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是朝廷的敌人吗

　　翻检史书，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社会中，政治最为开明的是宋代。作为读书人，生在宋朝是幸福的。你不仅可以漫步在清明上河图中，吟诵苏轼、欧阳修、李清照等人的不朽篇章，你还可以上书言事，议论朝政，不必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论南宋小朝廷多么积弱，不论士大夫们如何狂狷，却少有士大夫因言获罪惨遭杀戮的例证。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官员受到的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海南岛。北宋末年，陈公辅上奏说：“汉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尝杀戮大臣，然窜逐岭表固有之矣。”（在汉朝，大臣一人有罪，满门抄斩。本朝祖宗恩泽极厚，未尝杀戮大臣，最多就是将其窜逐岭南罢了。）据说这与宋太祖赵匡胤的秘密誓约有关。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用销金黄幔将它遮盖起来，门钥封闭甚严。此后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用钥匙将夹室的门打开，新皇帝进去，焚香，揭开销金黄幔，默读碑上文字，然后离开，关门，直到下一代皇帝再来履行这番手续。碑上的文字有三段——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引自《北京日报》）在迷信观念极重的古代，第三条当然是极重的毒誓。到了北宋末年，金军攻破开封，太庙门洞皆开，秘密就此公开。

　　古代的专制政治当然是残酷的，且不说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动辄遭杀身之祸。宋人谢逸在《读阮籍传》中说:“魏晋之交，王室不竞，强臣跋扈，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无所顾惮。一时名士，朝不谋夕，如寝处乎颓垣败屋之下，岌岌然将恐压焉。”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又何尝不是“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太祖的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在北宋后期的激烈党争中，大批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官员被流放岭南，变法派章惇、蔡卞确实想将他们定为“大逆不道之谋”，置他们于死地。但宋哲宗说：“这些人已经远谪岭南，朕要遵守祖宗的誓约，不能将他们杀掉。”自宋以后的金、元、明、清，皇帝的专制淫威不断强化，动辄迫害和诛戮臣子。燕王朱棣对不肯写诏书的方孝孺灭九族还不算，甚至把他的老师一家也算上，株连十族。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唐太宗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是出名的，但这只属个人的政风，并未立下什么制度性的死规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宽容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这与我印象当中赵匡胤那黄袍加身的赳赳武夫形象有着极大的反差，也一改我对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原有理解。想当年赵匡胤作为周世宗麾下的一员大将，没有完成辅佐幼主的使命，反倒是自己黄袍加身，想必是心有愧疚的。因此立下誓约，厚待柴氏宗族，更兼优待士人和上书言事之人。由此看来，不管赵匡胤怎么得国不正，我们都得承认他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仁厚之主。

　　西语云：我可能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中国，赵匡胤是专制者中执行的最好的。

主要是重文轻武，因为怕再次发生武将夺权的事件（像赵匡胤）所以就防武将专用文官。

是赵匡胤的遗诏……

封建社会很长的，自秦始至清亡，有两千多年。从3科举制度看，你想了解的可能是隋至清这段科举时期。
这漫长的时期里，读书人的人生追求实际上就是“入仕”，儒家四书就是要求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步入仕途，一展胸中抱负是当时读书人的人生追求。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读书人的追求是荣华富贵，这种现象到了宋代以后非常严重，因为宋真宗劝学诗里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云云。至于生存状况，这就要分开看待了，有些读书人家境很好，比如将相王侯、乡宦士族等等，而有些读书人家境贫困。可以说生存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书人的志向和心态，有些读书人因为屡屡科举不中，在家乡饱受他人的嘲讽和白眼，我们读《儒林外史》时应该深有体会，我们百姓里不是一直流行“穷书生”一说吗，事实确实如此，考不中举人和进士，那些落魄的读书人整天受到精神上的煎熬和物质上的折磨，非常痛苦。
科举制从隋开始到清光绪结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每朝的科举制在难度、内容和开考比例上各异。总的说来，明清科举最为死板，唐朝最灵活，宋代最简单。唐朝科举考的内容很多，也很杂，招揽的人才队伍里各色人等皆有，有人诗写的好，有人乐曲不错，有人字写的好，有人诸子百家精通。宋代大兴科举，除了犯罪的和当兵的，其他什么人都可以来考科举，而且招揽的人数也多了，不过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诗词曲赋也考，不过已经不重要了。元朝一度废科举，因为元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明清科举只考四书五经，内容非常的死板，必须是钦定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读书人不用有自己的思想，必须代圣人立言。除了四书五经，其他的什么诗词和史籍掌故都不考，所以明清的读书人有不认识屈原，不认识李白的，还有不认识什么汉武帝，他们只知道“之乎者也”。明清科举最为称道的应该是“八股文”，如果我们能写出一篇八股，那么你这人的写作水平一定高，八股文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写作思维的具体化，它教你如何写，八股的内在逻辑性是很强的，对我们现在写作影响很深！
就是这些其实这个话题要谈到的内容是很多的，我推荐你看下《学而优则仕》这本书，它会告诉你那个时代那些读书人的一些事。

入仕 大部分出身贫寒 明清后八股取士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没有尊严，而失去尊严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君臣关系从汉唐之坐而论道，经宋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明清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迫使亿万苍生不得不匍匐于专制强权的脚下。在此过程中，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士大夫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给他官做，人性的尊严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尊严而失去官位在他们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明王朝的士大夫为了升官晋爵，竟然挖空心思给皇帝配春药和向宦官疯狂地谄媚。
在清帝国各级政府，汉人官员（士大夫）权力一般要低于满人官员，但士大夫只要能够当官如故，这样办公并不认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士大夫不但没有尊严，还没有任何自由，言论和行动自由都没有。朱元璋得天下后，士大夫连不当官的权利也被取消，一直受社会尊敬的“隐士”与大奸大恶的罪犯一样被处极刑。如果你想辞官不干（士大夫很少干这事），李仕鲁则是典范，他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叫武士摔死阶下。
明 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 里中士大夫往来祠下者皆伏轼下舆，礼公（袁可立）一瓣香而退。”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于是废去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秦、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其后的清朝也大多继承明朝的政治制度。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今日幕僚长的职务（但后来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权力及地位远远不及过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没有法定地位。
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票拟之法补救可君主不愿面见阁臣之弊，但内阁大臣与皇帝沟通，全赖司礼监（宦官）。由是开启明朝宦官专政之大门。为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明成祖又设立东厂，明宪宗再设西厂（后来取消），合称“厂卫”，由宦官统领，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
内阁最初只是皇帝的咨询机构，到后来成为明朝实际上最高决策机构，首辅地位可比宰相，有票拟之权。朱元璋在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后，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某某大学士”，官阶只有正五品。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出于明朝。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历史上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间开办的书院就越多。
明代早期，社会风气比较节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政府控制力的下降，社会风气转向浮华与奢糜，不论士大夫或百姓，在饮食、居住、穿着、娱乐各方面都更为讲究，与过去儒家崇尚简朴的风气有很大的差别。商人的地位也明显提高。
明朝的另一项重要社会风气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天一阁是中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创建者是范钦。在范钦去世时，天一阁藏书的总数达到七万卷。天一阁对藏书严加保管，水火不入。也严禁外借。明代重要的藏书楼还有汲古阁、绛云楼等。而私人刻书也逐渐发达，出现的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艺，印制的书籍量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也使得书籍的读者群更为扩大，各种通俗小说的出现也为平民百姓提供另一种娱乐。装帧方法也得到改进，出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线装书。
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
《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1593年4月（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1632年（天启三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太监魏忠贤独揽大权，自称“九千九百岁”；实行血腥镇压，他控制卫厂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随意杀人，施行刑罚。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还殃及边防将帅，如熊廷弼、袁崇焕等。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但明思宗又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处斩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东林诸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万历朱翊钧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服气魏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
美国学者贺凯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最后干脆倒向阉党。当时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间的斗争，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有一个好人！”

明朝清流占据朝廷主要位置，内阁成员均为文人，将军带兵受文官节制，读书人地位极度攀升，可随意发牢骚抨击朝政，人人都争着因为进谏而被皇帝流放或者斩首抄家，以博取万世清名为荣，发展到极致时，由于文人相轻的老毛病，引发了著名的“党争”，使明朝开始走向没落。

明朝有重文轻武的观念，这给后来儒生造反和倭寇入侵都埋下了祸根。

因为这些读书人他知道应该怎样权衡自己的利益，懂得自己应该要为自己着想，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能够尽量的保全自己，所以才会选择做汉奸谋取一时的利益。

那是因为读书人做汉奸出名，让你误以为读书人更容易成为汉奸，实则大义者多为读书人，也是读书人号召天下不做亡国奴的。

因为汉奸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会别的国家的语言。如果他连别的国家的语言都不会的话，自然也成不了汉奸，所以一般汉奸多为读书人。

首先文盲对于敌人没有什么利用地方，所以敌人不会选用，其次，读书人知识丰富，缺少刚强之气，很容易被敌人折服。

可能因为读书的人有小聪明，希望通过一些技巧来成就事业，但是没有民族大义的话会走上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