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的原因

1、武器装备落后是海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一是参战舰艇总体实力弱于日舰。战前，清廷海军军舰总数为78艘，日本为31艘；海军总吨位为8万余吨，日本为5.9万吨。虽然清廷海军总体上优于日本，但参加黄海作战的海军只有北洋舰队，主体力量弱于日本。

二是参战舰艇的船龄相对老化。主要表现为船体结构不牢，多有船体松动现象，航速低、机动灵活性较差。

三是老旧武器装备未能及时更新。甲午年正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政府不惜挪用海军经费，大修庭院、楼堂和馆所。在穷奢极欲的挥霍中，国防开支全面紧缩，拮据万分。

2、作战准备不足是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清朝末期，吏治腐败，政府无能，内忧外患交织，军队缺乏打仗思想，是这场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是思想准备不足。1876—1888年，清廷海军整军备战的意识还比较强，大量外购先进战舰，海军整体力量和能力高于日本。但在1888年后，侥幸心理充斥军队内部，彻底停止了军舰的外购和发展强大舰队的计划。

二是参战弹药携备不足。据北洋海军的洋员马吉芬战后回忆，北洋海军的弹药供应极为不足，至战斗结束前半小时，“镇远”舰的305毫米主炮的爆破弹和150毫米火炮的所有炮弹全部打光，仅剩15发穿甲弹，“定远”舰也是如此。日舰则备弹十足，直到最后仍在猛烈射击。

三是实战训练不足。甲午海战爆发前，北洋海军也在大搞训练，李鸿章多次检阅，并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但是，当时的训练重基础、轻实战，重表面、轻实用，这一问题十分突出。

3、指挥人才缺失是海战失利的直接原因

海军是专业化、技术化极强的军种，人才建设历来是海军发展之根本。甲午海战前，与日本相比，清廷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处于较低水平。

一是建校起步晚。1855年，日本在长崎等地创办海军传习所和多个海军操练所。1870年，日本兵部省提出“大办海军”，把创建学校、广选良师、提高海军军官素质作为海军建设的头等大事。直到1866年，清政府才建立第一所海军学校，即福建船政学堂。此后一直停滞不前。

二是教学体系不科学。军事人才培养，尤其是技术军种指挥人才的生成，应当采取高、中、低培养相衔接，技战术合一，院校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然而，当时清廷海军院校教育缺乏统一规划，没有高、中、低教育层次之分，院校间也缺少分工合作，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三是战斗精神的教育培养严重不足。中日海军院校教育在基础课程上大体相同，都是学习西方的理工科知识为主。但在军人战斗精神、战斗意志教育上，两国相差很大。

四是高级指挥人员不懂海军建设。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但在5位大臣之中，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

4、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实力略强，中国相对落后。

纵观中国的社会状况，与日本相比不仅在军事、经济和科技上落后，还在于政治制度腐败。北洋舰队的覆灭，说明了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变中国落后政治制度的尝试。

扩展资料：

1、缺乏预见：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2、战略原因：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朝屈服。中国方面，战前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3、装备劣势：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迎击日军。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

4、主观方面：清政府的腐朽，造成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战前，清政府不作认真准备，战争爆发后极力奉行“避战自保”的方针，贻误战机，如平壤之战，威海卫之战的惨败。慈禧太后在国家危难之秋，大搞万寿庆典，不惜挪用军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失败的原因：

1、缺乏预见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

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清朝政府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1855年，日本的维新派政治家吉田松荫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西方关于甲午战争的漫画，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2、战略原因

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朝屈服。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中国方面，战前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3、装备劣势

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清军3000吨以上军舰两艘，3000吨以下军舰10艘，日军3000吨以上军舰8艘，3000吨以下军舰4艘)迎击日军。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

北洋各舰设计时，由于火炮威力不足，所以强调舰首对敌，依靠撞角撞击敌舰，火炮布局以发挥正面对敌火力为主。但舰首对敌的横阵不利于机动。加之北洋水师各舰舰龄较长，配备的蒸汽发动机马力不足，养护情况不佳，故舰队平均航速仅有10.2节，而日本舰队主力舰较为新式，采用方便机动的纵队更适合发挥火力，速度较快，实战中日本舰队机动能力也强于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陷入打打不过，走走不掉的困境。在实战中被各个击破。海战中，北洋水师沉没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几乎都是被由吉野、浪速、秋津洲等4艘高射速、高航速的新式快舰组成的日方第一游击队击沉或重创沉没的。

4、党派争斗

清廷内部

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李鸿章虽有宰相尊称，但当时清政府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空有宰相的虚名，但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召见，不得擅自进京。

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军机处和翰林院，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

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 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前期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胜少负多，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并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立即慌了手脚。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 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

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

为了攻讦李鸿章，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故事"都能写进奏折，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评价:"语绝奇"。

为了限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权利，清流派奏请光绪帝，调来了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 李秉衡，辽宁人，和翁同龢是挚友，亦属于清流言官，甲午战争时期，处处和李鸿章作对，各种奇葩的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在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