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方控制的人口为何几乎没有增长

在中国的历史上，明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现在大部分研究人口的学者认为晚明的人口已经到了1亿，还有学者认为1.9亿，事实上，明朝统计人口的方式是非常荒唐、离谱的。 

朱元璋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户籍统计的重要性。朱元璋曾下令收集元朝的户口版籍，用以统计人口、征收赋税。黄册是记录人口信息，还要标明和区分户籍种类的文件，然后，官员们手持黄册，除了能了解地方的人口多寡，还能掌握赋役的情况。

 从户帖到黄册，明朝的人口比不上今天，但严谨程度也非常厉害，在明代官方文献中，永乐元年全国共计11415829户，66598337口，这两个数字是官方统计中明代户口的最高数值。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看出不正常的地方来，明代国祚近三百年，人口最高值却出现在建国后仅三十多年的永乐元年。 

倘若将官方文献记载的户口数字连贯起来，会更加不正常。永乐元年的统计数字达到了顶峰，永乐二年却突然缩水，一年之间，明朝上下就少了一千五百多万人。此后的几年中，数字相对稳定，到了永乐十年，户口数字又突然上升，几乎恢复到了永乐元年的水平。真的是非常离谱了。

类似的情况并不是特例。到了晚明时期，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更奇葩了，因为子啊六十多年中，只有三个年份的数字游侠差异，在半个多世纪里，大明王朝的人口数字竟几乎没变。其实，我们也不难猜出，这些问题，肯定是官员们胡乱写的吧。

 总之，明代虽然留下了丰富的人口统计数据，但是否真实，却存在这很大的疑惑，因为，自在全国，只有洪武年间的统计较为可信，即使是洪武年间的数据，也没有将少数民族、卫所军籍，以及卫所管辖的民籍人口纳入其中，所以说，明朝的人口统计真实荒唐的离谱。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当中，人口一直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统治者最为重视的领域。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以前人口规模始终存在一个瓶颈，即使是文景之治下的汉朝与开元盛世下的唐朝人口依旧在六千万左右，迟迟没有超过这个数值。明朝以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海内承平，人口数量激增，峰值时达到一亿多。然而与清朝相比，明朝的人口规模仍然十分有限。不过让人不解的是，在明朝时人口才7000万人，为啥到了清朝时会出现人口大爆炸，激增到四个亿呢？

其实这主要是高产粮食的引进，提高了种植技术。伴随着新航路开辟和明朝解除“海禁”，土豆、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在明朝中后期经东南亚传入我国，并且在清朝得到大面积种植。这些外来作物可以在土壤贫瘠的山地生存，直接让土地的可利用率得到提高，粮食产量随之提高。此外，清朝官方还对很多传统种植技术进行了改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如利用水稻喜热好水的特性，在温度高、天气湿润的两广两江地区大力推广双季稻，使水稻产量提高了好几倍。

这其中还要提及番薯之父陈振龙，1593年五十岁的陈振龙决定偷取番薯，他得知菲律宾有一种作物产量高，耐干旱，决心要将其带回家乡。其实他本人是一个落魄的秀才，但多次科举考试均落榜，这让他放弃了仕途之路，转而跟着家乡人去南洋经商，经常去往菲律宾。当时这里被西班牙人占领，为了解决当时的温饱问题，西班牙从南美洲引进了高产植物，每亩达到了4000斤左右，当时明朝的小麦亩产也不过才200-300斤。

正是有了充足的食物，人口也迎来了激增，福建人口从万历年间的173万人增加到道光时期的1500多万人。不过因战乱问题，在明末清初时番薯并没有快速覆盖到全国，直到清朝稳定后它才被广泛的播种，整个清朝的人口才会大大增加。当然玉米的引进也是人口增加的主因，在明末时期，玉米从中亚、缅甸等地区，进入了我国，不过瘾战乱，它并没有全面覆盖种植。

番薯的全国化推进，也经历了几百年时间，陈振龙的子孙依旧不忘家族的使命，在1749年五世孙去往青岛经商，发现这里天灾遍地四处饥荒，他立马将番薯推广到黄河流域。而到了1785年乾隆认识到番薯的好处，下令全国种植，这之后人口又迎来了激增。

第二个原因：税负改革。

康熙下令取消了人丁税，而雍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摊丁入亩”制，这样一来，无地的农民就不用再交人头税，而少地的劳动者则少交了很多的税收，摆脱了千百年以来的丁役负担；同时，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的兼并，而百姓们也不需要隐瞒家里的孩子人数。正是这些制度的改变，让人口迎来了大爆炸发展，在康熙年间人数就高达1.5亿人，而到了乾隆时期人口就增长到了3.13亿人，到了道光年间人口就高达4亿以上。

第三个原因：政局稳定，和平时期较长。

从康熙到道光年间，清王朝的统治日趋稳定，全国范围内的战争几乎没有发生，特别是在康熙平定云南吴三桂之后，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就已经很少了。中原和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获得了长期的和平发展机会，这对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

虽然，后面清朝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天灾战乱不止，使得大量人口死亡，但整体来看，清朝时期的人口总数还是维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人口数量奠定了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基础。

在古代社会，人员的流动是不利于地方的管理与统治，容易产生一些诸如盗窃、抢劫等不安定因素，所以封建王朝对于人员随意流动都抱有同样的做法，那就是严厉限制，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期，秦朝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员的随意流动，明朝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份子，自然也不例外。相比于其他王朝，明朝的户籍制度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严格，那么明朝的户籍制度有多么严格呢？对于明朝人口的流动有何限制？现实真如严格制度管理下人员未曾流动吗？

明朝严厉的户籍制度

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弘治《大明会典》

从明孝宗朱祐樘时期编撰的《大明会典》可以看出，明朝百姓流动必须需要路引，其实这一规定最初是朱元璋设立的。朱元璋为了便于管理百姓，建立了一整套的完整户籍制度，将明朝百姓的行动限制在“一亩三分”之间。

限制人口流动，首先要说的肯定是明朝的黄册制度。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人口登记可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大工程。即便是如此，朱元璋为准确掌握全国户籍情况、加强对地方的管理、稳定社会秩序等目的，下大力气，用时十年之久，在全国范围内普查、登记人口。

黄册之式于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

何为本等名色占籍？说白了就是你是什么职业就是什么户籍，比如宗室户、官绅户、民户、军户、匠户等，各类户籍是严禁私自脱籍或更换，否则“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当然，明朝关于户籍比如“异籍”、“军籍”等，还有很多规定，总之一点就是

不允许私自更换身份。身份一定，权力也被固定了，农民负责种田，军户负责保家卫国等等。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贴、户籍，具书名、岁、居地。——《明史》

其次，朱元璋在户籍登记完善基础上，建立里甲制度，负责最基层的百姓管理。同时，在地方设置巡检司，负责各府州县关津要道处巡检，盘问过往行人有无路引等，当然这些里甲也被赋予了辅助巡检司的责任，执行本地地区的巡查任务。

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明律》

明朝私度关津有何惩罚？最直接的就是杖刑八十，杖刑八十以后整个人估计也就废了。

据归庄的《归庄集》记载：“洪武五年，有人急于为母亲看病，而未去当地政府开设路引，被巡检司抓获，移送法司论罪”。从这段记载看出，明初对于人员流动限制是多么苛刻，百姓根本就没有自由流动之言。凡是被发现并非此籍之人，被官府惩罚的之时还会被遣返回原籍。与此同时，朱元璋设置的所谓路引，也是提供给有特殊需要流动的人。

明《大诰》要求工、商之类无论远近，水路、陆路，都需要路引，且必须随身携带。如果不是此类身份之人，根本就没有四处流动的可能。

1、官方的人口迁移

民初面对的对年战乱留下的满目疮痍之地，南北方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失衡，北方人口严重减少，大量的田地无人耕种，明初税收也受到影响，因此朱元璋必须采取人口迁移的方法，解决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同时，南北方人口与土地比例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刺激无地百姓自发的迁移行动。

朱元璋与朱棣时期，官方有组织的迁移就有数十次，例如洪武三年，将杭州、湖州、松江等地无业农民迁往濠州种田。朱棣迁都之时，为了充实北京人口，仅在直隶、江浙一带就迁2万多户到北京。

明朝有组织的迁移，朱元璋与朱棣时期最多，而后代皇帝组织迁移的事情非少见。虽然是官方有组织的迁移人口，但人口迁移巨大，势必也会刺激不允许迁移之人趁机流动，这样以来，即便是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也会被官方的行为破坏。

2、流官与兵的寄籍

公讳申，字维降，东海剡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寄籍出自唐李翱《岭南节度使徐公行状》

寄籍，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之人。

在明朝，如何才会有寄籍之人产生呢？战乱，士兵跟随大军征讨，战乱平息后，驻守在战乱地开始屯田，结婚生子、繁衍后代，这样就产生了一大批的移民。明初著名的沐英，金庸先生《鹿鼎记》中的沐王府的创始人，就是寄籍其中优秀的代表。

明初之时，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司由于过错被明政府废除，朝廷改派一些官员管理此地方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流官。流官大多数为杂役，仕途无望，因此在此地终老一生，但是他们后代却在此地“扎根生长”下去了。不论是流官亦或者是兵卒，他们虽然是合法的人口流动，但也破坏了明朝的户籍制度。

3、读书人的冒籍

与现代高考一样，明朝的科举制度也是实行不同地区，录取不同人数不同的原则。

明初，北方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北方的学子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肯定竞争不过南方学子，而且有些地方的学子就是擅长考试，如果不区分对待的话，擅长考试地方的学子在朝廷做官之人越来越多，后果是朝廷内部拉帮结派，皇帝难以命令群臣，因此朱元璋将各地区录取人数区分对待。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竞争激烈之地科举考中的概率不高，那么就往竞争不激烈之地去，冒充此地的考生。由于明朝对于读书人的优越条件，他们也可以像商人一样四处流动，明朝中后期开始流行游寓之风，学子们四处游历是常事，因此许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混杂在其中，前往易考之地考试。不论是游寓，还是科举考试的作弊行为，都是非法，而且破坏了明朝的户籍制度，但社会常态下的流动，政府也无力管控。

4、资本经济的发展，无业游民的增多

明初，地多人少的情况，使得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得以缓解，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出现了大量的无地之人。同时，明正德以后，赋税增加、徭役也加重，很多农民承受不住政府压力，开始放弃土地，走向社会成为富人或者官家的佣人，这种数量巨大的流动，严重破坏了明朝传统的里甲与户籍制度。

明朝中后期，白银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资本经济的发展，商人活跃于全国各地，例如著名的徽商、晋商等等，常年在外经商，即便是在原籍娶妻生子，但在异乡，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再娶妻生子，因此明朝专门设立了商籍。商籍，为商人在原籍之外获得了客居他乡的合法地位。合法的户籍，致使他们的子女能够在客居之地参加科举考试，这样成了科举作弊的普遍现象。

资本经济的发展，商人与无业游民的流动，把本就脆弱的明朝户籍制度又“践踏”了一遍。

5、能工巧匠与游方道僧的流动

明朝的户籍制度限制百姓修改身份，而且他们的身份也是世代相传的。朝廷需要修建大型工程之时调集四方能工巧匠，亦或是工匠每次的徭役期，因此每年的工匠流动人口也是巨大的。另外，有些工匠为了生计，也四处寻找生意，也增添了社会上的流动人口。

与能工巧匠比较起来，游方的道僧就显得“明目张胆”的人口流动了。

明初，朱元璋加强对佛、道控制，严格控制其人数，建立道僧籍制度，以及为他们颁发《周知册》，无人能够冒充道僧四处游走，将僧道人数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知册》也无法反应道僧人数增长情况，尤其是私度与买卖《周知册》的广泛存在，导致道僧人数更加无法统计。

在古代，有一个传统，一旦违法之人遁入空门，政府就不予追究其过错，这样也导致僧道人数的增加。明正统以后，徭役加重导致，很多人为逃避徭役而出家，僧人们也广收门徒，道僧之人四处游历，破坏了明朝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道僧人数也更加无法统计。

除了上面一些现象造成了明朝户籍的破坏，还存在一些人寄居在亲友之家，也是属于明朝流动人口。明朝政府有强盛走向衰落，对于户籍制度的重视也远没有明初之时重视，致使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任然未能控制住人口的流动。

明初朱元璋本来想建议一个等级森严、百姓固定于出生地的固化国度，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国度，朱元璋也付出了努力，但是事与愿违，事情的变化远比他想象的要快，致使明朝户籍制度流于形式，明朝也因人口大量流动经常出现骚乱，最终自食其果。