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历史，为何泥腿子建立的新兴王朝最后却让更多的泥腿子无立锥之地呢

黄巢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起义，正是在黄巢的带领下，辉煌的大唐帝国最终陷落。取而代之的后梁王朝，其开国之君正是黄巢的部下朱温。

公元873年，他在山东带着几千人起兵反唐，此后他一路突进，攻入河南，不到十天攻破八个县，东都洛阳那些朝廷权贵都吓得半死。因朝廷向义军领袖王仙芝招安，王仙芝和黄巢关系破裂，两人分道扬镳。878年，王仙芝被杀，部下全部归顺黄巢。黄巢遂有兵马十余万。

此后，他攻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在广东时，黄巢本想接受朝廷招安，但是双方的条件谈不拢。黄巢再次出兵，从湖南长沙攻入洛阳，最终兵不血刃取得长安。

黄巢为何能在短短数年间横扫天下，几乎无人可以阻挡?

黄巢本是个落地举子，颇通文墨。我们的课本上有他少年时期诗作。诗作写得霸气十足“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小年纪的黄巢，就已经发誓要改天换地，闯出自己的一片世界。

也就是说，他可不是一个毫无知识的泥腿子。黄巢应当看过兵书，了解兵法，对唐朝军队的常规战术有着相当的了解。不过，我们能否就此认定黄巢是一个军事天才?或者说其将略就高过同时代的那些唐朝将领呢?

绝非如此!

黄巢之所以能够横扫天下，和当时藩镇割据，大唐朝廷权力微弱密切相关。

黄巢大军在经过湖北时，遭到唐朝大将刘巨容重创。部下劝说刘巨容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被刘拒绝。刘巨容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事宁则或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

刘巨容的话，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时大唐帝国存在的问题。

唐玄宗之后的那些帝王，或者短命，或者才能平庸。在安史之乱平定后，都无法收拢兵权。结果，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严重。逐渐出现了皇帝号令难以出关，甚至不出都城的尴尬局面。各地节度使一旦去世，朝廷无法任命新节度使，大都由其子侄或者部将接任。

朝廷不但丧失了地方的人事权，也基本上丧失了地方的财税权。

天下只有东南的藩镇按时缴纳赋税，比例大约占四分之一。河北的几个藩镇一毛钱也不上交朝廷的，比例也大约占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子二的藩镇，想交就交，交多少随意。于是，唐朝中央日渐窘迫。

这也是刘巨容所说朝廷为何经常辜负地方官员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已经无权、无钱。一旦朝廷只能够用谎言来欺骗官员百姓，那就离崩溃不远了。

也就是说，黄巢的成功，更多的不是因为他本人的优秀，而是因为大唐垂垂老矣，内部的弊端尤其是制度的问题实在太多。

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一家人一桌子的菜，举杯而碰，欢颜笑语开心一片，是我们如今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吃法，然而谁又知道，其实这种“聚餐”式的合食方法也是经过了上百年的改变才逐渐形成的。

其实早在宋朝以前，人们的饮食都还是以分食制为主，直到明朝之后，合食制才成为了主流的饮食方法。我想大部分的人或许都没有想到，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饮食方式竟然有着如此的变化。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导致的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呢？

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进步为曾经的分食制提供条件，同时也为后来合食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俗话说，科技兴国。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每一次生产力的进步都会使得我们的生活发生变化。最初的人类靠石器木器捕猎打鱼。后来青铜器的发展，使得我们手中的用品变成了青铜制造，再后来铁器的发展，铁刀，铁剑，铁锅，这些物品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得力助手。而受益于生产力进步创造出来的制造工艺，每一次都会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早在商朝的时候，青铜器就已经得到了广大的运用，人们运用青铜制造各种器械，包括生活的锅碗瓢盆，青铜器开始囊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正是青铜器的发展使得分食制有了发展的机遇。

“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越绝书》

《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 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 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早在夏商时期，青铜制造业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工艺水平提高，人们已经能够拥有足够的锅碗瓢盆来满足分食制的需要。

而由于最初人们分食制的时候，采用的是每人一个小方案，方案上放上供饮食的食物，由于坐姿以及方案的大小等众多原因，决定了只能一人一个方案吃饭的方式。除此之外，又因为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人们所分配到的食物资源往往也是有限的，一般只能个人吃个人的，于是就慢慢形成了分食的习惯。

然而同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唐代凳子椅子圆桌相继出现了，这些工艺品的出现为一桌多椅的饮食习惯提供了便利，而因为一桌多椅将人汇聚起来了，这又为之后的合食制提供了条件。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朝，人们对于这些新兴事物已经完全接受了，都对用这种工具吃饭不再反感，这个时候合食制彻底的将分食制给取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明代之前长幼尊卑秩序分明，是一种阶级下的饮食方式。而到了明朝，原本固化的阶层已然是崩塌，阶层重组给了合食制机遇。

中国早在宋朝以前，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贵族世家门阀数不胜数。古代，作为封建制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阶层分明。比如荀子就有提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贱轻重皆有所称者也”。

同样的，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将这种阶级层次在饮食中有了鲜明的体现。在古代，贵族聚餐的时候，每个人的饮食还有明确的规定，正是因为大家的等级不一，所以才要将饮食给分割开，保证每个人的饮食规格不超过礼法的约束。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

“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以明养老也”。

《后汉书·梁鸿传》：“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这些史书记载了不同等级的贵族饮食的差异，通过这些史书上有关饮食方式的记载，我们能够了解到这种充满了等级特色的饮食方法。而正是因为这种礼仪的存在，才使得分食制一直延续到了宋代都没有走下台面。

那为何会出现这种阶层分明的现象呢？

主要是因为宋代以前，贵族代代相传，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等级差异巨大。南北朝时期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唐朝时期的“五姓女”，都是门阀势力发展到巅峰的产物。

正是因为受这些等级观念的制约，使得人们普遍存在阶级分明的思想。尽管唐朝的时候已经有了椅子桌子，但是这种饮食方式在贵族之间并不盛行，反而在普通的平民百姓的家中有了应用。

然而到了明朝之后，由于王朝统治者是泥腿子朱元璋所建立的，加上得益于唐宋之际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所以明代选拔人才更加的不拘一格，而这就导致一个现象——明代很多官僚都是平民百姓出生的，而他们对于这种合食制的饮食方法并没有什么抵触，于是这种合食制的方式终于是在有明一代成为了饮食方式的主流。

三、历史上汉人曾多次受到外族入侵，他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其本民族文化，而胡汉文化的交融下导致了饮食方式改变。

世界上各国文化多种多样，但各族文化一直都在不断的融合进步。而明朝之后合食制成为主流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汉文化在发展中，一直都受到了草原民族文化的影响。

最早的莫过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战国策·赵策二》:“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由此可见，这种草原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逐渐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而据史书记载，到了汉朝的时候，这些胡人的一些生活用具也已经开始逐渐的影响着中原文化了。

比如《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从上可以看出，仅仅是在中央王朝还强大的时候，草原文化就已经出现在汉人的生活中了。而到了后来，随着这些游牧民族强大起来，占据中原，他们对汉文化的冲击力度就更大了。而由于胡人一直都是“合食”，所以受其影响，我们汉人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自己独特的合食文化。

这其实也是由宋到明，合食制能够从发展期逐渐成为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宋明之间隔了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历经元朝时期的发展，受元朝统治的影响，到了明代人们普遍对合食制已经不反感了。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就会问，为何胡人就一直都是合食呢？

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原与草原上的人们关系都十分恶劣，所以中原王朝一直严控着中原对于草原的铁器流出，而严控的范围上到刀枪等武器，下到锅碗瓢盆等用具，所以说草原部落一直都是缺少这些饮食器械的。

而正是因为这些器械的不足，加上草原游牧民族食物多是放牧的牲畜，饮食总是选择用刀削肉而食，围着火一起吃饭，所以就养成了合食的习惯。

总结

分食制到合食制的演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分食的出现，只不过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并没有普及开来。而到了有明一代，合食制需要的各种条件都成熟了，而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种吃法也能够接受了（其实相比起分食制时人们一人一个方案，孤零零的坐在一处，这种众人推杯换盏交流的饮食方式更能够受到人们的喜爱），合食的饮食方式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成为主流了。

元末江南三大军阀，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陈友谅兵多将广，张士诚富甲一方，朱元璋算是实力最弱的一个！为何他能笑到最后？

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李宗吾

李宗吾老先生在《厚黑学》中，将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们分析的明明白白。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战胜手握雄兵的陈友谅、富可敌国的张士诚，并不是因为朱元璋“天命所归、天神保佑”，而是因为朱元璋的内在性格和做人处事方面，比陈友谅、张士诚更加高明。

先说陈友谅！

陈友谅与朱元璋同样出身草莽，但不同于朱元璋身上英明果断的性格， 陈友谅的内心黑暗，手段毒辣，是一个十足的心狠手辣之人，算是枭雄吧。

当时对陈友谅有着知遇之恩、师生之情的倪文俊，背叛了当时势力最大的“天完国”之后，一心想着投奔曾经自己一手提拔的陈友谅，陈友谅害怕得罪“天完国”于是假意接待倪文俊，趁倪文俊不备，陈友谅一刀便杀了自己的恩人倪文俊。

陈友谅的一部分手下，曾经也在倪文俊麾下任职过，陈友谅在一众小弟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凶狠，阴险！

此为陈友谅第一败，败德。

陈友谅生性多疑，对属下管理极为严酷，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陈友谅，不懂“不聋不瞎不配当家”的道理，导致他的属下只是表面上服从他，以至于陈友谅失势后，竟没有人再愿意追随他。

此为陈友谅第二败，败品。

陈友谅占据江西之后，本可“以压倒性”的优势团灭割据淮西的赵普胜，但陈友谅非要设下鸿门宴将其阴死，赵普胜死后他的几万大军为了报仇，全部投奔了朱元璋。

此为陈友谅第三败，败智。

势力独大的陈友谅在1360年杀了“天完国皇帝”后，正式称帝。此时天下未定，他称帝的举动导致了盘踞中原东部的欧普祥直接投奔了朱元璋。 

此为陈友谅第四败，败义。

陈友谅虽然心黑，但面却不厚，为人刻薄寡恩，苛待下属，且做事没有格局，对形式的判断也不准确，因此输给朱元璋的局面，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也说明了他并不是一个能做大事的材料。

再来是张士诚！

张士诚盐贩子出身，腰缠万贯，表面待人和善，实际面厚心黑，若论收买人心假仁假义的本事，张士诚比陈友谅高出不知多少个段位！

但是张士诚在管理属下方面实在不敢恭维，张士诚在拿下苏杭这块富庶之地以后，他的“团队”包括张士诚本人变得骄奢淫逸，虎狼之师瞬间变成了一盘散沙！

这种统御能力怎么和军纪严格，赏罚分明的朱元璋团队比？

综上所述，争天下不仅仅取决于军力、财力，还取决于最高指挥官的性格、眼界、和管理能力。

朱元璋从乞丐变为帝王，靠的是把握机遇、掌控人性，知人善用、步步为营、无所畏惧，一个人拥有的品质代表了他最终能够走多远，很显然，陈友谅与张士诚只能止步于历史，永远无法创造传奇。

当然，时也，命也，也可能是朱元璋的运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