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世民灵魂穿越到后代皇子身上，能否改变中晚唐困局

大业九年，年仅十二岁的长孙氏嫁给了李世民，婚后长孙氏回永兴坊省亲，舅舅高士廉的小妾张氏在长孙氏居住的地方看见了一匹高头大马，而且鞍勒等物准备得一应俱全，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于是高士廉令人占卜了一番，占卜的人说：“此女贵不可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之后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册封其妻长孙氏为秦王妃。

武德二年，秦王妃长孙氏与李世民的长子诞生于承乾殿，故以此殿为名，取名李承乾。不过承乾有着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所以此二字虽为宫室之名，然而用作人名时却有着无比深意，是以“承乾”一名当为唐高祖为这个孙子亲赐。

武德三年，长孙氏为李世民诞下第二子，取名李泰。同年六月，李承乾与李泰分别被册封为恒山郡王与宜都郡王。

武德四年，长孙氏为李世民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丽质——天生丽质难自弃，单从这名字中就可想见李世民对这个宝贝女儿的喜爱之情。同年，唐高祖又将宜都郡王李泰进封为卫王，加授上柱国，以继李元霸之后。原本作为秦王的嫡次子，李泰日后的爵位原本最高不过是从一品的郡王，然而李渊却将其封为了正一品的卫王（而不是从一品的嗣卫王）并授予上柱国的勋官，这对李世民一家来说是莫大的恩宠。

这一年的七月十日，唐高祖废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唐高祖特别准许李世民可以自己铸三炉的钱，据唐玄宗时的大臣郑虔所说，欧阳询奉上蜡样时，王妃长孙氏曾不小心在蜡样上留下了一点指甲的痕迹，于是开元通宝铸造完成后上面便有了一缕“掏文”。

武德五年，李世民将长孙氏的侄子、长孙炽之孙长孙家庆任命为长子李承乾的侍读。

武德七年，唐高祖将恒山郡王李承乾徙封为中山郡王。而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将陆德明与孔颖达这两位儒学大师双双任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令他们教导李承乾儒学经典，同年，李世民又将长孙氏的另一个侄子，也就是长孙家庆的胞弟长孙祥任命为李承乾中山王府的功曹。

又因为妻子长孙氏的身体不太好，李世民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想到妻子曾经在玄中寺聆听钟声并修葺寺庙一事，便特意到玄中寺拜会寺中的高僧道绰大士，供奉了大量珠宝，以此为妻子祈福。

随着大唐江山的统一，李世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京城，又因为功高震主，秦王府与太子李建成的摩擦积怨也日渐加深。长孙氏便充分发挥了自己身为女眷的优势，时常进宫侍奉高祖与他的后宫嫔妃，尽力弥补彼此之间的嫌隙。

武德九年，秦王府与东宫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长孙氏与房玄龄“同心影助”，共同辅佐李世民。最后，李世民为了自保不得不率先带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在玄武门埋伏，长孙亲自为将士们分发盔甲，勉励众人，将士们都感激万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诛杀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后，被唐高祖立为皇太子，而长孙氏也被册拜为皇太子妃。

八月二十一日，唐太宗登基后的第13天就将自己的妻子长孙氏册立为皇后，丝毫不顾此时突厥压境的巨大威胁，并追赠自己的岳父长孙晟为司空、齐国公，谥曰献。十月癸亥，又立嫡长子中山郡王李承乾为皇太子。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玄武门之变中功勋第一的长孙无忌袭爵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又因为长孙无忌与自己年少时就是好朋友，如今又是外戚与功臣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对他格外重视，经常让他出入自己的居室之中，又授予了尚书右仆射的要职。三月癸巳，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

同年，长孙皇后的叔父长孙敞因为受贿被免官，唐太宗却因为长孙敞是妻子叔父的缘故，经常命人送绢给他，供他开销，不久又让他以宗政卿的官衔退休，又加授了金紫光禄大夫的散官，以及正二品平原郡公的爵位。

十二月，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薛国公长孙安业与李孝常、刘德裕、元弘善等人谋反事泄，按罪当死，但长孙皇后却流着泪向丈夫求情：“安业之罪，万死无赦。但他早年将我和母亲赶出家门，此事天下皆知，如果杀了长孙安业，世人必然会认为我是仗着陛下的宠爱报复兄长。”于是别的主犯全部被诛，甚至李孝常的几个儿子也因连坐全部被杀，惟独长孙安业得以免于一死。

贞观二年，长孙皇后反对哥哥长孙无忌担任要职，常常对丈夫说：“我身为一朝皇后，尊贵已极，实在不愿兄弟子侄都在朝廷之上。汉朝的吕家和霍家外戚正是前车之鉴，希望陛下千万不要任命我的哥哥为宰相。”唐太宗一开始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坚持给了长孙无忌高官厚禄，于是长孙皇后私下让哥哥主动辞去这些职位，直到唐太宗最终不得不答应，只加封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长孙皇后这才喜笑颜开。

五月，卫王李泰改封越王。李泰因为是长孙皇后所生的缘故而宠冠诸王，唐太宗令其遥领扬州大都督与越州都督，封地竟然有22州之多！比同时受封的亲王封地多了近两倍。

六月庚寅，长孙皇后在丽正殿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李治，唐太宗欣喜异常，不仅大宴五品以上的官员，赐帛有差，还下令只要是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都可以领取粮食。据说就在李治出生三天后的“洗三朝”时，长孙皇后将当年丈夫从晋阳宫中得来的玉龙子与缀满珍珠的朱红襁褓一并赐给了这个小儿子。从此，这枚“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的玉龙子就成为了唐朝的吉祥物，由皇帝们代代相传。

同年，长孙皇后的长女，年仅八岁的李丽质被册封为长乐公主，食邑三千户。

贞观五年正月庚戌，唐太宗封长孙皇后之子李治为晋王。同年，唐太宗召法师元琬于苑内德业寺为长孙皇后写藏经。

贞观六年，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特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特别下令让有司准备比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然而不久之前御史大夫韦挺刚刚上表批评过时风：“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结果唐太宗竟然“顶风作案”，要为自己的爱女准备的嫁妆甚至比长公主还要多许多，此举自然而然招徕了魏征的严厉制止。

魏征认为嫁妆比长公主多一倍不合礼法，极力谏止，唐太宗下朝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道：“我知道陛下器重魏征但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今天才知晓原来魏征果然是于社稷有益的肱骨之臣，而魏征作为臣下却能够秉直上谏，这份品行实在是难能可贵。”于是下旨赏赐了二十万钱与四百匹绢给魏征，并特意嘱咐道：“我希望郑公能够一直将这份敢于直谏之心保持下去，认为不对的就直说，不要因为君臣之礼而有所讳言。”

三月，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到九成宫避暑。四月癸卯，夫妻二人在散步时，发现丹霄殿西面有片土地略感湿润，于是用手杖通导，即刻便有泉水涌出，随即用石槛围住，将之引伸为一个水渠。又因泉水出自丹霄殿之西，唐太宗便在丹霄殿置酒宴请诸位大臣，并赐帛各有差。而由魏征撰稿、欧阳询正书的《九成宫醴泉铭》，记叙的正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散步时发现醴泉的这件趣事。

几个月后，长孙皇后所生的小公主满月，唐太宗十分欣喜，大宴群臣于丹霄殿。九月丙申，太子李承乾来九成宫朝见，唐太宗高兴之余大宴东宫官属，又赐帛各有差。

十月乙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自九成宫回到长安，唐太宗亲自侍奉太上皇李渊，与长孙皇后一起献上饮食服饰等，直到夜深了才离开。唐太宗想要亲自送太上皇回去，太上皇不肯答应，让太子李承乾代为相送。

贞观七年，在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后，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爱女长乐公主出嫁，而驸马不是别人，正是长孙无忌的嫡长子，未来的赵国公，现在的宗政少卿长孙冲。同年，长孙皇后的幼子晋王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一职，那么并州又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并州即太原府，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但凡对唐朝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唐一代，太原贵为北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谓是地位全面超然。因为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而唐太宗却轻描淡写地将晋王这个封号给了李治，又将地位如此独特的太原封给了他，唐太宗对妻子所生的这个小儿子的宠爱之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越王李泰也在遥领鄜州大都督及夏胜北抚北宁北开五都督的同时，又被授予了左武侯大将军、雍州牧等职位，而在别的同龄皇子已经远赴封地上任的时候，李泰不仅仍旧留在父母的身边没去封地上任，唐太宗甚至还下令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太上皇李渊在两仪殿大宴西突厥使者，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亲自奉上膳食以及衣物等，全部都是奇珍异宝，长孙皇后又亲自为唐高祖梳头，为他戴上冠冕，并感慨道：“至尊年事已高，头发都全白了。”众人无不伤感流涕，一家人如同寻常百姓一样。

庚辰，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起驾幸九成宫，一天夜里柴绍匆忙前来上报说有急变，唐太宗不得不穿上盔甲离去，而同床共眠的长孙皇后虽然正抱病在身，但也坚持要一同前往，宫人纷纷劝止，长孙皇后却说：“陛下如此震惊，我又如何能够安心养病？”

贞观九年三月，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同年长孙皇后身体不适，唐太宗担忧之下接连请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等诸位得道高僧进宫为妻子受戒祈福。后来昙藏法师逝世于会昌寺，长孙皇后与太子李承乾皆派人前往为其吊丧，唐太宗又下诏安葬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也因为为皇后受戒的缘故，得到唐太宗的旨意有幸成为了空观寺上座。

贞观十年，随着长孙皇后病重，李承乾为母亲的病情十分忧心，想要大赦天下以此为母亲祈福，但长孙皇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说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何况赦免囚犯是国家大事，崇尚佛教又是陛下所不为之事，怎么可以因为我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的法度呢？”承乾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房玄龄，唐太宗与朝中大臣十分感慨，大臣们纷纷请求大赦天下，但是长孙皇后坚决拒绝了大赦一事。

唐太宗虽然不忍违逆妻子的意思，没有大赦天下，但是却另辟蹊径，想到了用别的方法来为爱妻祈福。

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皇后虚风日久，未善痊除，修复废寺，以希福力，天下三百九十二所佛事院宇，并好山水形胜有七塔者，并依旧名置立。”唐太宗下令大修天下392所废弃寺庙，希望佛祖能够保佑妻子早日康复。相州的修定寺，益州的善寂寺，皆是因此得到修复的寺庙，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为此亲自撰写了《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一文并流传至今。而明明崇尚佛教本是自己所不为之事，但是为了从死神手里抢回妻子的生命，唐太宗还是为了。

然而，尽管唐太宗想方设法想要从死神手里将爱妻的生命夺回来，却天不遂人愿，这一年的六月己卯，长孙皇后抛下了少年时代相伴至今的丈夫，抛下了刚刚弱冠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抛下了出降不久的爱女长乐公主以及更为年幼的4个儿女，崩于长安太极宫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盛年而逝，留给丈夫、儿女的是无尽深重的哀痛。唐太宗面对妻子的离世悲恸万分，诸位皇子公主也悲伤异常，尤其是晋王李治，哀慕感动了周围的人，唐太宗亦十分心疼，于是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举动：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一双儿女晋王李治与晋阳公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抚养皇子的皇帝，也是唯一一位亲自抚养公主的皇帝！

试想中国上下五千年有过多少位皇子，有过多少位公主，又有几个能有这份殊荣被皇帝父亲亲自抚养？而长孙皇后的儿女并没有因为母亲人走茶凉，反而享受到了这等殊荣，这实在是唐太宗这个性情中人情之所至下的惊世举动！

九月丁酉，长孙皇后将要安葬昭陵，虞世南为此撰写了一篇《文德皇后哀册文》，而提到长孙皇后的谥号“文德”二字，又是说来话长。

皇后有谥号是从东汉开始的，但直到隋朝，所有的皇后都只有单谥而不是复谥，只不过史官为了便于区分，才将她们的谥号和皇帝的谥号合在一起。如唐高祖即位的时候，追谥窦皇后为“穆皇后”，唐高祖死后合上他的谥号即为“太穆皇后”。而长孙皇后却在逝世后直接被唐太宗上了复谥“文德”。

根据春秋礼法，单谥为正，双谥非正，在古人看来，只有当单谥不足以道尽逝者的美好品德时，才会用上复谥。所以复谥极为罕见，纵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逝世之前，也就只有刘感这位忠君死节的烈士被唐高祖李渊赐了复谥“忠壮”，除此之外再没有人有过复谥。

而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谥号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十一月庚寅，长孙皇后安葬昭陵，唐太宗亲自为妻子撰写碑文，特别提及了长孙皇后临终前曾百般嘱咐过要“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的心愿，所以唐太宗亲自选定了九嵕山为帝陵墓址，因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馀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以完成妻子的愿望。

长孙皇后下葬时，唐太宗又特意挑选了名声嘉美、英俊可爱、博通诸艺、富于才情的于尚范、袁公瑜、齐世武、独孤士餮、宋思真、陆绍、崔玄籍、郭敬宗等少年为挽郎。

就在这段百官为皇后服丧的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中书舍人许敬宗看到欧阳询的相貌丑陋怪异，大笑出声，唐太宗知道后十分生气，立马将许敬宗贬为了洪州司马。许敬宗不仅一下子官职连降3级，而且还从京官被贬为了地方官员，罚得极重。

而唐太宗对妻子的追念远远不止于此。长孙皇后逝世后，唐太宗度人在宗圣观出家，为皇后追福。

又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孙皇后安葬进昭陵的玄宫后，唐太宗下令让人在五重石门外修建栈道，令宫人起居供养一如皇后生前。而这条栈道直到唐太宗驾崩后合葬昭陵玄宫，这才拆除。

唐太宗又因为十分思念妻子，在上苑中建了层观以登高眺望昭陵。一次，唐太宗和魏征一起登上层观，唐太宗指着昭陵让魏征看，魏征则回答说：“臣老眼昏花，看不清，臣以为陛下是在让臣看献陵（唐高祖帝陵），如果是在看昭陵，那么臣看到了。”唐太宗闻言潸然泪下，不得不流着泪毁掉了层观。

事实上在这个百善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唐太宗如此张扬地思念妻子被魏征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唐太宗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给魏征的回诏中，公然向大臣倾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如此一字一血泪，当真令人唏嘘不已。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定为祭祀长孙皇后时用的庙乐。

按照惯例，只有当皇帝驾崩后，皇后才能跟随丈夫一同配享太庙，但唐太宗却早早将长孙皇后配享太庙，并且连指定的庙乐也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这需要唐太宗何等的深情与重视，才会让妻子与自己的祖先们一起享受同等级别的祭祀？

贞观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令律宗南山宗初祖释道宣为妻子写了《大般涅盘经卷》作为供养经，以此为长孙氏追福，这部经书后来由清末民初的收藏家李盛铎所收藏。

同年十一月辛卯，魏王李泰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所造的龙门山三龛落成，唐太宗驾幸伊阙，亲自检阅佛龛。而伊阙佛龛之碑上的《三龛记》则是由岑文本撰稿、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是龙门形制最大的摩崖碑刻。字画奇伟，名垂千古，其工程之浩大，装饰之宏伟壮丽，乃至“有金银之语”，足可见李泰对母亲长孙皇后的一片孺慕之心，更可见唐太宗对此佛龛之重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在太平观内为长孙皇后建造了一尊元始天尊像，为已逝世的爱妻追福。

同年八月二十日，唐太宗将年仅8岁的小女儿封为衡山公主，食邑三千户。衡山郡即是衡山所在之地，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唐太宗却大方地将衡山作为封邑，封给了这个嫡出的小女儿。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意欲谋反的事情败露，而通观历史上那些走上谋反之路并失败的皇子，下场往往只有身首异处这一种结局。但是轮到李承乾时，唐太宗却沉默了。

承乾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感到失望，为了将爱子栽培成为合格的储君，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只是李承乾逼宫谋反固然是大错特错，但唐太宗终究还是爱着这个儿子，更不想让逝去的妻子伤心，可是自己又不能公然带头违反法律规定，这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唐太宗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拿到了朝上，扔给了诸位大臣——你们说说，该怎么处置承乾？结果没有一个大臣敢回答。

因为关于皇子谋反一事该如何处理根本就无需商讨，按律当诛，可现在唐太宗却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询问要怎么处理李承乾之事，很明显就是在表示他根本不想杀了李承乾。最后还是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说：“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于是唐太宗下令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总算是保住了儿子的一条性命。而来济也因为此事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纵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因为夺嫡而双双被贬，唐太宗也因此伤透了心，但为了同时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唐太宗果断立了年幼但性格温和的幼子李治为太子，并说了这样一段话：“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而意欲夺嫡的魏王李泰所得到的最大处罚，也不过是降了一级爵位，只被贬为了东莱郡王，后又改封顺阳郡王。

李承乾作为谋反案的主谋保全了性命，只被废为庶人，但身为从犯的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却依旧难逃一死。杜荷死后，唐太宗心疼女儿，于是亲自为她挑选了薛瓘作驸马，而为了让城阳这一次的婚事再无缺憾，唐太宗特意令人占卜了一番，卜文则显示：“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

按照当时的惯例，婚礼应于傍晚时分举行，不过根据占卜的结果，婚礼需要白天举行才会吉利。于是唐太宗决定破例将城阳的婚礼改在白天举行，但此举却遭到了马周的强烈反对，唐太宗不得不作罢。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城阳与薛瓘的婚事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夫妻二人婚后感情十分和睦，他们的儿子薛绍正是日后唐高宗爱女太平公主的驸马。

八月，正值青春少艾的长乐公主病逝，唐太宗对爱女的早逝悲痛异常，下令让长乐公主的墓使用了三道石门的规格——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

然而皇家的不幸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唐太宗一直亲自抚养在膝下的晋阳公主也因病逝世，年仅十二岁。唐太宗悲伤不能自己，甚至一个多月都不能正常饮食，每天要哀伤数十次，身体也因此变得羸弱不堪。大臣们纷纷进谏劝慰，唐太宗则答道：“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此悲伤根本无济于事呢？只是情不能自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恸。”

最终唐太宗只得强忍悲伤，下诏给有关官员，将晋阳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于她的墓旁修建佛祠，以此为不幸夭折的爱女的往生祈祷，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给予自己一丝丝的安慰。

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李承乾逝世于黔州，唐太宗为此辍朝，并以国公礼安葬了他。

贞观二十年，高士廉生病，唐太宗亲自到他的府邸看望他，提及往事时不禁潸然泪下。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于长安崇仁里，唐太宗带着病体执意要亲临宅邸吊丧，并对前来阻拦的房玄龄说：“我这次前往，不只是为了君臣之义，更是为了当年允婚的情谊，士廉也是我的舅舅，姻戚义重，你不用再劝我了。”于是唐太宗带着数百骑士兵从兴安门出发，一直到了延喜门，长孙无忌上前说道：“陛下圣体抱恙，此时前去吊丧是大忌，陛下念及亡舅的旧情，臣很感激，但亡舅临终前曾说过：‘陛下对我恩情甚重，我死了以后也许会亲自前来吊丧，而我只不过是朝堂上很普通的一员，活着时对陛下没什么帮助，怎么可以死后还要让陛下如此劳烦，如果我泉下有知，一定会十分愧疚的。’”长孙无忌跪在唐太宗的马前流着泪极力劝止，唐太宗这才答应回宫。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将顺阳郡王李泰重新进封为濮王，食邑一万户。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子李治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如此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允许，即使是太子，也没有这个能力与胆量这么做，而《诏建大慈恩寺》这封诏书也证明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寺庙得以修建，正是出自唐太宗本人的旨意。

十二月大慈恩寺落成，唐太宗下诏令太常卿李道宗带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等人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务必要让大慈恩寺显得庄严肃穆，并下旨度了三百名僧人，请了五十名得道高僧。随后，唐太宗又带领太子李治与百官在安福门楼执香炉，目送高僧与各种佛像、经卷、舍利等依次奉进大慈恩寺，各种奇珍异宝“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就在长孙皇后的生辰这一天，唐太宗将妻子所生的小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长孙诠，唐太宗还因此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唐朝将州县分为八个等级，岐州位列第二，仅次于雍州、洛州、并州，中晚唐时更是一度被定为了西京，所以长孙操身为一介臣子，只因儿子尚主便被提拔为了岐州刺史，唐太宗对衡山有多重视可想而知。但是公主出降的仪式极为繁琐，所以遗憾的是直到唐太宗驾崩，婚礼仍未完成。

五月己巳，唐太宗崩于九成宫含风殿。八月庚寅，唐太宗下葬昭陵玄宫，与长孙皇后同穴而葬。

随着唐太宗的逝世，一代贞观帝后的故事似乎就此落幕。其实不然，从古至今各种关于贞观帝后的传说一直屡出不穷，至今未歇，比如长孙皇后怀孕患重病，孙思邈引线诊脉传颂千古；又比如唐太宗为产后体虚的爱妻访求一种名为蜜碗的美食；再比如唐太宗亲自酿了葡萄酒与长孙皇后共饮等等。

而关于长孙皇后的种种事迹，也历来为世人所喜闻乐见，如长孙皇后所作《春游曲》，唐太宗对妻子的这首诗是“见而诵之，啧啧称美”，但偏要有老学究认为长孙皇后作为一代贤后却“作情艳，恐伤盛德”；又如长孙皇后一双保存至宋时的岐头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这双岐头履由鲜艳光灿的羽毛织成，黄金珍珠点缀其中，后来传到宋代秘库中。此履制作精细绝伦，宋朝画家米芾奉命为文德皇后履作画题字，后又流传到明代，亦被时人当做国粹来保存，有人欲出数万钱只为看一眼，主人仍不许。

而这只遗履的出现，也使长孙皇后“布衣补丁”求贤德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双鞋子尚且如此华丽，那么衣饰的华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事实上史书记载的也是长孙皇后对这些衣饰物品的态度是够用即可，杜绝不必要的铺张浪费，而不是说她苛求自己，只穿破旧或打着补丁的衣服。而这双饰金缀珠、丹羽织成的遗履也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长孙皇后灿若丹羽，金裹珠耀的华丽一生。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唐太宗的后宫那么风平浪静，是长孙皇后的宽容慈悲感动了这些嫔妃吗？不，当然不是！宽容慈悲并不能阻挡争宠出头之心，史书中不乏善良的皇后被得宠的妃子踩下去的例子，能让后宫风平浪静真正平息了争宠之心的只有皇帝本人。也正因为唐太宗只爱长孙皇后一人，后宫中这些除了生育皇子外再无记载的无宠嫔妃们并不会蠢笨到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只能安分守己，后宫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为什么不妒忌后宫，为什么会善待后宫？原因很简单，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并非唐太宗才有，何况历数唐太宗后宫的嫔妃，基本上除了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外再无更多的记录——对于早已三千宠爱在一身的长孙皇后而言，这些无宠后宫又有什么值得她妒忌呢？这个世上锦上添花者也许不多，但更多人也还不屑于落井下石，面对已无力还击的这些弱者，长孙皇后照顾她们，善待她们一些又何妨呢？

很多人奇怪，魏征明明阻挠皇帝给长乐公主加嫁妆，长孙皇后却重赏魏征，这是在假装贤德吗？她难道就不想亲生女儿嫁得风光些？答案很简单，因为她的女儿一直很风光，“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公主”，这句话已经胜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奇珍异宝，这句话就是长乐公主最为珍贵的嫁妆。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临终前为什么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难道她不想家族荣耀吗？理由很简单，当一个皇后不用去担忧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实在太好了。 　

吴王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妃。 恪天然帝王的资质，又深得太宗的器重，仅仅是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爱女，他便只能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恪慢慢地对这一点看得很深也很透彻，所以他才能当机立断，决意清心寡欲，远离长安这权力的中心，在偏远的江南做他天高皇帝远的吴王。然而，最终，他还是被褥冤枉地连坐于房遗爱的谋反案件。

“金飙扇徂暑，玉露下层台。接绶芳筵合，临池紫殿开。日斜林影去，风度荷香来。既承百味酒，愿上万年杯”，这是初唐重臣长孙无忌的《早秋侍宴应诏》，文辞华美，比之他主持编写的《隋书志》、《唐律疏义》（30卷），别有一番情调，他一生的辉煌功业却不在此，而在辅助一代英主李世民开创了大唐帝国旭日东升的辉煌。他的家族源自北魏皇族，他是唐太宗的股肱大臣，他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他还是唐太宗的儿女亲家，名列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中的第一位。他在唐太宗去世以后，以元舅辅政，为了稳固唐高宗李治的皇位，亲手制造了惊天大案，诛杀了名望素高的吴王李恪，以绝四海之内的期望，为绚丽的初唐抹下了无比悲怆的颜色，而这一悲剧的导火线就是吴王李恪和唐高宗李治的亲妹妹高阳公主（始称合浦公主），这个美丽的女人可怕的任性和可怕的无知牵连了李恪的性命，但李恪直到临死，都没有埋怨她一句半句，他只是痛骂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他的诅咒变成了事实，武则天后来居上，长孙家族在武则天的荼毒之下，走上了同样悲怆的凄凉末路，这是历史的周期率，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不断重复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
高阳公主不想伤害吴王李恪，吴王李恪却因为与她过从亲密而丢掉了性命，高阳公主想让房遗直完蛋，而长孙无忌偏偏让房遗直活下去，在痛恨和痛苦中度过了暗淡的余生。其实，没有高阳公主，长孙无忌也要收拾吴王李恪，因为李恪实在太出众了，“有英武才”，果敢坚毅，最象李世民，他的身上集合了一个女人对男人的全部幻想，如果他是长孙皇后的嫡子，谁都无法动摇他继承人的地位，可惜，他的母亲是隋杨帝的皇女，即使他能以庶子的身份成为大唐储君，开国功臣们也不愿见到隋杨帝的血脉卷土重来。
李恪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的身上融合了隋杨帝和唐太宗两位帝王高贵的血脉，融合了北齐、北周、隋、唐军事贵族勇武豪迈的血统，他文武双全，英俊挺拔，在胡化严重的关陇贵族集团中，他也是最最出色的美男子。他没有建过什么大功业，却“名望素高”，深得人心，当他牵连被诛时，“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可见，他象他英武绝伦的父亲一样，是个魅力无穷的万人迷。这种让人折服的巨大魅力，却成为木偶剧中皮诺曹的长鼻子，鼻子越长，越容易撞到铜墙铁壁，不幸的是，皇位只有一个，兄弟却有一群，而他只是庶子，长孙无忌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万般无奈中，立了晋王李治（长孙皇后的亲生儿子），唐太宗相信晋王的仁厚，并以此断定仁厚的晋王不会危及吴王的生命，但是唐太宗却低估了长孙无忌的冷酷和狠毒，长孙无忌曾和唐太宗一起，为了大唐的皇帝宝座，诛杀了身为嫡长子和储君的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亲兄弟李元吉。李世民兄弟姊妹众多，只要没有威胁到皇权的根本，在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中都能平安渡过，因为他们没有皮诺曹的长鼻子，但吴王却有，对于晋王李治来说，吴王“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吴王是天生的帝王胚子，也是天生的帝王材料，名望极高，只要有人拥戴，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吴王也的确不甘寂寞，因此，从晋王被立为储君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吴王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如同后世的武则天当政，“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李千里就是吴王李恪的后裔。李世民对吴王的钟爱和忧虑，可见于李世民的诫子书，“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1、可悲可叹的血统论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要知道这隋唐两朝的血统可是人家恪大帝骄傲的资本啊，《旧唐书》在人家的列传中还花了七个字的笔墨特地强调了一番：“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这明明是人家恪大帝数的过来的谈资，结果偏偏老有人非要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冷艳的血统扭曲成“前朝逆种”，莫非只有这样才能将恪大帝的人生塑造得更为悲情些？

对于这点我是颇为不解的，估摸着也永远理解不了，因为懒得去理解这些火星上的来客的思维回路。反正但凡是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娶前朝公主为妻做妾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尤其是对于那些亡了国的公主来说，能够有个还算安稳的归宿已经要阿弥陀佛了。如北魏拓跋圭的皇后就是后燕慕容宝的女儿；拓跋嗣的姚夫人是后秦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拓跋焘的赫连皇后即夏武烈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右昭仪是北凉的兴平公主；东魏元善见的高皇后正是北齐太原公主。

至于所谓的两朝血脉那更是再寻常不过了。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

不过也许因为本人比较孤陋寡闻，所以从不曾听说过哪位皇子因为是前朝公主之子而备受冷落的，又或是因为身怀两朝血统而备受猜忌，从而与皇位绝缘的。

本人只知道“破镜重圆”的女主角就是陈朝的乐昌公主，被隋文帝乱点鸳鸯谱赏给了破陈有功的杨素做妾，结果杨素成人之美了一回，最后将乐昌公主归还其夫徐德育；还知道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况且萧皇后的亲弟弟萧瑀可是唐朝的重臣啊，若是按照血统论来看待的话，他能在武德贞观年间蹦跶得那么欢？

不过要想以此推断出李恪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身份是多么的睥睨众生的，也可以洗洗睡了。毕竟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各代王朝与统治者是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唯有高门大姓的士族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可见汉以后唐以前的所谓王朝血统与公主下嫁，根本不及士族之间的联姻来得更有身份。

更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对李渊是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在名义上也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么将他表弟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

想来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李建成，而不是塞给至少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八年前还是储君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即便是给李建成做妾，怎么说以后还能混个皇帝的妃子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日后最多也只不过就是个正五品的孺人。

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可见这位杨公主如果真的那么身份尊贵的话，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

总之恪大帝的“两朝一脉”就是一把双刃剑，砖家们自攻自受挥洒自如，需要的时候就吹嘘“我家三三可是高贵冷艳的隋炀帝女的儿子哦，两朝一脉哦”，等到要给她家三三找被炮灰掉的借口时，“两朝一脉”就又成了最大的悲情因素。所以事情的真相如何不重要，反正所谓的真相只在砖家的三寸不烂之舌上翻滚。重要的是砖家们会自行根据场合的需要来解释，这“两朝一脉”究竟是用来贴金的好呢，还是用来诠释恪大帝的悲剧好。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

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虽然很舍不得李恪离开长安远赴藩地，但唐太宗为了家国天下不得不这么做。

②《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唐太宗对李恪十分牵挂，时常写信给他，甚至还说知道他刚离开父母膝下一定十分不舍，所以想给他一些珍玩以作安慰却又怕他不务正业。唐太宗对爱子的挂念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

首先，若说唐太宗舍不得李恪离开自己离开长安到藩地上任，只是为了安定天下不让众人起了夺嫡之心而不得不为之，那么同样是成年的皇子，同样依例应当前往自己封国的李泰与李治呢？

李泰不仅到了年纪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的。而李治更是“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李治不仅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抚养在身边，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能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身侧，但是李恪没有。也许有人认为是朝臣的反对与力谏，使得李恪不得不远赴封地，但是唐太宗可不是会这么乖乖听话的人。

《旧唐书》中有记载，李泰撰成《括地志》后，太宗“赐泰物万段”“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惹得褚遂良上了一篇《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唐太宗虽然对褚遂良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并没有因此削减李泰的开支，而是下了一封《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取消了太子的开支限制，变相地维持了李泰逾制的花销。可见群臣的意见唐太宗虽然会听取，但如果他是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总有达成的手段。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想将李恪留在身边以成全自己的爱子之情，是绝对能做的到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其次，贞观十一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天性，不用教也知道。但你做儿子的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父亲再爱你，也救不了你，你看前朝燕王的例子，还不懂得要循规蹈矩吗！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像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简直就是在训斥了。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而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此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批评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自己的封地犯了事后，唐太宗也曾“敕书诰诫之”，所以这封信可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告诫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纪王慎……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慎少好学，长于文史，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太宗年长的皇子唐高宗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德行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后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于是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一来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为年长的（二皇子李宽早夭），二来贞观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显不成器的李愔、李恽等人，品行也要好得多。相比之下，贞观十六年才开始上朝参与政务的李治自然不够老练成熟。

“贞观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唐会要·公主·杂录》）

但是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所想到的。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坐看长孙无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怎么可能只被长孙无忌这么一劝，便立刻就此作罢。而且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嫡子们：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若是李恪在唐太宗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

更何况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的重要事件主要表现在他本人的列传中，然而《旧唐书》却只在长孙无忌传里将此事一笔带过。想来就连史官也觉得，唐太宗虽然有过“欲立吴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后却让李恪的提名沦为了打酱油的，这件事对于李恪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多光荣的事迹，所以才会在他的列传中根本就只字未提。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从二品）、秦州都督（正三品）、齐州都督（从二品）、潭州都督（正三品）、安州都督（正三品），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年的时候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唐会要》）

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想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极有可能仍只是个下州，那么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为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并且这此没能再以年幼为由不之官了，《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所以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就去了自己的封地，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恪被授予潭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的这个都督之位便丢了。

等到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落差对于李恪来说不能说是不大，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至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的同胞弟弟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甚至被唐太宗斥责为“不如禽兽铁石”，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6、“显赫”的妻族

根据《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上的志文，杨妃于贞观五年嫁于蜀王李恪，其父是右卫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静公杨誉，祖父为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

如此看来这位杨妃的出身也是不错的。然而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贞观七年的时候，杨妃的父亲杨誉居然干出了“在省竞婢”——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这等极为失仪的事，被都官郎中薛仁方拘留审问后，杨誉之子竟然趁机诬陷薛仁方，一口咬定他是故意和皇亲国戚过不去。好在魏征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薛仁方这才免于了被解职的危险。

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亲父兄的品行都如此了，可想而知杨妃的品性又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李恪贞观五年便成婚了，却一直等到贞观中期杨妃过世了，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才迎来了自己的头一个儿子，女儿信安县主也是贞观二十二年才出生的。想来杨妃不仅自己无法生育，还不让府中的妾室生。所以“英果”的吴王也只能等到杨妃过世了，续弦了萧妃，这才得以传承自己的香火。

再看李恪的继室萧妃，虽然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这位萧氏就是出身兰陵的那个萧氏，但是即便李恪的这位萧妃出身再寻常至极，也要比杨妃强上太多了。

毕竟人家贤良淑德总是有的，萧妃进门后，李恪一举得了四个儿子和至少一个女儿就是最大的铁证。而且比起杨妃的父兄整天只知道打着蜀王妃的名号胡作非为，萧妃的家人至少没有因为恶劣行径而被史官记上一笔——不给吴王抹黑就已经是最大的争光了。

由此可见娶妻当娶贤是多么的重要！不然李恪作为堂堂一介吴王，怎么整天只能干出些打猎踩庄稼、和乳母的儿子赌博这些显然有失皇子身份的事呢？所以李恪屡屡在自己的封地上犯错，也着实怨不得是他自己不争气，因为归根究底都是拜其妻杨妃及妻族的胡作非为所赐。

在家中缺乏“贤内助”帮衬的情况下，吴王就是再“英果”，也是有力无处使啊。

7、“正直”的下属

关于李恪的幕僚，目前唯一可考的是曾经担任过吴王长史一职的权万纪。

话说这权万纪也是个“人物”，因为敢于直言，所以从潮州刺史提拔为正四品下的朝廷京官。而身为持书侍御史，权万纪理当好好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向上升迁的机会，继续发挥自己直言善谏的一面，结果却不然。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权万纪升职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告讦谮毁”——揭发别人的隐私、诬陷诽谤，甚至肆意弹劾别的大臣，惹得朝臣惶惶不安。

最后魏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之下非常严肃地向唐太宗上奏说：“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一针见血地指出权万纪不过是个意图骗取直言敢谏之名的小人，认为唐太宗若是出于招揽敢于进言之人的目的，也大可不必将权万纪这样的人留在朝中，因为这样做只会有损自己的名声。

唐太宗听了之后，欣然采纳了魏征的建议。权万纪后来“奸状渐露”，被贬为了连州司马，史书上记载此消息一出，朝廷其他官员的反应是“咸相庆贺焉”，可见权万纪平日里的行径是有多么的卑劣与不得人心了。

这里可以顺带一提司马一职，这个职位在唐朝便是贬官的象征。唐朝在每个州都设置了司马一职，名义上为州郡佐官，实际上就是用来安排京城中那些被贬谪或是闲散的官员。

被贬出京后，权万纪就一直外放做官，正是在这期间，权万纪做了吴王李恪的长史。

虽然权万纪具体上任的时间已无从得知，不过既然能让《旧唐书》认为其“有正直节”，那么应当是贞观十二年前后，李恪在自己的封地屡屡犯事遭唐太宗训斥贬官削俸的这段时间。因为之后的李恪虽然对大唐无甚功劳，却也没再犯过什么错处而再被斥责——对比齐王李祐与蜀王李愔这种屡教不改的，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想必李恪能够老老实实地待在封地不再犯错，与权万纪最为擅长的“犯颜切谏”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权万纪在此时表现出了“有正直节”的样子，于是唐太宗又将他指派给了另一个喜欢在封地上屡屡犯事的皇子齐王李祐，意图将其“匡正之”。

然而事实证明，唐太宗终究还是太高看了权万纪。因为做了齐王长史后，权万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性再度暴露无遗。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祐在自己的封地“溺情群小，尤好弋猎”，又在其舅阴弘智——一个正七品下的尚乘直长的挑唆下，萌生了谋逆之心。而权万纪接任了李祐长史一职后，自然是兢兢业业，看到李祐胡来就犯言直谏，“骤谏不纳”后便把李祐平日里喜欢接触的那几个小人统统打发掉，结果李祐又将他们偷偷地找回来，还“狎暱逾甚”变本加厉。

而唐太宗见李祐不能悔过，“数以书责让”，权万纪见状唯恐自己也会被牵连受罚，于是主动上京向唐太宗信誓旦旦地保证李祐一定会改过。结果李祐认为只有自己被斥责了，对权万纪极为不满。而权万纪“性又褊隘”，只知道一味地严防死守，不准李祐这个不准李祐那个，惹得李祐大怒甚至想杀了他。不过权万纪事先得了风声，将意图谋杀自己的几个人全部关进牢里，并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最后唐太宗令人将李祐与权万纪带回京城，权万纪奉诏先行，却被李祐在半路中射杀而死。

总的说来，权万纪表面上看起来为人挺正直的，然而正如魏征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实质上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辈。

说其是“小人”也许还不够恰当，但半生庸碌、外强中干的确是权万纪的真实写照。因为能够直言进谏所以被诏进朝廷当官，结果又不能真正有贡献于朝廷，反而成天只知道诬陷诽谤别的大臣，就连房玄龄、张亮这样的肱骨之臣都被谗毁过。权万纪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位正直的人会有的。而被外放做官后，权万纪又不能妥善地处理好与李祐的关系，反而变相地让其恶行变本加厉。可见权万纪所谓的“有正直节”不过是表面功夫，“以取强直之名”方是其本质。

8、“显贵”的后代们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恪后来被追封为郁林王，实际上是从一品的郡王，长子李千里被封为从三品的郁林县侯。武则天的时候，李唐宗室诸王中德高望重的都被杀得差不多了，只有李千里因为无才无德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多次进献吉祥的物品才得以免于祸患。李唐宗室复辟后，李千里进封成王，与自己的儿子李禧跟随节愍太子起兵结果兵败被杀，等到睿宗即位后，睿宗虽然称其“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又表示“永言沦没，良深痛悼”，结果也只是官复原职，既无追赠亦无改葬。

次子李玮早卒。唐中宗初年追封为朗陵王，他的儿子李袨过继给了李恪的胞弟蜀王李愔，官至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唐玄宗的时候爵位改成了郡王，不过从礼法上来说，这支已经与李恪无关了。

三子李琨，《旧唐书》上说的很清楚，唐玄宗的时候因为占了儿子李祎的光，被追赠了个正三品的工部尚书，并被追封为了吴王。所以显然李琨能够被追封为吴王，与自己的父亲郁林郡王李恪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自己儿子的功劳。而且李琨被追封后没有改葬，也没有因为追赠而补发俸禄。对照一下同辈李治的嫡子们，不是皇帝就被追封皇帝，不能追封为皇帝的即使被废后仍追封为太子；再比较开元同期，李隆基兄弟除早夭的为亲王，其余的不是被追封为皇帝就是太子。再想想李琨的幼子李祗早在唐中宗的时候就继承了吴王这个封号，就知道李琨追封的这个“吴王”究竟能有什么分量与荣誉了。

李琨的幼子李祗继承了这一脉，李祗是经过几次升迁才做到了从三品的陈留太守，而他的儿子李巘先是凭借门荫补了个五品官，后来继承了嗣吴王的爵位。《新唐书》中说李巘死的时候被追赠了太子少保，但因其“历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风雨。收恤甥侄，慈爱过人，家无留储”，所以最后还是“公卿合赙乃克葬”。这点就不太能理解了，为什么李巘本身是从一品的爵位，死后又被追赠了从二品的官职，然而朝廷却没赏赐任何丧葬钱物，甚至需要同事们凑份子才能顺利安葬呢？

四子李璄，唐中宗的时候被封为归政郡王，因为其兄李千里参与了节愍太子起兵一事，所以连坐被贬为南州司马。最后卒于任上。

至于李琨的长子李祎，因为过继给了江王李嚣，所以从礼法上也排除在了李恪这一脉之外。不过既然《旧唐书》中郑重其事地声称李琨得以追封吴王是因为李祎的“显贵”，还说李祎的三个儿子“皆至达官，别有传”，那我们就来看看李祎这一脉究竟显贵到何种程度。

李祎本来是继承了江王的爵位，但最后还是降了一等爵变成了信安郡王。不过李祎在唐玄宗的时候可谓是官运亨通，虽然他立下最大的军功时候，算起来已是60多岁的年逾花甲年近古稀之龄了。但史书上对吴王李恪这一脉特别的有好感，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固然是因为他的军功得以封官，他自己也加封了从一品的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又兼任了支度使、营田使等官职，但史官仍要为其感慨一句“其赏不厚，甚为当时所叹。”等到天宝元年李祎成为太子少师，旋即就退休了；再等到第二年升为太子太师时，委任书刚下，李祎就病死了。根据《旧唐书》的记录来看，虽然史官记载唐玄宗听说李祎死后痛惜了很久，但李祎作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官却连个谥号都没上，丧葬规模如何更是不得而知，而太子李亨对他的老师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

由此可以参考一下李治是如何对待李绩的，加封李绩为太子太师时还特地增加他的实封共一千一百户；李绩生病的时候，李治和太子送药给他服用；李绩死后，李治为他辍朝七日，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最后风光陪葬昭陵的时候，李治更是“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恸悲感左右。”

再来看看史官专门为之单独成传的李祎三子。

《旧唐书》说李峘是以郡王子例封为国公的，唐玄宗在成都的时候健儿郭千仞趁夜谋乱，李峘等人带兵平定，却只加授了正三品的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而李岘以门荫入仕，经过“累”迁才做到正六品下的畿县令，不过按照“一品子正七品上”的规定来看，可以反证其父李祎的“显贵”了。然而就在长孙无忌被黜自尽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的嫡孙长孙延就已经捞到了正五品以上的京官。而李岘后来因为“匡翊肃宗”有功，得封国公。李峄则是最后官至从三品的蜀州刺史，史官称这一门显贵的三兄弟为“荣耀冠时”（不知道同祖同辈的李巘被同僚凑份子下葬的时候这三位在哪里）。

这三兄弟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李岘，史官称其“少有吏干”“为政得人心”。然而正是在李岘身为京兆府尹的时候，杨贵妃的族人横行长安，李岘不仅对此束手无策，还被杨国忠找了个借口贬出jing城。直到唐肃宗上台后，才重新重用了他，最后更是“与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又因为李岘“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岘”（位望“低”的第五琦不服：作为税法改革家，咱只受制于皇上）。结果“专权”的李岘“为中官所挤”，遭到李辅国的排挤，成为唐朝首位屈居于阉官之下的知名宰辅。

就史书中的记录而言，李恪的子孙后代看上去都是相当的显贵，不是嗣吴王就是官至正五品以上。然而无论是李恪的di系李祗一脉，还是出继江王的李祎一脉，历仕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乃至以后的各代唐朝皇帝，却都不曾将本就葬在长安的李恪之墓陪葬昭陵，这又是何因？反观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出仕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就亲自下诏追赠李承乾为恒山愍王，以及褒赠了李适之的父亲伯父哥哥等好几个人。《旧唐书》中有言：“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

而且相当令人玩味的一点是，李恪的儿子李璄，孙子李祗，曾孙李岘、李峄、李巘都曾做过宗正卿一职。

宗正卿职责何在？

简单点说就是掌管皇族资料的。所以聪明的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史书中说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而我们后人读起来只觉得相当的空虚，因为根本找不到相关的史料可以证明李恪究竟有什么文才和武才的，原来原因就在于此。

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有关李恪的资料被人篡改过了，如今看来的确是非常之有可能是被人篡改过了。不过可不是什么“胜利者的史书”，而是身为掌管皇族资料的宗正卿可比所谓的“胜利者”们更有实质的权力——正所谓是“县官不如现管”。他们要是将这些皇族的资料不动声色地修改一下，就算是皇帝也发现不了。

所以别的皇子亲王有名望有才能有吏干，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事迹作支撑的，唯独李恪这里就只有非常浮夸的赞美之辞而已。而李恪的后人们之所以只添了些溢美之辞却没有增加更多的事迹让李恪的生平看上去更完善一些，想来一是因为李恪真的没什么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二来也是不敢随意乱编事迹添上去，因为多方一印证就有可能出现纰漏。所以最多也只是夸上几句，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反正读者也不可能穿越回去，就算是有所猜测也无法证明了。

而且李恪的后代历任宗正卿的时候已是中晚唐，联想一下五代十国因为战乱，李唐di系的资料散佚不少，唯独李恪这一脉的信息却能保存得如此“详实”。其中究竟有多少猫腻，呵呵，自己思索去吧。

去看《调教初唐》吧，那个作者写的很详细。

答：唐太宗去世后，长孙无忌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李恪自缢，年仅34岁，成了大唐三百年最悲情的王子。吴王李恪 李恪，唐太宗第三子，母乃隋炀帝之女。 郁林王恪，始王长沙，俄进封汉。贞观二年徙蜀，与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国， 久乃为齐州都督。帝谓左曰：’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籓 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十年，改王吴，与魏、齐、蜀、蒋、越、纪六 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赐书曰：“汝惟茂亲，勉思所以籓王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今当去膝下，不遗汝珍，而遗汝以言，其念之 哉！”坐与乳媪子博塞，罢都督，削封户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 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 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 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 “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四子，仁、玮、琨、璄并流岭表。显庆五年，追王郁 林，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 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 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 ，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从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以后赐吴王恪书可以看出，太宗逝世之前，他都还是很有野心的，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若吴王恪是个太过于本分的人，太宗也不必如此费尽苦心地告诫他。 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得不提。 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主要原因他是隋炀帝的外孙，所以，人们担心残暴的隋朝会卷土重来，所以就算他如何有文武才，又如何善骑射，在当时也不可能让他当上皇帝。 至於之后他能当上司空，我觉得是李治和长孙无忌的一种政治伎俩。挑个在皇帝上头最大的兄弟封赏，安定人心。李治岂是无能，他知道他的三哥就是他当皇帝最大的阻碍，只有除了他，他才能安枕无懮。长孙无忌更不是不忠或什么奸诈的，只是他是随李世民南征北伐才打下大好江山，当然不会拱手将皇位送给这个隋炀帝的外孙，吴王李恪。吴王恪是唐太宗的第三子，乃太宗与隋帝之女所生，集隋唐两代皇室血统.生平事迹并不多，但是被太宗看成是"英果类我", 十四个儿子中,只有吴王恪才有此论. 以至最后被长孙无忌所害,海内皆冤之.而本人实感遗憾.如果太宗可以立李恪为太子,可以想像,另一个贞观之治可以再现,唐朝就不用武周之乱,使江山易手他人.但是其难度有多大,一为庶出,二为其外祖父为千古暴君隋炀帝. 但人不可能蹋进两条河里面.这种假设也只不过是个人愿望而已。宋朝的新唐书编制者欧阳修及司马光等对李恪怀怜悯之心.唐朝一族中的后裔,最有才能者莫过于吴王恪之后.四子皆有名于史,四个曾孙皆官至宰辅.十一世孙唐末之太子太傅李道,在照宗迁都洛阳中,是照宗的几位心腹之臣.说出唐祚将逝,叫各宗亲各奔前程.明太宗关于授安州刺史吴王恪等官制文授安州刺史吴王恪等官制门下：体国经邦，资懿亲而作屏；设官分职，俟方岳以宣风。用能式固本枝。克隆盘石。前安州都督吴王恪等，并识量明允，体业贞固。礼高彝器，望重维城。学艺之誉日新，忠孝之风早茂。分命有典，佥议攸归。可依前件。 史书关于太宗第三子的记载甚是寥寥，仅留给后世人一个模糊笼统的印象。 李世民共有十四子，系皇后及九位嫔妃所生。若论这些王子的母亲，则三子李恪的母亲最尊。 《旧唐书.太子诸子传》记载：恪母，隋炀帝女也。”《新唐书》中也记载：“（恪）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从史书的记载看，李恪身上有着隋唐两代皇族的血统，可谓是大唐最尊贵的王子。 李恪不仅身份尊贵，且“善骑射，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太宗诸子传》）。《资质通鉴》所记与此相同，并综合评论说：“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 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李恪文武兼备，刚毅坚强。因是庶出，一生都摆脱不了陪衬的命运。他的母亲是前隋公主，他就是前隋皇帝的外甥，这个身份却注定要受到打击排剂的命运，长孙无忌当权，岂会看着自家外甥的王位被外人夺走？李恪成为一个悲情的人物，最终一无所获，在那个时代也就在常理之中了。尽管唐太宗曾出“英果类我”的评语，可见对这位三王子的喜爱之情致深。 唐太宗在立皇储这件事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在《新唐书》读书 笔下了这样的批语：“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看看这些，我觉得李恪是最初败在唐太宗的失误，最后败在太过急躁，不会韬光养晦，这是他失败的最大原因。如果李恪不想当皇帝，李恪没有野心，那他就不是李恪了.他虽没有成为大唐的皇帝,但在人们的心里他永远是一代英雄王子---李恪。 李恪有那么沉重的心事，偏偏有那么单纯肆意的笑容；暗使心机手段，却又那么冲动血性。集冷酷与多情，坚强与脆弱，复杂与单纯……种种矛盾于一身。看他在颉利大营的明锐英发，在老师面前的孩童心性，在对手面前的凌傲不逊，在爱人面前的诚挚深情……。最打动我的，是他那满含悲痛、凄凉、无助、绝望的一双泪眼。呵呵，真的很没办法，这种神态太具蒙蔽性了，很容易让人原谅他的种种不好，而生出强烈的怜惜之意，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想要的一切。大唐王子李恪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他的悲情命运。帝王之家的身世，不仅没使他终其富贵颐养天年，反而使其命运多舛英年早逝，成为大唐史册上最悲情的王子。 李恪，这个唐太宗李世民与隋朝公主所生的儿子，既是大唐的皇子又是前朝的皇孙，继承了两代帝王的血脉，是两个朝代兴衰荣辱的见证。诚然，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名望素高，欲立为太子，”（《旧唐书.太宗诸子传》），但李恪却有天生无法改变的血缘，他的母亲是隋炀帝之女，他的身上永远摆脱不了隋朝的阴影，朝堂上的官员既是大唐的功臣，也就是隋朝的叛臣，李恪的血统会让朝臣们忌惮，李恪敏感的身份，注定他只能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这虽然不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是历史的选择，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无法容忍一个有着前朝血统的王子成为储君，哪怕他是最优秀的，是融合了两代帝王血统的。这个最像唐太宗的隋唐之子上台，只能再次揭起隋唐之间的旧疤新怨。 血缘的关系纠缠不休，那些功臣们又打出了另一张王牌。按照隋唐之前的封建礼制，君王立太子，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立嫡不立庶。大臣褚遂良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虽然李世民发动玄午门之变，废掉李建成，迫使李渊禅位于他，但他也没敢逾越出立子以嫡的宗法制度。所以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只能是长孙皇后所生的李承乾、李泰、李治兄弟三人。李恪再优秀，也挣脱不了庶出的背景，只能望着皇位郁闷了。 但是，以唐太宗李世民的睿智和魄力，何以不知继承人的选择关系国家社稷安危呢？何以分辨不出几个皇子的高低优劣呢？其实，李恪的身世和身份在李世民的眼里根本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李世民的确有所忌惮和隐忧。他忌惮李恪的对立面，那些世族士大夫。以士族集团为基础的统治阶级左右着大唐的国家政权，长孙家族出现了辅政达三十多年的长孙无忌和正宫娘娘长孙皇后，成为打着封建礼制的幌子誓死保卫嫡子继承权的庞大势力，触动这些人或集团的利益，必将影响李氏江山的稳定性和延承性。李世民这个靠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的大唐皇帝，在打破封建礼制之后，又伪装封建卫道士，竭力避免诛杀手足兄弟的残酷事实重演。是以，尽管李世民英武绝伦，但他不敢轻易拿政权开玩笑，立子以庶。是以，李世民只能冲长孙无忌发发火：“公岂以非己甥邪？” 电视剧在塑造李恪人物形象时，解读他雄心壮志,有才能,有智慧,做事雷厉风行，但也浓墨重彩地突出了李恪急功近利，行事卤莽等特点，甚至子虚乌有地勾画了他强奸太子妃一幕。似乎只有这样的人物性格缺欠，才为李恪不能接掌皇权开释了理由。但人无完人，与李世民残杀同胞兄弟，李治截留父亲的嫔妃，李隆基强占儿媳妇相比，李恪的这点过错反而使人物丰满可爱，欲恨不能。论智谋，李恪远胜于太子承乾，论学识，他不逊于魏王李泰，论胆识，他更胜过晋王李治。他出众如斯，却偏偏逃不过命运的掌控。若他平庸如其他王子，也许可以善终，做一世的闲散宗室。然名望如他，出色如他，心高气傲如他，却注定以悲歌作为生命的终曲。所以，唐太宗去世后，长孙无忌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李恪自缢，年仅34岁，成了大唐三百年最悲情的王子。 其实，李恪的悲情，不在于他奇特的身世和复杂的背景，那只是放弃选择的诘口，更不在于他融天地精华，木秀于林，风必吹之的孤傲。究其根源，在于封建王朝几千年的迂腐固执，在于封建制度的最高维护者李世民权衡利弊、弃英选庸的冠冕堂皇，无论其为了遵从封建礼仪，立太子以嫡，还是搞政治平衡，求得天下太平，他最终要维护的还是士族大夫的利益，因此立李治不立李恪在当时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但在历史上却是最大的遗憾。毛泽东对此评价说：“李恪英物，李治朽物，而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一世英明，一时糊涂。”可惜历史不能重来，后人只能为一个有才之士的冤屈而扼腕叹息。 李恪这一代的皇位之争实在不如他们老子那一辈玩得惊心动魄，如果李恪野心大一些，索性再发动一次玄武门事变，那唐朝的历史必将要改写了。或许就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不会有著名的开元盛世，不会有安史之乱，一切或许有更好的发展，或许有更糟的结局。然而，历史没有那么多假设，“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恪终究没能象父皇一样通过争夺战登上皇位，施展雄韬伟略。 李恪，这个败于时运的悲情王者，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皇子，注定只能在我们追忆大唐的时候用“盛唐之殇”来唏嘘感叹了。 恪公墓志恪字厶，陇西狄道人也。太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之第二子也。弗遵大训，侮慢彝则。譬以周德休明，管蔡为文王之子；汉邦隆盛，胥旦为武帝之男。爰自髫绮，早纡宠命，封汉中郡王。太宗龙德既升，帝业方远，康建茅社，式固磐石。进封蜀王，仍授大都督益简绵嘉邛隆六州诸军事益州刺史。纶绂已行，輶轩未驾。大开盛府，高选僚属。第优游于未邸，又育景于宸扃。改授都督秦成渭武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乃拥旆梁岐，驱马岍雍。度关山而明月，逾陇首而吟箫。跨蹑尽于华戎，刺举穷于河渭。七年，还授都督齐淄青莒莱密七州诸军事齐州刺史。居鲁卫之亲，任侯伯之重。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改封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不行，转授都督安随温沔复五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十一年，又与诸王同(缺一字)诏代袭安州刺史。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扼青芜于云泽，褫文豹于平林。大马悠悠，掩旬弥晦。主相之奏屡间于丹陛，士师之请频造于青蒲。天子鉴前王之辙迹，念姬德之仁厚。虽王赫斯怒，物皆无妄。而思贷之言，恕以更新。自是颇修外迹，怀卷凶戾。今上以大明纂位，敦序九族。饫赐加等，荣望益隆。（）拜司徒，徙授梁州都督。寻又重授都督安随温沔复五州诸军事安州刺史。任控方隅，位升台辅。履霜弗灭，坚冰转积。遣构之恶情灭于人理，干纪之衅罪拯于常刑。皇帝冤旒常宁，思八辟而兴念。公卿进执，三刺而无舍。春秋三十有五，以永徽四年二月六日薨于有司之别舍，呜呼哀哉。积恶数稔，自贻灰灭。虽行父之志，鹜鹰鹯而不已；姬文之泣，寔有怆于宸衷.乃下诏曰:恪等性各凶愚,识皆庸鄙.苞祸心于睥睨,彰逆节于家国..虽不义所(),旬人之制难亏.深衷所悼,私亲之情何已.以其年四月十五日优赐国公.葬于高阳之原也.()涂夙启,遣()宵溢.悼精魄之离散，闵生灵之永毕。导陇路之超远，望松（）之萧瑟。卷（）雾于（）（），（）愁云于豊（）。负深衅于重壤，背休明之白日。庶千载而申鉴，纪凶德于泉室。其铭曰：……地纪（效）灵天枢（表）庆宗文祖武光临宝命帝喾才子姬昌公姓玉叶载敷金柯以映（诞）维凶泪赤叨嘉福（属）系（璇）景气不青陆接萼文昭连华武（捭）照曜光宠声明事服拥万里锡壤千城履危忘惧（招）湍（处）辚辚车马靡靡旃旌（丘）驰原陆骋须（尘）（尘）（乾）鉴匪谌临下有赫警无妄肃敛凶（迹）大明载纂重滋宸泽（变）衮台衡董司方伯履霜既积祸淫斯着清问靡辞金（科）有附三千莫比八辟奚恕（敛）（耘）明刑甘心泉路圣慈恻隐（庸）被哀荣蜃慌宵引悲笳夜惊凄凉原野（寂）漠坟墓勒铭申（试）永志佳诚图片

http://hiphotos.baidu.com/principality/pic/item/bcac064e32a38c0fb2de059e.jpg大唐故左金吾卫大将军广益二州大都督上柱国成王墓志铭并序王讳千里，字仁，陇西成纪人也。神尧皇帝之曾孙，高宗天皇之犹子；实长吴嗣，别封郁林。尔乃导灵源于圣仙，格神功于天地。彤弓旅矢，受言藏之；青社白茅，宠章纷若。固已图分石室，事郁金板矣。王总气冲和，资灵峻极，黼黻言行，鸾龙符彩。年在总角，职委荒隅；亟环星纪，载康夷落。终能礼蟠于地，声闻于天，中朝嘉焉，征为岳州别驾。伯舆应海岱之召，子春受荆河之辟；昔唯人表，今特宗英；黑帻既临，彤襜无协，俄而高宗晏驾，太后循机，天子居房陵之宫，奸臣纵昆山之火。王隐若敌国，虑深属垣，畏涂叱驭，焦原跟趾。怀社稷之良策，挫风云之逸气；通变不羁，轮辕适用，乃授使持节襄、庐二州诸军事二州刺史。沉碑著绩，捧檄征才，汉池凝化，江浔偃德。累迁许、卫二州刺史。入夷仪而按部，临浚水而凭轼。韩崇之缉化，卫文之和人，不之能尚。初，孝和之在桐宫也且廿年，鼎命将迁者数矣。王稍见亲近，永怀兴复；献纳之际，恳至尤深。丕业之未沦，繄王是赖。终能协谋宰辅，升闻禁掖，开鹤錀之严扃，展龙楼之旧礼。鬼神勋植，于是获安，改牧蒲坂，用加恒授。长安晚岁，孽竖弄权，阴兴篡夺之心，将肆虔刘之虐。王传会平勃，竟兴明命，圣期千载，功业一匡。大建土宇，为唐室辅；允膺典册，光启于成。仍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广益二州大都督兼五府大使，上柱国，王如故。若乃金吾戒道，玉节临藩，洒时雨于西蜀，播仁风于南海。统兼要害，秩冠戎竟，夤亮一人，声华万里。呜呼！履霜有渐，赴火不息，汉戚崇奢，曲阳增怒，晋人言反，庚氏犹存。武三思因后族之亲，叨天人之位，罪浮于梁冀，谋深于霍禹，忠良钤口，道路以目。王志协青宫，精贯白日，虑彼鸩毒，斩兹枭镜。而萧墙伺隙，椒掖回天，翻闻戾园之祸，更甚长沙之酷。神龙四年七月五日遇害，春秋六十有二。呜呼哀哉！唯王位兼文武，器隆栋干，鹏激谈津，猨吟射圃。驾驷马而激藻，入三雍而献乐。全于危难之际，非为身也；赴于宗稷之急，由安上也。存非苟合，故昌运以之兴；勇非虚殉，故逆节由其沮。允所谓立功立事，远而不朽者欤？皇上入纂绝业，芟荑丑正，体国经野，庸勋昨亲，制复旧班，用加新宠，仍使膳部郎中李敏监护丧事。荣哀所加，幽明知感。以大唐景云元年岁次庚戌十□月戊申廿五日壬申，葬于京兆郡之铜人原，礼也。孙瓘，业绪文昭，慕深王父，易苴经于锦带，备刍灵于黼翣。凄凄薤路，先掩润于朝曦；膴膴荼原，永埋芬于厚穸。旌节仍旧，忠贞不泯；俾甄实录，用纪泉庭。铭曰：赫赫宗凉，巍巍巨唐；资英诞秀，烛代辉梁。象贤吴国，镇俗蛮方；别乘伊赖，分符允臧。夷庚复辟，司隶归章；寄深中尉，锡重南阳。后戚方侈，天衢未康；权倾吕禄，势溢梁商。誓旅诛逆，提戈耀芒；白沙流衅，青纸贻殃。帝猷玄感，宝历重光；棣萼增戚，芝泥考祥。宠优麟□，礼备龙慌；澻接银海，川临玉潢。铭开见日，气静冤霜；未集玄燕，先悲白杨。图芳琬琰，以助旗常.说说李恪争气的儿子和孙子话说李恪被长孙老儿整死之后，冤是冤了点，但百年之后，李恪就能在棺材里笑醒了，因为，他可以很豪气冲天地说，“老子没当上皇帝，但老子的儿孙们都很给俺争气！”不信听说我细细说来。 1.李仁（李千里）， 李恪的大儿子。父亲死后，四个儿子被流放到岭南，苦是苦了点，好歹留了条命。武则天当政后，李仁哥几个被赦免了，于是袭了爵位，上江左做官去了。后来武则天听说这个侄儿挺廉洁奉公，于是就派人去当地看望慰问了一下，并送上六个字“儿，吾家千里驹”，李仁一激动，干脆就把名字改成李千里了。后来，武则天大杀李唐宗室，但惟独没动李千里。 中宗李显复位以后，封李千里为成王。当时，武三思在朝廷兴风作浪，他的儿子武崇训娶了大名鼎鼎的安乐公主，李显立了后宫所生的三儿子李重俊为太子，武家人对他很不满，于是对重俊多加羞辱，并密谋废掉他。李重俊忍无可忍，于是带着羽林军冲进武家，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等人，又冲进宫欲杀安乐公主和韦皇后，但是很快被镇压。当时做左右金吾大将军李千里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太子兵败后也被诛杀了。睿宗即位后被平反。 2.李玮，李恪的二儿子，死的早，留下个儿子过继给李恪的胞弟蜀王李愔了。 3.李璄，李恪的四儿子 官做到宗正卿（就是宗正寺的最高长官），后来受因为受李千里牵连，贬为南州司马。 4.李琨，李恪的三儿子，老三这一支不得了，个个人才，还出了个宰相。是谁哩？一会再说。 李琨在武则天时期历任六州刺史，每一任工作都干得很漂亮。圣历中，被武则天封为岭南招慰使，上岭南招抚反臣。死后，赠张掖郡王。到唐玄宗时，大儿子李祎功成名就，父亲也跟着沾光，李琨又被追封为吴王。 5.李祎 李琨的大儿子。李恪的孙儿。这个人很了不起。从小就有大志，品行又非常好，李祎的母亲死的早，他把继母当亲生母亲一样孝顺。对异母的弟弟李祗也照顾有加，两人关系很好。到了该袭爵位的时候，李祎坚持要让弟弟继承父亲的爵位，这让中宗皇帝赞许不已，于是便格外开恩，封他为江王。到玄宗时，又迁为信安郡王。在各州做刺使，为官以严洁著称。最后，做到了礼部尚书，兼朔方节度使。 当时，唐朝最大的边患是吐蕃，石堡城是吐蕃驻守的要塞，玄宗派李祎率河西、陇右大军冒死深入，一举攻破了石堡城，并拓地至千里。玄宗皇帝大喜，更号其城曰振武军。后来，契丹牙官可突于叛乱，玄宗派忠王李亨为元帅前去讨伐，李祎为副将。忠王不会打仗，于是李祎率诸将北出范阳，击二蕃，大破之，生擒了酋长胜利归来，又立了大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就是位同“三司”的一品头衔）。 但是，李祎功劳越大，嫉恨他的人就越多。不久，李祎迁兵部尚书，为朔方节度大使。但后来就获罪被罢为衢州刺史。天宝初年，又被加以太子少师。第二年，升至太师，但是还没上任就死了。 李祎不但为官严格，治家也严，教子有法度，教出了三个好儿子。李峘、李峄、李岘哥仨后来都做凭自己的本事做了大官，而且做的比父亲还棒！ 6.李祗 李琨的二儿子，李恪的孙儿。前面说过，李祎把世袭的爵位让给了异母的弟弟李祗。李祗袭爵之后做了东平太守。后来，赶上安禄山造反，河南、陈留、荥阳、灵昌等地相继失守。李祗在当地招募士兵，抗击反贼。这一义举得到了玄宗的大力赞扬和支持。李祗后来在朝廷历任太仆、宗正卿，官做的也不小。 7.李巘，李祗的二儿子，李恪的曾孙。李祗死后，哥哥李岵得罪，所以李巘袭了父亲的爵。官做到宗正卿，检校刑部尚书。死后，加封太子少保。李巘性介直，常常当面指责他人的过错。历官清白，住的房子竟然都不能避风雨。但他还收恤家贫的甥侄，慈爱过人，家里也没什么积蓄，死后还是亲戚朋友们凑钱给他下的葬，这好象有点夸张，但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耿直清廉的人。 8.李峘 李祎的大儿子，李恪的曾孙。 9.李峄 李祎的二儿子，李恪的曾孙。 10.李岘 李祎的三儿子，李恪的曾孙。 这兄弟三人当时在朝廷居然都位居显赫，老大刚开始袭父亲的爵封赵国公。但是杨国忠当政，排挤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人，李峘便自考功名做了睢阳太守，弟弟李岘也做了魏郡太守，兄弟俩夹河治郡，都以理行著称。十四年后，李峘调到中央，做了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 安史之乱很快爆发了，安禄山攻入长安，玄宗带着亲信仓皇逃往四川，李峘也陪在左右。到成都后的一天夜里，郭千仞夜起兵谋乱，李峘与陈玄礼等带兵平定叛乱，因功加封金紫光禄大夫。 马嵬驿兵变后，太子李亨被玄宗丢在北方，他便逃往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李峘的弟弟李岘当时为凤翔太守，留在肃宗身边辅佐他。安史之乱中，兄弟俩各自护主，都立下了大功。长安收复后，肃宗和玄宗都相继回京。李峘升为户部尚书，李岘升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俩人竟然都封了国公。 老二李峄没有另两个兄弟显赫，但也身居要职。当时，李峘为户部尚书，李岘为吏部尚书、知政事，李峄为户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兄弟三人同住长兴里第，门列三戟，两国公门十六戟，一、三品门十二戟，荣耀无人可比。（根据唐制，三品以上官员可以门前立“戟”，以示尊贵。） 当然，要说这哥仨里最强的，当数老三李岘，这个人乐善下士，长于吏治。宽政惠民，爱民如子，勤政廉洁，为百姓办了很多的实事，深受万民拥戴。所到之处，政绩都非常突出。但是，因为经常跟宰相杨国忠对着干，杨国忠对李岘深恶痛绝。 天宝十三年，当时李岘任京兆府尹（就是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长安连着下了六十多天的雨，杨国忠便把雨灾归咎到京兆尹李岘头上，把他贬为为长沙郡太守。李岘在任时，由于治理有方，宽政惠民，粮价低而稳，深得人心。李岘走后，京城的粮食价格飞涨，百姓们都说：“欲粟贱，追李岘”，就是说要想使长安粮食价格低廉，最好是把李岘追回来。仅仅这六个字，就足以见得李岘的人品、才能和政绩。 安史之乱后，李岘又回到京城做官。乾元二年， 拜李岘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做了宰相，当时的宰相还有吕諲、李揆等人，但李岘名望最高，所以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都由李岘决断。但此时，宦官李辅国乱政，残害忠良。李岘直言上书弹劾李辅国专权乱政，肃宗半信半疑，只下令制敕归中书省管，李辅国因此与他结怨。后来，李岘又因为直言上书得罪了肃宗，在李辅国的教唆下，肃宗把他贬为了为蜀州刺史。 唐代宗即位以后，李岘又回京做了礼部尚书，兼宗正卿。不久，拜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次做了宰相。永泰二年七月病死，时年五十八。 关于李岘兄弟三人，新旧唐书都有很详细的传记。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旧唐书评价说，“峘循良，匪躬立事，始终无玷者，宗室之英也。”“岘之刚正才略，有足可称。初为国忠所憎，终沮朝恩之势。处群邪之内，坚独正之心，是不吐也；活东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几乎仲山甫之道焉！” 唐朝宗室出了不少贤才，而且历代皇帝任人不疑，对宗亲贤者也不避闲。唐朝宰相中有九人出自宗室，而且大多都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才干，号贤宰相。旧唐书说，这其中最贤者，还数李岘。 所以说，不管李恪生前多么的不得志，死得又是多么的冤，但儿子孙子出了这么多贤才，也算是倍感欣慰了。

1、缘何“高贵”的血统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要知道这隋唐两朝的血统可是人家恪大帝骄傲的资本啊，《旧唐书》在人家的列传中还花了七个字的笔墨特地强调了一番：“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这明明是人家恪大帝数的过来的谈资，结果偏偏老有人非要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冷艳的血统扭曲成“前朝逆种”，莫非只有这样才能将恪大帝的人生塑造得更为悲情些？

对于这点我是颇为不解的，估摸着也永远理解不了，因为懒得去理解这些火星上的来客的思维回路。反正但凡是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娶前朝公主为妻做妾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尤其是对于那些亡了国的公主来说，能够有个还算安稳的归宿已经要阿弥陀佛了。如北魏拓跋圭的皇后就是后燕慕容宝的女儿；拓跋嗣的姚夫人是后秦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拓跋焘的赫连皇后即夏武烈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右昭仪是北凉的兴平公主；东魏元善见的高皇后正是北齐太原公主。

至于所谓的两朝血脉那更是再寻常不过了。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

不过也许因为本人比较孤陋寡闻，所以从不曾听说过哪位皇子因为是前朝公主之子而备受冷落的，又或是因为身怀两朝血统而备受猜忌，从而与皇位绝缘的。

本人只知道“破镜重圆”的女主角就是陈朝的乐昌公主，被隋文帝乱点鸳鸯谱赏给了破陈有功的杨素做妾，结果杨素成人之美了一回，最后将乐昌公主归还其夫徐德育；还知道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况且萧皇后的亲弟弟萧瑀可是唐朝的重臣啊，若是按照血统论来看待的话，他能在武德贞观年间蹦跶得那么欢？

不过要想以此推断出李恪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身份是多么的睥睨众生的，也可以洗洗睡了。毕竟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各代王朝与统治者是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唯有高门大姓的士族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可见汉以后唐以前的所谓王朝血统与公主下嫁，根本不及士族之间的联姻来得更有身份。

更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对外甥李渊也算是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在名义上也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么将他表弟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

想来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李建成，而不是塞给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八年前还是储君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即便是给李建成做妾，怎么说以后还能混个皇帝的妃子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日后最多也只不过就是个正五品的孺人。

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可见这位杨公主如果真的那么身份尊贵的话，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

总之恪大帝的“两朝一脉”就是一把双刃剑，砖家们自攻自受挥洒自如，需要的时候就吹嘘“我家三三可是高贵冷艳的隋炀帝女的儿子哦，两朝一脉哦”，等到要给她家三三找被炮灰掉的借口时，“两朝一脉”就又成了最大的悲情因素。所以事情的真相如何不重要，反正所谓的真相只在砖家的三寸不烂之舌上翻滚。重要的是砖家们会自行根据场合的需要来解释——这“两朝一脉”究竟是用来贴金的好呢，还是用来诠释恪大帝的悲剧好。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

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虽然很舍不得李恪离开长安远赴藩地，但唐太宗为了家国天下不得不这么做。

②《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诫吴王李恪书》）　　
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唐太宗对李恪十分牵挂，时常写信给他，甚至还说知道他刚离开父母膝下一定十分不舍，所以想给他一些珍玩以作安慰却又怕他不务正业。唐太宗对爱子的挂念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

首先，若说唐太宗舍不得李恪离开自己离开长安到藩地上任，只是为了安定天下不让众人起了夺嫡之心而不得不为之，那么同样是成年的皇子，同样依例应当前往自己封国的李泰与李治呢？

李泰不仅到了年纪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的。而李治更是“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李治不仅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抚养在身边，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能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身侧，但是李恪没有。也许有人认为是朝臣的反对与力谏，使得李恪不得不远赴封地，但是唐太宗可不是会这么乖乖听话的人。

《旧唐书》中有记载，李泰撰成《括地志》后，太宗“赐泰物万段”“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惹得褚遂良上了一篇《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唐太宗虽然对褚遂良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并没有因此削减李泰的开支，而是下了一封《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取消了太子的开支限制，变相地维持了李泰逾制的花销。可见群臣的意见唐太宗虽然会听取，但如果他是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总有达成的手段。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想将李恪留在身边以成全自己的爱子之情，是绝对能做的到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其次，贞观十一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天性，不用教也知道。但你做儿子的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父亲再爱你，也救不了你，你看前朝燕王的例子，还不懂得要循规蹈矩吗！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像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简直就是在训斥了。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而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此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批评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自己的封地犯了事后，唐太宗也曾“敕书诰诫之”，所以这封信可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告诫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纪王慎……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慎少好学，长于文史，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太宗年长的皇子唐高宗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德行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后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于是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一来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为年长的（二皇子李宽早夭），二来贞观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显不成器的李愔、李恽等人，品行也要好得多。相比之下，贞观十六年才开始上朝参与政务的李治自然不够老练成熟。

“贞观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唐会要·公主·杂录》）

但是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所想到的。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坐看长孙无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怎么可能只被长孙无忌这么一劝，便立刻就此作罢。而且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嫡子们：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若是李恪在唐太宗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

更何况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的重要事件主要表现在他本人的列传中，然而《旧唐书》却只在长孙无忌传里将此事一笔带过。想来就连史官也觉得，唐太宗虽然有过“欲立吴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后却让李恪的提名沦为了打酱油的，这件事对于李恪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多光荣的事迹，所以才会在他的列传中根本就只字未提。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从二品）、秦州都督（正三品）、齐州都督（从二品）、潭州都督（正三品）、安州都督（正三品），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年的时候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唐会要》）

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想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极有可能仍只是个下州，那么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为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并且这此没能再以年幼为由不之官了，《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所以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就去了自己的封地，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恪被授予潭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的这个都督之位便丢了。

等到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落差对于李恪来说不能说是不大，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至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的同胞弟弟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甚至被唐太宗斥责为“不如禽兽铁石”，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6、“显赫”的妻族

根据《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上的志文，杨妃于贞观五年嫁于蜀王李恪，其父是右卫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静公杨誉，祖父为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

如此看来这位杨妃的出身也是不错的。然而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贞观七年的时候，杨妃的父亲杨誉居然干出了“在省竞婢”——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这等极为失仪的事，被都官郎中薛仁方拘留审问后，杨誉之子竟然趁机诬陷薛仁方，一口咬定他是故意和皇亲国戚过不去。好在魏征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薛仁方这才免于了被解职的危险。

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亲父兄的品行都如此了，可想而知杨妃的品性又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李恪贞观五年便成婚了，却一直等到贞观中期杨妃过世了，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才迎来了自己的头一个儿子，女儿信安县主也是贞观二十二年才出生的。想来杨妃不仅自己无法生育，还不让府中的妾室生。所以“英果”的吴王也只能等到杨妃过世了，续弦了萧妃，这才得以传承自己的香火。

再看李恪的继室萧妃，虽然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这位萧氏就是出身兰陵的那个萧氏，但是即便李恪的这位萧妃出身再寻常至极，也要比杨妃强上太多了。

毕竟人家贤良淑德总是有的，萧妃进门后，李恪一举得了四个儿子和至少一个女儿就是最大的铁证。而且比起杨妃的父兄整天只知道打着蜀王妃的名号胡作非为，萧妃的家人至少没有因为恶劣行径而被史官记上一笔——不给吴王抹黑就已经是最大的争光了。

由此可见娶妻当娶贤是多么的重要！不然李恪作为堂堂一介吴王，怎么整天只能干出些打猎踩庄稼、和乳母的儿子赌博这些显然有失皇子身份的事呢？所以李恪屡屡在自己的封地上犯错，也着实怨不得是他自己不争气，因为归根究底都是拜其妻杨妃及妻族的胡作非为所赐。

在家中缺乏“贤内助”帮衬的情况下，吴王就是再“英果”，也是有力无处使啊。

8、“显贵”的后代们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恪后来被追封为郁林王，实际上是从一品的郡王，长子李千里被封为从三品的郁林县侯。武则天的时候，李唐宗室诸王中德高望重的都被杀得差不多了，只有李千里因为无才无德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多次进献吉祥的物品才得以免于祸患。李唐宗室复辟后，李千里进封成王，与自己的儿子李禧跟随节愍太子起兵结果兵败被杀，等到睿宗即位后，睿宗虽然称其“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又表示“永言沦没，良深痛悼”，结果也只是官复原职，既无追赠亦无改葬。

次子李玮早卒。唐中宗初年追封为朗陵王，他的儿子李袨过继给了李恪的胞弟蜀王李愔，官至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唐玄宗的时候爵位降为了郡王，不过从礼法上来说，这支已经与李恪无关了。

三子李琨，《旧唐书》上说的很清楚，唐玄宗的时候因为占了儿子李祎的光，被追赠了个正三品的工部尚书，并被追封为了吴王。所以显然李琨能够被追封为吴王，与自己的父亲郁林郡王李恪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自己儿子的功劳。而且李琨被追封后没有改葬，也没有因为追赠而补发俸禄。对照一下同辈李治的嫡子们，不是皇帝就被追封皇帝，不能追封为皇帝的即使被废后仍追封为太子；再比较开元同期，李隆基兄弟除早夭的为亲王，其余的不是被追封为皇帝就是太子。再想想李琨的幼子李祗早在唐中宗的时候就继承了吴王这个封号，就知道李琨追封的这个“吴王”究竟能有什么分量与荣誉了。

李琨的幼子李祗继承了这一脉，李祗是经过几次升迁才做到了陈留太守，而他的儿子李巘先是凭借门荫补了个五品官，后来继承了嗣吴王的爵位。《新唐书》中说李巘死的时候被追赠了太子少保，但因其“历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风雨。收恤甥侄，慈爱过人，家无留储”，所以最后还是“公卿合赙乃克葬”。这点就不太能理解了，为什么李巘本身是从一品的爵位，死后又被追赠了从二品的官职，然而朝廷却没赏赐任何丧葬钱物，甚至需要同事们凑份子才能顺利安葬呢？

四子李璄，唐中宗的时候被封为归政郡王，因为其兄李千里参与了节愍太子起兵一事，所以连坐被贬为南州司马。最后卒于任上。

至于李琨的长子李祎，因为过继给了江王李嚣，所以从礼法上也排除在了李恪这一脉之外。不过既然《旧唐书》中郑重其事地声称李琨得以追封吴王是因为李祎的“显贵”，还说李祎的三个儿子“皆至达官，别有传”，那我们就来看看李祎这一脉究竟显贵到何种程度。

李祎本来是继承了江王的爵位，但最后还是降了一等爵变成了信安郡王。不过李祎在唐玄宗的时候可谓是官运亨通，虽然他立下第二次军功的时候，算起来已是60多岁的年逾花甲年近古稀之龄了。但史书上对吴王李恪这一脉特别的有好感，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固然是因为他的军功得以封官，他自己也加封了从一品的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又兼任了支度使、营田使等官职，但史官仍要为其感慨一句“其赏不厚，甚为当时所叹。”等到天宝元年李祎成为太子少师，旋即就退休了；再等到第二年升为太子太师时，委任书刚下，李祎就病死了。根据《旧唐书》的记录来看，虽然史官记载唐玄宗听说李祎死后痛惜了很久，但李祎作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官却连个谥号都没上，丧葬规模如何更是不得而知，而太子李亨对他的老师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

由此可以参考一下李治是如何对待李绩的，加封李绩为太子太师时还特地增加他的实封共一千一百户；李绩生病的时候，李治和太子送药给他服用；李绩死后，李治为他辍朝七日，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最后风光陪葬昭陵的时候，李治更是“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恸悲感左右。”

再来看看史官专门为之单独成传的李祎三子：李峘、李岘、李峄。

《旧唐书》说李峘是以郡王之子的身份，按例封为国公的，唐玄宗在成都的时候郭千仞趁夜谋乱，李峘等人带兵平定，却只加授了正三品的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而李岘以门荫入仕，经过“累”迁才做到正六品下的畿县令，不过按照“一品子正七品上”的规定来看，可以反证其父李祎的“显贵”了——虽然就在长孙无忌被黜自尽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的嫡孙长孙延就已经捞到了正五品以上的京官。李岘后来因为“匡翊肃宗”有功，得封国公。李峄则是最后官至蜀州刺史，史官称这一门显贵的三兄弟为“荣耀冠时”（不知道同祖同辈的李巘被同僚凑份子下葬的时候这三位在哪里）。

这三兄弟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李岘，史官称其“少有吏干”“为政得人心”。然而正是在李岘身为京兆府尹的时候，杨贵妃的族人横行长安，李岘不仅对此束手无策，还被杨国忠找了个借口贬出jing城。直到唐肃宗上台后，才重新重用了他，最后“与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担任的不过是中书侍郎一职，不仅有两名中书令做顶头上司，更要与另外三人分享所谓的相权），而李岘“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岘”——结果“专权”的李岘“为中官所挤”，遭到李辅国的排挤，成为唐朝首位屈居于阉官之下的知名宰辅。

就史书中的记录而言，李恪的子孙后代看上去都是相当的显贵，不是嗣吴王就是官至正五品以上。然而无论是李恪的di系李祗一脉，还是出继江王的李祎一脉，历仕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乃至以后的各代唐朝皇帝，却都不曾将本就葬在长安的李恪之墓陪葬昭陵，这又是何因？反观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出仕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就亲自下诏追赠李承乾为恒山愍王，以及褒赠了李适之的父亲伯父哥哥等好几个人。《旧唐书》中甚至有言：“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

而且相当令人玩味的一点是，李恪的儿子李璄，孙子李祗，曾孙李岘、李峄、李巘都曾做过宗正卿一职，而宗正卿职责何在？

简单点说就是掌管皇族资料的。所以聪明的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史书中说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而我们后人读起来只觉得相当的空虚，因为根本找不到相关的史料可以证明李恪究竟有什么文才和武才的，原来原因就在于此。

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有关李恪的资料被人篡改过了，如今看来的确是非常之有可能是被人篡改过了。不过这可不是什么“胜利者的史书”，而是身为掌管皇族资料的宗正卿可比所谓的“胜利者”们更有实质的权力——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么，他们要是将这些皇族的资料不动声色地修改一下，就算是皇帝也发现不了。

所以别的皇子亲王有名望有才能有吏干，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事迹作支撑的，唯独李恪这里就只有非常浮夸的赞美之辞而已。而李恪的后人们之所以只敢添些溢美之辞却没有增加更多的事迹让李恪的生平看上去更完善一些，想来一是因为李恪真的没什么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二来也是不敢随意乱编事迹添上去，因为多方一印证，就有可能出现纰漏。所以最多也只是夸上几句，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反正读者也不可能穿越回去，就算是有所猜测也无法证明了。

而且李恪的后代历任宗正卿的时候已是中晚唐，联想一下五代十国因为战乱，李唐di系的资料散佚不少，唯独李恪这一脉的信息却能保存得如此“详实”。其中究竟有多少猫腻，呵呵，自己思索去吧。

吴王恪是唐太宗的第三子，乃太宗与隋帝之女所生，集隋唐两代皇室血统.生平事迹并不多，但是被太宗看成是"英果类我", 十四个儿子中,只有吴王恪才有此论. 以至最后被长孙无忌所害,海内皆冤之.而本人实感遗憾.如果太宗可以立李恪为太子,可以想像,另一个贞观之治可以再现,唐朝就不用武周之乱,使江山易手他人.但是其难度有多大,一为庶出,二为其外祖父为千古暴君隋炀帝. 但人不可能蹋进两条河里面.这种假设也只不过是个人愿望而已。

唐太宗去世后，长孙无忌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李恪自缢，年仅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