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最新研究，古 DNA 揭示欧洲新石器时代一夫一妻制配偶关系证据，这一研究对遗传学有哪些意义

本书的作者是罗宾.邓巴，邓巴数字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邓巴研究发现，人类可以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数目在150左右。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实证。比如对20多个部落社会进行调查数据看，这些氏族群体的平均规模是153人。 公元前6000年前后，中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村庄，人数似乎都在120—150人之间；11世纪英格兰村庄的传统规模也是150人左右；18世纪英国村庄的平均人数也是160人；现代社会中少于150人的公司企业可以在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上高效运作。现代军队中，最小的独立单位是连，一般总人数在130—150左右，就连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军队的最基本作战单位（步兵中队或支队）也是类似规模，大致在130人左右。

另一方面， 受社交关系品质的信息约束，人类大脑只能支持我们有150个朋友。其中， 与我们最亲密的3-5个人，每周至少联系一次；稍微疏远一些的15个人，大概每月联系一次；150人的大圈子，大概每年联系一次。

如此看来，在一定的亲疏层次上，我们能够与之相处的人数似乎是有限的。 最紧密的社交圈中只有这么多席位，如果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变成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必然要有一个人被挤到下一个稍大一些的同心圆中，给她/他让位。 当一个男孩爱上一个女孩，这个男孩关系最密切的5个朋友一定有一个让位，这就是所谓的“重色轻友”。

人脑的重量只占人体总重的2%左右，消耗的能量却相当于人体总摄入能量的20%。这看上去，人脑就是一个超级奢侈品。但我们知道进化是极其节能的，如此大的一笔成本，大脑必须物有所值。

研究发现，配对结合似乎才是消耗脑力的真正源头。在大多数鸟类和哺乳动物中，脑部占身体比重最大的物种恰恰是雌雄单配型物种——长期保持一夫一妻。那些在无法分辨的鸟群或畜群中群居、不加选择地随意交配的物种，其脑部则要小得多。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长期一夫一妻要承担异乎寻常的风险。如果配偶选择不当——一旦选择了无繁育能力、懒惰或有不忠倾向的配偶——就会直接威胁到其为物种基因库作出贡献。由此可见，不惜代价地拥有一个足够大的脑，使动物能够一眼便识别出谁值得托付终身异常重要；另一个则是，长期的夫妻生活，还需要大量灵活复杂的技巧，才能够有效地预见和处理余生所有潜在的争执与不和，更好地养育后代。

所以，如果你还在三天两头地因为配偶的糟糕行为而不知所措，叫喊什么女人心像根针，不妨这样安慰自己：由于进化的赐予，你拥有了自然界最为辉煌的荣耀之一——大脑，它使你善处逆境，迎难而上，之后便是一帆风顺。

女性似乎总有一种神秘的感知力，知道你关于整晚去了哪里的声言是真是假。

这件事大概是这样的，大概有1/3的女性能够看到4种基本色，而男性只能看到标准的3种基本色（红、蓝、绿），甚至还有些女性甚至能够看到所有这5种颜色。

为什么呢？因为处理颜色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男性只有一条（从母亲那里遗传的）X染色体，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从父母处各遗传一条）。当视网膜中负责对色彩敏感的色素进行编码的基因一旦发生微小突变，男性从唯一的一条X染色体上所得到的色度就是他们能够看到的色度，而女性因为有两条X染色体，她们可以看到色度稍有不同的红色或绿色。如果在眼睛的发育过程中这两条染色体都处于活跃状态，这些女性的锥状细胞可以编码两种色彩感光度，因此又多了一种色彩维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多出2种——蓝色、红色、另一种红色度、绿色和另一种绿色度，总共能够看到5种基本色。

也就是说， 女性具备分辨出配偶脸上更为细微的色度变化，而男人自以为那根本不易察觉。 当某些问题让男人脸色变化的时候，她们一下就捕捉到了。

著名语言学家史蒂文.平克曾说，音乐是“进化学中的奢侈诱惑”。

但进化中让某个物种愿意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的东西，绝不可能只是进化过程中不值一提的副产品。一旦动物在某件事物上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那通常都是因为该事物在基本的生物意义上非常重要。

一个最初由达尔文本人提出的观点是，音乐是一种“性广告”，这主要得自某些鸟类唱歌的功能。 能够利用自己的弹唱技巧创作出复杂旋律的本领，显然展示了你的基因中能够吸引潜在配偶的品质。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发现，爵士音乐家、流行音乐人和古典作曲家在其生命中性爱最为活跃的阶段，音乐创作也总是最高产的。

作者的一个叫科斯塔斯.卡斯卡蒂斯的学生专门研究了19世纪欧洲古典作曲家（从贝多芬到马勒），以及20世纪60年代复古摇滚歌星的创作情况。他发现，这些作曲家和歌星们结婚之后，新作品的数目往往会大幅下降，但是一旦他们与妻子分居或离婚，再次寻找新配偶时，新作品的数目又会回升。一旦他们找到了新配偶……对，作品数目又会下降。

看来， 结婚让人才思枯竭，要成名勿结婚。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音乐能够成为人体释放内啡肽这种激素的触发器，内啡肽能够带来幸福和满足感，对社交纽带的建立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人们总是利用唱歌和跳舞来营造一种归属感或群体感，这对于较小规模的人类社会建立凝聚力乃是必不可少的。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淹没神州大地的那项神奇活动还没出现，如今请他随便到一个社区的黄昏时分体验一下如火如荼的广场舞，一定会更加坚定这个观点。

当然，达尔文也不一定就错了。性选择可能会别有用心地利用某些音乐创作所需的技巧和情感，而这些技巧和情感原本是为了全然不同的目的进化而来的。不过从根本上说， 音乐真正的起源和功能或许还应该是在社会群体之间建立联系。这或许也正是语言的起源。 搞懂了音乐真正的功能，这么有建设性的事，是不是应该高频开展呢。

只需要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男人和女人偏爱的谈话主题往往大不相同。男人喜欢谈自己，女人喜欢说别人。

男人谈话最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在为自己作宣传。他们要么谈论自己，要么谈论他们自以为非常了解的东西。 这是一种有声的孔雀尾巴（孔雀尾巴是达尔文多年的心病，因为从生存角度看孔雀尾巴是一个累赘，但为什么进化还保留了呢？后来他老人家才想明白，貌似累赘的尾巴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我有这么个累赘依然生活得很好，同时，越是鲜艳亮丽的尾巴越说明个体的健康）。

话说雄孔雀在其交配区域闲逛，只要看见有雌孔雀出现在视线中，就忙不迭地展示它们那五颜六色的漂亮尾巴。雌孔雀则在雄孔雀间徘徊，看哪一只的尾巴最光彩摇曳，就选择它作为配偶。 人类则似乎完全通过语言来行使这一过程。 就像雄孔雀一看有雌孔雀出现就突然开屏一样，男人一看见有女人在场，就会立即将谈话转换为宣传模式。

你可以仔细听听一个男人在只有其它男人在场时的谈话，将其与旁边有女人在场时，同一个男人的谈话进行比较。 有女人在场时，他的谈话风格会发生很大变化，这时他会更急于炫耀，也会在谈话中加入一些风趣的内容，引发周围的人大笑起来。 不过此外，你还会听到有关专业话题和其它展示男人“知识”内容的谈话变得更加激进，让谈话富于竞争，是男人的宣言。

女人的谈话主要是为她们的社交网络服务，她们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而这个网络不断发展变化。时刻关注他人在做什么非常重要，同时这还暗示你是某个小圈子的成员，人们愿意跟你谈论这些。这可不是无聊地说话，而是社交转盘的核心，是社会本身赖以建立和运转的基础。

本质上，谈话内容不同，只因为男人女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

所有哺乳类动物的怀孕期长短都是由脑部的大小决定的。脑组织的生长速率似乎是事先确定的，所以，如果希望有一个大一些的脑，就只能让怀孕期长一些，这样大脑生长的时间也会长一些。因此，脑部较大的物种，其怀孕期都很长。

人类的问题恰恰是我们拥有较大的脑。根据其它哺乳动物脑部大小与孕期长短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怀孕期应该是21个月。不过我们都知道，人的孕期只有9个月。

原因很简单： 在我们的祖先认为生长大一些的脑非常有用之前的几百万年，他们认为直立行走要更加有用。 这使人类进化出非常独特的碗状骨盆，大大不同于其它猴和猿的加长型骨盆。有了碗状骨盆，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保持身体躯千和头部的平衡，在我们有了较大的凸出脑部之后更是如此。尽管现代人类的骨盆进化已经有将近200万年的历史，但进化中仍不可能有完美的工程设计。

为了远距离大步行走，人类必须承受的一个牺牲就是，我们的腰部变得很弱。而碗状的骨盆让产道变窄了很多，结果就是……生产时让母亲们泪流满面。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选择极其有限。当然，我们可以原路返回，放弃拥有大一些的脑这个愚蠢的主意。那样就意味着我们在进化中陷入僵局，保持原地不动了。因为气候的变化，那时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原地不动的后果就是绝种。为了继续生存，我们必须改变，走出去适应新的环境。而在新环境，大一些的脑就显得非常关键。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进化最终选择了让女性受苦，以及让婴儿早产。

欣赏完进化的妥协，我们再来看看进化的奇妙之处。当你初为人父，是不是特别关注孩子哪一点长得像自己，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不是亲生的那可是非常重要。像，是吧？不要看了，你随便拉一个男人来，都像。

大体而言，人类婴儿的样子都差不多，乃至于事实上，人类所有的婴儿最初都是蓝色的眼睛，后来才变成棕色或绿色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女人照顾孩子必须要男人的配合，为了让男人死心塌地心甘情愿配合，你一定得让男人相信这是他的孩子。

这时婴儿的进化路上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长得像父亲，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才好；二是长得根本不像任何父亲。只要父亲真的是孩子的父亲，第一个选择倒没有什么麻烦，但我们知道人这个东西很复杂，大概有那么多的婴儿不是亲生的（前面说是大约15%），那么第二个选择或许要更加明智一些。 这是谁的孩子？让爸爸们猜去吧。一切凭想象力。 只要你认真看，总能发现有几个地方长得像隔壁老王呢。

下步，要是你的岳父岳母、老婆一个劲说那个婴儿哪里哪里像你，你可得多个心啊。

4/5的孕妇会在怀孕的前3个月经历呕吐或厌食等症状。起初，医生们认为晨吐只是怀孕期间孕妇激素变化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当然应该想办法消除。于是研发出酞胺哌啶酮来缓解症状，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短短几年里，全球发生了极其罕见的上万例海豹肢畸形儿。

事实上，孕妇晨吐似乎应该是对人体有益的——或者至少对婴儿有益。在怀孕前3月有恶心症状的女性，因为自发性流产而丧失孩子的概率会大大降低，生下的孩子可能会更大、更漂亮。

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中，许多都带有轻微的毒性，有时甚至干脆就有毒，而我们往往抵制不住美味的诱惑，或者痴迷于它们带来的这样那样的刺激——诸如酒精、咖啡、辣椒。如果摄入过多，许多此类食物就可能致癌，还有不少是致畸剂。

成年人对这些毒素具有一定的耐受性，因为我们摄入的较少剂量分散在我们相对较大的身体中间，毒素可以就此稀释。然而胎儿的身体很小，哪怕它通过母体只摄入其中一种毒素的很少剂量，也可能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事实上，孕妇晨吐正是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阻止母亲摄入过多不利于胎儿的食物。

就此可见，轻微的身体不适根本不应该吃药，吃药就是去压制身体的正常反应， 反而是在伤害身体。比如，感冒，本来就是一个周期性的病，不吃药一般7天左右就自愈了，吃药反而延长了病期。 但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条不构成个人健康的意见，谨遵医嘱。

德国汉堡大学的阿诺德.舒马赫研究发现：成功人士往往看起来比他们的实际身高更高。他发现在各个行业，从企业管理人、护士到木匠等手工业，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士的确要比在职业阶梯中占据较低职位的人个子高得多，即使将年龄差异考虑在内，仍然如此。

例如，在一个德国企业经理人的样本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身高要比较低职位的人高出5厘米，对于男性和女性均是如此，无论他们的阶级出身和教育背景如何。另一个事实则是， 自乔治.华盛顿登上美国总统之位以后，发现在71%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两位最终选举者都是身材较高的赢得大选。

美国杜兰大学的伊丽莎白.希尔、弗尔曼大学的伊莱恩.诺克斯等人研究发现，人们能否吸引他人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穿什么服装。在试验中，她们请一个人先穿上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戴上昂贵的珠宝首饰，而后再请他或她穿戴上一般的行头，前者要比后者显得社会地位更高，也更有魅力。

身高和外表为什么会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事实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总是在试图寻找能够识别成功人士的线索毕竟，如果能够买得起漂亮的新衣服，此人想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身高和长得好看（面部对称），则说明一个人生命中哪怕遭遇种种无常变化——从疾病到外伤到饥饿，以及长时间的生长发育期，最终仍然能够长成高大、对称的身体，这不正是其基因优良的体现吗。

弗洛伊德及其同道者坚持认为，接吻仅仅反映了人们重返幼年的渴望，它勾起了深植于我们心中的、吮吸母乳的愉快记忆。 另一个说法是，接吻是求偶喂食的一种形式，这是昆虫和某些鸟类广泛拥有的一种习惯。

事实上，接吻很可能是测试未来配偶基因组成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免疫系统，接吻主要取决于一小簇基因，即所谓的“主要组织兼容性复合体”，简称MHC。MHC基因决定了个体身体所能够识别并在其侵入时予以抵制的异体（从花粉到病毒到细菌）的范围。这一套基因特别容易产生变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适应那个不断变异的微小世界对人类带来的威胁，在那个世界，总是不断有寄生虫侵入我们的体内，威胁个体的生存。MHC基因同样决定了我们的体味，因为事实证明，人的自然体味与其免疫系统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们更喜欢与跟自己有互补MHC基因的人结合。原因很简单。如果你的配偶与你的免疫反应相同，你们所生的孩子免疫力必然有限。但是如果配偶的免疫系统与你互补，那你们所生的孩子拥有的免疫能力就能够抵制更多疾病。这个道理与不能近亲结婚有点类似。

那么，你如何识别出某一未来配偶的免疫反应正好与你互补呢？气味是一种识别方式，而气味很容易被大量灰尘和细菌遮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凑得更近一些，直接“舔尝”对方的体味。

所以，当你今后第一次和某人接吻，你就知道那个天杀的竟然还想测试你的基因。

研究发现，男人们去救（或试图去救）与自己无关的年轻女性的可能性要比其它任何人高得多，而女人们去救与自己有关系的孩子的可能性明显高出许多。换句话说，对于女人来说，英雄主义行为必然与对自己孩子的投入相关，而对于男人来说，那些行为似乎更是为了争取择偶机会。

作者和他的学生研究发现，英国报纸上大量关于人们试图在紧急情况下救助他人的报道里面，几乎所有的救人者都是男性，救人者一般都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来自社会中较富裕阶层的男性很少扮作英雄。在北美历史上的印第安人夏安部落也有非常类似的趋势。19世纪末期的人口学记录显示，几乎所有的战争酋长都是孤儿，或者部落中低阶成员之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这些人找到妻子的概率很小。但是成功的战争酋长——也就是能够在久经沙场之后带着荣誉离开战场，并重新加入正常社会的人非常受人欢迎。一般来说，尽管他们拥有配偶的时间要短得多，但他们所生孩子的数目却要多于和平酋长。

冒险者在繁殖后代方面更加成功，更愿冒险的人显然比不愿 险的人拥有更多孩子。尽管这一现象目前尚没有明确解释（更愿冒险的人更有可能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展开性爱，抑或他们只是更能够吸引女人）。总之，愿意冒险的男性对基因库下一代的贡献更大。

在当今过于强调视觉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忘记嗅觉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使用嗅觉的场合要比想象的多得多——尤其是在选择配偶时。

远在20世纪60年代，有些恶作剧的实验人员在男女公共卫生间的小隔间里喷洒了一些雄甾烯酮（类固醇族的一员，是睾丸激素——即所谓的雄性激素——的天然副产品；男性剃须后如果没有用须后水，常常会产生一种稍带霉臭的味道，就是这种物质的作用），随后观察人们的反应。

结果他们发现，男性都不去那些“喷洒了雄甾烯酮”的隔间——即使不小心进去了，他们通常也会很快退出，找一个没有这种气味的隔间使用。而女性则进了卫生间后直奔喷洒了雄甾烯酮的隔间而去。

后来，他们又在女人们去赴闪电约会时做了一些测试，其中有1/3的女性身上带有雄甾二烯酮和丁香油的气味（ 用丁香油遮住了雄甾二烯酮的气味，从而对其它气味的效果加以控制），另外1/3的女性只有丁香油的气味，而剩下1/3的女性身上只喷洒了无色无味的水。实验结果是惊人的。喷洒了雄甾二烯酮的女性不仅对其在闪电约会中遇到的男性的魅力评价要高于其它两组女性，她们邀请对方再次见面的概率也要高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雄甾二烯酮对深埋在我们大脑中的某种机制产生了作用，使我们对于站在眼前的彪形蠢汉产生了更加浪漫而非现实的想法。

初次见面前，记得随身带上一个元素检测仪额。

科学家研究发现， 加压素受体基因与男性婚姻稳定性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其中一个特殊的基因位点RS3，随个体的差异很大，可以作为男性在夫妻关系牢固性评分中得分高低的一个函数，该评分正是用于衡量其婚姻忠诚度的在发生于该位点的11个不同基因变异体中， 有一个（等位基因334）尤其显示出最强烈的效果。

有着一个或两个等位基因334副本（换句话说，从父母中的一方遗传了一个或者从父母双方各遗传了一个）的男人，其在夫妻关系牢固性评分中的得分要低于拥有其它10个等位基因的任何组合的男人。他们也更有可能与配偶同居而不是结婚，这表明他们对婚姻的忠诚度没有那么强烈。

在拥有两个334基因副本的男性中，有1/3的报告说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曾遭遇婚姻危机，而在那些只有一个334基因副本的男性中，这一比例为16%，在根本没有等位基因334的男性中，该数字为15%。尽管事实上，样本中所有的男性都与配偶有着至少5年的稳定关系，且至少与配偶生育有1个孩子。

在这个取自瑞典人的样本中，大约4%的男性有两个等位基因334的基因副本，36%的男性只有一个副本，如此说来，几乎2/3的男性没有该基因的副本，因而很有可能是一个忠诚执行一夫一妻制的好伴侣。在魁北克进行的一项大样本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比例：即约1/3的男性经常在外滥交，而2/3的男性是恪守一夫一妻制的（至少在其稳定的婚姻关系中如此）。

也许，婚前进行一次基因测试是很有必要的。比如，给他一支烟，在他抽完之后把烟头拿掉送到遗传实验室，如今研究人员可以从唾液斑中提取他的DNA样本，扫描确定其RS3基因位点有无等位基因334。 如果检验结果呈阳性，嫁给他就不是个太好的主意；而如果检验结果呈双阳性，嫁给他就糟糕透了。

近一年来，有好几位朋友都友情提示我，不要动不动都扯到男女之事。在此，澄清一下。

首先，真正的人之大事，就两样，生存和繁衍。 当然，生存和繁衍的根源，是基因的在作祟，人不过是一个载体，感兴趣的可以去读《自私的基因》（我的读书笔记里有这本书）。生存实际上一条走不下去的路，因为难以达成永生。何况，永生并不是最佳的演化策略，繁殖才是。只有繁殖，才有变异，有了变异，才能产生新的能力。假如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猿猴祖先永生了，那就没有我们人类了。而没有变异的种族会显得特别脆弱，一旦环境改变，就可能灭种，因为千篇一律嘛，是繁衍及其后续的变异，导致了生物种内五彩纷呈、百花齐放，也就可以在一次次天灾之下延续种族。

其次，除了环境是进化的动力，还有一个动力，那就是性选择。 既然繁衍才能延续物种，那对于每一个物种内的每一个个体，怎样让自己繁衍，繁衍更多的后代，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为了繁衍，每一种生物，生物种族中每一个个体，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同类就知道了。根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两位科学家罗宾.贝克和马克.贝利斯的计算，在英国境内诞下的婴儿，有10%—13%并非法定配偶所生。感兴趣的可以去看《海洋生物的爱与性》，那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比如，雌性鲸类动物的性器官不是哺乳动物常见的管状，而是很特别地拥有一系列的皮瓣、褶皱、死胡同和漏斗形状的构造，对精子来说特别像一个迷宫。科学家们认为，这是因为它们习惯于和异性乱交，经常接受不同雄性的精子。为了筛选出自己最想要的精子，雌鲸可能会用自己复杂的器官结构，来过滤掉其中的大多数，同时引导剩下的精子到达目的地。又如，海豚性欲特别强，一天之中要发生多次性行为，这对于雄性生殖器的要求就特别高。实际上，海豚的雄性生殖器由粗大的组织纤维支撑，在保持硬度的同时拥有一定的弹性，这种构造既能帮助它们快速勃起，又能保护其不受伤。

第三，讨论不等于实践。 如果你像我一样年轻时读过弗洛伊德，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泛性论，还好我走出来了，不能啥都从性去分析，包括生物学也只是看事物的一个维度，进化是人类行为的底色，但不是全部。弗洛伊德啥都从性角度去阐释，我看他的个人经历，并没有多少花边新闻。他老先生晚年，更像是一个黑帮头子。当然，在他的信徒看来，他是创建了一门宗教。我也一样，说说而已嘛，我只是研究、讨论，没有实践。但是，自己不实践不代表讨论的东西不对，认识人性有很多渠道，比如阅读长篇严肃小说，于我则是看英剧和美剧。同时，今年我的学习主题是“生物学”，繁衍问题——性选择是演化论哪里都绕不开的东西，我也没办法。

在公元前几千年，大约5000年前开始，伟大的文明在欧亚大陆和北非繁荣昌盛。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和苏美尔的古代社会是最早介绍文字历史的社会之一；埃及的旧、中、新王国建立了复杂的宗教和社会结构；夏、商、周王朝统治着中国不断进步的社区和技术。但另一种鲜为人知的文明盛行于印度河流域，横跨现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并进入印度西北部地区。

这一印度河流域文明（IVC），也被称为哈拉帕文明，是在巴基斯坦的一处考古遗址之后，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主要是因为学者们还没有弄清楚哈拉帕语的含义，哈拉帕语由支离破碎的符号、图画和其他文字组成。考古学证据让研究人员对哈拉帕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由于湿热地区的遗传物质恶化，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拼凑IVC中来自远古DNA的证据，直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科学家们对一个人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从公元前2600年到1900年，在今天的印巴边境地区达到顶峰的哈拉帕文明或印度河流域文明，在一个4500年前的墓地中，一位妇女的微量DNA，从古代的骨骼遗骸中艰难地找到，给了研究者一扇进入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的窗户。这项工作，连同对整个欧亚大陆古代DNA的全面分析，也对南亚农业的起源提出了新的问题。

在《细胞》杂志上对古代哈拉帕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和描述，并与现代南亚人的DNA进行了比较，揭示了IVC人是大多数印第安人的祖先。现代南亚DNA和哈拉帕基因都含有古代伊朗DNA和少量东南亚狩猎采集者血统的混合体。”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合著者大卫·里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体外受精个体中，这样的祖先是当今南亚的主要祖先来源。”。“这一发现将今天南亚的人们直接与印度河流域文明联系在一起。”

是古代DNA研究中分析的骨骼，与典型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墓葬相关，说明了IVC墓葬的典型南北走向。（Vasant Shinde/Deccan学院研究生院）

基因组也有一些惊喜。从当代东欧到蒙古，草原牧民遍布欧亚大陆广大草原，他们与草原牧民的遗传关系在南亚以及欧洲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其他人中无处不在。但是在古印度河流域的个体中没有草原牧民的DNA，这表明这些游牧牧民和现代族群之间的相似性是由于IVC衰落后的迁徙而产生的。

这些发现影响了印欧语系如何以及何时在古代世界广泛传播的理论。虽然现代南亚人和早期伊朗农民的共同祖先助长了农业从中东肥沃的新月地带迁移到印巴地区的想法，但古老的哈拉帕基因却没有显示出这种血统的贡献，这表明农业是通过思想交流而传播的，而不是而不是大规模的迁移，甚至可能是在南亚独立出现的。

“几十年来进行的考古学和语言学工作确实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前沿，”哈佛大学基因组学家、这项新研究的合著者Vagheesh Narasimhan说。“这些项目为这一过程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基因证据，试图证明人类活动作为一部分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农业和语言这两大文化变革中，

这个计划周密的大城市包括下水道和供水系统，以及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远距离贸易网络。但是，尽管它曾经辉煌过，直到1921年哈拉帕的发掘工作开始揭开一座古城的面纱，现代研究人员才知道这个文明。从那以后，哈拉帕人一直保持着某种神秘感，留下了大量的城市废墟和一种神秘的符号和绘画语言，但很少有其他线索表明他们的身份。最终降临哈拉帕文明的原因也不清楚，尽管气候的变化被认为是其衰落的一部分。

这张地图描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IVC）的地理跨度，显示了Rakhigarhi（蓝色）和其他重要IVC遗址（红色）的位置，以及从其他考古文化（其他颜色）到北部和西部的遗址。黄色标签显示了两个地点，在那里少数埋葬的个体产生了与Rakhigarhi个体相匹配的古代DNA。（Vasant Shinde/Deccan学院研究生院）

科学家在南亚恢复古代DNA有一段众所周知的困难时期，那里的亚热带气候通常使基因保存变得不可能。从位于现代印度哈里亚纳邦的哈拉帕人最大城市拉基加尔希（Rakhigarhi）墓地发现的遗骸中提取基因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科学家们从61个骨骼样本中采集了粉末，但只有一个样本含有微量的古代DNA。这个样本被尽可能地测序，产生100个不同的DNA片段 *** ，称为库，每一个都太不完整，无法进行自己的分析，但我们很幸运，它产生了足够的DNA，然后进行高分辨率群体遗传学分析，”纳拉西姆汉说。“我认为，这篇论文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功案例，”他补充道，并指出该方法有望在其他具有挑战性的地区获得DNA。

单个样本并不代表曾经包括一百万或更多人的广泛人群，但今天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地区背景。包括纳拉西姆汉和帝国在内的几位同一作者，以及数十位国际合作者，撰写了迄今为止发表的最大规模的古代DNA研究报告。在来自523个古代人类的基因序列中，来自遥远的亚欧大陆草原、伊朗东部和斯瓦特山谷现代巴基斯坦的铁器时代的人。“KDSPE”“KDSPs”团队发现，在许多基因相似的个体中，有少数离群点存在，它们的祖先类型与周围的物种完全不同。他们。

在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遗址中发现的11个这样的个体可能与哈拉帕文明有关。事实上，这些离群的个体中有一些被埋葬在与南亚有文化联系的文物中，这加强了他们与IVC有联系的情况。

“这使得我们假设这些样本是移民，甚至可能是来自南亚的第一代移民，”Narasimhan说。来自Rakhigarhi的IVC基因组显示出与古代人类大规模研究中11个基因异常点的强烈遗传相似性，支持这些个体从哈拉帕文明冒险到中东的想法。“现在我们相信，这12个样本一起采集，大致代表了当时在（南亚）存在的祖先。”

这座位于哈萨克斯坦大理（约公元前1700年）的青铜时代中期墓葬在古代遭到抢劫，人类遗骸随意堆放在墓葬cist外。从这些遗骸中提取的DNA有助于追踪草原祖先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向印度东部和南部的传播（迈克尔·弗拉切蒂）

是农业研究的第一个证据早在公元前9500年，来自肥沃的新月，许多考古学家一直认为，种植农作物的做法是由移民从中东带到南亚的。早期的DNA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因为今天的南亚人有着重要的伊朗血统。

“我真的发现他们的分析非常令人兴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人口遗传学家Priya Moorjani说：“他们研究了伊朗不同时间尺度的古代DNA样本，并试图将南亚人的伊朗血统与这些不同群体的关系联系起来。不过，他们没有参与试管婴儿基因组的细胞研究。”，新的分析显示，肥沃新月的第一批农民似乎对南亚人口的遗传贡献不大。“然而，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南亚也出现了类似的耕作方式，”南亚和中亚人口研究的共同作者Moorjani说。“随着我们获得更多古老的DNA，我们可以开始建立一个更详细的关于农业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图片。我们正在学习，和其他一切一样，事情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农业确实从肥沃的新月传播到了现代印度，那么它很可能是通过思想和知识的交流传播的，这是一种文化转移，而不是伊朗西部农民自身的重大迁移。另一方面，在南亚，农业可以独立发展，因为在此期间，欧亚大陆许多地方的农业实践开始萌芽。

古老的IVC祖先也有其他谜团。这个文明是现代南亚人和铁器时代南亚人的最大来源人口，但它缺乏在后来时代常见的草原牧民血统。纳拉西姆汉说：“就像在欧洲，草原牧民的祖先直到青铜时代才出现一样，南亚也是如此。”。“因此，这一证据提供了有关这一祖先类型到达时间的信息，它们的运动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系统学相似，印欧语系的语言系统学今天在爱尔兰到新德里等地使用。”

作者认为印欧语系可能通过中亚到达南亚在公元前1000年上半叶的东欧，一种理论得到了一些遗传研究的证明，印伊语系和巴尔托斯拉夫语系之间的相似性。

Narasimhan希望更多的遗传数据能够帮助解开这个古老的谜团，特别是通过探索DNA与其他语系的发现相吻合或不同之处他说：

“我们正试图研究考古学文化与某一特定基因祖先的联系时间和方式，以及是否存在语言联系。”。“要理解人类历史，你真的需要整合这三条线。”“

前段时间看了《河洛古国》，考古学家在地下发现的古代物件，以此拓展为一片范围内的探索，发现了四五千年前人们生活的证据，从而推测出古代人的历史。由此可见，考古学是从地下发现以往用过的遗物，证明古代历史的真实性，这是有据可依的考证，让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同时也让不同的学说论站得住脚。

最近看的《智人之路》，比考古学略高一筹，不是简单的分析人物存在过的时代，更进一层的分析人类基因，从而解释人类进化的种种因素，以及人类祖先的迁移和遭遇。

在此不得不重点介绍一下作者，约翰内斯·克劳泽图，宾根大学史前史与中世纪考古研究所教授，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斯·普朗克-哈佛研究中心主任，海德堡科学院院士，众多的名衔后是作者的专业度，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托马斯·特拉佩，知名记者，主要报道科学及政治相关新闻，多次报道约翰尼斯·克劳泽的相关研究，这本书就是在两人的默契下完成的，内容的可靠性与可读性，显而易见。

首先介绍一下智人，智人是个什么人？一开始，我看到名字时，只能从现代汉语的基础上理解，以为智人就是聪明的人，不好意思闹了一个笑话。书上有介绍，智人是约100万年前从直立人中进化出来，约60万年前演化成非洲的罗德西亚人、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东方的丹尼索瓦人。

看来智人就是很久以前人种的名称，而我们就是从那些先辈中慢慢进化的现代人类，所以智人的发展之路，就是我们人类的进化史。

书中的研究来源于一截来自中国西部边境阿尔泰山脉的指骨，这是一块7万年前的人类骸骨，从而意外地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种——丹尼索瓦人，并且间接证明了早期欧洲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你是不是很奇怪，从一块几万年前的骨头里怎么证明这是什么人种？这一项神奇的技能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DNA检测，我相信不少人都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这一技术，以往面对失散多年的父子只能靠滴血相容来认清，而现在都是靠着DNA比对，就能测出两个人是否有血缘关系。DNA检测就是基于两个人的基因比对，相似性很高就能说明其关系。

没想到DNA基因检测在古代人骨里也同样能够检测到基因组，从而推断死者的出身和来源。有人会问，埋藏了几万年的人骨怎么检测的呢？原来，科学家们会把骨头一点一点地磨成粉末，通过一台精密的测序仪测出基因组。他们不仅可以从人骨检测出基因组，还可以从牙齿和土壤中提取样品，进行检测。

从这些细微的研究中，不断的推测出人类进化的历程，有时候可能是几万年的差距，有时候也可能是全新的人类发现。不过这基因组中发现人类的两大核心主题——毁灭性瘟疫和移民浪潮。

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从简单理论来说，以前的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动物基本是没有思维能力的，他们靠着生存的本能繁殖和找东西吃，一片地域东西吃完了，那么就会到另外的地方去觅食，毕竟在很早以前他们是不会生产的。有限的食物，在固定的物种面前，肯定是不够的，所以生物有了迁移的需求。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需要跟当地的物种进行融合，也有可能是抢占了别人的地盘，从而有了更多物种的交融与分化，慢慢地就有了基因的突变。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直立人出现了，为后面的人种进行了铺垫。

在原始人类的时代，差不多是狩猎时代，不能自己生产食物，就靠自己双手打造武器来掠夺食物，那个时代可以说是茹毛饮血，但也是最原始的形态。后来，人们发现地里有些植物是可以吃的，于是就出现了定居生活，大家开始开垦种植，以及慢慢驯养动物，满足日常的衣食住行。

不过一切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人们慢慢适应生活时，另外一种物种——瘟疫，也不甘示弱地紧跟而来。它心想，你们人类都可以进化，我也是可以的。它们也可能仅仅是在人类进程中被突变的一种细胞，它们顽强的活着，只为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瘟疫次数都是数不胜数的，它一直紧跟人类的步伐，很多人也是死于它之手。同时，人们没有办法对付病毒时，只能迁移，到另外的地方去谋取发展。他们能想到是就是逃，衍生出来的是医疗的发展，出现一种大规模瘟疫时，死亡率的增长，也激励着医疗工作者的努力研究。

书中例举了鼠疫、麻风病、肺结核等，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类的病毒侵袭，以往的年代，一个病毒可以存活很久，人们对它们束手无策。而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面对病毒时，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应对之策，同时对研究新药，我们的速度也是成倍的增长。

上述中的各种病毒不仅在各国历史中均有记载，还在人骨的基因检测中得出了病毒的DNA，从而更准确的认定曾经历史的存在。

当人们对现在的人类进程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才会发现我们不仅仅是人，还是多少万年来的人类智慧结晶，从而提升我们是人类的自豪感。

一本200多页的科普书，也是一本畅销书。其他畅销书可能告诉我们一个人生道理，或者一个新鲜的现代事物，而这本《智人之路》却是告诉我们人类的进程，这是全新的一个认知，不仅在原有的简单人类发展史有了更进一层的考证，同时也更清晰地阐述了人类进程中的种种事迹。

它能成为一本畅销书，一是内容上的新颖，二是作者的简单文笔，并不像学术论著的高深难读，而是加入很多现代人都能读懂的简单易懂的文字描述，让这本书有了更广更宽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