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高级的社会文明和行政立法执法，才能避免义和团这种对自己百姓的危害恐怖远远多于对侵略者的组织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说为期不过三个月，并且最终还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陷于失败，但是，它的丰功伟绩却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绩，概括起来说是: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些功绩，主要是在中国方面;不过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 。
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
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7] 。
义和团运动以其英勇战斗的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来一个紧急刹车，中止他们的瓜分罪行。单凭事业的正义性，而不靠英勇的战斗去把它付诸实践，最后也必是一番空话，一事无成。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因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强盗行径的非正义性而停止其疯狂罪行的;不然的话，何以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了呢?这种人们所谓的"一种可怕的真理"(an awful truth)，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义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不了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证明，它虽屡经镇压，却此伏彼起，更加茁壮成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性质的缘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它的这种性质就更明显了，规模也大得多了。
保存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义和团运动既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它就相应地保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悠久的文化，使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得以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存在下来，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直接后果。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本来是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互相补充的。毋庸讳言，中国近代由于西方产业革命没有波及到中国，它是落在文化发展的后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正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大发明，曾经有助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结束一样，中国文化和文明在将来也是很可能对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号称"八国联军"的"挑战"(Challenge)作出"应战"(Response)，就把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开化的群体"，"一批没有活力的群众"，"一群没有民族热望的东亚病夫"，所谓中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是"一个垂死的国家"等种种诬蔑，一扫而光，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文化并未衰老，而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战证明，中国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权力的，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义和团运动的功绩是不朽的。
遏制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
1900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如果说它曾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曾经相应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瓜分中国领土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不曾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话，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后来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不过，这时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多半不会是日俄战争，却很有可能是英俄战争;也有可能不只是两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以上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也有通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商来进行和平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虽说这种可能性很难实现。
民族意识觉醒
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不过1903年又发生了围绕东北的瓜分危机:"因为俄国占了奉天，各国要实行瓜分的政策")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和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且还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是这样地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观察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功绩的。他在《讲话》中说: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目前对义和团运动还是有争议的，并非如同本篇作者的一边倒式的评价！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的后果都有其两面性，因此我不太欣赏作者的评论！并且作者说了一大堆，其实也就一句话的事：阻滞了帝国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但是义和团超越政府的诸多过激行径、对社会的破坏、对普通老百姓的欺凌甚至是杀戮，由于无人节制，其中的烧杀抢掠对整个社会都是一场浩劫，作者为什么一字不提？是只想抓主要矛盾呢？还是对历史缺乏认识？作者的观点和我小学时里的教课书一样里是一样的，不过那是文革的年代！是造反有理的年代！作者还停在那个年代里么？

农民起义是好事，但是不守本心就不太好了

准确的说义和团带有迷信色彩，宗教可以帮助人，迷信可以害人。宗教和迷信不一样，但是宗教信徒成为宗教狂就和迷信没什么两样了，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和现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都有迷信色彩。

我们看一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2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3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义和团带有宗教色彩，迷信色彩，愚昧忠君的色彩，盲目排外的色彩。

宗教色彩和迷信色彩不一样！
义和团是不是带有迷信色彩，
要问义和团是真的相信宗教，还是在利用宗教。
事无巨细是不科学的态度。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其中民间信仰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直东交界一带汉族群众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特的汉教信仰体系。总体来说,“汉教既没有宗教领袖,也没有特定的教规,传统的伦理纲常和佛道的教义是信众们的行为准则……是汉族广大民众自宋明以来,在中国三教文化的影响下土生土长的一种准宗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01451b01008k8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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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以排外主义的面貌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明确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这一特点。但是，解放以来论及义和团的文章书籍中却很少有人对它的内容和形式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必然性进行过科学的具体分析和合情合理的说明。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了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革命性和进步作用，赞扬义和团的人又往往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革命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反帝爱国的内容实质与排外主义形式割裂开来，否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通常所说的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现。因之，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和历史考察，对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一 我们通常所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或者说笼统排外主义)指的是什么呢? 义和团的中心口号是“扶清灭洋”。在义和团的实际斗争中，所谓“灭洋’，就是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等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十九世纪末年、廿世纪初年中国北方农民的反帝爱国组织义和团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 先说洋人、洋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劳动群众中并不存在对洋人、洋教一概排斥的传统。义和团所以对洋人、洋教采取排斥态度，主要是帝国主义积极推行对华侵略政策造成的。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起，列强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国的不平等条约。东方这个走到了封建社会尽头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因的野蛮进攻面前，束手无策，一蹶不振，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列强，在世界其它地区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同时，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任意划分势力范围，竞相分割中国领土，肆意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大量对华输出资本，妄图彻底灭亡中因。形势已经把中国人民逼迫到这样的地步；或者任人宰割，坐待灭亡，或者奋起反抗，同外国强盗拼命，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发动的维新救亡运动失败了，中国的农民再一次拿起大刀长矛发动了一场挽救祖国危亡的英勇斗争，力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一道捍卫民族独立的长城。他们“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他们要求“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使中国重归“一统”。集合在义和团旗帜下的广大农民正是抱着这样的崇高志愿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所谓“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佐原笃介：《拳乱纪闻》)，则正反映了帝国主义者割据逞能、妄图灭亡中国，是义和团灭洋排外的根本原因。 教土教民的为非作歹是义和团排外灭洋的直接原因。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迅速挤进中国广大地域，各省无不有外国教士的足迹，以至边远地带，穷乡僻壤，皆受其祸害。外国教土中固然也有纯粹为了传教的，但更多的传教土却打着传教旗号，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个英国教士公开承认，列强派遣教士“实无异于发强军深入人地”(宓克：《支那教案论》’《发端篇》)，美国公使田贝也说：“这些先锋队(指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对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美国对外关系，1888年》)这就赤裸裸暴露了传教土的真面目。外国传教土在中国干尽了侵犯主权、霸占田产、包揽词讼、逞凶惨杀、勒索赔款、刺探情报的勾当。他们自立门户，违抗中国法令，“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二)。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余栋臣起义檄文中将“海舶通商，耶稣传教”(《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五)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两种主要手段，义和团揭帖指斥天主教“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包土杰辑《拳时上谕·杂录》)，表明当时群众对洋教的认识，已远远超出“民教仇杀”范围，初步看出它在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著名的帝国主义分子、时任北京教区主教的法国人樊国梁，一九O—年在巴黎也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运动……义和团主要是赶走外国人，其所以杀教友，是因为他们视教友为‘二等欧洲人’，‘二等法国人’，视天主教的宣传是为适应我国的利益。”(马光普：《樊国梁的一张布告》，《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义和团对教士教民采取那样严厉的惩治手段，主要也是由于他们往时对平民欺压太甚，积怨太深造成的。早在天津教案时，丁日昌就说，教士教民“凌虐乡里，欺压平民……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亡之愤。”(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六)清政府也担心，总有一天会激成更大的“祸变”，曾于一八七一年由总理衙门向各国提出一个旨在缓和“民、教”矛盾，而并不妨碍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章程》，就是这个东西，也为列强无理拒绝。其后，帝国主义各国非但不肯稍事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以耶稣“征服整个中国”(《在华新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的政策，教土教民也更加得意忘形，“其焰愈张，其势愈暴”(《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五)，激起一系列教案。每发生一次教案，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讹诈就前进一分，教士教民的凶恶气焰就嚣张一分，中国人民的苦难就增长一分。到十九世纪末，遍布国中的教会仅外籍教土就有将近三千人，这就在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头上，除了残酷的封建压迫之外，又增加了外国教堂的压迫，中国人民不反抗是不可能的。当时奥国首都的一家报纸说：“中国之痛恨教土，隐忍有四十余年矣。即以近六年而论，亦无时不觉洋人之渐食其肉也，又何怪其乘机滋事，思有以脱去洋人制压之痛哉。”(王其榘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事实正是这样。“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也是中国人民反帝怒火的集中爆发。郁结了几十年的仇恨一旦发泄出来，势必“一决横流”(《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不可遏抑”(《有关义和团舆论》)，包括清政府的屠杀政策也不能把它镇压下去。“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佐原笃介：《拳乱纪闻》)愤怒的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以排外仇洋的手段，一下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的行动，尽管伴随着大量封建迷信、落后幼稚的成分，仍不失为中国人民爱国传统的光辉发扬，不失为彪炳史册的正义行动，不失为漫漫长夜中的巨雷闪电，具有振聋发聩、指示来兹的革命作用。 再说洋货、洋机器等。义和团焚毁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是占据涿州和进入京津以后开始的。义和团为什么憎恨这些“洋”东西，“见即怒不可遏”，必欲“毁而后快”(《天津一月记》)呢?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中国富强。他们在华兴办近代工业、交通以及科学文化事业，只是以此为手段，强化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最终使中国殖民地化。他们在中国兴建近代工业、交通之始，就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莫大灾难。 以修筑铁路为例。帝国主义在华修筑铁路，不仅严重侵害了中国利权，而且使沿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到赤裸裸的掠夺。史载：德国在山东修建铁路，“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迂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其土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文明国之野蛮行为》，载《清议报全编》卷十八)一个外国人记述当时的情形说，他在牛庄时，“有人指示余曰，铁路之经过民田也，正当成熟之时，俄人不给谷值，遽强占之。”(贝思福：《保华全书》卷一，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各地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利益，起来与之抗争，即横遭血腥屠杀。一九OO年初，“山东高密县属濠里地方，洋人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可见，伴随着铁路的修筑，帝国主义就给铁路沿线的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 铁路建成后，沿线旧有交通废弃，又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如水手、船夫，纤夫、店员、脚夫、驿站夫等的失业。据当时人的粗略观察，“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仅顺天府属州县后来加入义和团的就有四万余人(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实际上，各地遭受失业之苦的人数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些因铁路通车而破产的广大群众，生计断绝，流离转徙，困苦异常，他们直觉地感到铁路、电线、机器等都是“洋人所借 以祸中国”(罗憞曧：《庚子国变记》)之物，表示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参加拆毁铁路的群众甚多，并不只有义和团员。如芦保铁路就是这样。奉命前往镇压的清军统领杨慕时报告：“是匪是民，无从分别”(《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另一目击者艾声也说，“徐察拆路者，多沿途各村愚民”(《拳匪纪略》)。在这里，我们对受欺压受侮辱、生计无着的中国农民群众，要有基本的历史正义感，如果因此而指责他们是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反动，是不公正的。 洋货的情形与此相同。自从对外通商以来，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棉纱棉布的进口逐年增加。棉纱的进口量在一八六七年仅33，507担，到一八九九年竟增至2，748，644担，三十三年间增加八十二倍(参见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造成了白银外流，织工失业，广大手工业者的破产。薛福成在一个奏折中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庵海外文编》卷二)陈炽也认为，“中国辟埠通商垂六十载，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权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二十一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续富国策》卷四)北方的情形也和全国一样。一九OO年吴汝纶在描述洋货进口对直隶农村所起的影响时说；“畿辅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尽夺吾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故利入益微。”(《深州风土记》卷二十一)直隶雄县，也因洋油进口造成原有榨油作坊“多已歇业”(刘崇本：《雄县乡土志·物产》第十四)。这些因洋货涌人而失业破产的手工业者与“受铁路之害者”一样，总是把自己所受的苦痛与洋货的到来联系在一起，一旦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力量，就会对输入洋货加以干预，展开一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抵制洋货运动。 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在中国造成广大的失业人群，造成他们自己的对立面。这些破产失业、一贫如洗的农民、手工业者，就成为当时义和团运动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他们对洋人、洋教、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的憎恨，都是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引起的，他们对这些外来事物的攻击，都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反抗。列宁在驳斥帝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所谓义和团运动“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等挑拨性、污蔑性言论时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那一种欧洲人呢?而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中国的战争》)这就是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代表在八十年前说过的话。它同德国工人阶级把义和团称作“铁拳”一样，表明了欧洲工人阶级对东方这个处于殖民地危机下的中国农民的正义声援。它证明：列宁和欧洲工人阶级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是站在义和团一边的，他们并没有把义和团的排外主义看作是对欧洲文化和文明的反动，是什么历史的惰性力量或者封建蒙昧主义。 二 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在中国人民中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帝思想和原始的反抗形式。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它的看来似乎有些“过分”的思想和行动，正表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积累经验的感性认识阶段，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属于初级阶段的自发斗争。尽管它不免片面和肤浅，甚至有些幼稚可笑，但就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全过程来说，这个发展阶段却是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主要是中国农民发动起来的。从主要的意义上可以说，它仍然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或者说是一次单纯的农民爱国运动。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他们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却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是小生产者。他们作为劳动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对于压迫者、剥削者，不管是中国的地主还是外国的资本家，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当帝国主义侵入时，他们可以具有坚决的反帝行动。他们作为小生产者，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完全靠直感和经验来观察、认识问题。因而，他们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可能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同它借以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铁路、商品、机器等加以区别，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还同时具有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性质，也不可能了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真正前途。同时，农民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在需要向帝国主义这个新的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斗争时，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和斗争形式。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以排外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排外主义是当时中国农民在反帝斗争中所可能采取的唯一形式。如果全盘否定了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所谓承认义和团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势必就成为一句空话。试问在当时情形下，一次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除了采用排外主义这一斗争形式外，还能采取什么形式?在当时，要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清楚的认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科学的理论和明确的方针政策，要他们对既代表帝国主义掠夺政策，又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铁路、机器等采取恰如其分的态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了，那么他们就根本不是二十世纪初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而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了。 《共产党宣言》在追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时说，最初“他们不仅仅攻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工人阶级不同于农民阶级，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工人运动初期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却与义和团的排外主义颇为相似。但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看待，把它看作在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时所必然出现的现象。列宁还特别强调，“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列宁全集》第二卷)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斗争也属于这种情况。可以说，它是中国人民反帝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为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义和团采取排外主义这种斗争形式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不妨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过程作一个历史考察。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个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发展过程，与此相适应，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有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毛主席在论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时说，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的“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义和团运动等笼统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实践论》)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七十多年间，所有群众反帝斗争都没有超出笼统排外主义斗争这个发展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从三元里到义和团等一系列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紧和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斗争也不断向前发展。一八五七年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曾专门论述过中国人民排外主义斗争的产生与实质。恩格斯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南方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属于“一切中国人反对—切外国人”的“绝灭战的性质”，它是由“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引起的。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种斗争，把它看作中国人民民族觉醒的表现，并对其未来寄予很大希望。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的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他认为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办法是有效的，“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最后，恩格斯满怀热望地说，“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同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加强，特别是各种洋教在广大城乡的发展，以排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反侵略斗争也不断向前发展，逐渐形成一个连绵不断的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不过这时的斗争还是孤立地、分散地、此伏彼起地进行的，每一次斗争的发展规模也仅限于一城一地。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帝国主义掀起割地狂潮，试图瓜分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中的排外主义形式的反帝思想也日益高涨起来，终于借助于“义和团”这个组织形式，再一次掀起“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将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给“整个亚洲”大地带来民族觉醒“新纪元的曙光”。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以排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反帝思想和反帝斗争的典型代表，它要“排除”的不再是一城一地的外国侵略者，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侵略势力和侵略工具。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向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展开反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空前未有的影响。这是以往任何一次反侵略斗争所无法比拟的。义和团运动充分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排外主义在反帝斗争中所能发挥的最大限度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充分暴露出排外主义的致命弱点和历史局限性。这样，就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比较一下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就可以发现，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农民阶级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斗争，也有个发展过程。诚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间各有许多不同特点，而且在反封建斗争、组织程度、发展规模，坚持时间等方面，义和团都比太平天国后退了一大步。但在另一方面，即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和反帝斗争方面却前进了一大步。正象义和团进攻的矛头主要不是指向清政府一样，太平天国的主要斗争矛头也不是指向外，国侵略者。他们对西方列强，基本上是盲目信任，对一切外国人，包括一些居心叵测的外国侵略者，只要不公开“助妖”，即一律视为“洋兄弟”。正因如此，他们才一再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欺骗。直到他们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以后，他们才醒悟到应当把“洋鬼”当作主要敌人。洪仁玕临就义前所说的“我朝祸害之源，即洋鬼助妖之事”，就是对他们这种沉痛教训的总结。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阶级并非天生的排外主义者，他们是吃过亏上过当的，他们是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的。虽然排外主义并不是反帝斗争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想的斗争形式，但对帝国主义这个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从不认识到有所认识，从被动自卫到主动进攻，这不能说不是个进步。所以，不加分析，笼统地说义和团比起太平天国革命来是大倒退，把义和团运动屏之于单纯农民战争与近代革命运动之外，是不妥当的。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排外主义作为反帝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斗争形式，也不是农民阶级所独有的特点，不但地主阶级抵抗派，即使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资产阶级中主张反帝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反帝思想也没有超脱排外主义的历史范畴。就拿《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作者来说吧。他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并没有作什么具体分析和恰当批评，对于义和团的“灭洋排外”完全是赞成的，甚至连本来并非义和团所为的“屠外使”也。当作英雄行为加以赞扬。他说义和团“屠外使，火教堂，毁公署，拆铁道，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排外”的口号恐怕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义和团只有“灭洋”的口号，并无排外的提法。所以，应该把排外主义看作当时整个历史时代反帝斗争的特点，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的必然表现，而不应仅仅责备农民阶级的落后。 三 从阶级实质和客观作用上看，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一样，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思想。所不同的，不过是一则表现于反帝斗争方面，一则表现于反封建斗争方面。 恩格斯说过，“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列宁认为“在评价俄国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列宁指出，恩格斯的这个原理虽系指空想社会主义而言，却适用于俄国“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因为在土地问题上，被民粹派“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的乌托邦——平均制，正是“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即“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方向上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办法”。而被这种乌托邦所鼓动起来的勇于斗争的千百万民众的斗争，正是“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获得全胜的条件”。这就是被列宁所揭示出来的“历史的辩证法”。俄国民粹派不仅“要求根本消灭封建剥削者”，而且还幻想“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列宁：《两种乌托邦》)。对于这种乌托邦，列宁并没有简单斥之为“蒙昧”、“反动”、“倒退”，而是对它进行科学地具体地分析，既准确地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又肯定了它的合理成份和客观作用，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列宁为我们作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的榜样，他的科学分析方法，也为我们研究义和团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我们认为，被列宁肯定过的恩格斯的上述原理，对于研究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也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也可以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毁坏了一些机器、商品等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工业产品，但它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的要求和行动是革命的、正义的，而被这种排外主义所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是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同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就其阶级本质来说，地主阶级某一部分人的排外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客观上也多少有一些维护中国主权的作用，但终归不过是一个腐朽没落的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垂死挣扎，是极端虚弱的表现，而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则是“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它本身就是人民群众民族革命情绪高涨的“伴侣和象征”，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的表现。正是它，将一个伟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这里用得着“相反相成”这句话。表面上，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似乎是绝对排斥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正是为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最必需的条件。因为帝国主义各国到中国来，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从一定意义讲，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与帝国主义争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利的革命。而这种革命成熟的经济条件，也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扎根、壮大，而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而，在当时的中国，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并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民

失败原因在于他们甘愿做统治者的看门狗，为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犯下反人类的滔天罪行。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2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3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义和团
抗击八国联军的爱国集团——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899年～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原名为义和拳。发源于山东，它是在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兴起的。义和拳同白莲教、八卦教有源流关系，以设拳厂、练拳术等方式组织群众。参加者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群众。1898年10月，在赵三多、阎书勤等人领导下，梅花拳（民间秘密武术团体）聚众三千多人，在山东冠县梨园屯攻打教堂，远近震动，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这是首次以义和拳的名义发动的反教会武装斗争。义和拳组织之名，实始于此。此后，“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风鹤频惊”
（《冠县志》）。其他一些地方的群众反教会斗争组织（如大刀会）也打出义和拳的旗号。在山东西部运河沿岸的外国教堂密集地区，义和拳的声势最大，其中在茌平县设立拳厂的就有八百多处。仅半年多的时间，义和拳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全省大部分地区。

1899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进行反洋教斗争，附近各县纷纷响应。义和团的反帝烈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烧起来的。“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后迅速发展到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内蒙、东三省等地。尤以京津一带声势浩大。义和团是由分布在山东各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发展起来的，1899年下半年后逐渐形成统一的名称。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参加者以青少年为多，但他们纪律性强，“传单一出，千人立聚”。有很强的战斗力。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1900年6月，义和团在得到慈禧太后的招抚和默许后，大量涌入北京。他们在北京习拳练武，赶制武器，烧毁教堂，惩罚贪官污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洋、反帝”活动。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侵略军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以及爱国官兵的阻击，于26日败退回天津“租界”。但是，另一批侵略军却在6月17日攻占了大沽炮台，然后大举进犯天津。义和团在天津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部分清军也在义和团影响下参加了天津保卫战。7月14日，天津失陷。但是，义和团歼灭侵略者1000多名，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再次向北京进攻，8月14日攻陷北京。到年底，八国联军出动十几万兵力，侵占了保定、正定、井陉，最后侵占了东三省。侵略军所到之处，焚杀淫掠，无恶不作。尤其是沙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海兰泡位于瑷珲县对岸，7月16日，3000多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在这里。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即结雅河）以南。7月17日，7000余名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

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和八国联军的炮火威逼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但是，1900年8月以后，撤退至京、津郊区和广大直隶农村的义和团战士，坚持反帝斗争，仍以各种形式不断袭击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时，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抱着只要帝国主义愿意维持清朝统治，任何苛刻条件都可以接受的卖国方针，一再令奕䜣、李鸿章不惜一切代价求和，不能拖延时间，以免危及清朝统治。12月底，帝国主义方面抛出了所谓“议和大纲”12条，西太后忙下令“应即照允”。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11国的代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因这一年是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签订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是空前辱国的卖国条约。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中国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义和团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但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继续扩大侵略的过程中，义和团始终坚持战斗，高举“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进行斗争直到1902年。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崩溃。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义和团运动传入东北地区并很快开展起来。当时，盛京地区的洋人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几座教堂之内。当年6月30日，以义和团大法师刘喜禄、张悔等人为首的盛京义和团数百名，为铲除洋人，高喊着“洋鬼子快投降”的口号，包围了大东门外的英国教堂，而教堂的洋教士们则从窗口向义和团开枪射击。枪声激怒了义和团，他们奋勇冲锋攻占教堂，随后付之一炬，接着又将洋人开办的教会医院、讲书堂、大北门外的一天主教堂等处统统烧掉。最后，只有南关法国天主教堂在主教纪隆的指挥下，仍然负隅顽抗。他们密集的炮火使义和团遭到了很大伤亡。7月3日，义和团再次攻打洋楼，仍然是久攻不克。于是义和团首领刘喜禄便请盛京清兵副教统晋昌派兵支援。一些爱国的清兵带着火炮前来助阵，义和团士气大振，拼力冲杀，终于将这座象征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主教纪隆以及两名神父、三百多名教徒被当场打死，教堂也被付之一炬，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毋贪财，毋好色”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切实弹压，毋令滋事”，“从严惩办，以靖地方”。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1900年义和团正式被敌人挖刨解散,当时团员一半被杀,现在活着的义和团老兵范大爷想到此时就很痛心啊.

义和团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赵三多等英雄人物精神永驻，丰碑长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它们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1955年，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高度肯定。

不得不看到，义和团运动也有着极其愚昧、残暴的一面。
首先，义和团基本上是依靠迷信纠合在一起的，不过是一群没有饭吃的农民集合在一起，听了一个刀枪不入的神话才所谓举事。他们仇恨一切和“洋”沾边的东西，包括洋人、教堂，也包括电线杆、铁路、洋车等等毫不相关的东西。一句话，他们仇恨的是代表着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希望保持小农经济的封建经济模式不变。
第二，义和团极其残暴，无论对洋人还是国人。进攻使馆、教堂，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是洋人就统统残杀，丝毫没有一点人类最基本的怜悯。对于国人，也毫不客气，虽说没有烧杀掳掠，却也干出了烧民房（为烧一个洋药商店，结果焚烧了北京“大栅栏门”商业街许多店铺）、杀平民（即所谓的二毛子一直到十毛子，包括戴眼睛、带铅笔等等无辜平民）、抄家（针对端亲王的政敌，包括许多著名大臣，如立山）等等坏事。
第三，义和团运动直接导致了庚子国变，给世界历史留下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攻击使馆、屠杀平民的先例。
第四，义和团运动其实是一个自发发动，又被慈禧和载勋、载澜、徐桐等各怀鬼胎的王公大臣煽动起来的暴民运动，其最终部标不过是为了废除光绪帝，另立载勋的儿子为皇帝而已。
总之，义和团运动的消极一面是不可否认的。

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小原因：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

失败的根本原因:义和团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直接原因
1.武器装备，战术上的落后
2.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援，凭借一个小组织是无法抗衡列强。
根本原因
1.思想上的保守。盲目服从于清朝；有浓厚的迷信思想。
2.没有审时度势。清政府是不会容忍一个能够威胁自己的组织，规划和它合作制可能是暂时的。
3.历史潮流。旧式的农民起义已不能挽救只能中国的封建制度

直接原因：当时农民思想的落后性，没有先进的国人领导，缺乏知识与头脑，盲目排外，又盲目扶保清王朝——这一封建王朝
根本原因：农民阶级落后性没有先进的国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