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中国没有史官这个职业

我国古代的时候，人才的选拔制度和如今不同，古代存在时间最长的选人制度则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不同于在科举之前出现的举荐制，在举荐制之下，士人只有通过推荐才能当官，但是，科举制度却是以分级考试的方式来录取人才。

科举制度的萌芽发生南北朝时期，在隋朝时期正式形成，唐朝时期逐渐完善，发展到明朝时，达到顶峰。但随着西方学说的流入和清朝时期洋务运动的发展，渐渐的被其他制度替代。可以说，从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来讲，科举制是比之前的选士、养士制度和察举制要优越许多的。

它的积极影响是：

（1）政治方面：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

（2）教育、社会风气方面：科举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

（3）文学艺术方面：科举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有利于诗、词的繁荣。

在之前的制度中，只有来自优越家庭的人，才有机会当官，拥有一个“铁饭碗”。而科举制则打破了这个局限，允许普通人参与考试，参与国家政治的治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的缺点也逐渐显现，最终，之前的取士制度由于不适合社会的发展被替代了。

这就是它的消极影响：

（1）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这也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2）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

（3）由于，入仕途径单一，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发财的想法，所以导致追求部分士人产生了畸形的价值观。

（2）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非常严重。

其实，古代的科举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从广大的人群中，选出能够治理区域的当官型人才，然而，这一举措，也致使一些贫苦人民想要升官发财，到了一种痴狂的状态。于是，“当官”成了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几乎成了一种主流的人生追求。

同时，考试内容的限制，使那些读书人选择终身苦读史书典籍，从而，让他们不会认识到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在洋务运动时期，尽管，洋务派为了新政开办了“同文馆”，但是，却很难招来合适的人才。因为，当时的人们还都觉得：这些外来的文化不属于中国，只有传统文化知识才对他们有利，才能帮助他们走上令人骄傲的为官之道。

从这种现象看来，清朝朝廷开办的学习新知识的“新学堂”运作起来还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就更不用说其它的私人“新学堂”了。

我国广袤的大地上，本该有不少人才的。但是，在科举制度的限制下，许多的读书人最终走上了官场，几乎没有人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也导致近代社会的工业化进度缓慢。但是，科举制度不仅仅与教育有关，而且，牵连着国家的人才选拔，废除科举，等同于动了数百万人的利益，由此可以想象，其变革难度之大。

史官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本题答案：1.人治观念继续增长。
2.史官与国君在观念上发生冲突。
3.选官制度的变化。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史官的设置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夏商周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  史官
（一）大史 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如《国语   ·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文书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内史 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   （四）外史 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五）御史 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归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史官职责由太史公负责，常务工作由史书令史承担。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史官与帝王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是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全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