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密谈究竟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史官是如何知道的

第一，是有档案记录的，各朝各代都有太史局，帝王生平有实录，大臣、官员的言行也有记录。对于秦朝，虽说项羽入关后烧了咸阳宫、阿房宫等，但不可能所有的档案都放在这些地方吧，也不能说所有的档案都放在咸阳吧，自然还有很多档案留存，而司马迁父子都在汉朝的“档案局”长期工作，接触的自然也多。

第二, 口耳相传，张良和樊哙都死了，他们的后人还在吧，他们的后人死了，他们后人的后人总在吧。 这些“英雄事迹”难道他们不会对别人讲吗，即使他们不对人讲。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有们有亲兵卫士，这些人会不会传下来。司马迁写书的时候，也不过过去了60多年。就像现在的老红军讲亲历一样，这些故事、甚至对话原文都是能听得到的。比如司马迁自己就说荆轲刺秦王那一段是我从当年那个御医哪儿辗转听来的。

第三，历史遗迹作为佐证，司马迁游历各方，一个“采集”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另外一个就是参观历史遗迹。秦汉时候人口少，人类活动也少，对这些破坏不大，应该说很多都还保存着。司马迁就根据这些来佐证或验证传说的真伪。比如说在韩信列传中提到，韩信母亲死的时候，他还没有发迹，日子过得很不体面。但他依然把母亲埋在一个高敞开阔的地方，为的是以后自己富贵了可以多置祭田。司马迁说他去看了韩信母亲的墓，果然如此。

当然，就司马迁来讲，说有编造的成分也不过错，比如描写嫪毐那一段我也认为是编的。但绝大多数应该说是可信的，因为跟其他史书，比如不久后的汉书，是可以相互佐证的。

在太史公司马迁为淮阴侯韩信所作的传记中，提到了韩信的两次密谈。两次密谈无一例外地都摒去了左右，即只有韩信和当事人在场。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间。”信曰：“左右去矣。”——《史记·淮阴侯列传》

蒯通希望谈话内容只有他和韩信两个人知道，于是韩信就摒去了左右。既然已经摒去了左右，太史公司马迁是如何知道蒯通和韩信谈话内容的呢？

答案是，密谈内容是蒯通在著书立说时主动泄露出去的。某人做完好事写到日记里，蒯通则是游说某人之后记在著作里。

蒯子五篇。——《汉书·艺文志》

《艺文志》将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归类记录，简述其作品名字、作者名字和作品篇数。在《艺文志》中，蒯通的著作被叫做《蒯子》，归类是纵横家，与苏秦、张仪的作品并列。

现在，《蒯子》已失传，但其内容大抵无外乎如何说服范阳令、如何游说韩信、如何说服刘邦的，而这些内容则被司马迁拿来为张耳和韩信作传记了。

司马迁说蒯通「以相人说韩信」，这就表明了，蒯通和韩信密谈的内容，就是司马迁照着蒯通自述记录的。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史记·田儋列传》

司马迁评价蒯通的谋略时，说蒯通「乱齐」并「骄淮阴」，齐王田横和淮阴侯韩信的死，都自蒯通的谋略始。

从司马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司马迁应当读过蒯通的著作《蒯子》。《蒯子》之外，蒯通还论述了战国时的权变，内容多达八十一篇。

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蒯通把自己论述战国时说士权变的内容命名为《俊永》，可见其立言的野心，野心如此之大的蒯通，怎么能不把他游说韩信背汉自立的事功记录下来呢？对于游说韩信背汉自立的事功，蒯通曾当着刘邦的面自豪地宣布：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所以，虽然《蒯子》已经失传，但我们可以通过蒯通的言行反推出来，《蒯子》的主要内容当是记录其说服范阳令、游说韩信、说服刘邦等事功的。我们也能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的只言片语断定，蒯通和韩信密谈的内容就是蒯通自己泄露出去的。

综上，我们可以认定，司马迁虽未穿越到蒯通和韩信密谈的现场，但司马迁对蒯通和韩信密谈的记载绝不是司马迁脑补的，而是真实可信的。

史学家认为“汉后无史”，因为自大汉后，史官的职责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李唐一改史官”君事必书”和“皇帝不阅史”的规矩，帝王把史官记录历史事件当成了歌功颂德的工具，就没有了正史的客观性和广泛性！

史官在汉，汉前分工相当明确，内史负责皇帝起居、朝堂、批阅等一切举止的记录。民间流传帝王幸女，史官就在旁记录！外史负责地方诸事！史官还有很多作用，比如:大史负责新帝登基策命典礼等。就不一一说了！

在唐朝以前史官用自己的眼光记录下大事，放入太庙中，如果王朝破灭，下一个王朝将取出记录开始编写上一个朝代的历史。这真的是中国古人伟大的智慧。史官的记载，可以不被当权者所掌控，当权者理论上也不能看。但也有皇帝想看看史官到底怎么写自己，所以后来有汉武帝要求司马迁篡改史记，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司马迁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又有春秋时晋国赵盾，为了避免弑国君的骂名。在弑君前夕，出走外国，让手下杀人。但他还没来得及出国，手下就迫不及待的干掉国君。史官毫不犹豫地记录下来：赵盾弑国君。赵盾找到史官，说不是他杀的。史官怼他：人是你的手下，国家领导是你，国君死亡责任在你。赵盾大哭，说迟早赵家会因为这事灭亡。果真赵氏后来灭族。还有很多春秋史官的故事非常精彩。如三代人，为了记载大臣弑君，被杀了2代人，最后一个几岁小孩记录了，大臣弑君的故事。

但是到了唐太宗时期一切被改变。“宣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杀死兄弟，逼父亲退位，霸占弟妹。害怕史官写这些丑事，强行要求史官打开太庙，查看记录，改写历史，重新放入太庙。从此史官风骨不再，史书被当权者所篡改。

所以唐朝以前基本上没有野史，唐朝以后，正史，野史，满天飞。

在《左传》中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说齐庄公喜欢美人棠姜，想她想得也不能寐，终于和她暗通款曲，可是这事被她的老公崔杼察觉了，于是崔杼就趁他们幽会时安排武士将齐庄公给杀了。

崔杼是齐国重臣，他让前来记载的史官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在竹简上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生气地将他杀了，史官死了，按照惯例就应该让他的弟弟来写，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小的弟弟。崔杼直视着他，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了。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史官们是有一种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就是如实地记载历史。其实，史官也是有分类的。

一、记录本朝历史

正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载历史的史官也是有分工的，分为一天到晚跟着皇帝左右记录的起居郎，皇帝与大臣谈话是他也要在一旁待着，手持毛笔快速记录他们的谈话内容。他所记录的东西是不允许皇帝查看的，不然皇帝要是可以随时查看，那历史就变成了史官们对当朝皇帝的阿谀奉承了。就像唐太宗当时想看褚遂良记录的《起居注》被褚遂良婉言拒绝，后又以皇权相要挟“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诸遂良不假思索地回答“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何况史官不记，天下人也都记下了。

而当碰到皇帝要与大臣密谈，商量重要事件，不让起居郎记录怕流传出去时，这时候，记录历史密谈的责任就交给了与皇帝密谈的大臣了，大臣负责记录，在等到可以公开此次密谈内容的时候，由大臣公开。当然，这样也不能保证密谈内容的真实性，毕竟只要当事人不在了，内容还不是任由你串改。不过，后人还是可以根据以后发生的事件了推断当时的密谈的。

二、后人修前史

史官还会通过各种途径来收集资料。除了官方发布的历史记录以外，还要通过一些非官方的资料来进行考察，比如：私家著述，访谈，实地考察等等。像韩信说在他落魄时，母亲去世，他为了等自己发达后好祭拜母亲，特意找了一块地势较高的土地来埋葬母亲。后来司马迁在记录这段历史时特地去查看了韩信母亲的坟墓证实了这点。

像密谈这类事或许在当时是极为保密的，事情一旦成功了后，有会有各种方式流传出来，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或许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密谈好像很隐蔽一样，可能在当时，这事人尽皆知，就像现在的明星是什么新闻一样。

而且当事人难免不会说，就算当时不说，老了以后，还不是会和子孙后代吹嘘当年你们的什么爷爷奶奶有多么厉害，跟谁谁商量了什么事。就像现在的革命老英雄一样，会告诉后人当年革命的故事。

史书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或许有些会有人为的想象，甚至人为的篡改，但是，人为更改的历史一定没有办法做到完全颠倒黑白，就像现在某些战争历史不被部分人承认，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历史真相，或者说对它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