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诗性”

中国古代以散文诗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感情。即自然洒脱。点龙画精。又合辙押韵。很有韵味儿。乃时代新先锋的产物。

古代的人是很有才华的，他们对是有很深的情怀，出口能成诗，因此许多散文中很自然会些诗的。

“诗性智慧”是人类世界最初的智慧，它所指称的是原始人类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1]中国和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有着共同的“诗性智慧”之源。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西方的苏格拉底和弟子柏拉图，与东方的孔子和众门徒，不约而同地用“对话录”这种文学体裁来言说文学思想。柏拉图之后，亚理斯多德论述文学问题已不再用老师的“对话体”，而是用标准的“论著体”。而在孔子之后，孟子却沿用了孔子的对话体。与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其文论言说的诗性特征更为显明。作为承载儒、道两家文学思想的经典文献，《论语》、《孟子》和《庄子》为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启了一个诗性言说的文化传统。

诗性精神是自然抒发情感的精神，而文学精神是唯美精神，是“为艺术”的精神

诗性精神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从诗经、乐府时代一脉相传下来，是一种自然地抒发情感的精神和情感唯美精神，在岭南，这种精神变化为一种人民歌唱的精神。每一个时代的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表现并不相同。但是，自由的思想和民间的歌声是从来没有断绝的，从这点上去探讨，岭南文艺与生活、与人民的贴近性对于进一步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践，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诗言志”中的“志”本包括思想、情感两方面，但在其流传后世的过程中，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历代文人为了“尊儒”而逐渐抛弃“志”中包含的情感部分，歪曲地将“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把情作为正教对立的“私情”，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言情”的对立。照此理解，“诗言志”就只能说成“诗用来表达合乎儒家礼教的思想”了。

而“诗缘情”既可以说成“诗因情感而发”，亦可理解为“诗用来抒发情感”，只不过，这里的“情”不再是“思想感情”，而只被认为是“私情”。《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明明是缘情而发，却偏要“止乎礼义”，不符合“礼义”，即使真情实感也是“私情”；能够“止乎礼义”，“情”也变成了“志”，受到赞赏，这就过分夸大了礼义的作用，使诗这种文学作品沦为儒家“礼治”的统治工具，从而削弱了诗抒情的特点。这样，原本在意思上相同一致的“诗言志”与“诗缘情”，由于后代文人理解的偏颇而被分隔，被人为地对立起来，“诗言志”专指以诗表达符合礼教的正统观念；“诗缘情”被狭隘地理解成以诗抒发“私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综上所述，“诗言志”与“诗缘情”“情志说”三者最初的含义大致是相同的，后来由于历史的发展、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及人为的原因，两者的意思逐渐缩小并互相对立起来。我们既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双要认识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才能辩证而不是片面地理解其内容和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在《文赋》中用两句话提示了诗主情、赋体物的特点，它和儒家传统的“言志”说也是背道而驰的，这反映了文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摆脱经学束缚。

“言志”与“言情”“情志是不同的创作道路。而诗中的对仗句式对我们的思维训练也很有意义，相比词来讲，更有难度。我认为诗也可以言情，当然那更需要一些境界了。

诗的意境，诗的
性质动态，诗的
情感，诗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