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晏婴遇见孔子: 谁才是那个被诸侯国们抛弃的人

这个晏婴也是个很能说的人孔子很会说话，很会忽悠，到列国就想用这个办法，求取功名。可是当时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孔子到齐国去，想在齐国当官，说的都是些大道理，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那套，在当时的乱世中，诸侯国君们听起来还是很有市场的，只是这种观念源自周礼，而西周分封的诸侯国们，立国之本即是这个周礼，耳濡墨染多少也都知道些，说不定从小宫里学的东西里就有这些，孔子不过是重新为他们讲述而已。

孔子到齐国的时候，齐国是晏婴当政，这个晏婴也是个很能说的人，跟孔子的政见不同，而且这两个人如果站到一起，也是非常搞笑的事情。史书中说孔子“长九尺六寸”，晏婴则是“长不满六尺”，这两个人一个高一个矮，要打起架来绝对是场好戏，显然就身高差距来看，晏婴是打不过孔子的。有趣的是，孔子流落到齐国的时候，是以逃难的方式到的齐国，当时的鲁昭公被国内的权臣们赶出鲁国，过的也不是什么好日子。

孔子是儒家，而晏婴更像是法家，孔子到齐国，当了重臣高昭子的门客，而晏婴是齐国的丞相。两相对比，显然孔子在齐国是比不过晏婴的。高氏是齐国的世家大族，当年在公子小白回归齐国的时候，就是高氏等大族拥立其继位，才有了后来的齐桓公，所以高氏在齐国的贵族中属于非常显赫的族群，孔子投奔这位高昭子，也是希望借此能够见到齐景公，并在齐国谋取官职以推广自己的理念。

孔子所推崇的是儒家，而儒家所推崇的周礼，有着一套非常繁琐的程序。齐国的源起，就是姜子牙建国的时候讲的就是顺其俗简其礼，跟孔子这个思想本身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孔子在齐国生存的空间由此可见并不多。尤其是当时齐国的执政是晏婴，当齐景公在高昭子的引荐之下，想要给孔子封个一官半职的时候，晏婴就出来了，对孔子表达出极度的不认可。

《史记》载：“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这是晏婴对孔子之评价，也是对孔子不适合做官的终极判定，此后齐景公便不再问礼于孔子，孔子在齐国的生活亦每况愈下。

孔子是鲁国人，而当时的鲁国为三桓所乱，就连国君鲁昭公也成为丧家之犬，在齐国不能得到军事支持，后来跑到宋国晋国，也都没有得到帮助，最后还死在了晋国。孔子在齐国的时候还比较年轻，有点儿本事，在诸侯列国里也颇有名声。在《晏子春秋》里还有过一段阴谋论调，说的就是孔子做学问可以，搞政治是搞不过晏婴的。史载：”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若何？”大政治家晏婴的谋略是：“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齐相；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也。“齐景公遵照晏婴之谏，孔子果然去鲁就齐，但孔子哪里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晏婴所算计，在齐国不能推行自己的理想，也就是理所当然。

当时的鲁国比较乱，大权为三桓所侵占，而且鲁国的贵族们整天蝇营狗苟，斗鸡走狗之徒比比皆是。季氏、孟氏、叔孙氏分割鲁国，这个和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晋国君主也逐渐被卿大夫们所架空，权力正在分割。鲁昭公当然是意识到这种问题，但是过于着急了，在力量悬殊较大的情况下，就发动对三桓的战争，结果可想而知，鲁国国君败退国外。鲁昭公可能也在想到自己的流亡并非是长期的过程，想的是依托齐国晋国的力量，借兵而重归鲁国执政，在他的思想中也许更多思考的是晋文公和齐桓公类似的公子，他们也都曾经流亡国外，可是晋文公和齐桓公在流亡国外的时候，并非是国君。鲁昭公流亡国外则是以一国之君的身份流亡，这种身份的问题，也就导致鲁昭公的回归更为艰难。

别人是把人生过得平平淡淡，孔子是活生生的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剧。在齐国遭受的磨难，可能彻底改变了孔子的思想，后来困于陈蔡等国，这所有的事情也是跟鲁昭公有关系。只是孔子没有遇到个好君主，而是遇到的鲁昭公。而且孔子也不是哪个君主的忠臣，只要谁能让他参与朝政，他就是那个君主的朝臣，到齐国是，到陈国是，到卫国也是，在后来的周游列国中，孔子数次想要借助自己的名声在诸侯国中参与朝政，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但那套复兴周礼的思想，在战乱频发的春秋战国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最后孔子也就只有回到鲁国，选择依附于三桓而成为执政，可惜当年孔子的理想，也是死了。

孔子后来以鲁国执政官员的身份到齐国出使，还在齐国大发厥词，说晏婴是”为戏而前……优倡侏儒“，可说是对当年晏婴看不起自己的一种报复，但这两个人都是同时期的大智慧者，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