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湖南的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战国楚国官方文书，而湖北却反倒鲜见这种现象

丹阳、郢都、鄀都、鄢都、江陵、陈、寿春。

1、丹阳

丹阳是楚国最早的国都，关于古丹阳的位置，近代学术界有丹江源头水说、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丹淅说等说法，目前学者多公认丹淅说。

周昭王时，屡次出兵南征，迫使楚人沿丹江河谷下徙。到周夷王以前数十年间，楚人终于在丹江下游(河南省淅川县)的“丹、淅之会”，建立起了新都。

根据山水阴阳的理论，因都城位于丹水之北，故名丹阳，即丹淅说之理论依据。另外，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对丹江流域淅川楚墓群地下文物抢救性发掘，河南省淅川县出土的楚国令尹子庚墓（楚庄王之子）以及周边大量楚国贵族墓（淅川楚墓）被发现，其中云纹铜禁最为有名。

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为丹淅说提供了实物证据（最关键）。

按照中外历史上地名随人迁徙的惯例，“荆山”之名也随楚人的实力所及越过汉水，移植于汉水西南今湖北南漳西北的八十里左右处，为丹淅说之地理依据。

2、郢都

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迁于此，，在此建都400余年。楚国最鼎盛时期的首都。

曾经有二十个王以此作为都城，历时四百多年。由于它是长江中游水陆交通的中枢，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78年，郢都遭到秦国军队入侵，因而变成废墟。

3、鄀都

公元前506年，因为和吴国的战争，楚昭王自郢迁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何时迁回郢不知。

4、鄢都

楚惠王曾居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何时迁回郢不知。

5、江陵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楚拔郢，楚顷襄王二十年自郢迁于此，在今河南淮阳。

6、陈

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北。

7、寿春

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寿县。

扩展资料

楚国在战国时候的疆域

1、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全部；

这是楚国的基本根据地。湖北是楚国的政治中心，湖南是楚国的后方和兵力来源地，安徽和江苏是战国时候吞并小国（如徐国）过来的。

2、四川，重庆西部；

这两个地方，是楚国消灭了巴人后夺来的。

3、陕西东南部：

主要是指汉中地区，和秦国的主要战场。

4、河南南部；

原宋国的地盘。

5、山东西南部：

战国晚期和鲁国战争时夺来的。

6、贵州东北部；

战国时楚国势力延伸到那一带。

7、广东北部；

消灭了百越族势力后夺来的。

8、江西大部；浙江西北部

楚国在周文、武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史称“大启群蛮”。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

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楚怀王时期灭越国，但因为怀王用人不当以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灭亡。

前209年，楚地起义军将领项梁起事，在薛城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新“楚怀王”，重新建立楚国，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派人杀死楚怀王熊心。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兵败自杀，刘邦建立汉朝。

春秋时吴越争霸，战国时楚国渔翁得利，消灭了两个衰弱的国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楚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丹阳

丹阳、郢都、鄀都、鄢都、江陵、陈、寿春。

1、丹阳

丹阳是楚国最早的国都，关于古丹阳的位置，近代学术界有丹江源头水说、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丹淅说等说法，目前学者多公认丹淅说。

周昭王时，屡次出兵南征，迫使楚人沿丹江河谷下徙。到周夷王以前数十年间，楚人终于在丹江下游(河南省淅川县)的“丹、淅之会”，建立起了新都。

根据山水阴阳的理论，因都城位于丹水之北，故名丹阳，即丹淅说之理论依据。另外，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对丹江流域淅川楚墓群地下文物抢救性发掘，河南省淅川县出土的楚国令尹子庚墓（楚庄王之子）以及周边大量楚国贵族墓（淅川楚墓）被发现，其中云纹铜禁最为有名。

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为丹淅说提供了实物证据（最关键）。

按照中外历史上地名随人迁徙的惯例，“荆山”之名也随楚人的实力所及越过汉水，移植于汉水西南今湖北南漳西北的八十里左右处，为丹淅说之地理依据。

2、郢都

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迁于此，，在此建都400余年。楚国最鼎盛时期的首都。

曾经有二十个王以此作为都城，历时四百多年。由于它是长江中游水陆交通的中枢，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78年，郢都遭到秦国军队入侵，因而变成废墟。

3、鄀都

公元前506年，因为和吴国的战争，楚昭王自郢迁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何时迁回郢不知。

4、鄢都

楚惠王曾居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何时迁回郢不知。

5、江陵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楚拔郢，楚顷襄王二十年自郢迁于此，在今河南淮阳。

6、陈

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北。

7、寿春

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寿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楚国

百度百科——丹阳

两千年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晋国是中原的霸主，楚国是南方的霸主，两个国家经常为了争夺天下霸主的权利而战争不休。但楚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楚地虽然盛产人才，但却抓不住人才，无法利用人才为国效力，使得楚地的人才都流落到了其他国家。所以当时的人嘲笑道：楚虽有材，晋实用之。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至圣先师，他的眼光向来是高出天际，他曾经因为看到楚国人才辈层出不穷而说出了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的壮语，到了近代以后演变成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并被贴在湖南省的岳麓书院上面。

从唐代开始，儒家发生了变革，以韩愈为首的唐让开始了对于儒家治国新方向的一种探索，而到了宋朝则是不断迸发，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学说。其中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开始形成，而我们从小都背过的《爱莲说》正是出自他手，他世代居住在湖南道县，晚年的时候到江西莲花峰隐居，岳麓书院之中有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说的就是湖南文化的道统来源。

可是要追究起“楚”字简称还是要从春秋战国说起。因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说的就是楚地。春秋战国时代称呼中国地域不是按照现在的某某省，某某市县，那个时代的人见了面都是按照国别地域进行称呼，像生活在秦国的人走出秦国之后就是秦人；生活在楚国的人走出楚国之后就会被外地人叫做楚人是一样的道理。而我们今天要了解清楚“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到底属于谁就是要弄清楚楚地的这个法统继承。

从理论上面来讲，春秋战国时代，只要是属于楚国境内的人出门在外都可以自称为楚人。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全境，而以国家称呼人别的基础正是分封制，所以只要有分封制存在的一天，楚人的称呼就会持续下去。

春秋早期楚国的都城是丹阳，现在公认丹阳为河南境内的丹水和浙水一带。春秋中晚期之后楚国的都城是郢都，在今天荆州市八公里之外的纪南城，后面秦国攻破楚国国都，楚国被迫迁都到寿春，位于今天的安徽寿县。国都代表着的是楚文化最为强的地区，从整个春秋战国来看，楚文化还是偏北，那个时代的湖南地区估计还是一片蛮荒，但依旧可以称楚国地，只不过比湖北略微弱势。

从郡县制大行天下之后，湖南和湖北一直是一体的。在宋朝的时候，这里被叫做湖广南路，元朝的时候设置湖广行省进行管辖，明清依然沿袭行省制度。明朝的布政司不过是一个小插曲。清朝真正完全控制湖南是在平定吴三桂之后，当时的康熙皇帝就觉得长沙周围的汉人太具有反抗意识了，不能与湖北一起治理，否则势必会造成尾大不掉的情况。所以从康熙开始湖南湖北分治，雍正时期完全完成，官方借于传统依旧是称湖广地区。

过去两千多年，一直是湖北地区碾压湖南。因为楚国都城不管怎么变迁，始终都是有湖北的份，而先秦时代的开发也为湖北奠定了先天优势，然它在后面的两千多年里面一直远超湖南。

湖南人真正的崛起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的，扰乱整个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是湖南人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的；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是湖南人左宗棠收复的；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上也是传出来了无湘不成军的传说，湖南在近代似乎集合了天下的灵气，造就了无数的英雄传奇。就连当年的慈禧太后都说道：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正是向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带领着湖南崛起，成为了中国省份之中最耀眼的一个新星。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是嘉庆年间湖南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和张中阶一起写下的。谁也没有想到他们那句夸耀楚地人才的句子竟真的在数十年之后一语成谶。伴随着岳麓书院的风雨寒暑见证了湖南一代代人杰的涌现。而湖南虽然简称是湘，可却也当得起这个称赞。因为吃的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人永远轻天下英雄的豪气。

楚文化是周朝时期长江中游（涉及长江、汉江、淮河流域）地区楚人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文化。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诗经》曾提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周成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标志着楚国历史的开始。起初楚国在诸侯国中等级较低，控制地域也非常小。西周后期，楚国逐渐强大，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荆楚地区发现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遗址、墓葬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至到春秋时期，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至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域，成为“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广阔的政权。随着楚国和荆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强大，楚文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传播以及与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
据文献记载，楚国自始封丹阳至被秦灭亡，共有大小城邑270余座，考古发现并公布的楚文化城址约有50余座，湖北有江陵楚纪南城、当阳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皇城、襄阳邓城、云梦楚王城、大冶鄂王城等，河南有淅川龙城、信阳楚王城、淮阳陈城，湖南有湘阴古罗城、长沙楚城、临澧宋玉城，安徽有寿县寿春城、苍陵城等，这些遗址大多建于春秋战国，有的遗址直到南北朝时代才被废弃，其用途有的是都城、有的是别都、有的是县邑、还有的是军事堡垒。楚国的墓葬分布很广，在今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四川盆地都有发现，经发掘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东周列国，据估计仅湖北、湖南就已发掘5000座以上；许多楚墓保存较好，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内涵丰富的随葬器物，如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画和帛书，江陵马山出土的丝织品，各地楚墓所出的陶器，铜礼器、兵器、车马器，漆木器，竹简、木牍以及各种玉石器等等。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考古发掘，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楚文化的面貌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
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中，荆楚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放射出璨烂夺目的光芒。从主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尹吉甫，到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从帮助越王勾践“施民所善、去民所恶”的文种，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从张扬“南方之强”的老庄，到两度作楚兰陵令而晚年退居兰陵从事著述的荀况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荆楚文化之树获得了丰厚的滋养。荆楚文化所表现的致思方式，在中华文化中，也具有独特的性格魅力。荆楚文化的哲学智慧首先体现在极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对楚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老庄哲学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宽容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经》揭示了宽容是正义的前提条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心态。庄子反复措意于大小之辩，在通过对大和小、有限和无限的比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观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这种包容的态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蕴的第一个特色。正如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指出：“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行芳洁，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庄》、《骚》之间这种“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宏逸变幻”的特征，既是楚国江汉川泽自然环境的折射，又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楚语下》)的文化包容意识的体现。荆楚哲学的第二个特色是重义理，善思辨。无论是先秦时的老庄学派，还是两汉荆州新学、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学以及近代江汉新学，其学术特征均重哲理与思辨，具有较为突出的思辨性。在南北文化分野中，产生于江汉潇湘间、以泽国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学说，表现出了崇尚虚无，活泼进取，“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的特征。他们学“究天人之际”，深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体现了人与天、地、道同大的自觉意识，又具有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学者将先秦道家视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学，它的思辨性还表现在对“有”与“无”这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上。道家对短暂的“物”与永恒的“道”的分别，不仅为同时代的其他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与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与思辨性。道家的这种思辨性哲学思维方式，与楚民族的精神信仰有极大的关系。在不少论者看来，《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就是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的太一，在老子文本中，则是“道常无名”、“吾强为之名曰大(一)”的“大一”，也即是楚人所宗奉的统管一切的天神。老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太一”进行抽象化，理念化。如果这样还原老子哲学创造的土壤，那么老子哲学的意义，充其量就是处于神话思维向理论思维、原始思维向哲学思维过渡阶段的地位。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老子将“道”从神话思维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来，把“太一”天神进行抽象化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的开创性意义。荆楚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否定性。
它的否定性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否定，是对现存的、或公认的规范的突破。这以先秦道家对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深刻的批判为代表。老子称礼为“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庄子也多方指斥仁义，摈弃礼乐，这与同时代诸子对传统的认同是大相径庭的。当然，否定的理论，如果还仅停留在口头上，徒然只有耸人耳目之效，是不足惊奇的，而实际方面的否定，则显示了某种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方面，楚国文化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本原无知，也有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觉对抗。在长期浸润中原礼乐文明的人看来，楚人不以为忤，而且不过是“南蛮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觉地打出“蛮夷主义”的旗帜，以“我蛮也，不以中国之号谥”来对抗周天子的责问。但这种敢于以自己的意志来否定中原礼法的束缚的行为，正表现了一种大胆突破、大胆否定的创新精神。在老庄思想中，否定思维第二个层次是表现为对“无”的功用的肯定。“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没有，就是消亡，就是对现存的否定，即使在古希腊的智者那里，“无”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老庄则别具慧眼，他们从“无”中发现了“有”的有限性，而“无”则是世界的另一半，而且是“有”以之发挥作用的一半。老子以生活中“习焉而不察”的事例，揭示了这一真理。他指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庄子与惠施所辩难的大瓠与樗树的身上，惠施看到的是它们“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工具价值，而庄子看到的则是“无所可用”者的自身目的。所以，在《逍遥游》中，庄子借连叔之口，表达了唯有审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的审美主体性原则。他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的确，生理的局限，会使我们丧失对美的感悟；心智的缺陷，更会使我们丧失对“道”的领悟，这也就像蓬间雀对高飞九万里的鲲鹏的隔膜一样。因而，楚文化中所浸染的否定性思维特征，就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简单批判、简单的舍弃所能概括的，它是在对事物的否定中达到扬弃的目的，是对否定的否定，更是高出同时代思维水准的创造性展示。 通常认为，文化有两种现象，一是“物化”现象，即文化方面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一是“人化”现象，即人的精神及其产品。其实，第一种现象也是“人化”现象，因为物质产品都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对文化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共生关系的认识与把握，是审视文化价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代视角。最能体现荆楚文化特点、表现其艰苦创业的“筚路蓝缕”，正是这种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楚国历经数代国君与国民的奋力开拓，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然其最初，只是周王朝在歧视政策下封于蛮荒之地的一个蕞尔小邦。熊绎的部众在睢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而灿烂的楚文化的起点，也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筚路蓝缕”的精神不仅为楚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它所带来的“文治教化”方面的财富也是巨大的。在文化经验和智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而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始终是人及其精神。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影响下，君臣一德、上下一心，先人们劳动的艰险和技巧的神奇常常令后人惊叹，它所带来的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沉淀和积聚，生生不息而又日渐更新，形成了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民族文化精神。对“筚路蓝缕”的进一步研究，如果从人的精神视角、包括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意义上去考察，不仅会加深对“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论的自觉，而且会更好地推动荆楚文化放出新的光彩。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沃土上，区域文化犹如群芳斗艳，文化传统的发掘和张扬遍及各个省区。现代文化价值论呼唤和追求文化个性特征和独特品格。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点，荆楚文化都有突出的表现，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自强不息”一般体现在开国创业时，随着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尤其是物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时，懈怠的情绪就会产生，国家就会走向衰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就是一般情况。而荆楚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不仅在开国时“自强不息”，在亡国时，这种精神在楚国先民身上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更加旺盛。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后来虽为奸人所害，即使在流亡时，面对已经无望的国家，终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死后无数楚国先民也正因具备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使得“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鲁迅语）。屈原的文学、哲学和他一生的奋斗理想，也体现了荆楚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他植根本土，交融齐鲁，宗儒、道、法几家学派而又贯通之，特别是他那浓厚的民本思想和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性格特征和感情素质，使这位爱国诗人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也因此使他成为楚国最具有个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屈原以降的2400年，荆楚大地上出现过无数的风流人物，在他们身上那种呼之欲出的情系故土、终身奋斗于斯的文化精神，是应作为荆楚文化的一种独特性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也是现代文化价值论题中应有之义的，就是文化的竞争意识。在我国历史上，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融通、此消彼长，实际上也包含着竞争的因素，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除了已经讲到的“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之外，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更在文化竞争力的发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切不仅使楚国于蛮荒之地中立足、壮大，更于楚国先民奋斗的过程中，构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艰苦创业、发愤兴邦，不管时代条件如何变化，这种精神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始终拥有它，就能在任何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丝织品上锁绣纹饰
民族精神的传承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筚路蓝缕”的那个“时代”可以过去，但这种创业精神要传承下来，就必须在新的时代、通过新的创造体现出来，从中认识、挖掘、吸取永不过时的精神。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历史凝结的不变结晶体，看成是某种一劳永逸的任务。民族文化重要的在于它的“透镜”作用，通过它去认识世界，并从外部环境中选择、评价、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传承。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看成是过去的东西而不予重视，或者只是夸耀自己文化遗产的历史有多么多么悠久、而无其他作为，都不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构建当代文化的竞争意识。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此过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时是能定输赢的。当前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有益和有效的资源。对于资源的利用要努力创造传统文化的品牌，更要重视大力铸造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的发扬又要博采众长。因此，立足荆楚文化，融合中华民族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就成为当代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荆楚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