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说没说过这句话

15.3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孔子这是呵斥子路：“仲由！能真正知道德的人，太少了！”孔子语气里，子路也被包含在不知德的人里面了。后人猜测，这句话是在“子路愠见”时说的。就是前面讲孔子在陈被困绝粮，子路气呼呼地进来找老师发泄情绪。

“知德”，要知道什么样的德呢？张居正说，义理之得于心者谓之德，如果你不是真的懂了、透彻了、心里明亮了，实实在在自己身上有了这个德，你就不能体会到其意味之深长和真切。

能知德的人，又有几个呢？在陈受困，子路就愤懑不堪，以至于对老师都有了怨气，他就是不知德的人啊！

窘迫和苦难，给君子一个看自己、看别人和看世界的角度，没有苦难，就没有进步，一帆风顺，是不能到达彼岸的，总要有艰难困苦、惊涛骇浪，才能成就大智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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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战友们，大家早上好！又到6点半了，我们继续学习论语。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昨天学到的内容。《论语》第15篇“卫灵公篇”的第2章。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说的是孔子和弟子们在陈国被围困绝粮的时候，孔子对子贡说的一段话，他先是设问，赐，就是子贡，端木赐哈。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因为学的多而记得多，才有的一些成就的呢？

子贡脱口而出，说然。第一反应就是:是的，觉得这是必然的事。

但同时听孔子这么说，心里面也有疑问，听口气不像是他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于是乎就来了一个反问：难道不是吗？

孔子接着回答说：非也！是的，确实不是，而是因为我一以贯之。就是说虽然博学强识是其中的一个特点，但那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说我们学的越多，记得越多，我就越厉害。而是因为我能找到道，找到道以后我就能够把他它坚持贯彻下来。

到底把什么坚持贯彻下来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忠恕之道，一直坚持贯彻下来。比如前面孔子曾跟曾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别人问的时候，他说：忠恕而已矣。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仁，把仁这个核心思想一直贯彻下来，矢志不渝，所以才有的今天。

我们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使命，能不能为了自己的使命，为了心中的道而一以贯之呢？这是问题的关键。

好了，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学习新的一章，这一章看起来非常简单。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这里当然是孔子了，孔子说什么呢？由，就是仲由，就是子路。知德者鲜矣，就是能够真正懂得德的人，知道德的人太少了。

这句话里面一个是对子路阐述事实，他的观点，就是懂得德的人太少。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在指责子路，就你也是这样的人，包括你在内都不懂得德。

有一句话说的好，凡是果必有因，那为什么孔子会对子路这样说话呢？

原因在于，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在陈绝粮的时候，子路愠见孔子：君子亦有穷乎？气呼呼的找孔子来吵吵他：我们是君子，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连饭都吃不上，眼看就要饿死了！

孔子这时候不得不给他解释，君子也是人，也会受到穷困的时候。不过我们君子他穷困了，依然能够坚持原则，处乱不惊。

而小人要遇到困难了，穷困了，直接就乱了方寸了，直接指明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

那关键来了，知德，到底是知什么样的德呢？

先来看看张居正说的。张居正说：义理之得于心者谓之德。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真的懂了，透彻了，心里明亮了，实实在在的在自己身上有了这个德，你就不能体会到其意味之深长和真切。

如果一个人真正能够知德，则性情际遇之乐自然充足，他一定是安心的、充实的、快乐的。外来的各种好的坏的遭遇，对他的安心、充实和快乐，既无所加也无所损。

大到用舍行藏，就是反复讲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还有死生祸福，都不能动摇他的心。就像王阳明讲的，我心光明，不为外物所动摇。

这样来看的话，能知德的人有几个呢？那真的没有几个。

平常的时候，说的都非常好，好像什么都明白，一碰到事了，一遇到困难了，立马就怀疑了，就慌张了，就不知所措了，就愤懑不已了。

在陈受困，子路就愤懑不堪，以至于对老师都有了怨气，这就是不知德的人。

如果真正知德，首先就能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就会积极的去面对，不是去怪罪别人，该想办法想办法，该和老师共度难关，共度难关。

作为大弟子就要去安抚师弟，稳定情绪。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打败人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己乱了方寸，那么想不败都难。

我们从小就受教育，要正直善良，尊老爱幼，努力拼搏，勤奋上进，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是不是德？也是德。

但是我们没有被教导说德是什么，德是内心强大，是安心，是用舍行藏，是死生祸福不动于心，这不能不说是品德教育的一个缺憾。

德也是知行合一，你不能说这道理你晓得了，你一定是遇到了事儿，在那艰难困苦中磨练过，真正成长起来，才有了德。

在陈受困，就是对孔门弟子的一次洗礼。

《荀子•宥坐》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记载，给大家说一下，说当时孔子还给子路讲了这么一段话：“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什么意思呢？就是仲由，你坐下，我来告诉你，这是孔子郑重其事和子路说的。

说从前晋公子重耳的称霸之心产生于流亡途中的曹国，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产生于被围困的会稽山，齐桓公小白的称霸之心产生于逃亡之处莒国。

所以处境不窘迫的人就想得不远，自己没奔逃过的人志向就不广大，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流落在这桑树底下，明天就不能得志呢？

说到这里，我想在前面我曾经给大家加过一个餐，在那个加餐里面，我们特别强调，说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事，必须经受过挫折。

就像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就像济南钢厂的一位工人说的样子，一炉钢把它练出来，要经过无数次的挤压，如果不挤压，那么这炉钢杂质太多就是废钢。只有经过千万次的挤压，把杂质滤出来才是好钢，才有真正的用途。

因此我们教育孩子要有挫折教育，不要把他伺候的太好，什么事你都替他办了。他只管去学习，不去动手实践，遇不到任何困难。这样的孩子很脆弱的，很容易出问题。

窘迫和苦难，给君子一个看自己，看别人和看世界的角度，没有苦难就没有进步，一帆风顺是不可能到达彼岸的。

有艰难困苦，惊涛骇浪，才能成就大智大德。

还有一种解释，这个德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内得于己，身心自得也！

也有的说是行为道德规范，具体的我想一句话也很难把德本身说得清楚。

但是希望我们经过前面的一番解释，让大家重视德的重要性，认识到知德者鲜矣。

因此，我们首先要知德，要能够知行合一，要能够正确的接受和面对困难。

好了，这一章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卫灵公篇的第四章。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这里面也会提到无为而治，那么儒家的无为而治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个意思吗？那到底是什么叫无为而治呢？

希望明天大家6点半依然准时聚在这里，一起聆听和探讨。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这句话出自明朝张居正的《张居正奏疏集》。
原文:”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勤；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
译文：公正和清廉是从政的要领；俭朴和勤劳是持家的方法，天下的事情，制定法令并不困难，难的是认真切实地贯彻执行；听取群众意见也不算难，难的是让群众的意见实际生效。
张居正一生倡奉变法，尊崇实学，以救时治国为己任，故其为文注重“直写胸臆”，
力求有“闳衍深沉之思”。
扩展资料:
《张居正奏疏集》收録原《张文忠公全集》中的奏疏，并从散见于明代以来的诸多文献中辑佚，特别是从《万历起居注》中辑録了一百〇七篇奏疏。
本书通过核实《万历起居注》、《明实録》等文献，确定各篇奏疏成书时间，于疑难字词、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作简明注释。
《张居正奏疏集》可谓张居正三十余年从政最重要的实録，既有深邃的政治见解，也体现了其倡奉变法、救时治国的政治抱负，更彰显了大明第一首辅“纪纲修明，功在社稷”的巨大政治功业。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幅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一个神秘的年份

　　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

　　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所以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经常到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对不会消极怠工。

　　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年份的来临。

　　人生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

　　公元755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

　　公元755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八百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十五年。

　　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情，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

　　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

　　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　现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

　　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房寰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疏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吵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

　　吵到最后，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寰，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

　　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地供起来。

　　但绝不能用。

　　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之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

　　按照常理，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非同凡响，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努力工作之类，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

　　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

　　"明天，你送六钱银子到兵部。"

　　说完就去了。

　　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

　　这句话的来由是这样的，由于当年没有暖气，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也不多。

　　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六钱银子。

　　这一次，我是彻底无语了。

　　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佥都御史王用汲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

　　为官三十年，二品正部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听说海瑞的死讯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

　　人民，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

　　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要搞个总结，实在谈何容易。

　　在名著《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

　　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

　　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

　　第三件事，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自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虽然在张居正死后，一些改革措施便遭到了破坏，比如考成法，可是另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一条鞭法”，或多或少地被保持了下来，甚至延续到了清朝（清代“摊丁入亩”改革是“一条鞭法”改革的延续）。

张居正能够改革成功，是因为有三个人的鼎力支持，明神宗万历皇帝、李太后和大太监冯保。虽然他死后改革被废除了，但是他通过改革给日薄西山的明王朝积累的巨额财富，一直支撑着明朝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张居正的历史功绩是比较显著的。

作家杨大侠指出，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