仙界建立起真正脉络贯穿的联系。所以，他的师父，菩提老祖，也同样不会是仙人！

　　——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

　　二，照妖镜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悟空两次公然对抗天宫，两次都对上了托塔李天王，李天王有照妖镜。但前后两次交锋，其中一次还是在二郎神的关照之下，这照妖镜居然一次都没好用过。对悟空不构成任何威胁。当时最后破解悟空变化的方法，是锁了琵琶骨。
　　很久以后，悟空与六耳猕猴鏖战，真假难辩。打到天宫，照妖镜第二次出场，在镜子里，看到两个大圣，衣服，金箍，铁棒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怪就怪在这里，假使照妖镜对悟空有效的话，镜子里应该只有两个猴子而已……为什么他们在照妖镜面前宛如对着一面普通的镜子，连衣服之类都过滤不掉？……

　　但还不能就此说照妖镜是一没用的东东，那牛魔王何等了得，与悟空激战一日一夜，斗智斗力，丝毫不落下风。若按这等法力，小哪吒哪里是他的对手？！可是照妖镜一照住元神，老牛就再不能飞腾变化，只能乖乖的做被宰割的菜牛。

　　为什么相差竟然如此之大？！

　　某一天我忽然想起哥斯拉，想起红外线跟踪导弹居然打不到那冷血的怪物，顿时豁然开朗。如果，我们假设仙界的各种法宝（当然除去直接打击类的如金箍棒，降魔杵）都是各自定位不同的特制武器，问题一下子就简单了，假如一个人不具备了那法宝攻击所必须的条件，那法宝自然就制不了他。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是主要围绕法宝的，所以举几个封神的例子。大家知道哪吒是莲花化身。莲花没有魂魄，所以哪吒一成型就不惧任何以魂魄为攻击对象的法宝。这一点极大的成就了哪吒，不然，他将沦为与黄天化，韦护伯仲的中庸角色。（要知道连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都仍然是存在着魂魄的。）

　　而杨戬更了得的多。哪吒不惧魂魄类法宝，杨戬相反，他除了魂魄类法宝其他什么也不惧。（当时他只是神仙级的人物，但在全书中他除了只对大教主级宝物如诛戮灭绝剑等因等级太悬殊而不得不逃避之外，其他稍低一点的他师父级别的法宝他通统硬接！闻仲的龙鞭，邓婵玉的五色石，甚至广成子的玉虚至宝翻天印，他一概硬接！我从没见过杨戬被宝物打下马去过。（哪吒N次，黄天化等无数……）

　　而且杨戬以肉身跟哪吒的莲花身同样有对各种瘟毒免疫的作用。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七十二变。这种法术的有用程度远非我们以前想象的变来变去的那么简单，要知道，既然很多法宝都是靠锁定特定目标而攻击的话，那么，具有极端不稳定性的七十二变，原则上就可以把这些法宝统统躲开——比如，非 典病毒很嚣张，但是一定有它攻不破的堡垒。假如一个会七十二变的人遭到病毒的袭击，他的变化就会自然改变他某些基因，部分变化成对非 典病毒免疫的动物基因（比如说他直接变出非 典疫苗来）……

　　糊涂了吧？……懂了的举手！好，居然有这么多聪明的人！

　　七十二变就是这样，绝大多数的法宝都应该对这种神通束手无策。除此之外杨戬还有一门九转元功的功夫，类似于高级铁布衫，金刚不坏，成道以后一般的直接攻击（时髦点叫物理性攻击）可以根本不加理会。

　　悟空在这两项上的本事大致上跟杨戬差不多。老牛稍弱，有七十二变，可能无九转元功。

　　我之前说过了，七十二变加九转元功几乎可以抵挡大多数的法宝，除了魂魄性法宝，但，照妖镜是魂魄性，这种制的老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法宝，偏偏从来没有对原本应该有效的孙悟空产生效果。

　　为什么？

　　三，悟空投入唐僧门下，最开始更象一笔交易。唐僧救了他，他保护唐僧取西经。在他的心里，除了感激，可能根本没有正视过他的这个师父。
　　然而，几年之后，事情变化了。
　　悟空似乎慢慢发现了唐僧，发现了取经的意义，更重要的，发现了自己！
　　他开始重视起唐僧了。在平顶山，他对唐僧头上的云霞称赞不绝。在通天河，他对老陈说“我师父管教不死长命。”在无底洞前的喇嘛庙里唐僧一病三天，老孙并知因果。铜台府地灵县遇冤，悟空第一个晚上就是在忍，就是在故意受苦受难，因为他知道，师父有这一劫。
　　他无师自通的知道了师父是金蝉子，是如来的第二个门徒。

　　为什么这些玄奥的东西，他竟然都明白过来了？！

　　孙悟空向来自诩老孙不知几万岁了。稍微精细一点的人都知道，他在说大话。悟空从生身到成道，到强销死籍的时候三百四十二岁，之后在天宫混了百十年，压在五行山下又五百年，满打满算加起来才一千来岁。这样年纪的妖怪有的是。

　　悟空拜在菩提老祖座下时，老祖说：“入得我门，为十辈小徒。”他门中排辈是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元觉，悟空是悟字辈。但在之前书中没有对这老祖做一字交代，之后却又无一字补叙。菩提消失的无影无踪，神秘到，就仿佛他一直在那里等了三百余年等待那只竹阀度海的猴子……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又究竟是谁？……

　　花果山上的老猴子跟悟空说，世上不死者，唯佛与仙与神圣。
　　悟空的成就不止神圣，他长生不死，而前文我们已经论述过他实际上不是仙人，那么他是什么？——答案只剩下一种，他是佛门弟子！
　　因为他是实际上的佛门弟子，但在现实中，菩提以道家神通成就悟空的佛门正果。所以，任何地方都没有关于孙悟空的记录。地府照样作为一个过程来抓捕他，而照妖镜也不可能超越仙界锁定一个佛门的弟子！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孙悟空在西行之前度过了一千余年的时光，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就在悟空从仙石中破体飞出的同时，一个婴儿在人间降临，他一出生就是和尚！

　　这个和尚慢慢长大，衰老，死亡。他的下一世，仍然是和尚！这个人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在做和尚，他做了九世和尚，轮回到第十世，还是一个和尚。

　　这个人当了十世和尚，到最后这一世，他在人间已经历劫将近千年，也许是机缘终于巧合的来到他身边，当时是唐朝。当朝的皇帝从千佛万僧之中选他出来，执行一个伟大的任务，取西经！

　　这个人就是唐僧！

　　唐僧跟孙悟空，虽然名分上是师徒，但，实际上，他们原本就是一体。那个不敬三宝特立独行的西方不肖弟子。他在千年以前被贬落凡尘，他性格中懦弱儒雅敬信佛法的一面成为唐僧，桀骜不逊啸傲天地的那一面进入仙石成为悟空。菩提为了成就悟空，在人间度过了十世。而唐僧用更漫长的时间，艰难完成了自己的十世求道。悟空跟唐僧，都是十世弟子！他们根本就是一个人善恶的两面。那个人，就是金蝉子！

　　因为唐僧跟悟空根本就是一体，所以，在取经的十四年里，悟空日渐一日的熟悉唐僧等于熟悉自己，虽然是桀骜不逊，也终于在不知哪个深夜中豁然梦醒。知道了那个令他痛心的事实，我，不是我！从此以后他已经明晰了千年以来的前因后果，即使是在贬谪时期，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跟他一体的师父。他深深的知道唐僧不会死，因为他自己没有死！

　　以后的过程都只是游戏而已，一种将善恶两极渐渐回炉重铸归为一体的游戏。还记得吗？当灵山大典，悟空跟唐僧并肩站在一起，悟空对唐僧说：“师父，现在我已成佛，跟你一样了……”

　　此间有真意，试问谁人知。每念如此，有泪如倾。……

　　前一世，金蝉子在如来的阴影下形成了本不该有的善恶两面。后千年，解铃还需系铃人。金蝉子善的一面自己挣扎着重新皈依佛门，而金蝉子恶的一面，就自然需要一个助力来帮助他完成重新由恶向善的大举。而这过程的头一步就是要教会悟空本领，如此一来，就有了菩提这个人。

　　悟空叱咤神界没有问题，在天界闹腾的功力应该还差的远。而他居然一无阻挡的就吃到了老君五壶金丹！还被老君在八卦炉里铸炼的金刚不坏。五行八卦循环不息。如果老君存心要杀悟空，只消小做手脚，移动巽宫的位置，风移火生，悟空必然化成焦碳。而实际上，倒象是老君成全了他！
　　老君实际上是不喜欢悟空的，这从他以后的话语中可以看的出来，那么又是什么人能够强使他做他自己本不喜欢做的事？

　　是谁不是仙人却能教出悟空这样的徒弟？是谁能强使老君不得不成就悟空？是谁能够做金蝉子的师父？——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菩提老祖，这个我一直以为他是道家仙人的人，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释迦牟尼如来佛本人！

　　孙悟空跟唐僧也许是西游记里最重要的两个人了，我默默的说，这时候靖岩不再是靖岩而是静言。我在杳无人迹的坛子上独自一人，寂寞的说神论鬼，而实际上我所说的，并非只是神鬼而已……

　　猜测之二

　　一．《西游记》和《封神演义》联系密切

　　提起明朝著作《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从两部作品中派生出来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神话就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两部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不同朝代的故事，可是里面的人物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比如李靖、哪吒、木吒、杨戬等人在两部书中都有体现。而《封神演义》中的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燃灯道人经过若干年后，修成了正身，加入了佛教。后来分别成为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和燃灯上古佛。这些人物也在《西游记》中出现过。可见，两部作品关联之紧密。

　　二．《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厉害人物简介

　　1.《西游记》二巨头

　　a．如来佛祖
　　如来佛祖，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在西牛贺洲天竺灵山鹫峰顶上修得六丈金身。此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刚一出场便化解了天庭大难。后又多次显露身手，帮着悟空破了重重磨难。堪称《西游记》中的巨无霸。

　　b.菩提祖师
　　菩提祖师，乃是海外老仙。他隐居深山，不露头脚。虽法力无边，却是无人知晓。这位大仙只用了三年功夫就使孙悟空学会了长生不老术，七十二变和筋斗云的本领。这对悟空今后大闹天宫的，以至最后成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见菩提祖师绝非等闲之辈。

　　2．《封神演义》五教主

　　a.老子
　　即太上老君。他是鸿钧老祖的大弟子，掌管人教。曾三次下山帮助阐教力退截教众仙。也曾一气化三清，战败过通天教主。《西游记》中，他住在离恨天中，是三清教教主之一的太清圣地混元教祖——太上道祖，也称太上老君。

　　b.元始天尊
　　元始天尊是鸿钧老祖的二徒弟，掌管阐教。他的弟子很多，其中不乏有名之士。像佛教中的文殊、普贤、观音三位菩萨，以及“过去七佛”中的惧留孙佛都曾是他的门人弟子。而杨戬、哪吒、李靖等人都是他的徒孙。后来他成为三清教的主管——《西游记》中的玉清圣地先天教祖。

　　c.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是鸿钧老祖的三徒弟，掌管截教。他的门人弟子最多，但大多都是在滥竽充数。不过他也为上天做了不少的贡献。像玉帝手下的二十四星宿、雷公电母、普天星相几乎都是他的门人。通天教主听信众弟子的谗言，摆了下“诛仙”、“万仙”二阵，堵住了姜子牙的去路。后来多亏四大教主同心协力才破得此阵。他就是三清教的另一位教主——上清圣地通天教祖灵宝天尊。

　　d.接引道人
　　接引道人是西方教教主，住在西方极乐之乡。此人身高丈六，面皮黄色。长年累月不曾离得清净之所。后来受人之约，三颗舍利取下戮仙门，与老子、元始共破通天恶阵。

　　e.准提道人
　　准提道人是西方教二教主。曾多次来到东土度化有缘人。他比接引更开明，也多次帮助阐教解危难。可以说是二道皆通。他手里的加持神杵和七宝妙树真可谓是法力无边。通天教主曾两次败在准提之手。

　　三．《西游记》中隐藏着线索

　　《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师傅——菩提祖师，是一个世外神仙。由于孙悟空在三星洞里修了7年道，习了3年武就把灵宵宝殿揭了个底掉，因此有很多人对他的师傅普提祖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么此人究竟是谁？在《西游记》中就连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吗？答案是否定的。

　　先让我们看看菩提祖师的住所。菩提祖师隐居在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中。“灵台方寸山”取首尾二字就是“灵山”，“斜月三星”乃是天上之物，暗指“天空”。把他们合起来就是：“天上灵山”。而我们知道如来佛祖恰恰就住在西牛贺洲“天竺灵山”的大雷音寺内。这两座山名如此相像，这真的是巧合吗？菩提祖师与如来佛祖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当孙悟空第一次见到菩提祖师时，吴承恩是这样描绘的：“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见《西游记》第一回）。可见，菩提祖师也是西方的一位尊者。而菩提乃是西方佛教的象征。难道这就意味着菩提祖师是佛非道吗？如果他是佛，那他为什么对道教文化了如指掌呢？如果他是道，为什么又有“西方妙相祖菩提”之说呢？

　　四．《封神演义》寻答案

　　在《西游记》中，我们无法破解菩提祖师身份之迷。但我们知道《西游记》里的人物是与《封神演义》中的角色是紧密相关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西游记》里的菩提祖师给人的感觉是佛道一体。而在《封神演义》中恰恰就有一个似佛非佛的道教——西方教的存在。西方教中有两位教主，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曾经帮助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大破通天教主布下的“诛仙阵”和“万仙阵”。堪称《封神演义》的两大顶尖高手。他们一位叫做接引道人，一位叫做准提道人。

　　1.接引道人 VS 如来佛祖

　　接引道人住在西方极乐之乡，身高丈六，面皮黄色。不禁让人想起了《西游记》中已经修成丈六金身的如来佛祖。两人相貌如此相似，并且都在掌管西方极乐圣地。难道他们是一个人吗？那就让我们看看两位作者对两位角色的描述吧。

　　a.以下段落截自《封神演义》第七十八回：
　　接引道人如准提道人之言，同往东土而来。只见足踏祥云，霎时而至芦篷。广成子来禀老子与元始曰：“西方二位尊师至矣。”老子与元始率领众门人下篷来迎接。见一道人，身高丈六。但见：
　　大仙赤脚枣梨香，足踏祥云更异常；
　　十二莲台演法宝，八德池边现白光。
　　寿同天地言非谬，福比洪波说岂狂；
　　修成舍利名胎息，清闲极乐是西方。
　　话说老子与元始迎接接引、准提上了芦蓬，打稽首，坐下。

　　b.再看看《西游记》中第七回对如来的描述：
　　只见赤脚大仙又至。向玉帝前俯囟礼毕，又对佛祖谢道：“深感法力，降伏妖猴。无物可以表敬，特具交梨二颗，火枣数枚奉献。”诗曰：
　　大仙赤脚枣梨香，敬献弥陀寿算长。
　　七宝莲台山样稳，千金花座锦般妆。
　　寿同天地言非谬，福比洪波话岂狂。
　　福寿如期真个是，清闲极乐那西方。
　　如来又称谢了。叫阿傩、迦叶，将各所献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谢宴。

　　c.在《封神演义》里，还有这么一段：
　　接引道人顶上现出三颗舍利子，射住了戮仙剑。那剑如钉钉一般，如何下来得。西方教主进了戮仙门，至戮仙阙立住。

　　诸多因素表明，接引道人就是若干年后建立佛教的如来佛祖。西方教便是佛教的前身。

　　2.准提道人 VS 菩提祖师

　　我们再来看看两部作品对另外二人的评价如何：

　　a.准提道人第一次露面，见《封神演义》第六十一回：
　　文殊广法天尊听得脑后有人叫曰：“道兄剑下留人！”广法天尊回顾，认不得此人是谁；头挽双髻，身穿道袍，面黄微须，道人曰：“稽首了！”广法天尊答礼，曰称：“道友何处来，有甚事见谕？”道人曰：“原来道兄认不得我，吾有一律说出，便知端的：
　　大觉金仙不二时。西方妙法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
　　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
　　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
　　道人曰：“贫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

　　b.菩提祖师首次亮相，见《西游记》第一回：
　　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
　　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
　　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
　　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

　　《封神演义》中的准提道人是一个开明人事。他多次来再东土度化有缘人。对东方道教颇为了解。而他又是西方教的二教主。对佛学文化自然更是了如指掌。《西游记》中的菩提祖师，似佛似道。名出菩提，身行道家。可见他与西方道教渊源极深。他们一个掌教于西方极乐之乡，一个隐居在西牛贺洲教徒。种种迹象表明，菩提祖师就是准提道人。只是后来西方教并入（或说化成）佛教，接引道人更名为如来佛祖统领佛门弟子，准提道人改名为菩提祖师，退隐山林，修身养性去了。

　　五.答案揭晓

　　根据以上二文、四诗的评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菩提祖师便是准提道人，是如来佛祖的师弟。两人曾经共同执掌西方教。后来如来修成六丈金身，建立佛教，把西方教吞并。菩提祖师也从此隐居山林，将高山命名为“灵台方寸山”，与“天竺灵山”相对。以后自立道观修身养性，除了山中居民，没人知道他的住处。就是那如来，也不知道自己的师弟身在何方。更不知西牛贺洲还有仙人存在。如来曾这样评价西牛贺洲：“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见《西游记》第八回）。可见，同处西牛贺洲的如来，却不知菩提老祖的存在。由此可知，菩提的道行一点都不逊色于如来。甚至可以避开如来的法眼

一楼所引的文章是很老的版本，漏洞实在太多。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看过西游记的朋友都对一个神秘人物——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有很大的兴趣。因为此人在短短的几年内就造就了孙悟空这样一个高手，而后神秘消失，书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他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网上关于菩提祖师身份的讨论众说纷纭，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一，“菩提是准提，接引是如来”学说可信度不高

有个流行的版本“菩提是准提，如来是接引”，我尊重别人的观点，百家争鸣当然是好事。但我以前发贴时，很多回贴者高举“菩提是准提”的他们所谓的“真理”和“标准答案”直接就把我的观点就否定了，连我的贴子看都不看，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各有各的论据，不要用自己认为的“答案”随意否定一个新的学说，这对新学说是不公平的。其实那个观点有几个明显的漏洞，我先来驳论再来立论。先来说说“菩提是准提”学说的不足之处：

1，此观点说后来准提不满接引专政，愤而隐居在方寸山，这显系YY，两书中未有任何伏笔和线索，此应不足为据也！

2，此观点无法解释燃灯，文殊等五人弃道入释的原因，更无法解释燃灯作为接引的晚辈反而成为如来之上的古佛。

3，小说家塑造人物，必然是出于己意，菩提的神秘身份是老吴赋予的，也就是说老吴心里明白菩提的真实身份，菩提的身份只有老吴说了算。只是出于小说的秘密或伏笔，不好明说，这种秘密在红楼里有很多。
但是大家知道，甲小说的人物如果要考证为乙小说的人物，则必需是乙小说成书于甲小说之前，否则则为无稽之谈。假如封神成书于西游之前，那老吴在塑造菩提这个人物时，有意的将他和准提道人扯上关系无可厚非。但是事实是，西游成书于封神之前！
大家想想，老吴在写菩提之时，根本不知道世上有准提，如何能将此二人拉到一块呢。可见老吴心中的菩提身份绝对不可能是准提，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准提是谁。成书于后的小说可以参考成书在前的小说来塑造人物，反之考证则不可。比如我现在写了一部小说，里面某个人的描写用了西游中菩提的那首诗，假如我的小说红了，你能说“西游中菩提的身份是睿翔小说中的某某，有诗为证。”如果这样，那便乱完了，因为老吴写菩提时根本不可能想到我写的人物吧。所以从成书年代上考虑，菩提不可能是准提，因为菩提是老吴定的，老许不可能改变。

4，封神中的写人诗和写景诗抄袭西游的有几十首。接引抄如来的诗，我仔细看了一下，让我哭笑不得。西游中写如来的诗第一句为“大仙赤脚枣梨香”，当时的情况是如来拿下了悟空，天上搞安天大会，很多神仙向如来献果，赤脚大仙向如来献的是两枚仙枣，然后就是那首诗，明显第一句写的是赤脚大仙，而非如来。可是老许竟然只将诗中的七品莲台，改成十二莲台，就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竟然连写赤脚大仙这句直接引来，真是太可笑了。
如此可见封神中的诗明显直接抄袭西游记，无论是景还是人，有的甚至不加改动，造成大笑话。可见老许并不是有意将准提和菩提，接引和如来扯上关系的，纯粹是直接抄诗。更何况，他也没资格去硬给菩提一个身份，毕竟这是别人塑造的人物。
其它写景诗比如封神中的火云洞，昆仑山，北海等明显抄袭西游中的武当山，方寸山等等。写人诗比如封神中的准提，孔宣抄袭西游中的金顶大仙和唐僧。如果就准提抄菩提，接引抄如来来定身份的话，难道孔宣是唐僧？

综上可知，“菩提是准提，如来是接引”学说的可信度是不高的。

二，菩提祖师应是某高人的化身

有的朋友会问，菩提祖师会不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外高人呢？我个人认为不会，他应是一个高人幻化的，理由如下：

1，菩提如此之强，可天上并无人知晓，神话人物中也无其存在。

2，菩提精通诸子百家，懂儒道佛三教，道门佛门有如斯本事的人怎么会默默无名呢。

3，孙悟空的根器是可遇不可求，如果菩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外高人，他不可能预知到猴子来找他。但他依然在方寸山授徒传道，从他教悟空的本领来看，他的本事应是很高，可他教了那么多学生，全没出息。他们就算达不悟空的境界，但也应有些名声，为何默默无闻？ 菩提在忙活什么呀！悟空的出现才体现了他的价值，那如果悟空不出现呢，他是不是这么大本事，就在人间办学校培养垃圾了？可见菩提绝不是实际存在的，而是有人幻化的，他预知到悟空要到的那个地方，于是到那里变身菩提，他的徒弟垃圾也无所谓了，可能都是他变出的，都是暂时的。

4，菩提不让悟空说出师承，正是因为天上地下并无菩提这号人，如果悟空在天上说了他的师父是菩提，天上神仙一查，并无这号人，经过调查，肯定能查到是谁化身菩提教悟空本事的，所以他才会让悟空不要说出师承。

5，菩提所教的都是道字门中的术流等东西，诸如请仙问卜，采阴补阳，等等，皆是道门中的。悟空本就是寻仙访道的，可见菩提及其弟子应是道士。但老吴写菩提的诗却是用佛门手法，这不奇怪吗？如果他是个实际存在的人，是道就是道，是僧就是僧，何必如此呢？可见必是幻化。

综上可知，菩提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高人，应是仙佛幻化，而上面又推翻了“菩提是准提”的说法，那菩提究竟是谁呢？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三，菩提祖师的身份猜想

我上面曾经解释过，要分析菩提祖师的身份，只能在西游记中找答案，在封神中找是不科学的。但两书中同名同姓的原班人马可以借鉴封神和西游两书，这并不矛盾。申明一下，我只是从纯小说神话的角度研究，不牵扯任何历史及道教和佛教经典，以免惹来麻烦，请朋友们注意。
西游中如来曾说西牛贺洲无上真者，而恰好菩提就在西牛贺洲，如来法力广大，他曾自言能识周天之物，能知周天之事，菩提如何能瞒过如来的法眼呢？只有两种可能，其一，菩提只是暂住西牛贺洲，只为教导孙悟空而来；其二，菩提的法力与如来相当，甚至超过如来。

再看看菩提祖师出场时的介绍，

“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法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
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
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

这首诗是老吴写的，明显描写的是一位佛门人物，但悟空是寻仙访道的，且后来悟空多次提到自己弃道从释，可以判断菩提及其弟子当时应是道士装扮，且菩提教授的东西虽然儒释道都有，但以道术为多。诗中“西方之祖”，“与天同寿”的评价也极高。什么人亦道亦佛，与天同寿，且为西方之祖呢？答案就是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各位朋友看到此处定会大吃一惊，且听我慢慢道来。老子是道祖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又是西方之祖呢？

四，从老子化胡说起

虽然，网上对此异议否定者甚多，但那都是从历史或佛道经典中反驳的。我就书论书，只谈两部小说。且看原文，封神演义中老子出场时有三首诗，

“玄黄世兮拜明师，混沌时兮任我为；
五行兮在我掌握，大道兮渡进群贤。
清净兮修成金塔，闲游兮曾出关西；
两手包罗天地外，腹安五岳共须弥。”

“混元初判道如先，常有常无得自然；
紫气东来三万里，函关初度五千年。”

“ 函关初出至昆仑，一统华夷属道门；
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倒性还存。”

此处明言“渡进群贤”，可见老子曾经授徒传道甚多。又言“曾出关西”，“函关初度”，可见老子曾去函谷关外。又言“一统华夷”，可见老子确曾西出化胡。大家应该知道“五岳”，“昆仑”是暗指中华，道教，“须弥”指代胡夷，佛门牌号。

再看西游，当老君和观音观看二郎斗悟空时，老君曾对观音介绍金刚琢时说道“这件兵器，乃锟钢抟炼的，被我将还丹点成，养就一身灵气，善能变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诸物；一名'金钢琢'，又名'金钢套'。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甚是亏他。”请注意这句话的重要性！老君当时是在对观音菩萨这样的佛门要人说话，既然他说了“化胡为佛”，观音又没有异议，可见此确为事实。太上老君确为西方之祖，他本身又是道祖，如此即合菩提之诗，此为太上老君即为菩提老祖的论据。

五，老子和西方教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在封神演义中，诛仙阵和万仙阵时，有西方教两位教主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出场。此二人究竟什么身份，西方教又是什么教。从后来故事与书中对此教的描写看，此为西游中的佛门无疑。

从上文可知，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化胡为佛。可见在封神之前，老子就已经化胡过。既然西方教即后来的佛门，可见老子所化之人即是接引准提等西方教众。这也解释了为何元始，通天教众众多，老子教众仅玄都大法师一人，而他又说“渡进群贤”，可见西方教其实就是老子点化开创之教。但在封神中，接引准提与老子并不认识，可见点化西方教时，老子也是像教孙悟空一样化身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封神榜里的官职姓名是写好的，此只有老子，元始，通天三大教主知道，二代弟子如燃灯，赵公明等人都不知晓封神榜中姓名，接引，准提曾多次救下截教中人，并说封神榜中无其姓名，作为西方教主如何得知道门中封神榜的秘密？我想这应是太上老君秘密告知的，因为西方教就是他所点化创立的！

六，老君和孙悟空的师徒之情

既然我们认为菩提祖师即是太上老君，我们来看看老君和悟空之间的师徒感情。

1，西游原文曾说“天开地辟，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可见只有老君知晓悟空灵石的身份，可以预知他来求仙访道，如此便奠定了与悟空的师徒缘份，其他人比如准提如何而知呢。

2，西游原文悟空在东海求武器时，龙婆对龙王说“大王，观看此圣，决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大家知道，法宝是由仙人注入一定的思维和法力而形成的。它的灵气，是由制造者注入和感化。定海神针见到悟空的异常情况应是其制造者发出的，那么定海神针的主人是谁呢？西游原文“棒是九转镔铁炼，老君亲手炉中煅。禹王求得号神珍，四海八河为定验。”可见定海神珍是老君所炼，所以应具有老君的灵气和思维，换言之，老君可以驾驭和操纵它。从龙婆的话中我们得知，定海神珍开始异变，好像与悟空有缘，这难道不是老君在幕后操纵吗？可见棒子是老君冥冥之中赠于悟空的。

3，悟空大闹天宫时看似无敌，其实从后面的故事我们知道，天上很多如元始天尊，真武大帝等高人当时根本没出手，很多普通天将也是没有尽全力的，比如奎木狼，这是很奇怪的。后来悟空打不过青牛上天庭查人，玉帝要派将帮他，悟空曾说那些人连自己都不打过，如何打得过青牛，当时许旌阳天师说了一句“此一时，彼一时，大不同也。”可见当时天上的神仙是故意放水的，至于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他们已经会意了悟空师父的身份，还是有点可能的。

4，悟空后来和二郎神杨戬不分胜负，当观音对老君说她的瓶子可能将悟空砸死，欲要出手时，急忙被老君拦住，老君用他的镯子“救”了悟空一命。当时老君的理由也很好笑，是担心观音菩萨的瓶子是瓷器，可能会找摔碎，这可能吗？

5，而后老君主动要求锻烧悟空，猴子被抓后，即被绳索捆绑，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如此，猴子无法施法自救。而老君炼猴子时，是放了穿琵琶骨之器的。他为什么要去掉呢，连人带勾子一起炼岂不是更安全。老君难道不知道仙人罪犯的琵琶骨如果勾了就任人宰割，如果去了可能会生出事端，让他逃去。那此时老君为何要去呢？唯一的解释是不让他死，让他自救活命。那么就可看出老君并不想杀他炼丹。实际是在秘授他铜头铁背，火眼金睛之术。试想老君如果故意要杀他的话，何须如此费力。这可以由悟空后来的话得知，“当年因大闹天宫时，被老君放在八封炉中，锻过一番，他幸在那巽位安身，不曾烧坏，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他煼做火眼金睛。”他每每自称被老君锻炼，有感激之意，可见悟空明白老君并无杀他之意，即使悟空并不知道老君是他的恩师菩提祖师，也明白老君是在帮他。试想红孩儿的火都可以让悟空几乎殒命，更何况是老君，大家不会认为道祖比不过一个小毛孩吧。何况要他死的方法很多，他的葫芦一收就行了，然后盖子堵上，悟空则必死。

6，再接着看后文，在收金角银角时，老君现身后，原文描写“悟空慌的进身行礼”。试想一个曾对你痛下杀手的人，你会如此吗？气愤鄙视还来不及，怎会如此谦卑，更何况是一向自大目中无人的悟空，可见悟空明白，老君当年是为他好。孙悟空自被困五百年后，已懂人情，他对唐僧恭敬，一是出于救命之恩，二是由于他是如来选中的人，他当然得尊敬。他对如来尊敬，是由于如来太过强势，悟空有自知之名，已然服气，对着干于己无益，当然依礼。至于观音也是如此，观音比悟空法力大，悟空知之，且观音会念紧箍，悟空也怕这个。再说老君，书中未写他如何如何厉害，亦未明显提到他降伏过悟空，连炉子也被悟空打破了。悟空假如真是不明事理，看老君不过如此，乃自己败将，为何对他恭敬呢？

7，再看后文，至乌鸡国时，悟空为救一凡人向老君求丹。假如老君不是西方之祖，不是悟空的师父，一个和己毫不相干且为佛门办事的人，老君作为道祖干吗给他珍贵的九转还魂丹。悟空已经说了要到别处讨药，老君拉住了他给了他一粒，理由是怕他来偷，不如做个人情送他一粒。试想老君若是真不给，随身带那葫芦，悟空怎能偷去。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磨他几个时辰，老君不急，悟空必急，故老君当是真心赠药。由此可见老君对孙悟空的疼爱之情。

七，老子和几个神秘人物的关系

既然前文已论证了老子化胡为佛，且为孙悟空师父的这一事实，下面揭开几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封神中的西方教是老子点化创立之教，即西游中的佛教。根据《无量寿经》记载，所谓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故又名为接引佛，接引有心成佛的众生，参学佛理，获取果位。老许写封神时，写了西方教，教主是接引道人。认为“菩提是准提，如来是接引”学说的人，有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如来是接引，为什么老许起名叫接引道人呢？应该起名叫如来道人，或是类似的名字，即使不起类似如来道人这样的名字，也不应该起名叫接引道人，这明显会引起读者和研究者误解的，老许不会如此的。他既然起名叫接引道人，肯定和接引佛有关。

西方教主接引道人对应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接引佛（即阿弥陀佛），这样应是工整的，更有说服力。佛门共分三大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以阿弥陀佛为尊，即为接引道人。东方净琉璃世界以药师佛为尊，纵观封神，准提甚与东方有缘，加上他在西方教二教主的地位，在东方佛界为尊，亦是合理。而佛经中有准提佛母菩萨一说，是一位地位尊贵的菩萨，准提道人是准提菩萨也甚是合理，暂不深究。中央娑婆世界以释迦牟尼为尊，即为西游中的如来佛。如来佛究竟是谁呢？

看过封神都知道，接引准提来参加封神之战是为了收西方有缘之人，书中明言他们收了如孔宣等很多人。但有一人，他们并没有收去，就是多宝道人。在接引准提未来之前，老子已将多宝拿下，送入玄都。接引准提后来才到，他们不知多宝这个人，书中也未写他们将多宝带走。可见，多宝道人并未跟随接引准提去西方。但书中明写多宝后入释成佛，可见是老君安排的。原书广成对战多宝时有诗，“一个是广成不老神仙体，一个是多宝西方拜释迦”，这个“拜”字作“作为，称作，授官”解释，如官拜大将军等。如此可猜想多宝道人即是后来的释迦牟尼，即如来佛。而本就有多宝如来这个说法，可见多宝是老君选中，安排为中央佛界的治世之尊。但这是高级机密，孔宣并不知晓。他见辈分较低的新人多宝竟和两位老教主并世为尊，心中不爽，欲强替主人出头。于是便上演了西游中如来所说的吞佛事件。如来从孔雀腹中出后，本欲杀之，众佛求情，又考虑到他是准提前辈的人，打雀也要看主人，于是将计就计给个面子，封了孔雀大明王菩萨，于是皆大欢喜。且安定了人心，赚足了民望。所以后来再无人反对了。

既然论证了老君化胡为佛，创立西方教，以及多宝即如来的事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封神中的燃灯，文殊，普贤，慈航，惧留孙等道门中人会改入佛门。而且此也解释了燃灯为古佛的原因，燃灯晚老子半辈，高文殊等半辈，所以待多宝即位后，燃灯成为上古佛，理所当然。文殊等入释看来也是受老子的影响和安排。

八，老君为何让孙悟空取经

老子点化创立西方教后，便功成身退，无为而治，不问世事。后来他发现一块灵石，即为悟空。西游中曾提到，“老君解化女娲，炼石补天”，又因悟空是女娲补天剩下的灵石，故老君知道悟空的来历，乃天地灵气所化。老君心喜，故而到凡间教导悟空一番，并将自己炼就曾送于大禹的金箍棒冥冥之中赠于悟空。悟空本领虽高但未成正果，只是散仙，虽然后来成了齐天大圣，但却大闹天宫闯了祸，从此不便留在天庭了。老君因而让他参与取经，进入佛门。

说到此事，就不得不提一个配合老君安排此事的重要人物，即封神中的燃灯道人，后入释成佛，西游中的燃灯古佛。此人在西游中仅提到两次，一次在书之开头，一次在书之结尾。当悟空误入兜率宫时，书中明言老君在外和燃灯古佛商议要事。我们可以猜到，燃灯告诉老君，如来将要在中土传经，功成后取经之人将成正果，老君即向燃灯推荐自己心爱的小徒弟孙悟空。燃灯第二次提到是在书的结尾，即派人帮助悟空他们发现无字经书。

还有两个明显的证据，其一，佛门众佛菩萨众多，但书中与取经有关的却都是观音，文殊，普贤等人，这很明显，这些都是老君故意安排的，他们都是老君的师侄，是熟人；其二，在取经途中，悟空多次杀伤无辜人命，论年纪修为资历都还尚浅，如何能封为佛，这显然是老君的安排。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佛教与其前身西方教的创立者就是太上老君，也即是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孙悟空取经也是太上老君的安排，这应是悟空大闹天宫犯了叛国罪后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

愿与朋友们一起讨论。最后申明，我只是从两部小说中考证，不涉及历史和佛教道教经典，不要以此反驳我。无论大家支持还是反对我的这个考证结果，我都非常乐意与大家和和气气的交流讨论，百家争鸣，共同进步！

可参考西游记贴吧http://post.baidu.com/f?kz=173014790
天涯社区http://www7.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1283948&Key=652274034&strItem=no17&idArticle=22021&flag=1

这个是在虚构的基础上虚构的人物，道教和佛教都没有过这样一个人。在西游记里有许多这样的，比如镇元大仙之流。菩提老祖这个人，说他是佛教吧，偏偏书中描述和剧中演绎都讲他是道教的，说他是道教吧，菩提二字又是佛教里的名词。中国历史上有过这么一句话，说是“三教原来是一家”。意思好像是说儒释道三派在某些时期分得并不是那么清楚。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里有个准提道人，他就是来自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这些事不好判断。老子本来是道教始祖，在封神演义里，他也还有个师父，叫鸿钧道人。这个鸿钧道人偏偏还和孔雀大明王菩萨有亲戚关系。当然了，这些都是传说流传至今的，作不得准。

是菩提老祖

菩提祖师
《西游记》中有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