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收回云南，放弃安南，陈朝为什么被列为不征之国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已近迟暮的明太祖朱元璋修订了自己之前训诫子孙的《祖训录》，改名《皇明祖训》，这本书中，一世豪杰朱元璋给自己的子孙立下了这么一个规矩：设立了十五个“不征之国”。

这是哪十五个“不征之国”呢？分别是：朝鲜、日本、大琉球（琉球国，1879年被日本吞并）、小琉球（台湾岛上原住民）、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占城（越南中南部国家，17世纪被越南灭亡）、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洋国（印度沿海小国）、爪哇、暹罗（泰国）、湓亨国（今马来半岛）、白花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三弗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国（文莱）。

朱元璋看起来并不太希望自己的子孙和这些国家陷入纠纷，这是为什么呢？《祖训录》是这么说的：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大体就是说，这些国家离中土很远，而且不算富裕，打下来既得不到好处，而且也无法管理，他们如果骚扰，那我们狠狠教训一下就行，如果没什么事儿，就别招惹他们了，空耗国力，现在重要的是北方的蒙古问题，要注意这个边患！

也就是说，朱元璋的看法是，明朝对外应该集中解决蒙古残余势力的问题，对内的问题应该是努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至于其他国家，不应该无事生非。那么，这是反映了明初保守、和平的国策吗？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务必还要注意一点，这个政策并不是明朝对外的文告，朱元璋写这个只是为了指导自家的子孙，对外可从来没有公布过，也就是说明朝对外可没有这个承诺！

而且，明初虽然确实不太希望像元朝一样到处惹事生非，但是维护自家利益可毫不含糊，比如朝鲜，因为和明朝在东北（元朝的辽阳行省）争夺女真势力的主导权，就被明太祖以很严厉的方式震慑。

对于日本更是如此，因为倭寇问题严重，朱元璋直接给当时日本南朝怀良亲王写信，表示：你再不给我好好管这个事儿，我就要去揍你了！

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国家真的不安分，严重挑衅明朝利益，朱元璋很可能是会真的出手的！

所以说，朱元璋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朱元璋真正想做的，是恢复传统的以中原帝国为核心的宗藩秩序，唐朝国力极盛之时，毫无疑问是东亚的至尊，有了“天可汗”体系，然而唐亡后，中国陷入混乱，而下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则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元朝四处征伐，虽然有赫赫武功，却也严重恶化了对外关系。

元朝的统治对于传统的东亚秩序确实是个巨大的破坏

而且，元朝的对外征讨，实际上也并不能说是顺利，对越南、对缅甸和对日本的征讨，元朝均未竟全功，反而损耗大量国力。元朝之前，最为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四处惹事，也是搞得民穷财尽。

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必须好好想一想，到处对外打仗到底划不划算。既然已经证明了，这种方式不可行，那么“怀柔远人”，建立一套稳固的宗藩体系，才更符合明朝的国家利益，而且这种策略也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做“天下共主”，“复汉官之威仪”比做“天下霸主”要好的多。

但是，这只是内部方针，在没有稳固对外关系时，当然不能对外公布，以轻易给邻国口实。而且，朱元璋对于政治伦理非常看重，朝鲜太祖李成桂，越南陈叔明都因为篡政受到明太祖的强烈斥责，明朝甚至拒绝册封。如果单纯从实际利益来看，这是很矛盾的做法：明朝既然希望专心经营内政，对付蒙古，不希望和邻国无事生非，那为何要对于邻国的内政指手画脚呢？更何况，李成桂和陈叔明对于明朝还是很谦恭的。

这就是一个政治权威的问题，明朝希望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窜政”，“弑君”在东亚传统政治伦理中属于性质非常恶劣的行为，明朝认为自己有责任“主持公道”。

总体来说，明初这一政策是成功的，这的确一定程度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威望，明太祖执政期间并未有派军征讨任何一地。然而，朱棣当政的时候，却进行了南征安南的行动，这次出兵最初可以说是有正当性的：为越南陈朝主持公道，结束胡朝的胡作非为。也受到越南人的欢迎，然而之后朱棣却变卦了，直接吞并了安南，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明朝陷入泥潭二十年，最后被越南义军击败而狼狈撤离。此时，朱棣已经逝世了，如果朱棣九泉之下知道此事，不知是否会悔恨自己没有接受自己父亲的教导。

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1.动乱多事的安南

自明朝成立以来，安南陈氏政权已趋衰微，一直内乱不断，早在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坚就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因惧怕明朝反对，陈叔明未敢纂位，乃立其弟陈瑞为国王，后陈瑞在入侵占城时败死，弟陈炜继立，此时陈朝政权已逐渐落入黎季犛的控制之中，他杀掉陈炜，改立陈日昆为王，公元1399年，他又把陈日昆杀掉，次年，灭陈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大虞，自己也改姓胡，名一元，与其子汉苍共理朝政。

胡一元自称是帝舜的后裔，遣使奉表到明朝，诡称陈氏宗族已绝，胡汉苍为陈明宗之外孙，因此暂时登基理政，当时明朝正值“靖难之役”，建文皇帝无暇它顾，对胡一元的请示置之不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派官员到安南通告，公元1403年，胡汉苍遣使者到南京朝贺，同时请封。朱棣命礼部讨论此事，礼部认为事关重大，安南情况不明，不可听信一面之辞，请详加考察。于是4月15日，朱棣命行人杨渤等前往安南，调查胡汉苍奏章真伪与安南民意，杨渤等人受胡氏重贿，与安南国内之耆老名宿共同为胡汉苍请命。当时，朱棣对胡汉苍的惟命是从也十分满意，遂于11月命礼部郎中夏止善等人赍诏前往，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诏书中并告诫胡汉苍：“作善降祥，厥显有道，事大恤下，往馨乃诚。”

然而，朱棣的态度却很快为一个意外事件所改变。1404年8月，一个名叫裴伯耆的安南陈氏旧臣突然来到南京，这个裴伯耆是一位申包胥式的人物，他心怀陈朝，不满胡氏政权的倒行逆施，于是来明朝乞兵复国。这位裴伯耆所描述的安南，完全不同于杨渤等人的说法，裴伯耆自称胡一元纂位时，他的父母家人同时遇害，他当时正在东海领兵作战，得知变故，逃入深山避祸，后乔装为商人，辗转才来到明朝。裴伯耆在殿上向朱棣哭诉：“臣不才，窃效申包胥之忠，敢以死请，伏望陛下哀矜。”裴伯耆的话虽然颇为煽情，但朱棣并未被打动，因当时明朝的军事重点是北方，朱棣正准备北伐，无意在南方构衅，何况安南究竟是陈氏还是胡氏掌权，只要是臣服于明朝，并无多大区别，因此朱棣仅命赐裴伯耆衣食，对出兵之事却只字不提。

令朱棣意想不到的是，刚过了十几天，老挝宣慰使刀线歹居然派人送来了前安南国王陈日亘之孙陈天平。陈天平当初在家国剧变时并未被杀，他曾一度招兵复仇，但很快为胡一元所败，从者四散。陈天平逃匿谷中，转投老挝，然老挝无力相助他复国，遂送陈天平到明朝。陈天平来到明朝后，当廷向朱棣哭诉：“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陈天平的一番话，声情并茂，朱棣深为所动，但他并不了解这个陈天平的来历，也不知其陈氏之后的身份真伪，于是命赐陈天平府地，月支俸禄，暂住下来。次年初，朱棣先礼后兵，命监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枢赍诏问罪于胡汉苍，命他自陈其事，1405年6月，安南使臣随李琦等人返回，表示愿意返还以往侵占各处，“迎归天平、以君事之”，对于胡汉苍“甘心”将王位让人，朱棣自然十分感动，也对他作出了适当安排，特颁诏：“朕当建尔上公，封以上郡，传之子孙，永世无穷”。

对于胡汉苍的“恭顺”，朱棣其实也有疑惑，曾认为“虑尔习于变诈，或未尽诚”，但又以为当时应以“布思信怀远人为务”，正好，胡汉苍又派人奉表云：“臣亦当率国人逆于境上”，面对胡汉苍的一再输诚，朱棣终于打消了疑虑。

2.陈天平之死和南征决策

1406年1月，朱棣要陈天平“治任以行”，命使臣聂聪陪同，并命广西总兵、征南将军韩观派左副将军黄中、右副将军吕毅、大理寺卿薛品等人率官兵五千人护送。朱棣赐陈天平绮罗纱衣各二袭、钞一万贯、告诫他要宽仁待下，悉心防患，又封胡汉苍为顺化郡公，以示安抚。

3月，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丘温，胡汉苍派陪臣黄晦卿等人前来迎接，还以牛酒犒劳护送的明军，卑辞云：“属有微疾，已约嘉林奉迓矣”。黄中等心存疑惑，派骑兵四出侦察，也未发现可疑之处，一路上都是迎接的安南百姓，明军过隘留、鸡陵，进至芹站，周围山道险峻加上大雨泥泞，队伍已不成列。突然，雨雾之中，安南军队伏兵四出，鼓噪之声，震动山谷，似有千军万马，将明军全部包围，一名安南将领隔涧遥呼道：“远夷不敢抗大国，犯王师，缘天平实疏远小人，非陈氏亲属，而敢肆其巧伪，以惑圣听，劳师旅，死有余责，今幸而杀之，以谢天子，吾王即当上表待罪，天兵远临，小国贫乏，不足以久淹从者”。

成国公朱能是“靖难”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时，与张玉共为王府指挥使，自东昌之役中张玉阵亡以来，朱能一直是朱棣的头号股肱之臣，南征北战、所向无敌，更是难得的帅才，“虽位列上公，却从未以富贵骄人”，深得军心，远征军其他将领也都是一时之选。

大军出发前，朱棣特颁谕旨，说明此次出征“惟黎氏父子及其同恶在必获，其胁从及无辜者必释，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0月2日，南征军统帅朱能突然病逝于龙州，年仅31岁的右将军张辅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指挥全军的重任，他一面飞章奏报朱棣，一面率军南进，六天后，远征军由凭祥度坡垒关，进入安南境内。军情紧急，朱棣命张辅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代替朱能统率全军，希望张辅不负所托。

3.张辅首次征服安南

张辅，字文弼，系“靖难”名将张玉之长子。朱棣起兵时，他从父力战，因功升为指挥同知。张玉在东昌战死后，张辅袭爵，随朱棣战夹河、藁城、彰德、灵璧，皆有功，受封为信安伯，禄千石。永乐三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明军兵分两路，京畿兵、荆、湖、闽、浙、广西兵由张辅率领，出广西凭祥;另一路明军由蜀兵、建昌、云南、贵州兵组成，在沐晟率领下出云南蒙自，两路明军斩关而进，勇往直前，在芹站附近大败安南之伏兵，进占新福，于白鹤江胜利会师。胡氏父子料不到明军进展竟如此神速，大惊之下，倾全国之兵号称二百余万,严防明军攻击。胡氏父子厚集兵力于多邦城，企图据险顽抗。

12月，明军经激战，又克安南东西二都，安南吏民崩溃，各州县纷纷纳款于明军，张辅辑吏民，抚降附，分遣别将李彬、陈旭掠地，来归者日以万计。胡氏父子进退失据，乃悉焚宫室，亡命海中，继续与明军为敌。1407年，明军水陆并进，清远伯王友等率军渡过自注江，攻破筹江、困枚、万劫、普赖诸寨，斩首三万七千余级。安南将领胡杜聚集水师扼守天险盘滩江，张辅命降将陈封攻击，大败之，尽夺其舟，遂定东潮、谅江诸府州。明军主力追击至木丸江对岸下寨，胡一元之子胡澄以战船三百艘来战，明军迎头痛击，斩首万级，擒其将校百余人，溺死者无算，江水为赤。张辅在咸子关筑城，命都督柳升镇守。3月，安南军队残部搦战于富良江，张辅与沐晟夹岸迎战，柳升以水师横冲其阵，大败敌军，斩首数万级，因天旱水浅，安南兵纷纷弃舟逃走，明军追至时江水忽然大涨，遂乘胜急进，安南兵大多被歼。5月，明军追击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安南军队残部全军覆没，胡氏父子仅以数舟逃遁，明军在当地百姓协助下，擒获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随后又擒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全部槛送京师。

朱棣对胡氏父子十分宽容，只将他们二人及少数近臣关押，胡澄、胡芮等人皆获赦免，然而朱棣的安抚却没有使安南平静下来。1408年，张辅大军刚刚班师，以简定、邓悉、阮帅等人为代表的安南地方势力就起兵叛乱，攻击盘滩、咸子关，控扼三江府之交通，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等地安南民众纷纷响应，明朝驻军镇压不力，致使叛乱不断蔓延。简定起兵后，自称日南王，后为招揽人心，又立所谓陈氏后人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陈季扩打着陈氏后人的招牌，得到安南人民支持。

1409年2月，朱棣再度启用张辅督师，发兵二十万与沐晟协同作战，这时的朱棣正准备北征蒙古，因此要求张辅必须尽快平定安南事态。

4.兵连祸结的安南

张辅这时对安南形势已成竹在胸。待形势稳定后，张辅才率大军进至慈廉州，破喝门江，克广威州孔目栅，在咸子关击败安南军。安南乱军聚集战船六百余艘，退保江东南岸。张辅率领部将陈旭等以水师进攻，乘风纵火，大破其众，擒其将帅二百余人。追至太平海口，安南将阮景异又以战船三百艘迎战，复为明军所破。11月，张辅乘大胜余威，派指挥朱荣、蔡福等率步骑兵先进，自率舟师为后继，自黄江至神投海，会师于清化，再分道入磊江，屡败叛军，在美良山中活捉元凶简定，连同他的党羽一起送往京师，次年1月，张辅又削平其它各处变乱，斩首数千人，筑成京观以镇服安南人民。

1410年，朱棣亲征漠北得胜而归，陈季扩趁机派使臣胡彦臣入贺并求封，朱棣一时高兴，特授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其属官分授都指挥、参政等职，然而陈季扩的本意是求封为安南国王，朱棣的诏旨既不能令他满意，遂继续称兵作乱。由于明军主力北上，留守的沐晟兵力不足，无法讨平陈季扩。1411年，为了彻底平定安南之乱，已经腾出手来的朱棣命令张辅三征安南，迫令“陈季扩表奏伏罪”，如不服罪，则以武力讨平之。

1413年冬，张辅与沐晟会师于顺州，与安南军在爱子江决战。1414年1月，明军进至政平州，安南兵残部屯暹蛮、昆蒲诸栅，悬崖侧径狭窄，骑兵不得前进，安南兵遂以为明军必不敢轻进，而张辅却与将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四鼓掩至其巢，出其不意大破安南军，擒阮景异、邓容等。至此，安南全部平定，张辅以叛军所占城地，设升、华、思、义四州，增置卫所，留军镇守而还，此时正好是朱棣二征蒙古的前夕。

在明军的武力镇压下，交趾虽然再次平定，但明朝官吏不善于安抚，内部又勾心斗角，安南民心不附，为尔后的变乱埋下了祸根。1418年1月，安南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俭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起兵抗明，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明军无力镇压。1416年，朱棣迁都北京，明朝的经营重点逐渐北移，交趾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5.黎氏王国的最后独立

1414年，张辅第三次平定安南后，明廷召还了黄福，以素有能名的兵部尚书陈洽为交趾布政使和按察使，参赞军务，但朱棣所委的中官马骐贪暴，在安南苛敛金银，陈洽无法制止，而镇守的荣昌伯陈智和都督方政又不睦，以致各地叛乱风起云涌，黎利更是狡黠难制。当时朱棣已死，宣宗瞻基在位，陈洽上疏道：“贼虽乞降，内怀诡诈，党羽渐盛，将不可制。乞谕诸将速灭贼，毋为所饵。”宣宗降旨切责，陈智、方政这才被迫进兵，但败于茶笼州，二人具被削官。

 越南的红河三角洲是著名的产粮区，朱元璋夺了大元建立明朝后，为了让宗藩体系与明代有联系，设置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安南就在其中，所以安南的陈朝在明朝时期一开始是作为藩属国存在的。

管理成本的高，高峰时期每年要搭进去上百万两白银。况且因为是纳入大明版图之下，所以官吏的俸禄都是相当大的开销。此外由于交趾还有残留的反叛势力，所以明王朝要驻军、要平叛的军费，这大大增大了明王朝的管理成本。大明占领安南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汉化，威固统治。比如选派安南上层子弟去明朝留学，学习中原文化；在安南统治的官吏中流出一些给安南当地人以收其心等等。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战后恢复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安南需要大量的财富来恢复生产。安南的红河三角洲再富庶，那也不能和现在相比。同样的湖广等省份也是经过东晋、唐朝的长期开发到了宋朝的时候才逐渐成为富庶之地的。

当地协助管理者没有尽责任管理，素有威望的张辅没有长期驻扎，反叛势力屡有发生。安南毕从宋朝时期就独立了几百年了，所以肯定有反抗势力存在。况且当时胡朝的国王逃跑进了深山更加敌视大明王朝，所以也在不断的策划暴动。再有就是明朝安置在安南的官吏很多来自云贵和两广的荒凉地区，这部分通常都是充军发配过来的官员。这些官吏在安南上下其手，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

最终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宣布退出交趾，安南永远离开中国。

越南的红河三角洲是著名的产粮区，明朝之所以不划分放弃了安南，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红河三角洲远不如现在的富庶，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只有3000多平方公里，而且如果纳入了明朝的话，开销会非常的大，而且增大了明王朝的管理成本，所以在那个时候明朝才不会将安南纳入，而放弃了它。

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安南的治理不是很好，如果要去统治它的话，就会成本远远大于收益，而被迫放弃，其实明朝还是想统治安南的，那里的治理没有那么好，导致就被嫌弃了。之后在安南统治的官吏中，也留出一些给安南当地人做以收其心。毕竟安南以前是宋朝时期，独立了几百年，肯定还有反抗势力存在，如果想去统治安南，有一点不好统治，毕竟会有暴动出现。而且有一些观念就在安南上下其手，就让安南给其他人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

而且在攻占安南的时候一直出现反动势力，让明朝的军队非常的疲惫，况且当时北方也有其他的反派人物，所以说，明朝就非常的作战不堪，才导致，明朝就放弃了安南这个地方，毕竟是一个负担。而且明朝反对扩张，因为他们不想要那么重的负担，最后还是结束了对安南的统治。

所以说，虽然越南的红河三角洲是著名的产粮区域，但是明朝却放弃了安南，也是有很多的原因所在，不得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