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我国还有秉笔直书的史官吗，以后的人会如何看我们发生过什么事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定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 终古 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

(一)大史 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如《国语·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文书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内史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

(四)外史 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五)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史官制度的演变。

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著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乾，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时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司马迁，编撰《史记》

班固，编撰《汉书》

陈寿，编撰《三国志》

范晔，编撰《后汉书》

司马光，及其门客编撰《资治通鉴》

用鲁迅先生话说，自太史公以后"中国史书便成为帝王将相的家史学"，当然，这句话不是完全对的，但至少说明了一点，自太史公后，史官们在史书中的记载内容开始忌讳本朝君王。而史官真正的责任便是"刚直不阿"，无所畏惧，记录历史的一点一滴。从而也就有了坊间的野史。

因为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有责任维护整个国家的作风，而且本身他们是正直的人。

在古代著史。如司马迁的《史记》，应该还是比拟秉笔直书的，假如看了陈寿的《三国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结尾，是对写了诸葛亮传记的诚惶诚恐而对晋武帝的谢罪词，所以说，关于古代著史对当朝是不是秉笔直书了还有待商榷。

1.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著前朝史，应该是直书了，所以《史记》和《资治通鉴》应该可信度比拟高。至于说有前朝近史因政治要素所争光著的史，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历史上大的事情还是掩盖不了的，有时正史写的事情也不一定全，而民间传播或野史也不一定就失真。

2.我们古代历史还是大局部都是真实的，也有一些历史是经过窜改的，不过那是少数，由于史官普通都是铁骨铮铮的文人，本身就很有傲骨，还有就是由于古代思想的缘由，连皇帝都怕后人戳他脊梁骨，所以普通都不会碰史官，除非是逼不得已的。

3.史官这个职位也比拟特殊，并不是说皇帝让他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而是依据实践状况去推敲，而且在皇宫和宗制中的规矩中皇帝就算有天大的权益也是无权查看史官写的什么，只能看本人的作为和猜想，但是到了唐朝就变了，开端强迫更改。但是还是削弱不了文人的傲骨，所以常常史官的结局都会比拟惨，这也是其中的一项缘由。所以古代史官选拔都是十分的严厉，需求层层把关。

4.史官在官僚体系当中属于特别的群体，他们官职不高，但有的时分却能够违犯皇帝的意志，只由于他们是历史的眼睛，以至有的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所以说，在古代史官著当朝史，我个人以为，古代历史，除《史记》外，《史记》之前的不好说，《史记》之后的当朝著当朝史，史官不一定可以做到秉笔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