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E.H.卡尔及其作品《历史是什么》

　　作　者：（英）卡尔　著
　　陈恒　译
　　出 版 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8-7-1
　　定　价：￥19.00
　　版　次：1
　　页　数：280
　　印刷时间：2008-7-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2
　　I S B N：9787100051774
　　包　装：平装
　
《历史是什么？》一直以来就是一本经典著作。自第一版以来，毕竟卖了25万多册，自有其道理所在。像许多书一样，该书也是急就章，源于一系列演讲，文风流畅、辛辣，而以更加深思熟虑的著作来衡量，则有所缺失。和其他许多关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不同的是，该书包含了大量有关真正历史学家和真正历史著作的事例，生动地说明较为抽象的论点。与大多数各式各样的历史初级读本和历史导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书不是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它的读者说话，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向读者演讲。在处理最深奥的、最棘手的理论问题时，它也是机智的、有趣的、耐人寻味的。四十年以后它还保持着撩拨人心的力量。它不仅处理历史的基本问题，而且处理了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手法高超。该书对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和思想家都有参考作用，会给他们带来思想上的惊异。卡尔知识渊博，是一位睿智之人，《历史是什么？》最诱人的部分就在于轻而易举地展现出知识和智慧。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专长国际关系史和苏联史，一生著述颇多，影响最大的是1950－1971年陆续出版的10卷本《苏维埃俄国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历史是什么？》。 他有两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即《历史是什么？》和《巴枯宁传》。其实，卡尔最被后人认可的是国际关系学。他被后人评价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之父，他在国际关系学上的开山之作是《二十年危机》，这是现今国际关系学专业学生必读的书本。

书名： 《历史是什么？》【英】卡尔

出版：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2007

ISBN: 7-100-05177-0

作者是外交家出身的历史学家。在这本书中，卡尔讲述了历史学家、哲学家眼中的历史观。

一、历史学家的事实：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家需要一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

二、历史的双重功能：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

三、历史与科学：向历史学习从不仅仅是一种单向过程。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也意味着根据现在理解过去。历史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促进对这两者的进一步理解。

四、历史的因果：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

五、历史的进步意义：历史是对过去的一种睿智的看法。

六、历史的扩展：历史是由意识的觉醒而引起的与自然的分裂。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实证主义者说，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事实中得出你的结论。

首先，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

第二点更加为人们所熟知，即历史学家需要一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以透视正在其研究视野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其行为之后的思想状态：

第三点是我们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

任何一种历史观对于采纳某种历史观的人而言，是惟一的可能的历史观。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先有社会还是先有个人的问题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问题。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

马克思的评论：历史属于无为，它既不拥有巨大的财富，也不进行战争。是人，拥有财富、进行战争的真正活人无所不为。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数目的问题。个别人的行动常常达到的效果，并不是由采取行动的这些人甚至也不是任何其他个人所打算达到或渴望到达的。

黑格尔：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

就历史一词两个方面的意义而言——一方面意味着历史学家所进行的研究行为，另一方面意味着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事实——都是一种社会进程，个人在这个进程中是作为社会人而从事研究的；社会与个人之间那种想象的对立，只不过是以不相干的东西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来扰乱我们的思想而已。

布克哈特的话来说，历史是“在另一个时代发现的一个时代的值得记录的东西”。

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第三章 历史、科学与道德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规律（Laws）这个概念。

（1）历史只研究特殊，科学则研究一般；（2）历史不传授教训；（3）历史不能够做预言；（4）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人在观察自身；（5）和科学不一样的是，历史涉及宗教、道德的问题。

首先，有人断言历史研究的是特殊的事物、独特的事物，而科学研究的则是一般的事物、普遍的事物。据说，这种观点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宣称诗歌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严肃”，因为诗歌与普遍真理有关，而历史则与特殊真理有关。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概括的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与历史的教训紧密相关。概括的真正意义是，通过概括，我们试图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把从一整套事件中归纳出的教训应用到另一整套事件中去：当我们在概括的时候，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尝试这样做。

向历史学习从不仅仅是一种单向过程。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也意味着根据现在理解过去。历史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促进对这两者的进一步理解。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预言在历史中的作用：据说从历史中得不到任何教训，因为和科学不同的是，历史不能够预测未来。

历史学家肯定要概括；并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会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一般的指导，尽管这些指导不是一些特殊的预言，但却是有效的、有用的。但是历史学家不能预言特殊的事件，因为特殊的事件是独特的，而且因为偶然的因素会进入其中。

我第四点要讨论的是，为了在包括历史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划分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来提供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论点。

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的互动、社会科学家和其资料之间的互动、历史学家和其事实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且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似乎是历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恩格斯：历史大概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了，她引领她那驾胜利战车碾过堆积的尸骨，不仅在战争年代如此，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代也是如此。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男人、女人是如此愚蠢，以致从没有鼓起勇气去争取真正的进步，除非当苦难似乎几近不合情理的时候，才会要求进步。

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都在进行同一课题不同分支的研究：人及其环境的研究、人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环境对人影响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相同的：加强人对自然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当历史学家面临着他必须回答事件的原因时，实践中的历史学家会做些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便是他通常会在同一事件中找到几个原因。这就是历史学家对问题的解释；历史学家以提出原因而著称。一个话题是“历史决定论或黑格尔的邪恶”，另一个话题是“历史偶然性或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

卡尔·波普尔教授在维也纳写了本有关科学新观点的极有影响的著作，该书最近被翻译为英文，名叫《科学探索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nquiry），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用英语出版了两部更受欢迎的杰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的贫困》。7这些著作是在反对黑格尔影响的强烈情绪下写就的，黑格尔和柏拉图一道被当作是纳粹主义的精神鼻祖，是在反对相当肤浅的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情绪下写就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派的知识背景。

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è）的一部著作中，他注意到，科学在向“多样性、复杂性”前进的同时，也在向“同一性、简单性”前进，这种双重的、显然又是矛盾的过程是知识的必要条件。4这也正好符合历史。历史学家通过扩展和加深研究而不断堆积着越来越多的有关“为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

首先，让我看看决定论，我把这一术语定义——我希望不会引起争议——为一种信念，即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或一些原因，除非某事中的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发生了变化，否则不可能以别的形式发生。11决定论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所有人类行为问题。

波普尔教授的断言“在人类事务中，每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这既无意义，也不真实。

攻击的另一个源泉是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这一著名的难题。这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从总体上来看，历史就是一连串的意外，一系列由偶然巧合决定的事件，最终可把历史归结于那些最偶然的原因。

马克思：世界历史也就带着很神秘的性质了，倘若“偶然性”是不起作用的。这些偶然性的自身自然地归到一般发展的过程中去，同时为别的偶然性所补足。但是加速和推迟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偶然性”，其中包括着那些一开始就站在运动前头的人物的性格的“偶然情况”。

首先，偶然性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加速”或“延迟”，但言外之意又不能彻底改变事件的进程。

其次，一种偶然性为另一种偶然性所补足，因此，最终偶然性自我抵消。

再次，个人性格鲜明生动地展现了偶然性。

托洛茨基：整个历史进程是通过偶然事件来折射出历史规律的。以生物学的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说，通过偶然事件的自然选择实现了历史规律。

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一种过程。再次引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话，历史是“一个选择的体系”，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而且是对现实原因、取向的选择体系。历史意义的标准是：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前言中一句常被援用、又常被误解的名言：“合理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合理的。”

优秀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都是确信未来的。除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外，历史学家也会探询“往何处去”这个问题。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

渴望对历史进行解释是如此根深蒂固，假如我们不对过去提出睿智的看法，就会陷入神秘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境地。

“神秘主义”可能代表的是这样的观点：历史的意义存在于历史之外的某处，位于神学或末世观的领域

“犬儒主义”代表的是这样的观点：我已经好几次引用过这类例子，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历史有许多同样令人信服的意义，或者有许多同样不令人信服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武断选择意义，并把它赋予历史。

“对过去的一种睿智的看法”。“当我们撰写历史时，一定要把人类事务的进步当作是科学的假设而贯穿其中”。“未来的时代将表明，不会有什么可以限制人对自然资源控制的能力，也不会有什么可以限制人的为人类福祉利用这些资源的智慧”。

黑格尔把历史、自然截然地分为进步的、不进步的，从而使他遇到困难。首先，我想澄清有关进步（Progress）与进化（Evolution）之间的混乱。第二，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一种限定的开始或限定的结束。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没有哪位神志清楚的人愿意相信这样的进步：在一条连续的直线上前进，而这中间没有倒退、偏离和间断，可见，即使是最严重的倒退对这种信仰也不必是致命的。最后，我要谈论依据历史活动而言，进步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历史的先决条件是，人是能够（不是说一定会）从前辈经验中获得教益的，和自然界进化不一样的是，历史中的进步依靠的是获得性财产的转让。这些财产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的控制、改变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紧密联系、彼此作用的。

历史学家“想象过去，记住未来”。

首先，意味着他有能力超越其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给视野带来的局限

第二，意味着他有能力把视野投入到未来，以这样的方法可以使他比那些把观点完全局限在自己当下环境的历史学家更具有一种深入、持久洞察过去的能力。

在未来中找到历史判断的终极标准。据说，这样一种理论暗示成功是判断的终极标准，而且也暗示如果有什么事情现在不正确，将来也会正确这样的意思

黑格尔的著名论断，历史上“只有那些形成国家的民族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曾经适合一个时代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已经变得混乱了，并因此遭到谴责。历史中的判断标准不是某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原则”，而是“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为渴望的事物而设定某些假定的抽象标准，并依据这一标准谴责过去，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极端虚假了。

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事实与价值之间所谓的两分法。价值不能从事实之中获得。这一陈述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虚假的。

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获得的。

真理横跨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并由事实与价值这两者的一些因素构成。

历史的只能是在历史自身中找到一种方向感并接受这种方向感的人写就的。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密相联。

我们的历史观反映我们的社会观。现在我返回到我的起点，宣示我对社会未来的信心，对历史未来的信心。

第六章 扩展中的视野

当人们不是依据自然过程开始思考一段时间——季节的循环、人的寿命——而是依据一系列特殊的事件开始思考，而人类又有意识地卷入其并对这些事件施加有意识的影响时，历史便开始了。

历史，布克哈特说，是“由意识的觉醒而引起的与自然的分裂”。

现代世界的变化就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说法或许是笛卡儿首倡其说的，他首先把人的地位确立为一种生命，不仅能够思考而且能够就自己的思想进行思考，能在进行观察时观察他自己，因而人便同时是思想和观察的主体和客体。

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的灵感来自“渴望得到的那种信仰，以源自运用人类理性、源自自然律的简单的、基本的法则来取代笼罩那时社会秩序的烦琐的传统习俗”。

阿克顿在一份手稿的注释中写道，“他们知道他们寻求的是什么，但从不知道寻求自由”；

黑格尔扎根于这样的观念之中：天意法则转变为理性法则。关于世界精神的理性目的，黑格尔写道，人“在每一次行动中都实现了理性目的，使它成为满足人愿望的机会，其意义与原来目的不同”。

马克思的最后推论中，历史意味着三种事情，它们之间彼此不能分割、形成一个连贯的、合理的整体：根据客观的，主要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的事件的运动；通过辩证过程的相应的思想发展；以阶级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相应行动，阶级斗争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调和并团结起来。

“哲学家只是对这个世界作了不同的解释”，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弗洛伊德的特殊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他的最后一击已经让那种古老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人们断定或相信他们的行动源自一些动机，而实际上这些动机又足以解释他们的行动——这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负面成就

其次，弗洛伊德补充了马克思的著作，他鼓励历史学家在历史中检查自己，检查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检查动机——或许是隐藏的动机——这些动机指导着历史学家对主题、时代的选择，对事实的筛选和解释；检查决定历史学家视角的民族背景和社会背景；检查那些将要出现的形成他关于过去观念的观念。

让我们从经济学开始这种考察。

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是一部历史哲学书籍，读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后，接着利用一天半的时间读完《历史是什么？》。这两本书都是历史著作，集中起来阅读，更容易理解贯通。《中国大历史》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历史是什么？》出版于60年代，相差十年，黄仁宇应该知道此书。单从这两本书来讲，二者的思想观念明显不同，黄仁宇偏向于自由资本主义，卡尔带有显著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气质。尽管如此，二人在具体的治史技术方法上还是具有一致性，卡尔的一些观点黄仁宇无疑是赞同的，比如卡尔说的“历史是一个过程，你不能一点点分裂这一过程，单独地研究每一部分”，“历史学家的立场和道德学家的立场不必一致……历史学家不必偏离主题对其人物的私生活进行道德针砭”，这些观点在《中国大历史》中有明显体现。

看完了，就要说说体会，以下是对这本书的主要感受和思考。

（1）勤奋

卡尔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20年后离开去干编辑、专栏作家和播音员，再后来到大学做教授，很明显他不属于学院派。我必须先说说他的勤奋。在做公务员期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研究、撰写19世纪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传记，他所花费的业务时间是今天所不能想像的”，他对历史知识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想必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二十年如一日，没有强烈的爱好和执着的精神，是无论如何都坚持不下来的。想想我们这些下班回家就无所事事地以各种无聊的方式消磨时间的人，和行尸走肉有何不同？如果利用业务时间坚持二十年做同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出一些成就呢？

（2）流畅

看《历史是什么？》，就像是聆听卡尔站在高台上激情地演讲，虽然读的是中译本，但还是能感觉到作者用语的通俗和句子的流畅，如流水一般，这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生涩难懂形成巨大的对比。看看他在书的开头怎么说，“历史是什么？为了避免让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或是多余的问题，我打算从《剑桥近代史》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各引用两个具体的段落作为我的文本进行解释”，这分明是面对着众人在讲话，根本不是在书斋里穷思苦想后的艰涩用笔，学院派的历史书也不是这个写法。事实上，本书就是他的演讲稿。他做过编辑和播音员，他利用自己娴熟的职业技能将精妙的思想驾轻就熟地表达出来，让人感到既轻松又深刻，这样的高手确实令人赞叹。

（3）指向现实

他的工作和他的人生经历让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现实导向，他不故弄玄虚，也不陷入冥思苦想，而是直接导向现实、服务现实。他说“历史主要被设计用来为政策提供一种指南”，又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因果关系是那些能在未来政策制定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很显然这种直接的政策导向和他在外交部的工作经历有关。他务实，不搞虚的。虽然从纯粹理论上批判，这种太过现实的功利性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但如果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诉诸于一般人的常识，这无疑是合理的。李世民不是在一千多年前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吗，这种观点我是赞成的。

（4）坠入深渊

历史就是一个深渊，绝大部分人坠入其中而被永久地杳无声息的埋没，只有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才被历史学家发掘出来被后人所知。“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做历史事实来处理”，是否被当做历史事实，全由历史学家根据“是否具有历史意义”来决定，“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他举例说，凯撒过卢比孔河被历史学家选作历史事实，而“此前此后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渡过这条溪流，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读到此处，顿生人生的渺小感，我们每天高高兴兴地走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我们不就是那些“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渡过卢比孔河吗？我们不是和他们的命运一样沉入历史的深渊吗？我们做些什么才能使我们具有历史意义成为历史事实而不被无情的淹没到历史中呢？恐惧，就是人的命运。

（5）进入相对性

既然历史事实是由历史学家选择，那历史就不是客观的，就是相对的，对此作者也承认。历史学家“必须尽其所能地以各种手法把那些与他所研究的主题，与他提出解释的全部已知或可知事实生动地描述出来”，“历史浑身上下都透着相对性”。所谓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他把收集的事实弄的很正确，而是说他选择了恰当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他运用了意义的恰当标准”。这样看来，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根据他自己的“意义的恰当标准”而进行的主观建构。他又说，“历史学家不仅是社会所属的产物，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思考，历史不就是历史学家个人的任意编造吗？胡适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胡适的批判者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如果真是这样，历史还是历史吗？这和写小说又有什么差异？

（6）相对性的缓和

作者并没有将相对性推向绝对的意图，他用一个章节介绍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在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明确说愿意使用“规律”这个词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趋向。他说，“历史中的客观性，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只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的标准是什么？“历史中的判断标准不是某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原则，而是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个“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所要考虑的不仅是道德上或者理论上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也要考虑这个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力量，怎样指导和利用这些力量可以部分地实现眼下的目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来自于现实的功用，如此看来，这不就是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的观点吗？成功者对历史的功用当然就大，失败者对历史的功用当然就小，“历史是成功者的记录，而不是失败者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多么残酷！我不认同。作者以这种方式试图缓和历史的相对性，但他将客观性依赖于历史学家个人眼中的“实际效果”，这并没有给历史增加多少客观性，他仍旧是在相对性的圈子里打转转。

（7）通向进步

但是，作者还是相信历史是在有规律的进步，“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相信人的潜力的进步发展”，“只有未来能够为解释过去提供钥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历史中的根本客观性”。依照作者的意思，客观性通向未来，只有对未来规律有深刻洞见的人，才能书写客观的历史，但是未来并不能在当下显现，当下的人也就不能够知道哪个历史学家说的是历史规律，哪个历史学家说的不是历史规律，历史的客观性依旧是一团迷雾，我们依旧不知道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是作者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他没有证明历史为何会有规律地进步，“我一直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人类大胆地、毫不犹豫地不把自己局限在寻求渐进改良，而以理性的名誉向目前的办法提出根本的挑战，对建立在行事办法基础上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假设提出挑战”，这种战斗的气质，真有点像马克思的嫡传继承人。

就像卡尔所说，“当你拿起一本历史著作的时候，只看扉页上的名字是不够的，还要看出版的日期或写作的日期――有时这更能说明问题”。今天已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时代给人以巨大的思想变化，我们当然不能固守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尤其是不能认同他那些带有残酷色彩的历史观点，历史不仅是成功者和名人的历史，也应该是普罗大众芸芸众生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的书写自己的历史。必须说明，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向卡尔学习的，那就是他勤奋的作风和面对未来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